[讲他人的故事，望我们的长城]长城讲了什么故事

　　过去10年，中央电视台导演李成才把美好时光给了一组厚重的纪录片—《大国崛起》、《华尔街》和《货币》，在赋予这些作品“分量”的同时，他也为自己的执拗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表达出口
　　李成才格外钟爱《货币》片头的解说词，为这217个字，他足足推敲了三四个月。
　　至今，他可以，更愿意，平缓地、一字不落地诵读它——她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仿佛是空气，是水，是阳光……地球的生命是45.6亿年，人类的生命是250多万年，她的生命是5000多年。她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泥板上，她在亚细亚海边的贝壳里……如果把人类的250万年压缩成24小时，那么她伴随人类不足3分钟。人们知道她从哪里来，但不知道她会到哪里去，她就是熟悉而又陌生的货币。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纪录片最长的片头，2分23秒，它来自李成才的心底。“每一个数据都是一点儿一点儿算出来的，在人类的长河里，在无垠的星空下，去算我们和货币的关系”，这么小心翼翼，“只是为了让大家看一眼这个和人类朝夕相处的文明物证”。
　　字幕上，用以代表“货币”的字是“她”，因为李成才将货币视为一个生命体进行表达，“我特别希望将《货币》定位为一部人类学的影片”。用“她”代表货币并不符合汉字使用规范，摄制组提早逐级申报，最终在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备案后，“她”如约而来。
　　当思想御风而行，它轻若鸿毛；当思想落地生根，它重如泰山。
　　《货币》搭载了什么？
　　在《货币》之前，李成才已经完成了《大国崛起》和《华尔街》，同样是两三年的拍摄周期，同样是相对年轻且称不上“专业”的团队，在这部片子首播之际，李成才却感受着从未有过的懊恼与忐忑。
　　压在李成才心头的是三个“是否对得住”：第一，货币这个重要的人类文明的物证，你是否对得住它？第二，货币抽象又具体，和每个人都有关系，你是否对得住它？第三，在电视界内，大多数人知道这个团队正在制作《货币》，你是否对得住它？
　　“越到交作业的时候越诚惶诚恐，甚至怀疑里面错的东西很多，就像一个不自信的高考学生快交卷子前的感觉，慌张得一塌糊涂”，李成才想起的了威尔第。歌剧《茶花女》首演时，全场嘘声一片，威尔第嚎啕大哭，因为他觉得对不住观众。
　　播到第三集时，开始有人说，这部片子是在探讨人类文明。李成才的心落地了。随着片子一集一集播出，包袱一点儿一点儿卸下来，“播出前，很多人以为做的是关于货币应用层面的内容，没想到我们在挖掘世界格局背后的货币线索”。
　　为了梳理这条线索，李成才和他的团队阅读了大量典籍，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西美尔的《货币哲学》、弗里德曼的《货币之祸》、尼尔·弗格森《货币的崛起》和周其仁《货币的教训》。除了《货币的教训》是从货币政策、央行及货币与人的关系来谈论货币，剩下的都是从货币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谈论货币。他发现，历史上研究货币的学者特别多，唯独没有中国人，“即使有，也仅仅停留在应用层面和鉴定层面，无法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中国人为什么写不出《货币之祸》这样的书？这是李成才无解的疑问。
　　这条线索里，自然会有波澜，会触及敏感话题。比如，《货币》第七集《三条红线》里，讲述了国家的起源，国家的钱从哪里来，无非是三种方式：收税、发行货币和借债，“我们必须对这三种方式有各自严格的限制，否则就不是现代国家”。当时很多人为这一集“捏了一把汗”。看到这个时候会清晰地发现，李成才在《大国崛起》里未充分表达的一个话题依然绵延在《货币》里——政府的权力如何产生？政府的权力如何约束？政府的权力边界在哪里？事实上，在《华尔街》的《两条道路》那一集里，探讨的核心也围绕这个话题展开。“这个话题一直要讲，一直讲到我们认为中国完成了向现代政府的转型。不管这个使命有多么微弱，我依然要坚定地把它散发出来，因为我执拗地认为，这对中国特别有意义！”
　　李成才说：“我们要不断地让大众了解什么是国家契约，人和政府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现代国家的诞生过程是什么；要让他们理解，几百年来，人类对社会科学进行了多么艰苦的探索。我们要以更有品质的方式关心政治，太粗糙的关注没有任何价值。人之善与人之恶可能都没有边缘，我们必须探讨共同的规则和规范，否则就会出底线，比如重庆模式。”
　　从《大国崛起》开始，在摄制组的顾问团队里，始终可以看到吴敬琏的身影，作为推动中国市场经济进程的一面旗帜，老先生甚至亲自出镜阐述清楚哪怕是一个最基础的概念。李成才说：“近一两百年来，我们一直在赤裸裸地批判金钱关系，一直没有给货币一个名正言顺的解释，不管是存天理灭人欲，还是大公无私，这些文化都与货币文化有着严重的冲突，货币文化要尊重每个人对欲望的认可，要在法律、规则和制度上给予相应的约束，保证人们去完成个人追求。”
　　在《货币》的最后一集里，讲述了欧盟的诞生和货币的多元走向，表达了对欧盟彻底打破国家归属感进行探索的尊重与认可。庆幸的是，片子播出前，欧盟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听到这个消息，李成才“心里特踏实，我们的立意没有错”。
　　阅读美国的价值
　　过去10年里，《大国崛起》、《华尔街》、《货币》等重磅纪录片因时而生。机缘牵线，李成才也与美国有了过多的交集，“想躲都躲不掉”。拍《大国崛起》研究美国3年，拍《华尔街》又研究了3年，到了《货币》还在研究美国，规划中的《好莱坞》、《硅谷》、《财富方向》也要研究美国，以至于“书桌上全部是关于美国的书”。
　　他说：“按照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的理论，自然条件塑造一个国家的文明形态。美国的幅员、人口和复杂性与中国特别接近，其他国家都没有美国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这么大，所以美国是个特别值得阅读的国家。”
　　在美国的博物馆里，工作人员会告诉参观者，美国的每个符号都和古希腊哲学连在一起，“一个看上去极其简单的符号，实际上能够一下子把你拉到很遥远的地方，然后他跟你谈这个符号的诞生”。每当这个时候，李成才就会反问，为什么哲学在中国这么不发达？ 　　虽然中国有着丰富的人生哲学，但鲜见涉及人和宇宙、世界、自然之间关系的著述，“如果你解释不了这些问题，就会感觉作品总是轻飘飘的，是应景式的”。李成才的书架上有三本关于中国的书—一位美国编辑用了25年写成的《茶叶全书》，英国人撰写的《稻米全书》和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当别人研究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
　　这几年游走于中西之间，李成才总是带着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科学与民主在美国可以生长？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土壤？“我们只看到了自由，听到了‘不自由毋宁死’，但我们没有看到自由背后的残酷，无法想象欧洲的战火与悲情，体会不到权力较量的惨烈”。
　　所以，《大国崛起》的讲述重点放在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外拍组的主要精力放在制宪会议。摄制组在费城实地拍摄了1787年召开美国制宪会议的原址，“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55名代表坐着马车，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聚集在一起，开了116天的会议，最后剩下42名代表，有39人在《宪法》上签字”。李成才还通读了会议记录者麦迪逊留下的手稿译本《辩论》，“规则是怎么诞生的？什么人参与了规则的制定？为什么要三权分立？为什么按比例选议员？每一场辩论都可以看到为什么要把政治制度当成政治科学，每个学问的诞生一定有它合理的依据”。
　　2008年《华尔街》立项时，爆发了金融危机，项目因此轻松过关。但李成才提出了“四不”原则—不评价、不奚落、不凌驾、不指责。“批评和指责很容易，加入到当时的世界情绪里去就可以了，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华尔街如何塑造了美国的崛起。讲问题对中国没多大帮助，尤其在开放的进程中，正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完成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时候，探讨华尔街的合理性，借鉴它的经验，吸收它的优点，对中国更有价值”。
　　李成才希望，在时机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去拍摄白宫、常春藤，将触角深入到美国的每个领域、每个毛孔，看看和我们近似的国家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美国梦的基础无非是以私有财产为标志的社会制度，保护人创造幸福生活的权利，追求物质追求财富的权利。那么，中国梦呢？“我希望更多地愿意促进中国改革进程的人能够看到我们的作品，我们要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提供镜鉴和思考，看看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
　　尊重语境，尊重情感
　　《华尔街》播出期间，适逢上海市市委领导汇报工作—我们正在建世界金融中心。某领导提到《华尔街》里的片段，“纽约就没有纽约人，纽约人就是世界人，有了这样的观念，纽约才成了世界金融中心”。得知这一细节后，李成才甚感欣慰，“我们运用摄像机镜头、解说词、音效、电视特技这些讲故事的武器，就是要为决策者提供依据，为实践者提供镜鉴，为大众提供启示”。
　　以前，他非常鄙视收视率，但从《华尔街》开始，他在乎收视率了。为什么？“你的表达不仅仅是在完成一次个人的释放，你的释放必须得到别人的检验，因为你的释放是给别人看的。我们从事的是表达工作，必须要看表达对象的反应，我们不是在做一件很自恋的事，我们必须在乎别人的表情”。
　　李成才最喜欢的一本书是《黄河边的中国》，全书以一个个生动的个案研究中国，在拍《大国崛起》时，他从研究中国的几个美国教授的书架上同时发现了这本书。后来，作者曹锦清又写了一本《如何研究中国》，在那本书里，曹先生提出“无论如何要找到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情感和语言来表达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
　　李成才比较推崇《纽约时报》的表达方式，“你很难和它抬杠，因为它都会告诉你，这是‘在当下’、‘在现阶段’的调查结果”。
　　在李成才的纪录片里，没有斩钉截铁，没有一目了然。“是什么在支撑你如此斩钉截铁的态度？你的逻辑、你的前提、你的假定、你的推理过程，否则你不可以用这样的态度去表达东西，一定要给你的表达留有余地”。
　　他深刻地理解尊重当下的语境，甚至要尊重部分情感是多么重要，他眼见一些持正确意见的人因为表达的方式与时机不对而撞得头破血流，“不管我们认为多么正确的东西，一定要寻找到大多数中国人可以接受的语言，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应该是温和的、多元的，我们强调‘之一’”。
　　受限于制作成本的约束和国际制片的运作缺陷，中国纪录片的呈现总是那么不生动，但这不能妨碍李成才坚持他的追求——主题的故事化，故事的人物化，人物的情节化，情节的细节化。这个自称“对体制的反应特别笨拙，不能得体地、合适地与体制相处”的导演，执着地呈现自己的声音，因为他“要用纪录片这种方式参与国家的变革和社会转型”，“不管是《大国崛起》、《华尔街》、《货币》，还是未来的《好莱坞》、《硅谷》、《财富方向》，这些都是从中国出发，带着中国的疑问，到全世界寻找可供镜鉴的东西”。
　　最后，即使在叙述一个不平凡的愿望，李成才也会平静地说：“我已经49岁了，我一定要做有意义的事情。我对这个国家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对这个国家的苦难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对这个国家的需求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我相信我做的事情对这个国家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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