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是国学大师吗] 国学大师南怀瑾名言

　　台湾文化名人南怀瑾近日去世，大陆媒体多以“国学大师南怀瑾”的说辞加以报道。而之前的几位文化老人，如启功、任继愈、季羡林去世时，媒体也冠以“国学大师”的称谓。　　按说，“死者为大”，对逝去者多几分溢美也无不可。但因为“国学大师”这个帽子现在很流行就随便乱扣，那也未免媚俗了。
　　南怀瑾，怎么就成国学大师了呢？
　　不通古文的“国学大师”
　　南怀瑾的著作和演讲的确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味，比如《论语别裁》、《老子他说》，但这不代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精辟的研究。正如一个人嘴里老是哼着小曲，也不能代表他就是作曲家一样。
　　以《论语别裁》为例，里面充斥着对简单古文的理解错误。比如《论语别裁》中对“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的解释是：父母在面前和父母不在面前、背着父母的时候都要言行一致。
　　其实就算粗通古文的中学生都知道，“在”和“没”对举指“在世”和“死后”，而不是“在面前”和“在背后”。
　　再如《论语别裁》中对“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解释是：“那些蛮族落后地区的人，也有头子，有君长、酋长。但光有形态，没有文化，有什么用，不如夏朝，殷商，虽然国家亡了，但历史上的精神，‘永垂万古，因为它有文化”。
　　这段解释真能令人喷饭。但凡对儒家有点了解和对古文有点认识的人，都知道这里的“亡”是通假字，通“无”。整天感叹“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孔子，是在用这句话感慨“连夷狄都知道君臣之礼，不像我们这里都没有了”。孔子这个人一生为周礼（所谓周礼，简单说就是君臣、父子，各有各的样子，各尊各的礼节）的沦丧耿耿于怀，为自己的整个人生树立的目标就是恢复周礼——即“克己复礼”，所以孔子的言论里非常多“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种对“世风日下”的感慨。.南怀瑾把这一句做了相反意思的翻译，不仅反映出他对古文不通，而且反映出他对儒家缺乏最基本的理解。
　　南怀瑾《历史的经验》中写道：“专门好文的，最后也是亡国，不注重军事国防，如吴王夫差、鲁国的偃王。”这就很奇怪了，因为众所周知吴王夫差穷兵黩武，怎么反而“不注重军事”了？原来《反经》中有一句话：“曹公日：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本意是把夫差和偃王分别当做“恃武者灭”和“恃文者亡”的例子，由于南怀瑾不懂古文，理解成“恃文者亡，比如夫差、偃王”了。
　　上述这样的低级错误在南怀瑾的著作和演讲中不胜枚举。把南怀瑾称为国学大师，犹如把不懂音符者称为作曲大师，把不通笔墨者称为书法大师。“奇人异士”，但并不是搞学术的
　　南怀瑾的言论经常让人感觉荒诞不经，不像是个严肃的学者。比如“男人的精虫有青、黄、赤、白、黑五种，再加上酪色、酪浆色共七种。这个说法要去求证了，以我所晓得的，是有不同的颜色。譬如有些大哲学家、科学家，或者大英雄，他的精的颜色不同于一般。”（南怀瑾《小言黄帝内经与生命科学》）
　　“我们晓得台湾有鹿，它有些是鲨鱼化成的，鲨鱼到了年龄会跳上海来，在沙滩上打个滚，就跑到山里变成鹿了。你信不信？信不信由你，讲不讲由我。有一些东西的确会变的，苍蝇、蚊子是寄虫变来的，飞蛾是蠢虫变的。这是‘物化’的道理。我们人也是变来的，精虫变来的，对不对？”（南怀瑾《庄子讲记》）
　　“现在美国很流行《山海经》，最近在拼命地研究它。根据《山海经》的证明，我们的祖宗大禹治水到过美国，现在美国人在承认。如果研究《山海经》，我们老祖宗大禹治水不但到过美国，还到过欧洲、中东、红海、地中海一带。”（南怀瑾《庄子讲记》）
　　看了南怀瑾这类书和演进，你不得不承认他确是文化方面的“奇人异士”，但“奇人异士”终归是混江湖的，而不是居书斋的。
　　贩卖文化的生意人
　　南怀瑾办太湖大学堂（太湖大学堂隶属于东西精华农科苏州有限公司，该公司法人就是南怀瑾），小学部每学期的学费在8万到10万元之间，学生185人。他在太湖大学堂的一场讲学就汇集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孙家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周瑞金、国家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副主席郭立根、海南航空董事长陈峰等政商学名流。
　　另外，南怀瑾太湖大学堂隶属的“绿谷集团”所产“中华灵芝宝”是国家药监局《违法药品广告公告》名单上的常客。
　　他同时也鼓吹自己经历非凡，说少年时期开始，遍读诸子百家，兼及拳术、剑道等各种功夫，同时研习文学书法、诗词曲赋、天文历法诸学。抗战时期，先是投笔从戎，执教于军校，后来辞去教职，遍历名山大川，寻访高僧奇士，后在名寺闭关研修佛学，得多位著名高僧、活佛传授。
　　一句话，南怀瑾高寿、矍铄、著作等身……“扮相”上不像文化大师都难。
　　官方对“国学”的推崇
　　一份1991年出炉的文件《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中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如果不能有效地吸收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并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中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确立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也正是从此之后，“国学”逐渐兴起，乃至成为一种“热潮”。
　　“国学热”里从未缺乏官方的身影，孔子像甚至都一度进入了天安门区域。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延续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认同。后三十年，则一直存在认同之惑，因为“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太过久远，脱离现实，而全面拥抱“西方主流价值”又不可能被接受。所以寻找一个新的认同迫在眉睫。这时候，树立起“传统价值”与“西方主流价值”并峙，号召国人凝聚在前一价值之下，共建伟大民族组成的崛起国家，就成为当然选择。
　　有需求就会有供给，在政府和商人出于各自目的的追捧下，一位位“国学大师”诞生了。
　　（摘自《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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