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国学大师南怀瑾]国学大师南怀瑾名言

编者按：2012年9月29日，一代国学大师南怀瑾与世长辞。我们在扼腕缅怀的同时，更应沿着他的路，将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本篇摘选了练性乾先生《我读南怀瑾》一书中关于南老少年成长和求学时期的部分内容，让读者能看到南老年少时的经历。同时摘录了南老对教育、读书、学习的看法，以飨读者。逝者长已矣，生者当勉励！南怀瑾（1918年3月18日-2012年9月29日），浙江乐清人，国学大师，诗人，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实业家。20世纪80年代末筹资兴建金温铁路，并于1998年建成通车。晚年在江苏太湖大学堂传道。其著作多以演讲整理为主，内容往往将儒、释、道等思想进行比对，别具一格。于2012年9月29日在苏州太湖大学堂安详逝世。“天赐”的儿子南氏家族在当地是一个大家族，祖先在宋代时从中原移居此地。南老师出生的乐清县地团村和附近的几个村子是个穷地方；地少人多，旱灾、台风、潮水倒灌等自然灾害经常发生，十年九荒，讨饭的人很多。南家到他祖父这一辈，已经中道衰落了。他的父亲南仰周是个遗腹子，上面两个哥哥能力不强，南仰周十二岁就撑起这个大家庭的重担，凭着他顽强的毅力和不服输的性格，总算置下了一份“小康”水平的家产.并在地方上赢得了声誉，还一度当选为乡长。南老师的父亲到了结婚年龄，娶当地赵氏女为妻，赵氏几年后病逝，南仰周续娶了她的妹妹，当然也称赵氏。南家这时候人丁不旺，天天盼望着赵氏为南家添丁加口，偏偏她过门以后，一年，两年，三年，没有一点生儿育女的信息。现代人提倡晚婚晚育，可在当时，过门几年没有生育，做媳妇的被人戳脊梁骨，那是世之常情。本来并不礼佛的赵氏，天天跑城隍庙，求神拜佛，烧香许愿。大慨是她的虔诚感动了佛爷菩萨，在她二十六岁的“高龄”，终于生下一个儿子，就是南老师，为南家续了香火，但她此后再也没有生育。几十年后，南老师名闻海内外，家乡老一辈的亲戚茶余饭后谈起他，说他生下来后就被亲友称作“佛子”——佛菩萨送的儿子。父母亲“晚年”得子，又是一个独子，呵护备至，娇生惯养，自不必说，特别是母亲，更是将宠爱集于他一身。只举一例，就可以看出母亲对他是如何的宝贝。现在当妈妈的，生下孩子。很多没有喂过一天的奶，而是让孩子吃牛奶。早年，都是靠母乳把孩子养大、一般到了一岁多、两岁就给孩子断奶，吃奶吃到三岁的，都是稀罕的事；而南老师长到七岁竟然还吃妈妈的奶。那时他已经上私塾念书，中间休息的时侯，别的孩子都是跑回家去吃一些点心，而南老师跑回家，却要在妈妈的怀里吮几口奶。父亲只有这个儿子，对他自然非常钟爱，但他的爱是另外一种形式，不是溺爱，而是严格的管教，该骂该打，一点也不宽容。南老师父亲的“凶脾气”。亲友们至今都还有印象。一次，南老师同邻居的孩子吵架，被对方骂娘骂祖宗，这在当地被看作是有辱家门的事，父亲知道后，一气之下，把他推到门前的小河沟里。因为父亲自己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没有好好念过书，只读过几年私塾，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好好念书，并不是要他去做官，只是要他能够做到知书达理。父亲除了有几亩薄田之外，一辈子靠经商维生，他在村子里开了个小店，卖布、卖米、卖百货。在传统观念里，仕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一位，但他父亲却认为，经商是世上最好的职业，生意做得好，发了财，连官府都要来攀附。他希望自己这个儿子，先好好念书，将来接他的班，一面经商，一面过个平平静静的耕读生活。南老师六岁开蒙，接受几千年沿袭下来的旧式教育，上私塾，读四书五经，只在县小学插班读了最后一个年级的课。拿他自己后来的话说，自己一辈子连个小学文凭都没有拿到， 勉强算是小学肄业。南老师能有今天这样的盛名，并不是生来就是天才，小时侯，聪明、机灵都称得上，但并不是一个乖孩子，甚至可以说很调皮，很爱玩。只是父亲管得太严了，严得几乎不近人情，母亲这把保护伞有时也失去了效力。这样，在严格的私塾教育下，他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底子，四书五经不管懂不懂，他都能背下来，几十年后，都没有忘记。南老师自己也对人说，他现在“这点墨水”，就是小时候打下的基础。根据南老师自己的回忆，童年时代，从一岁到六岁，浑浑噩噩，糊里糊涂，没有太多太深刻的记忆。从六岁到十二岁，除了读书之外，只记得自己身体非常弱，正餐不好好吃饭，喜欢吃零食，三天两头生病，生来是个多病的身体，什么病都生过。十二岁以后，小病随时有，大病没有；伤风感冒是经常的事，但没有生过大病，一辈子也没有得过大病。他说，也许十二岁之前把所有的病都生过了，所以后来就不生病了。童年时代，家里遭遇一件大事，南老师刻骨铭心，在一定程度上，这件事的教训，融入了他的人生哲学之中。那一年，大约十一岁，父亲送他到县第一小学上学，二十年代的中国，推翻清朝封建王朝虽然已经十多年了，但社会、文化、教育还处于新旧交替时期，尤其是在地处一隅的乐清，现代教育还不普及，上小学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小学毕业就相当于过去的秀才了。南老师上过私塾，古书读过不少，但现代科学知识，比如算术、化学、卫生等等，则一窍不通。父亲拉关系、走后门，总算把他送到县第一小学，插班读六年级，县小学在城里，没有寄宿，父亲找了城里一个林姓朋友，让南老师借住在他家里。正好这位朋友有一个孩子也在念小学，名叫林梦凡，也是一个独子，两人正好作伴。梦凡的母亲对南老师很好，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在学校里，南老师个子小，上课坐在最前排，排队排在最后一个，加上是乡下人，常常受别人的欺侮，不过，南老师在这里还是很开心的，毕竟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什么都新鲜。读了半年，放寒假了，就回家过年，过阴历年，农村里都是热热闹闹，一般从初一到十五灯节，走亲访友，大宴宾客。加上这一年正是他祖母的六十大寿，凑在一起，南家更是热闹非凡，天天席开十几桌，父亲在乡里本来人缘不错，加上他刚刚为地方上修了一个陡门，就是蓄水放水的水闸，很得民心，来祝寿的、“蹭饭”的人特别多。这样闹到正月十五，南老师一觉醒来，突然出现一个念头：不行，我要走，不能呆在家里，要上学去。父母亲拦他，学校还没有开学，你去上什么学？南老师执意要走，反正不愿意在家里呆着，到城里找同学去。父母拗不过他，只得让他去，那一天，南老师一个人，步行两三个钟头，住到了同学林梦凡家。第二天上午，父亲派人来，告诉他昨晚家里被抢，并带来一份状纸，叫他到县里报案。原来，头一天夜里，一伙海盗洗劫了南老师的家。南老师的父亲开了一商店，卖米、卖布、卖杂货，像当时镇上的一般商店一样，前店后屋、海盗来打门撬门的时候，他的父亲被惊醒，知道情况不妙， 顾不得老人妻子，光着脚从后门跑了，等海盗撬开门进来时， 他母亲在惊恐之中还能急中生智，摘下戒指耳环拱手交给强盗，说：主人都跑掉了，我是他家的佣人、南老师的母亲平素不爱打扮，穿衣服不大讲究。海盗看她这副样子，不像是老板娘，就放过她了，只是把店里能抢走的东西席卷一空。等到他父亲带领一群“盐兵”赶到时，那伙海盗早已扬长而去了。 这是南老师记忆中家庭经历的一件大事。全家人的命都保住了，但财产损夫惨重，好在他的父亲“留得青山在”，就会“有柴烧”。南老师说。他那天如果不离家进城，很可能会被海盗绑票了，也许早就没命了，当然，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但几十年后，南老师从这个偶然事件上，引出了一个人生的哲理。他说：如果不大事操办祖母的六十大寿，可能不会招来海盗。南老师的意恩是：一个人，在有钱、有权、有势的情况下，不要张扬，不要忘乎所以，不要得意忘形，南老师一辈子的为人，都是遵循着这个原则，哪怕在他声名鼎盛的时候，自己都是那么冷静，那么低姿态。十三岁，私塾念完了，该读的书都读了，小学也念了，倒数第一名，那时候叫“背榜”，拿了个肄业证书。下一步怎么办？父亲说，不要上学了，交不起学费。上中学，乐清县还没有一所中学，要到温州去上，但家庭经济的状况又无力负担，那时侯，供养一个中学生.不是一般家庭敢奢望的，比现在供一个大学生还难，何况家里刚刚被海盗洗劫一空。父亲叫他学一门手艺，当地有一位木雕艺人，远近闻名，南老师觉得木雕很好玩，但一辈子干这种事，不干。父亲又叫他去学生意，到人家商店里当学徒，南老师也不干，他不能反抗父亲，他反抗父亲的唯一武器是眼泪。父亲说一次，他哭一次，硬是不愿意去学生意。父亲说了三次之后，拿他没有办法，只好由他去，在家里读书自修好了，反正年纪还小，家里还养得起他。那年暑假，在温州读中学的表兄王世鹤回来度假，王家是当地一个大户人家，请了一位老师给他补习，父亲叫南老师也去听课，一共有七八个孩子，南老师年纪最小。请来的老师姓朱，名味渊。朱味渊先生学问很大。在前清的时侯没有考上功名，就到处游历讲学，论及时政，愤世嫉俗，唾沫横飞，被乡里视为奇人。南老师同朱味渊的师生因缘，也只是这个短短的暑假，算下来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真正一对一的教侮只有一个来小时，但在南老师的心里，对朱味渊先生怀念了一辈子。这个暑假，朱味渊给这七八个孩子讲古文，讲诗词，朱先生的诗词功底很深，当年诗坛上小有名气。南老师那时候早就把《唐诗三百首》背得滚爪烂熟了，而且，十来岁就会写对子写诗了，但古诗究竟妙在何处，也不知其所以然。一天，南老师到朱先生的书房，看到案头有清人吴梅村诗集，拿起来翻阅朗读，爱不释手。朱味渊见他喜欢，乘兴为他朗吟吴梅村的《琴河感旧》四律，井借给他清诗一卷。于是，南老师从吴梅村入手，读遍了清朝名家的诗作，发现其情怀磊落，比读唐诗更有心得。南老师认为，清朝的诗词“寄意遥深，托情典故，殊非唐初盛晚诸世旷达疏通所可及者，宜乎情之切近于衰乱哀思而尤擅其胜场也”。朱味渊先生的教导，使南老师开拓了眼界，对学诗“须先习盛唐，宗法李杜，方为正规，如清初诸家，不可学也”的观点产生了怀疑。这么短短的一个小时，留给了南老师终生难忘的印象，使南老师知道，除了唐诗之外，清朝的诗另有境界。南老师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受朱先生的教诲，朱先生第二年就去世了。但南老师把朱先生尊为自己诗学的启蒙者，一辈子不忘这位恩师，我们现在读南老师的著作，里面引用了许多清朝诗人的诗句，特别是郑板桥、袁枚、赵翼、龚定庵、钱谦益、吴梅村等人的诗，南老师都是推崇备至，从中可以看出朱味渊先生对他的影响。在家自修这三年的时间里，南老师读书的范围更广了。家里的藏书不少，《史记》、《文选》、《纲鉴易知录》、还有唐诗宋词等等，南老师都翻出来读了个遍。《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武侠小说，这些“闲书”、“野书”也都想办法弄来看。父亲对这个独子，有严格管教的一面，同时，对他的培养还是很用心的。父亲给他请来一个老师，名叫叶公恕，叶先生古文底子好，又通现代学问，一个月来家里两三次，从他那里南老师知道了孙中山、康有为，还有外国的林肯、华盛顿、兴登堡、卡内基的传奇故事。在家里自修，总是容易懒散，父亲认为环境不好，就把他送到家庙里去读书。南氏家庙建在附近的山上。离家大约有五六里地，庙里安放南氏先祖的牌位，每一代里选派一人看管。平时，这里是人迹不到的地方，只有在过年过节或婚丧嫁娶的时候，后代才会到家庙去祭拜祖宗。父亲把南老师送到家庙读书，平时不准他回家，隔三差五给他送一些好吃的东西，按道理，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而且还是一个独子，当时一般的家庭总是把他拴在身边，而南老师父亲这种独特的管教方式，也许是南老师日后那种特立独行、桀骛不驯的性格形成的原因。家庙的环境确实很好，庙里一片幽深，陪伴他的只有一个又呆又瘸的公公；庙外，有清澈的溪流，有山花，还有美丽的翡翠鸟。南老师在这里读书，读中国的历史，读中国的地理，他的思想可以自由驰骋，他立志要当一个“大人物”。尽管他对外部世界的形势，都是模糊一片。因为这个小地方的人还是过着古老、宁静的生活。十七岁是南老师人生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也许是书读多了，他不愿意局促在家乡这个小小的地方，他要出去闯天下，他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他的这个理念非常强烈，没有谁能理解，也没有谁能阻挡。正在他满怀壮志、雄心勃勃要干一番大事业的时候，一位在外地做事的同乡回乡度假，鼓动他到外面闯荡，说杭州浙江国术馆是公费，不要钱，还管吃管住，两年毕业后，分配到各地当武术教官。国术馆，是教授武术的学校，这正合南老师的心意，《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以及武侠小说里的英雄人物，他早就崇拜羡慕。现在有这个机会，自己如果能够学会十八般武艺，走南闯北，当一个英雄好汉，也不枉活一生、父亲的管教，母亲的宠爱，没有能够拦住他那颗远走高飞的心，父母只得筹借一笔路费，送他上路。西子湖畔学武艺一九三五年夏天，南老师跟了一位同乡离开家乡，到温州坐船去上海，又转火车去杭州。在当时，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出这样一趟远门，还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好在有这位同乡照应，一路上平平安安。南老师一来到杭州，就喜欢上这个地方。杭州是文化名城，历史上出过不少名人、有道的人，加上这里有山有水，风景优美，浙江国术馆的校址就在西湖里，刚刚开办了三年，学生不多，前面两期学生还多一点，南老师这一期是第三期，学生只有七八个人。学校的老师可都是武林高手，内功、外功，少林、太极，各门各派，人才荟萃。国内武林，千百年来，素来沿习师父带徒弟的方式传授技艺，而且师父对徒弟一般都留一手，有些绝技都没有传下来，只成为奇闻轶事充当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以办学的方式传授武术，而且没有门派观念，浙江国术馆可能在近代史上开创新风。南老师在这样的环境中求学，如鱼得水，他学得很认真、很努力，学校每天八小时的课程，他不满足，自己每天清晨四点多就起床.一个人先到西湖边上练拳练棒，练一两个小时，回去吃早饭上课。在同班同学中，南老师年纪最轻、个头最小，但每门功课，每种武艺，他学得最快最好。学校的武术老师有十几位，有年长的，也有年轻的，都是身怀绝技的人，而且都有传统文化的根底和侠义精神。南老师至今对几位老师还有深刻的印象。一位老师叫刘百川，传说他功夫很大，外号“双刀刘”，他用手拍你一下，你就吃不消；一位教内功的，姓田，则是文质彬彬的样子，南老师经常上他家拜访，家里挂满了字画，摆满了书籍，完全是文雅书生的样子；还有一位教少林拳的，很有名。这些武术教师在传授武功的同时，总是不忘给学生讲做人的道理。 国术馆除了武术训练外，还开设文化课程，教授国文、历史、生理卫生等等。南老师喜欢读书，这些课学起来津津有味，甚至觉得学校里教的东西还不过瘾，还抽时间跑到之江大学旁听；听了几节课，又觉得大学教师的学问也不过如此，就没有再听下去。社会上的英文补习班也去上过，学了几次，也没有坚持下去，这次他没有怪老师，而是觉得自己不行，要学会英文太难了，要花太多的时间，还是先把中国文化学好，英文就放弃了。从那以后.南老师再也没有动过学英文的念头，他一辈子也不懂英文，只认得英文宇母。大概是年龄的关系，究竟要学什么？将来究竟要干什么？南老师在这个时候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到国术馆求学，并不是为了毕业后可以当武术教官，那只不过是离家出走的一个借口，但是有一条是明确的，要学一身本领，做一个叱咤风云、君临天下的人，要是不成，哪怕当一个浙江省长或杭州市长也不错。这个梦想，或者说是野心，南老师是很强烈的，他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梦想挥之不去。也正是有这个梦想的支撑，使他总是有一股强烈的求知欲，读书、习武、求道，他从来不使自己闲下来。国术馆的课程本来已经不轻松，南老师却还给自己加码，能够找到的书都找来读。当时，商务印书馆编了一套“大学丛书’，讲电、光、航空这些现代科技知识，南老师都去借来读。杭州有个孤山，山上有个文澜阁，是一个很有名的藏书楼，是乾隆年间把圣因寺改建而成，专门珍藏《四库全书》。南老师想办法弄了个借书证，每个星期天都跑到文澜阁去，借出几本，就在那儿翻，按规定，这些书不能带回家，细读是不可能的。南老师好读书，酷爱书，但那时候没钱买书，不过，他好像天生同书有缘。也是在杭州国术馆学习那段时间，有一次在西湖边上练拳，邂逅一位和尚，斯斯文文，戴一副眼镜，宁波人。南老师把他的名字忘了，只记得当时叫他“四眼和尚”，交谈几句后，“四眼和尚”请南老师到他庙里去坐坐。庙子就在西湖边上，名则“闲地庵”。是一个非常清静幽雅的去处。庙里挂着一张史量才的遗像。原来，这个“闲地庵”是史量才的家庙，隔壁是“秋水山庄”，是史量才为他的姨太太沈秋水修建的别墅，别墅和家庙有一扇小门相通。史量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大名人，有关他的文字资料很多，从南老师嘴里讲出来的故事是这样的：史量才本是穷人家出身，一面读书，一面给报馆送报卖报。沈秋水是上海滩上的名妓，天天看见史量才送报，觉得这个年轻人是个可造就之才，就资助他、鼓励他好好读书，后来，史量才学有所成，办了《申报》，沈秋水就嫁给了他。不到一二十年.史量才就成了上海滩上的名人，连杜月笙、蒋介石都怕他几分，不过，他最后还是死在蒋介石特务的黑枪之下。南老师从来没有见过史量才，但自从认识了“四眼和尚”后，史量才的家庙“闲地庵”成了他读书的好地方，他经常到这个地方来。教和尚打拳，同和尚聊天.有吃有喝还有书读。史量才的学问很大，藏书很多，他搜罗了许多道家的书，有些秘本.都是别的地方见不到的。南老师后来同人说：“史量才大概没有想到，他搜集的这些道家的书等于为我准备了。”在浙江国术馆两年的生活，很忙碌，很充实，除了学校安排的课程表之外，南老师自己还有一个日程表，几点几点干什么，每天都排得满满的，严格按照自己订下的日程表执行，晚上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他对自己的管理非常严格，不让自己闲下来，不浪费时间，那时候养成的这习惯，后来一辈子都没有改。古人有言：“人非有品不能闲”，今天，南老师被推崇为有品有道之人，他仍然不使自己闲下来。在国术馆的两年当中，不是一切都顺心的，最大的问题是钱，没有钱。来杭州之前，听说这所学校是公费的，家里给他准备的钱有限。来到学校之后，才知道因为经费困难，从他这一期开始，许多费用都要学生自己负担了。这样，过了一个学期，南老师就要为下学期的费用操心了，只剩下八块大洋了，冬天的棉衣还没有，怎么样省吃俭用，也不够一学期的开销。偏偏在这个时候，又出了一件意外的事。一天，一位同学急匆匆跑来告诉南老师。西湖里捞起一个跳湖轻生的人，说是乐清人，是南老师的同乡。南老师一听，赶紧跟了那位同学。来到湖边，只见一个中年男子，像一个落汤鸡，一问，他说自己是一个生意人，从乐清来杭州做生意，赔光了钱，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也没脸回家了，萌生了轻生的念头，西湖冬天的水不深，他跳下去没有死，被人救了上来。南老师看他一副可怜的模样，就把那人带到学校里，到厨房给他弄了点吃的，把湿衣服换下来，然后，从自己仅有的八块钱里，拿出六块钱给他叫他赶紧回家过年。南老师在自己囊中羞涩的情况下，资助了一个落难的同乡，做了一件好事，自己心里当然很高兴。过后.他在信中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在回信中说：这个人是个骗子，他已经骗了不少人了，不过，你这样做也没有错。这是南老师一生中头一次受骗上当，后来，几十年下来，找上门来骗他钱的骗子也不知道有多少，尤其是在他经济状况比较好以后。他曾经对我说过；“有时侯明知这个人是个骗子，他来向我借钱，我还是会借给他的。他向我开口，说明他有难处，我能帮他忙，为什么不帮。”南老师的这种思想和这种作风，我理解不了，当然也学不会，连追随他多年的学生有时侯都不能理解，但南老师我行我素。这次，他自己的钱被别人骗了，可经济问题竟意外地很快解决了。南老师说是在西湖边上捡到的，五十块钱的票子。按现在的钱来算，五十块大洋少说也有上万元，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钱。南老师捡到钱后还站在原地，等失主来领，大冬天，在雪地里站了两个多小时，也不见失主的人影，那时候还不兴把捡到的钱交给警察叔叔，他把这笔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几十年后，南老师给他的“徒子徒孙”们讲起这段故事时，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有人说，这是天意，上天看到他专做好事，就给他一个回报。一九三七年，南老师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浙江国术馆毕业，获得武术教官的资格，但他没有谋得一份差使。不久，抗战爆发，国难当头，南老师只有二十来岁，满怀壮志，一腔热血，想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但他没有投身行伍，拿枪杀敌。这时候的南老师，还是单身匹马，走着一条自己的路。他一心想闯荡江湖，到处求仙学道，想学一身功夫本领。这在当时一部分年轻人中是件时髦的事，都幻想学会一手飞剑本领，可以直取日本鬼子的首级。鬼子的首级没有取到，南老师从未上过前线，但他学到的学问功夫使他终生受用不尽。 道德文章开辟新天地南老师在台湾的第二阶段，我算它为中期，大概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这十几年的时间，是南老师的事业最辉煌最鼎盛的阶段，所谓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的局面，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形成的。这十几年里，南老师做了很多事情，而且，做得都比较顺心。一九六三年，“中国文化大学”聘请南老师担任教授，这是南老师在台湾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南老师接到聘书后，非常感慨，他写了一首诗：门外忽传走转车，聘书递送却愁余。自从长揖山林后，又向人间填表书。后来，辅仁大学也邀请南老师给学生讲哲学讲禅宗。辅仁大学和中国文化大学都是私立大学，规模和名气都相当大。南老师没有到公立大学上课，原因是南老师没有学历资格，前面说过，南老师一辈于没有一张文凭，连小学的文凭也没有。台湾当时还是沿袭国民党在大陆时的老办法，公立大学的教授都由“教育部”任命，不管你学问多大，你是自学成才，没有学历资格，“教育部”也不会任命你当教授。后来，南老师名气越来越大，教课很受学生的欢迎，“教育部”想给南老师特批一个教授资格。六十年代初，“教育部长”几次派人登门，请南老师在一张表格上签名盖章，就可以给他颁发教授资格证书，但南老师就是不签名盖章，他对来人说：“麻烦你跑了好几趟，真对不起部长和你，并非我不识抬举，不通人情，无奈我从来不想取得什么资格，事实上我不想把我这些不成文的著作拿去请人审查，我当然不能在申请表上签名盖章。”当时.台湾大学校园里流传着“不三不四”教授的称呼，这自然是贬义的，是讽刺那些教“三民主义”和“四书五经”的教授，满口的教条和空洞的口号，学生当然不爱听。但南老师认为，学生不爱听，原因是你老师教得不好。他甚至自愿去代课，讲四书五经，结果，大受学生的欢迎。南老师讲课有一个特点，不带讲稿。他的普通话不很标准，略有家乡江浙口音和四川口音，除个别字外，一般还比较容易懂。他讲课非常生动，所谓厚积薄发，他脑子里装的东西太多了，真是信手拈来，出口成章。我开头三次去香港，都是他叫我做记录整理工作的。第一次讲《大学》，第二次讲《禅宗与生命科学》，第三次讲《庄子》。每次上课大约一个半小时。他自己拿一本原书，叫学生也准备一本书。有时侯.没有那么多的书，他事先叫秘书把有关的章节复印出来，听课的学生人手一册，南老师逐字逐句解释。像《大学》、《庄子》这些书，我们现代人读起来确实感到很深奥，很难懂。近年来，国内出版界掀起一波一波的传统文化热，把我们的老古董翻了个遍，或注释，或今译，甚至一部古书有好几种今译本，这种古书的今译本，翻译得好不好，效果到底怎样，早有出版方面的权威人士提出过质疑。南老师对古书今译这种事当然是不以为然的，因为就他而言，差不多所有的古书都是青少年时代念的，私塾里的老师教他们的时候，只带领他们念，一天一段，第二天就要背出来.背不出来就要打板子，打手心，教书先生的“戒方”就是拿来打学生的手心用的，起一种震慑作用。可怜古代的学子，从五六岁开始，整天在“戒方”的威胁下，摇头晃脑，死记硬背四书五经。如果有哪句话是什么意思搞不懂，去问老师，老师根本不理踩你，眼晴都不看你一眼，恶狠狠地说：“叫你背就背，什么意思，你大了自然会懂的。”这种教育方法早就不复存在了，现在的学生可以不受“戒方”的威胁，可以不用背那么多的古书了，那么，这种古老的教育方法是不是一无是处？南老师的回答是“不！”因为他从这种老式教育中受益匪浅。尽管他没有吃过多少板子，但老师教他的，老师要他背的书，他都背下来了，当年没有搞懂书中的意思，等他长大了。经过人生的磨练，书中的道理自然明白了，当年背的书使他一辈子受用无穷。所以，南老师经常对他的那些二三十岁、四五十岁的门生讲；“你们算是读书啊？你们读过几本书？我讲过一百遍你们都记不住。”有道理吗？当然有。但用南老师当年所受的那种方法来教现在的小孩，行不行得通呢？恐怕行不通。南老师有个学生想出钱在国内办学，让学生从小接受传统文化，要学生从小背古书，这事恐怕办不成，毕竟时代不同了，不要说孩子不干，家长也不会送孩子去受这份罪。南老师自己能背书，但并不要求他的那些成年学生背书，他知道这是做不到的事。但他要求学生在读古书时，要“以经解经”、“经史合参”，从原书里找答案，而不要被前人的注解套住了，以至越弄越糊涂、这是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教给学生的读古书的方法、“以经解经”，说起来很简单，真正做到又谈何容易。南老师讲课，先是逐句逐段解释原书。碰到有些字句，千百年来学术界有不同的语释，争论不休，南老师也会点出来，引起大家的注意。但南老师非常自信，他认为自己这样解释是对的，讲话从来不模棱两可。他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至少我今天是这样看的。也许，明天我发现自已错了，再改过来。”解释完一段原文以后，南老师就进行发挥，古今中外、天南地北、人情世故，可以说是理论联系实际，也是大家最爱听的。有时候，还拿在座学生的事情来当例子，经常引起哄堂大笑。诗词歌赋更为南老师的课增加了色彩，每节课他总会引用好多诗词。每当他提到一首诗时，他的助手或者说他的学生，就在黑板上写出来。南老师讲课，那么嘻笑怒骂，海阔天空，他会不会毫无条理地胡侃一通？恰恰相反，他讲课很有条理，逻辑性很强。实际上，他每次上课前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头天晚上找好资料，第二天上午叫秘书复印出来，因为他搬了好几次家，现在的住处是临时性的，地方又不大，很多书没有带在身边。有时侯，手头没有他所得的资料，他就叫人到书店去买，或者给台北的一位学生发传真，请他查到了马上传真发过来。上面都是关于南老师上课的情况，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我可以想象，南老师当年，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在台湾大学里受欢迎的情景。书教得好、学生爱听，一传十，十传百，“南怀瑾”三个字不径而走，南老师的名气越来越大，请他教课的学校也越来越多。南怀瑾说教育与文化的中空这一两年来，有些从大学和研究所毕业的同学，进入社会工作以后，深切地感觉到中国文化以及中文修养方面，太过贫乏，甚之，因此而影响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也愈来愈肤浅。希望我们读过旧式“书院”的老少年们，根据真正“书院”的精神，参酌西方研究院的长处，试办一个可供读书讲学的地方。此事看来很好办，但事实上，有许多的困难无法解决，同时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且最主要的，我还是振作不起疏懒惯了的个性，平常徒托空言，不肯积极地见之于行事之间。所以一再因循，得过且过。 最近，许多大学毕业的同学，碰到初进大学的同学，向他们讨教求学的方向，以及开始研究中国文化的方法。因为这些青年考进了大学之门以后，才开始觉悟到必须“反求诸己”——研究中国文化的精要。但因为由小学到中学的十多年时间，浪费了青春的精力和智力，死背了许多无用的知识，对于中国文化，所有的是一片非常可怕的“空白”。现在进入大学，有些自由读书研究的机会和时间，但又不知如何入手，如何找出一条简捷易晓的捷径，以及如何迅速地弥补过去的“空白”。新进的同学们发觉了问题，前期的同学们对此也同样不知所措，谁也不能昧着良心盲目地指人一条暗路，单靠“读经”就行吗？谁又不会“读经”呢？凡是多认识些中国字的，都说自己会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甚之，诸子百家之学，都可一目了然，无所不通。目今林林总总的学子，以及负责教育的，谁又不是博古通今，目空一切的呢！而且讲授人文思想的，提到中国文化，除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以外，便是“我”。然后便气“盖”万夫地褒贬诸方，肆意谩骂。提到西方文化，除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以外，在中国，无论自己的洋文真的通与不通，除“我”以外，还有谁呢！结果呢？砍过程咬金式的三斧头以外，再要“扣其两端”，便是“空空如也”犹如圣人了。如今滔滔滚滚者大半如此。因而青年们，彷徨更彷徨，唾弃更唾弃，你说怎么办？还有一位某大学的同学对我说：“我们学校的新决定，要把某一科的思想史，改作一年级的必修课。请问，你对此有无意见？”我说：“放在哪一年都可以，我无意见。不过，为什么有了这种动议？”他说：“因为要大家先对历史有了认识，才好选择自己的志趣，应该专攻哪些学问。”我说：“如果照这样说来，大家在中学阶段都没有读过历史吗？如果在中学里已经读过历史，为什么到了大学一年级还要再了解一次历史呢？倘使本来已经知道历史，只是不知道历史上的学术思想史而已，那么，兹事体大，就非大学一年级的程度所能了解。照现在大学生的程度，恐怕至少要三年级才能开始研究。”总之，对于这个问题的本身，并不足以重视，目前教育的现况，都是似是而非，只要学校当局的“老板”们，随心所欲而不逾外行人规定，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由中学到大学的一段“中空”，又是谁该负其责咎呢？新旧读书方法我们当时旧式读书受教育的方法，是“读古文，背经史，作文章，讲义理”，那是一贯的作业。那种“摇头摆尾去心火”的读书姿态，以及朗朗上口的读书声，也正如现在大家默默地看书，死死地记问题，牢牢地背公式一样，都有无比的烦躁，同时也有乐在其中的滋味。不过，以我个人的体验，那种方式的读书，乐在其中的味道，确比现在念书的方式好多了。而且一劳永逸，由儿童时代背诵的“经”、“史”和中国文化等基本的典籍以后，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当年摇头摆尾装进去，经过咀嚼融化以后，现在只要带上一支粉笔，就可摇头摆尾地上讲堂吐出来。所以现在对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要，并不太过外行，更不会有“空白”之感，这不得不归功于当年的父母师长，保守地硬性要我们如此读书。“家塾”读书受“经”的遗风当然存在不了好久，时代的潮流到底很自然地打开了风气，马上就需要转进“学堂”（当时俗语称呼新式的学校叫“洋学堂”）去上学。但是，就以“高等小学”（等于现在的国民小学）来说，一个县里也没有两三个，有些地方隔一两县，才有个中学。虽然路途只隔十多里或二、三十里，可是要一个生长在保守性农村的子弟，基本上是先受旧式教育读书的小孩子，背上一肩行李和书箱，离开家园而进入“学堂”的大门，过着团体受教育的生活，其中况味，比起现在出国去读书，还要难过。如果由高等小学毕了业，有能力、有志趣，要再上进去读中学，那种气氛就像专制时代进省考“举人”一般严重。三、四十年以前，在守旧、保守的农村社会里，一个乡村没有几个中学生。当时，他们便等于是“洋举人”，风头之健，足以博得人们的刮目相待，或“侧目以视”，至于偏僻地方，一个县里能有几十个中学生，已是了不起的事。再能进读大学的，真是寥寥无几了。但是那时一个高等小学毕业生的学养程度，比起现在中学毕业的，还高得多。一个中学生，比起现在大学毕业的，也要胜出一筹。如果大家不说假话，当代多少知名之士，在各界有所成就的中年以上人物，很多都是在这种不新不旧的中、小学教育环境中成长自立起来的。尤其站在中国文化方面来讲，的确是如此，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因为时代的不同，从小学开始，对于中国固有文化，已经打了较好的基础，这是不必讳言的事实。这就是我们的国家，在几十年前，由农业社会转进工商业社会，因教育形式的不同，而使得这半个世纪中的心理和思想上，产生许多新旧的差异。为什么当时读到中学的人那样少呢？这就涉及了当时政治、经济、交通、教育等等许多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也都是现代教育上的专题。现在追溯从前，只从经济方面来讲，当年的农业社会，较为僻远的地方，能够使一个子弟读完高等小学，在学费的负担上，已经非常吃力，如果要使一个子弟读完中学，在学费、路费（交通费）、住宿、膳费等的负担，如非“中人之生产”的家庭，实在很难负担得起。除了通都大埠以外，一般农村社会，除了要子弟读书作官来光耀门楣，否则，教育对他们而言，真是一件过于奢侈的事了。倘使再要上进去读大学，就等于满清时代的上京考“进士”一样的严重。因此那时候一个大学生，除了少数真正毫无出息的世家公子，或富家纨袴子弟以外，只要能够进入大学读书的，学识才能的程度，就远非今日的大专同学可比了。当然，大学生们也许会盲目地责怪上一代的老少年们对于国家历史上的贡献。事实上，如果真能深切地研究、了解了我们国家在这半个世纪中，遭遇“内忧外患”的种种经过，便会体谅上一代的老少年们，是如何地运用不今不古、半古半西的学问知识，极其艰辛地撑持了这“六十年来家国，八千里地山河”的历史局面。在艰危变乱中，诚然不免忙中有错，何况世界上最难了解、最难判断的便是“人”和“事”。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很可以引用两句古话来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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