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慎独”说之趣旨――格物 格物致知的意思是什么

　　摘 要：刘宗周之学，以“慎独”为宗旨，其内容统摄了“心体”与“性体”；另一方面，他的“慎独”说的最终归旨则是在“格物”，然此“物”已非外在客观之物。在刘宗周的思想体系中，“物”就完全被刘宗周收摄到道德良知之中，已经剔除了外在客观事物的因子，纯属主体在进行道德活动时内心所呈现的道德原则。
　　关键词：慎独；格物；心体；性体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8-0250-02
　　
　　 黄宗羲于《明儒学案》卷六十二《蕺山学案》中言道：“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慎独”一词出自儒家经典《大学》和《中庸》。《大学》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中庸》亦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两个文本皆有“慎其独”的表达，即“慎独”一词的来源。
　　 考量晚明浙东大儒刘宗周之思想历程，其曾经在其哲学体系之中提出以慎独之学来统贯儒家圣学，并且始终坚守以此来发明人心本然之善，从而更加有利于加强世道教化。故而由刘宗周所建构的慎独立极之学，不仅仅是心性合一之学，而且又是本体工夫统贯之学，还是一种救世证圣的学问。纵观刘宗周本人对朱子“独知”说，既有审慎的批评，更有重要的推展发挥，以致于使“独知”概念不仅具有本体性的理论地位，更有甚者成为工夫落实之重要途径。独知既是独体之知，进而即可上达天命之性，又是慎独之工夫，于此也就可以与《中庸》中所阐述的诚明之道相互配解。在《中庸》一书中其所言性到极致处便始终不脱于尽心；而《大学》中在谈及心至极致处又始终不脱于复性。所以某种意义而言，性宗与心宗二者在极致处可以通贯为一体；但是在工夫论上却又则归宗于慎独。刘宗周通过参合《学》与《庸》二书，发其微言大义，终以截断众流之势以其独体论和慎独工夫论全面克服了宋儒心性论、工夫论中的支离繁琐之诟病，从而也充分呈现了刘宗周思想理论建构的统贯圆融之特性。
　　 作为一种修养方法，“慎独”之说，主要是强调人们在诚意的过程中不能自欺欺人，时刻保持内心的高度警觉，防止种种邪思杂念萌生。在刘宗周这里，“慎独”一说经其丰富便有了新的蕴涵。一方面是汲取《大学》《中庸》文本中原有的思想资源，创造出“独体”一词，把“独”提升到了“体”（本体义或根本义）的地位，从而统摄了“心体”和“性体”。于本体层面而言，“独体”即是“性体”；于工夫上界定，诚意、尽性就是慎独。这就将本体与工夫“合一”，其根据就在于“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与此同时，强调“慎独”说的目的还在于纠正心学末流“学不见性”等的弊端。另一方面但也是其更重要的，其“慎独”一说的最终趣旨在于“格物”。
　　 自程朱极力表彰《大学》以降，《大学》一书逐渐成为宋明理学家阐发思想、诠释义理的重要文本之一。源于诸家解说各异，诠释也是层出不穷，在《大学》“三纲八目”中，尤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存在着异解，分歧便由此产生。刘宗周曾说：“格物之说，古今聚讼者有七十二家”之多。原因就在于一方面是《大学》文本本身所具有的模糊性；另一方面是各个学派所坚持的哲学立场。最为典型的有朱子认为《大学章句》中缺欠“格物”、“致知”传并为之所补“格致传”；王阳明读及此篇时，作《大学古本旁释》回应朱子，认为“格致”未尝缺传，朱子之“格致补传”为无谓，并以“瞻彼淇澳”以下数节引《诗》之言作为“格致”之传。阳明的这种阐释对明代中后期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般而言，“格物”一词本身就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格”与“物”，亦即活动的担当者和承受者。因此，各个学派的哲学家在解释“格物”时都必须在这两个方面说清楚。朱子在讲“格物”的时候，训“格”为“至”，训“物”为“理”，“格物”就是“即物而穷其理”。于此，朱子的“格物”一说便会沿着理性思维的逻辑发展模式；而阳明却训“格”为“正”，训“物”为“意之所在”，如此一来，“格物”便是改正意念中的不当念想。从这个角度来讲，阳明的“格物”观就是侧重于道德意念的承担主体加强自我修养。在刘宗周的解释中，其观点很接近朱子之说，认为训“格”为“至”更为妥帖。据《大学杂言》录：
　　 “‘格’之为义，有训‘至’者，程子、朱子也；有训‘改革’者，杨慈湖也；有训‘正’者，王文成也；有训‘格式’者，王心斋也；有训‘感通’者，罗念庵也。其义皆有所本，而其说各有可通，然从‘至’为近。”
　　 虽说刘宗周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朱子的观点，但是这并不表明他的学术观点就是跟朱子的哲学轨迹完全吻合。相反的，这仅仅是形式上的认同。“只是反躬穷理，则‘知本’之意自在其中。”由此，他的“格物穷理”之说便将“穷理”转向“反躬”，即由泛穷事事物物之理巧妙地转向了反躬活动的担当者本身。不难看出，刘宗周关于“格物”的思想已基本上趋向于王阳明。
　　 “朱子格物之说，置身于此而穷物于彼，其知驰于外，故格致之后，又有诚正工夫。阳明格物之说，置身于此而穷物于此，其知返于内，故格致之时，即诚正工夫。要之，格致工夫原为诚正而设，诚正工夫即从格致而入，先后二字皆就一时看出，非有节候，是一是二，自可理会。”朱子明确指出“置身于此而穷物于彼”，而阳明却点出“置身于此而穷物于此。在此，刘宗周正是要肯定阳明学说。在他看来，“格物”不能驰求于外物，而必须与“诚意”、“正心”紧密结合，亦即要把“格物”与身心修养贯通起来。这种情况下，朱子格物思想中所包含的客观内容就被消解掉了，最终牢牢地限制在道德实践的范围内。
　　 在《全集》中，刘宗周明确指出不满于朱子与阳明对“物”和“知”的解释：
　　 致知在格物，则物必是“物有本末”之物，知必是“知所先后”之知。――乃后儒解者，在朱子则以物为泛言事物之理，竟失“知本”之旨；在王门则以知为直指德性之旨，转架“明德”之上，岂大学训物有二物？知有二知？
　　在此，刘宗周明确指出“格物”之“物”就是“物有本末”之“物”。《大学》明明讲“物有本末”、“修身为本”，如此，“格物”的内容必然与“修身”紧密相关。纵观刘宗周关于“物”的论述，略知其“物”乃是借用《诗经・大雅・�民》中“天生�民，有物有则，民之禀彝，好是彝德。”因此，“物则”之意即表示人所具有的内在道德原则。由此，刘宗周对“物”的解释也顺理成章地完成了由对事物之理的解释到人的内在道德原则的过渡。
　　 在刘宗周的思想体系中，“物”就完全被刘宗周收摄到道德良知之中，已经剔除了外在客观事物的因子，纯属主体在进行道德活动时内心所呈现的道德原则。关于此良知之真条理，刘宗周对于一念未起之先的描述，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的理解：
　　 独体惺惺，本无须臾之间，吾亦与之无间而已。惟其本是惺惺也，故一念未起之中，耳目有所不及加，而天下之可睹可闻者也，即在于此。冲漠无朕之中，万象森然已备矣，故曰“莫见莫显”。
　　 针对朱子本人经由苦参中和之说而体悟到，未发之中便是心之寂然，其所用之工夫则是要先涵养心之未发，后察识于心之已发。强调静存与动察双行，以敬贯之，致中用和则天地安位，而后万物得育。当然，于刘宗周而言，他还需要进一步解决如何摄融静存与省察的理论建构问题。为此刘宗周依据《中庸》积极推进其慎独立极之学的理论建构，必须回应程朱理学所强调的工夫形态。而他所依据《大学》文本加以诠释所推进的慎独之学，便是围绕诚意知本之学扩展开来。除却程朱学派，其中亦涉及到对阳明学的理论回应：
　　 “《中庸》之慎独，与《大学》之慎独不同。《中庸》从不睹不闻说来，《大学》从意根说来。”
　　 虽然作为一种内在的道德原则和感受，但是在刘宗周看来，也应该以物的身份呈现，并且这个物更为根本。将内心体验到的道德原则称为“物”，也并非出于刘宗周的创造。关于“物”的理解，小程子曾经说过；“谓之静则可，然静中须有物始得。”于此情况而言，格物就是要努力做工夫，使我们真实地体察“独体”中的条理，亦即森然万象之谓。因而，在刘宗周这里，“物”即是理，即是“物则”，而非外在客观的事物，也不是形诸念虑的善恶夹杂之物。关于这点，刘宗周其实有很多的明确表达：
　　 合心、意、知、物，乃见此心之全体，更合身与家、国、天下，乃见此心之全量。
　　 《大学》之言心也，――又就知中指出最初之机，则仅有体物不遗之物而已，此所谓独也。故物即是知，非知之所照也――（《全集》，第二册，第458页）
　　《大学》之教，只要人知本。天下国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意者，至善之所止也，而工夫则从格致始。正致其知止之知，而格其物有本末之物，归于止至善云耳。格致者，诚意之功，工夫结在主意中，方为真工夫，如离却意根一步，亦更无格致可言。故格致与诚意，一而二，二而一。
　　 刘宗周确立了“诚意”的宗旨以后，“意”成了“心之本”，自然“物有本末”之“本”就从“身”转到了“意”上。相应地，“格物”就是在“意”上用工夫。“格致”与“诚意”也就变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物”就是知，就是“物则”，是“理”，是“知之真条理”，是独，是“体物不遗物”，则当然“格物”之“格”训“至”为近。“格物”就是要时刻在未发的独体和知体上用工夫。
　　 刘宗周依旧如儒家圣人一样，将其学说的最后归节点落实于至善，成圣成贤上。其枢纽即是以“理”示“物”，刘宗周既将“格物”之“物”归到内心的良知上，强调此“无物之物”必须是即物而显。此时，又用“心之无尽藏”来表示：“心中有意，意中有知，知中有物，物有身与天下、国、家，是心之无尽藏处。”
　　刘宗周特别注重心的主宰和统会作用，“有万物而后有万形，有万形而后有万化，有万化而后有万心。以一心统万心，退藏于密，是为金锁钥；――止此一心，是名大统会。”牟宗三曾在《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书中将刘宗周的学问形态归结为“退藏于密”。此“统于心”之至善，即是《中庸》中的“独体”，“独体”就是“统于心”之“无物之物”。所以，对刘宗周而言，其“慎独”一说的最终趣旨在于“格物”。故古文中言道：“慎独，此格物真下手处。”
　　 在刘宗周的“慎独”说中，虽以“格物”为载体，以“无物之物”为具体内容，但是其“物”必须要在分殊之物上加以落实，也就是要“不能不显于物”。并且，这种分殊之物实际上却是道德实践活动之物的现实流向，是经过道德心灵的过滤和筛选，因而其理仍旧根于“无物之物”，即是心体所具有的“物则”。所谓的“物则”，就是“有物有则”之“物则”，就是指理，指人的内心中所具有的道德衡量水准、道德原则。在此意义上，“格物”说就是要格其“反身之物”，与此紧密关联的便是“修身”工夫。
　　 刘宗周的“慎独”思想很独特，但是此独特非在“格”上而是在对“物”的解读上。通过对朱子和阳明学说的比对与训正，经由王艮思想的熏染，从而将物的概念收缩到极致，又通过心物不二、体用一源等形式，将其推致到万物之中，实行了内外合一，避免了偏内遗外的弊端。
　　
　　 参考文献：
　　[1]戴琏章、吴光.刘宗周全集[M].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

推荐访问:格物 慎独 刘宗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