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短精辟的句子,太绝了 以语言穿透语言

　　讨论诗的语言问题，很有必要，因为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语言甚至一度被尊奉为文学创作的本体问题。我对诗的语言问题的理解，十分赞赏这样一句简洁的话：“以语言穿透语言!”在讲课时，为了学生理解，我细化了一点，即“以有组织的原生态语言穿透词典语言。”
　　对于语言，学术界一般认可“三分法”：即日常语言、科学语言、诗性语言。日常语言比较丰富多样，其中有生活俗化的语言，如往日国人见面的第一句话：“吃过了吗”：也有原生态的自然语言，如作家邓刚写海碰子下海捕参，感觉水冷，但他不讲冷，而是用烫、辣、烧等语言来传达。科学语言是人类认知的工具，它要求传达的普遍性与精确性，所以它必须过滤掉日常语言的感性生动的成分，抽象为以词典语言形态而存在，如社会、动物等。诗性语言则是与康德对世界知情意三分法中情的、美的世界相对应的，具有非确定性的、多义的、朦胧的而又是超越的、升华的，能创造出诗意美的语言，如秦观的“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
　　那么，怎样“以语言穿透语言”呢?这必须使用例证解说。洛夫写夫妇俩迎着生活的风风雨雨，相濡以沫，携手前行，但他没有用俗化的“爱”之类词汇，而是创造出这样的境界：“共伞的日子＼我们的笑声就没有湿过”。用原生态的风雨共伞、笑声爽亮的字意及暗喻，穿透了诸如“心心相印”、“坚贞的爱情”之类因陈相袭的，僵滞如词典般的语汇。
　　再引厦门诗群中青年诗人南方《低音》的一段诗：“二月，薄膜被农妇从田间褪去＼草莓露出身子，大部分还是青果，阳光过后＼有几个已略懂羞涩，初为人妇”。褪去薄膜、草莓露出、青果泛红，原生态的农业操作的事象，在早春二月这一特定的时间语境，在羞涩的初为人妇的拟人化语境中，升华了，诗化了。二月、薄膜、草莓、青果、阳光、人妇，这些词典中平凡的语词，被穿透了，在诗的魔杖点化下，变幻、升华为诗性语言。
　　对“以语言穿透语言”的技术性操作，我早在1991年出版的《诗美解悟》一书中，就归纳出6种方法。不妨简要介绍一下，第一，声音结构的强调。如李清照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以碎裂、间歇的内在节奏，使诗的发音停顿、受阻，从而把日常语言中受到忽略的声音因素突出，传达出孤寂冷清、如有所失的复合情境。第二，关联成分的省略。如闻一多极为欣赏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连形容词、前置词、关联词都省去了，只剩下六个意象并列，句子成分的残缺，却孕育了强光聚焦式的美。第三，句法结构的错置。叶维廉有一名言：诗要“扭断逻辑的脖子”，指的就是这。如舒婷《岛的梦》：“一口沉闷的大钟＼撕裂纹丝不动的黄昏”。大钟一撕裂一黄昏，主谓宾配搭不当，但正是这种反常规语法逻辑的语词组构，才呈示出诗人所创造的独特的诗美境界。第四，通感及词性的活用。如钱钟书论及的“红杏枝头春意闹”，使视觉向听觉挪移，构成繁复的诗意美感。如傅天琳《太阳河》：“啊，红了荔枝，黄了菠萝，绿了槟榔”，以形容词替代动词，使人们对富饶美丽、五彩缤纷的海南岛产生色、香、味、意俱全的动态形象观照。第五，矛盾语词的组合。这是英美新批评派所着力强调的诗学原则。如杜甫《登高》：“花近高楼伤客心”，春色浪漫，花枝掠人，理应畅情迎之；但因国事多难，且客居它乡，春花之美却如利箭穿心。正常的心理逻辑与特定的反常心态在语词组织中构成矛盾状态，从而产生出诗意的张力。第六，语境的化融与幻变。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论“圆喻之多义”，董仲舒《士不遇赋》“莫随世而轮转”，其圆喻“圆滑”；《文子，自然》“惟道无胜，轮转无穷”，其圆喻天道之周转；《鬼谷子》“或转而吉，或转而凶”，其圆为占卜吉凶。“圆”(转)一词之多义，皆因特定语境化融而衍生。前述南方一段诗作亦同样由特定语境的化融而转换成诗性之语。
　　上述6种诗艺的技术性操作，就是我在开头指出的“有组织的原生态语言”中的“组织”一词内涵的具体展开。至于“原生态语言”，可用两句我听到的有真实出处的童语来说明，夕阳西下，一小儿从阳台哭着跑进屋内，“妈妈，太阳爷爷跌倒了，流血了。”雾气弥漫，一小儿问道：“爷爷，雾是不是天上的云到地面上来玩?”赤子之心为诗，赤子之语亦为诗，只是需加“组织”而已。
　　正是在有、无诗艺的“组织”这一要则上，我们和“口语诗派”产生了分歧。因为有、无对日常语言的技术性操作，即有、无技艺“组织”，涉及到写入诗中的语言能否产生诗性的穿透力度的根本性问题。口语诗派最为要害的一点，就是它拒绝“穿透”，拒绝“力度”，拒绝把“自然语言”上升到“诗性语言”的层面。
　　这次研讨会上的争执亦延伸到厦门诗人们的“微博”上，听说有人把论争要点置换成“‘读懂读不懂诗’的初级问题”之争，说自己发言是“对牛弹琴”，这未免有点不地道吧。乍一看，仿佛论争另一方的智商与情商极低，还停留在30年前反朦胧诗那伙蠢人的水平。真相不能歪曲，恰恰相反，会议争论的中心，是我们对口语诗(口语形态的叙事诗暂不论)过于浅白，过于通俗，让人看得太懂，而提出质疑与批评。像“矮子番要不是怕惊动孩子＼鸡叫之前还想再来一次”，这样的诗句，只要不是白痴，脑残，谁能看不懂?我已是“槛外人”，何苦陷入此是非之地。只是因为我感到心疼，像我极为看好的颜非，也被这种俗化的美学思潮裹挟而去，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他那精细的诗情感觉力和敏锐的意象捕捉力，这是厦门诗坛的不可掉以轻心的动向及其损失。
　　当然，审美趣味的选择是诗人个体的自我行为，谁也不能强制。但是要说口语诗派的美学倾向就代表了厦门诗群的方向，这就很难让人接受了，因为口语诗并非刚刚诞生的新东西，并非什么新的流派，它也已跌跌撞撞走过了近30年的路程，已到“而立”之年了。但30年的历史说明它并没有得到受众应有的尊重，而且加剧了新诗与民众的隔离。读者不认同，报刊不接纳，出版社不印行，书店卖不动，口语诗只能龟缩在同嗜者的小圈子内，或是自恋自摸，或是相互吹捧，在阿Q式的幻梦中得到某种满足。诗，虽然不能全盘异化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但也不能沦落到纯粹的自恋互捧的玩具。
　　那么，诗为何陷入这般困境，还得回到美学思潮更新和语言学转换的历史背景上来寻求原因。1980年春，新诗界的“南宁会议”召开，会后，谢冕、孙绍振陆续发表关于新诗的新的美学原则崛起的论文，为当时带有现代主义美学思潮意味的朦胧诗派正名、呐喊。但与显性的现代主义进入中国诗界的同时，还有为接受者尚未悟解的朦朦胧胧的后现代主义美学思潮的隐性渗入。该思潮的主要特点是：舍弃历史深度与意义负载，追求平面化；反崇高，反神圣，反贵族化：抽离艺术与生活的门坎，拉平二者等。由此思潮引发，以于坚、韩东为创始人的口语诗便开始泛起，并一 度盛行。当年，厦门大学采贝诗社的一些年轻诗人甚至发出如此宣言：“诗是排泄物!诗是呕吐物!”另外，至上个世纪80年代末，现实的客观原因致使无可奈何的心态，转换为王朔式的调侃及黑色幽默等：而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犬儒主义盛行，鄙俗之气弥漫，这些都无形地在审美氛围上助长了口语诗的泛滥。
　　语言学的转换也是口语诗产生的动因之一。1980年之前，我们的语言观是以斯大林的“语言工具说”为权威导向的：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先后进入中国的语言学理论，有索绪尔的“能指一所指说”，有巴赫金、福柯的“话语权力说”，有荷尔德林、海德格尔的“语言存在说”等。在这四种语言观中，索绪尔与海德格尔对中国新诗界的革新影响较大。尤其是索绪尔语言理论带来了新的语言立场：探索者们认为文学活动最重要的就是语言操作，就是“能指”的变幻无穷(小说的叙事模式、诗歌的语言组构等)。他们有意识地进行小说、诗歌文体的实验，着意颠覆旧的文体，创造新的文体。把文本的创造(即回归文本、回归语言、回归能指)视为文学的目的的本身，以至于使1987年被称为中国文学的“语言年”。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口语诗也获得了相应的理论支撑。
　　这种带有先锋色彩的文体实验，反历史意义、反崇高圣化，解构权威与成规，极端性地追求自满自足的能指世界，虽然它是反叛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文本策略，但同时也易于陷入一个缺乏意义的表面的形式存在。因此，在小说方面，先锋性的实验已逐渐停止。文学界内，只有口语诗派，仍坚执于它那也逐渐变成传统、趋于保守的美学信条。当然，它也因此而拒绝了海德格尔关于诗的语言是为着使“存在”敞明的美学观念，拒绝了荷尔德林“人应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的审美境界，因为后者的美学理念是强调进入诗的语言必须从“自然语言”上升为“诗性语言”的。
　　当然，口语诗派的美学倾向并不完全披覆了厦门诗群，上一辈的诗人，如陈仲义、谢春池、黄静芬等，自不待言；就是80后的诗人中，也不乏佼佼者。我举张漫青的诗《不要》为例：“不要在阳光下穿皮衣＼重叠的光泽会使你黯淡＼不要在雨天里哭泣＼重叠的悲伤会使你象个傻瓜＼你可以在阳光下哭泣＼或在雨天里穿皮衣＼你可以拆散＼比如＼时间和地点＼比如＼你和我”。这首带有较为沉郁的哲理意味的短诗，其成功之处就是运用了上述第5种“以语言穿透语言”的技术性操作――矛盾语词的组合。英美新批评派主张“诗为矛盾语”，阳光下不可穿皮衣，雨天里不可哭泣：但雨天里却可以穿皮衣，阳光下却可以哭泣，由语词不按事理逻辑地交错置换所形成的矛盾诗境，一下让你陷入一种莫名的困惑与无奈之中。这就是诗的“语言张力”所产生的美学力量，它穿透了阳光、皮衣、雨天、哭泣这类词典语言，创造出特殊的诗意境界。在由诗的语言张力搭建起的平台上，诗人又上升到另一层面，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层面：世间一切都可“拆散”，没有任何必然的逻辑关联可以阻拒，不管是时间与空间，不管是曾经融合过的“你和我”。诗人情思的抑郁、深沉，由此浮现。
　　从“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到今天，新时期的中国诗歌已走30年的路程。30年后的今天，世界美学思潮已出现新的动向。新历史主义逐渐取代后现代主义，而对古典主义的严肃性、神圣性的追求也已重新苏醒，新的理想主义曙光正在升起，类似沈从文所追寻的那种“神性”的尊严感与美感，正散发出诱人的魅力。2011年11月，在北京香山，北京大学和首都师大联合召开“新诗与浪漫主义全国学术研讨会”，从现代性视野重新审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及诗歌创作，发出重返浪漫主义的呼声。
　　经历过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洗礼的理论大师哈贝马斯，在《论现代性》一文中，以带有总结的意味指出：“所有这些试图将艺术与生活、虚构与现实、表象与实在拔高到同一平面：这些试图取消人工制品与使用对象之间的差别：这些试图宣布凡事皆为艺术，凡人皆为艺术家：这些试图取消所有的标准，将审美判断等同于客观经验的表现。诸此许诺，都已证明自身是胡闹的试验。”(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P18)小说界已经清醒，先锋派在叙事模式、文体创新上的探索，基本停止，对现实主义，甚至古老的写实主义的回归已成新的趋势。但诗歌界的口语诗派却仍沉溺于自闭的状态中，解脱不了自恋的情结，一再拒绝外界的提醒与呼唤，这是让人遗憾的。
　　作为知识分子组成部分的现代诗人，必须重新寻找灵魂传达的方式，重建他们的精神话语。
　　[责任编辑　朱鹭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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