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狄考文的山东岁月(上) 德国传教士在山东

　　从1864年到1884年，在20年的时间里，狄考文夫妇苦心经营的学校，从一所小小的蒙养学堂，发展壮大为中学，最后又扩建为一所完全意义上的大学。 　　1860年，随着《天津条约》的生效，地处胶州半岛最北端的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市)成为新开设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虽然当时登州已是一座拥有7万多人口的城市，但由于港口“滩薄水浅”，最终被烟台取代。
　　1864年1月初，当狄考文夫妇抵达登州时，这里还差不多和中国内地的城镇一样落后。狄考文夫妇和同来的郭显德夫妇住进一处小平房。他们当务之急是解决取暖问题，然而在登州却买不到铁炉子――买那样的东西，要去烟台，甚至去上海。狄考文只好自己动手用马口铁做了一个炉子，还制作了一台煤球机。因为对居住条件的失望，郭显德夫妇犹豫再三，还是去了烟台――对登州这是一个损失，但对烟台却是一个收获。不过，这是后话。狄考文夫妇留了下来，他们用简陋的设施建成新家。
　　狄考文的英文名字是Calvin WilsonMateer，1836年1月9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农场主家庭。“狄考文”是他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字，他的夫人邦就列(Julia A.Brown)来自俄亥俄州。1862年12月27日，他们举行了婚礼。那天，狄考文在日记中孩子气般地写道：“我发现结婚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第二年初，狄考文收到美国长老会差会部的回信，通知他去中国传教的申请已获批准。这对他来说，犹如“寒冬腊月的一缕阳光”，因为这意味着“毕生的志向即将成为现实”。早在5年前从杰弗逊学院(JeffersonCollege)毕业后，他就选定传教士工作为终生事业，并渴望前往中国传教。现在，他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狄考文在日记中写道：“昨天是我27岁的生日。我希望明年的生日将会是在中国度过的。宽厚而仁慈的上帝让我在祖国的土地上度过了27年的岁月。他一定也会让我在中国的土地上度过同样长的时光!”
　　但去中国的航程却是漫长而艰辛的。7月3日，狄考文夫妇从纽约登船，首先向南驶往好望角，然后向东沿澳大利亚北岸行驶，最后折向北方。那时，从美国西海岸开往亚洲的客轮航线还没有开通，苏伊士运河也才刚刚动工。同行的郭显德(HunterCorbett)夫妇也是受长老会差会部的委派前往山东登州的。历经165天，12月6日，他们终于在上海登陆。登州离上海还有500多英里，唯一的途径是乘船北上到烟台，然后再走陆路。总之，又经历一番周折，他们终于来到登州小城。
　　郭显德转往烟台后，在那里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他的事迹，可以略作说明的是：1866年，郭显德开办了毓璜顶文先小学(男校)和会英小学(女校)，这是烟台最早的西式学校。随后他还在胶东各县创办小学40余所。文先小学和会英小学后来发展成烟台益文商专，即今烟台二中的前身。1890年，郭显德的继室夫人在毓璜顶开设了一间诊所，这就是今天烟台市最大的综合性医院――毓璜顶医院的起点。1900年，郭显德夫人还开办了烟台第一个幼稚园。1920年1月，郭显德在烟台去世，葬于毓璜顶北坡。
　　狄考文也致力于教育的普及。到登州后不久，夫妇整修了一所古老的观音堂，开办了登州蒙养学堂(Tengchow Sch001)。1864年9月，学校开课了，学生是6个小男孩。学校聘请教师，用汉语教学。狄考文有时教授算术，邦就列则讲授地理。学校还为孩子们提供食物，并保证他们的衣服随季节更换。随着教学规模的不断扩大，蒙养学堂逐渐由小学发展为中学，并于1876年更名为登州文会馆(Tengchow Boy’s HighSchool)。
　　学校开办后不久，1866年，邦就列的妹妹邦玛吉也远涉重洋来到登州，帮助姐姐照料学堂。1871年，她与来登州传教的哈丕森(E.P.Capp)结婚。但丈夫当年就不幸病故。之后，在狄考文的帮助下，哈丕森夫人开办了登州文会馆女子学堂(Girls’Schoolat Tengchow)。1882年，哈丕森夫人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去世前，她把自己的微薄积蓄捐献给女子学堂，用于校舍建设――她生命的全部都献给了登州女子学堂。
　　狄考文夫妇的亲属中，为登州女子学堂作出贡献的还有狄考文的小妹狄莉莲(Lillian Mateer)。1881年，狄莉莲来到登州任教于女子学堂。1883年，她与威廉・塞缪尔・沃克(William Samuel Walker)牧师结婚，随即转往上海一所南浸信会学校教书。不久因丈夫健康状况恶化，夫妇一同返回美国。
　　1877年，登州文会馆迎来第一届毕业生，是三名男生。他们在这所学校学习了13年，修完了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全部课程，甚至还学习了天文学。关于毕业典礼，狄考文记述说：“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举行了一次圣餐仪式。这几个年轻人在毕业典礼上所做的发言十分精彩，整个学校都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
　　从1864年到1884年的20年间，狄考文夫妇苦心经营的学校，从一所小小的蒙养学堂，发展壮大为中学，最后扩建为完全意义上的大学。当它正式成为大学之时，在校生人数已达75人，已经毕业的学生大概有200人。1884年，登州文会馆升格为大学，无论是学校还是狄考文本人，都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对狄考文一家来说，1881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年，狄考文的三弟狄乐播(RobertMcCheyne Mateer)同妻子和小妹狄莉莲一起来到登州，兄弟姊妹相聚于异国他乡。狄莉莲在登州文会馆女子学堂教书。狄乐播随狄考文学习汉语，但他的妻子当年就因病辞世。悲痛之余，狄乐播决心前往潍县(今山东省潍坊市)，在那里开辟自己的事业。
　　自明清延至近代，潍县一直是山东比较繁华的所在，有“南苏州，北潍县”之说。乾隆时，曾任潍县知县的郑板桥留有“三更灯火不曾收，玉脍金齑满市楼；云外清歌花外笛，潍州原是小苏州”的诗句。光绪年间，这里甚至还出过两名状元。到潍县后，狄乐播买了块地皮，于1883年建成由教堂、学堂和诊所组成的“乐道院”，用以传教、办学和医疗。乐道院内设男校“文华馆”和女校“文美馆”，民国时发展为潍县广文中学，即今潍坊二中的前身。而今天的潍坊市人民医院也即由当年乐道院中的诊所发展演变而来。
　　同在1881年，2月，狄考文通过长老会山东传教团(Shantung PresbyterianMission)向美国长老会差会部提出申请，希望将登州文会馆扩建为大学。1884年，长老会差会部批准了狄考文的申请。随着登州文会馆升格为大学，狄考文开始为筹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而做出巨大努力。1885年，山东传教团请求美国长老会差会部拨款为学校建设新校舍，但直到1894年这一要求才获得批准。
　　就在谋划筹建新校舍的时候，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1月，日本军队开始攻打威海卫，炮火殃及登州。日本人连续三天炮轰了登州城。狄考文在给大学同学的信中描述道：“我从屋顶的�望台看到了事件的整个经过，所幸没有受伤，但是在我的房子周围落下了八片弹片，还有一片刚刚从我的头顶飞过，幸好弹片带来的风声让我及时躲开了。”即使是在战火纷飞的危急时刻，狄考文也没有离开登州，因为这里有他苦心经营的学校，有他割舍不下的几十名学生。而且一俟战火稍停，他就马上启动了建造新校舍的计划。3月2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今天破土动工，立即开始了这项工程。”
　　最终建成的新校舍包括一幢两层的楼房、宿舍和化学实验室，还配备了供暖设施和电灯照明。但为学校添置仪器设备却更为漫长和困难重重。狄考文亲手制作了一些实验仪器，并请求美国的亲友们解囊捐助。他曾向塞勒斯・菲尔德(Cyrus W.Field)写信求助，请求他为学校捐赠一台发电机。菲尔德是一位非同凡响的美国商人，曾设计并监督完成了横贯大西洋的电缆铺设工程。最终，菲尔德先生捐赠的发电机为学校提供了宝贵的电灯照明。而纽约的斯图尔特先生和费城的贝尔德夫人，则资助狄考文购买了一架10英寸的反射望远镜。1897年，在写给大学同学的信中，狄考文说：“我筹集物理设备的时候花费了很多的心思、时间和金钱。在学校的发展方向上，我有一种本能的判断，我感到未来在中国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动力将是自然科学。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同美国国内一般大学一样好的仪器设备――比我们毕业时杰弗逊学院所拥有的还要多两倍；这些设备的三分之二是我自己出钱添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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