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隆会议摄录周总理的外交风采]万隆会议的意义

　　著名新闻摄影家、原新华社摄影部高级记者钱嗣杰：被人们称为“红墙摄影师”。1964年7月，他接到通知进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人当专职摄影师，先后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华国锋等拍摄照片，以娴熟的摄影技巧记录下无数珍贵的历史镜头，成为中央领导重要活动的光影记录。
　　1955年4月，他跟随周总理出席万隆亚非会议。而这次会议也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回忆。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举世瞩目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这是新中国在继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又一次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展示自己风采的重要机会。
　　中央作出决定：派出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当时作为新华社摄影部中央记者组记者的钱嗣杰也受命成为代表团的一员。
　　就在这一消息向全世界公布之后，海峡彼岸的国民党特务机关闻风而动。
　　4月11日，噩耗传来，代表团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堕于南海，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罹难。事后证实，是蒋帮特务买通印度航空公司的清洁工，在飞机的侧翼埋上了定时炸弹而导致的。
　　庆幸的是，周总理应缅甸总理乌努邀请，提前经昆明赴仰光商议万隆会议的提案。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缅甸总理乌努的邀请，周总理会是“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乘客之一，而今日中国的外交史，或许将是另外一个版本。
　　而钱嗣杰和译电员刘茂俭因临时陪同外交部两位信使提前从香港乘船前往万隆，没有坐上“克什米尔公主号”，阴差阳错躲过了这场灾难。
　　亚非会议前夕
　　“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南太平洋失事的噩耗给每个中国代表心灵上都蒙上了一层难以抹去的阴影。作为代表团团长的周恩来当然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和痛苦。他在给妻子邓颖超的信中说：“你的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先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不必亲自参会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见。”他明白敌人谋刺的目标显然是自己，他把夫人的信笺一起寄回“以免失落”的举动，足以说明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正因为如此，当人们奉劝他从安全考虑不必亲自参会时，他大义凛然地以实际行动回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55年4月14日清晨，由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乘坐从印度航空公司租来的另一架“空中霸王号”自昆明起飞前往仰光。4月16日，当中国代表团的飞机着落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机场时，前来迎接的苏加诺总统和各界人士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和鼓掌声，对周恩来的勇气表示极大的赞佩。
　　随着会议的临近，各种敏感和安全的问题接踪而至。不是与会国的美国竟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其中光记者就有70多名，还包括间谍、议员、警察、军人、特务、使馆职员和公司雇员，可以说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据说，在距离万隆会场不远处，还有一支反动武装，制定了阴谋袭击亚非会议的计划。而这一切都不能动摇中国代表团争取会议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国内，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政治局会议充分讨论并通过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授权周恩来根据会议情况的变化采取灵活应变的策略和办法。中央还决定加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随总理加强安全保卫工作。
　　与此同时，缅甸、中国、印度、越南、埃及和阿富汗6个与会国也对会议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做出了估计，并相继采取各种防范措施。
　　由于飞机失事，前来参加会议的中国记者团只剩钱嗣杰一个摄影记者。新华社立即从驻新德里分社调派了首席记者张维冷、《人民日报》副总编吴文焘、《人民中国》杂志记者张彦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吴梦彬，加上雅加达分社原有的记者彭迪、钱行和谭岱生，采访力量大大加强。之后，代表团秘书、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李慎之被总理指定为整个会议报道的主持者。
　　会前，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突然收到了一封署名为“觉醒了的国民党暗杀队员”的检举信，信中说：3月初，国民党雅加达支部奉总统府之命，组织了28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队员们从美国使馆领到无声手枪和印度尼西亚币20万盾，事成后还有重赏。黄镇大使看完信后立即交给副团长陈毅。陈毅随后在代表团紧急会议上动员说：“人人都要做保卫工作，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大家都是总理的警卫员。”东道国政府也对会议的安全作了特殊布置。苏加诺总统指示万隆所在的第三军区加强警力警戒外围，对国民党暗杀团的成员进行临时性拘留，特别指派一名精明强干的陆军上尉作为周恩来的安全副官，另派5名警察作为随身护卫，有7辆摩托车作现场警卫。
　　黄镇大使特别关照钱嗣杰等近身人员要时时处处保护总理安全。从那时起，钱嗣杰绷紧了所有神经，提高了警惕，以防万一。每次开会前就如同往日打仗一样，都要事先观察地形，了解会场的一切设施和环境，一是保证能找到最佳位置，拍到理想镜头；二是要观察每一个死角，防止敌人的阴谋得逞。钱嗣杰亲眼看到总理在大会期间日日夜夜忙碌，拜见和会见各国代表团团长，在会上发言表态，以对付那些明里的进攻或暗中的诽谤。
　　在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发表长达50分钟的开幕词《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之后，会上的发言果然出现了某些不和谐的声音，例如，伊拉克代表法迪尔・贾马利在发言中就把矛头指向了中国，指责中国对邻国进行了“新殖民主义的威胁和渗透”，为此他要求各国一起抵制“共产主义”的蔓延。面对这样的无端攻击，周恩来沉得住气，他心里明白，这些不和谐声音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各国政治制度的不同，意识形态各异，相互之间缺乏经常的交流和了解，加之帝国主义从中挑拨，因此不足为奇。此时，如果一味进行针锋相对的口水战，就会使会议步入歧途。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代表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导致会议的成败。所以，周恩来自始至终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决不使会议偏离方向。
　　周总理在亚非会议上的精彩演讲
　　4月19日，人们期望的时刻终于到来。下午2点，万隆突然狂风暴雨，转眼又雨过天晴。当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走上讲台的时候，人们不禁带着崇敬的眼光注视着这位传奇式的人物。
　　周总理身穿浅色的中山装，风度翩翩地开始作大会发言。他没有按照发言稿照本宣读，也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采取唇枪舌战的办法，回击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发言，而是高屋建瓴、开章明义地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但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 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相互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周恩来在接下来的演讲中充分地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之越来越深入与会者人心。此时此刻，钱嗣杰发现进入会场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已经站在椅子上了，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津津有味地聆听周恩来的即席演讲。最后，周恩来提高了嗓门、声若洪钟地总结说：“16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成功努力吧!”周恩来这篇主旨发言只有18分钟，但成为两天以来会议的高潮。周恩来的演讲自始至终都牢牢地掌控着整个会场的情绪，使与会代表认识到了新中国同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的诚意，从而看清了新中国确实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
　　大会准许钱嗣杰拍摄的时间只有3分钟，他心中怀着一个强烈的愿望：要紧紧地抓住这宝贵的3分钟来定格这历史的瞬间。特别是要展示周恩来作为大国总理在大型国际会议上的独特外交风采，并使之成为历史的经典。钱嗣杰以其娴熟的摄影技艺出色地完成了新闻拍摄任务，为世界影库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
　　周总理外交风采征服万隆
　　周恩来在外交战线所展示出的风采是他一生在各种艰难困苦和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历练而成的。无怪有人评价万隆会议上的周恩来说：“周恩来那准确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会议几乎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题、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一位路透社记者报道说：“大家都承认周恩来才智至高无上地主宰着会议。代表们惊叹地说：‘他是以怎样的洞察力能够察觉并道破大家心窝里想说的话啊!’”
　　第一次品尝到由周恩来带去的茅台酒的西哈努克亲王，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感叹万隆之行：“作为柬埔寨王国代表团团长，我在那里认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他那高超的智慧、渊博的知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了。他向我介绍了他的助手陈毅元帅，陈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当年明确反对共产主义的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后来这样回忆说：“亚非会议上，我发表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是周恩来不但没有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和我在会外进行深入的讨论，使我深深地感动。虽然当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但我和周恩来从那时起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值得欣慰的是，美蒋特务企图在万隆会议上暗杀周恩来的阴谋没有得逞，这也从侧面说明周恩来深得人心。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那段经历成为钱嗣杰难忘的宝贵记忆。他说：“在我眼中，总理不是高官，倒像是一位慈爱的长者，没有架子，充满真情。无论什么活动，只要一结束，总理周围肯定围满了记者，问新闻稿怎么写，照片怎么发。有一天，总理对我说：‘小钱，你真是辛苦啊!’一句话把我感动得都要掉眼泪了。我激动地回答：‘有了总理这句话，就是苦死累死我也心甘。其实，您更忙更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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