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刘少奇政治报告【刘少奇在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政治工作研究】

　　 ［摘 要］ 1942年3月至1943年11月，刘少奇受中央委派前往山东抗日根据地检查指导工作。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他把政治工作作为打开困境之门的抓手，撰写了《群众运动问题》《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何谓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等报告，创造性的开展了民众运动工作，宣传建立统一战线，强调精神就是战斗力，较好解决了根据地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丰富了我军战时政治工作的内容，有效解决了山东抗日根据的困难矛盾。
　　 ［关键词］ 刘少奇 政治工作 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刘少奇以一个革命家、战略家的眼光，胸怀全局，运筹帷幄，创造性地力挽山东危局，在我党我军政治工作发展的史册上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千里驰援，山东危局一肩担负
　　 山东是我军建立较早的根据地之一，地处华北平原要冲，紧扼平津咽喉，是连接我华中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军、国民党军队和我军在山东遂成胶着态势。在整个拉锯过程中，我军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从1940年后，日军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为了稳定战略后方，仅1941年一年就进行了29次大规模的“扫荡”，千人以下的“扫荡”几乎每周都有，同时修建了3700多个据点，对我山东根据地铁壁合围。而1939年春，国民党则在山东成立了鲁苏战区，任命东北军于学忠为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为副司令，迅速抢占重要地区，修据点，收编地方武装，制造反共摩擦，千方百计限制共产党和八路军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面积逐渐缩小，党的机关和主力部队被压缩在“南北十余里，东西一条线”的狭长地带中，“高级领导之间存在相互不满和不团结的现象日益加剧”［1］，处境极端困难。曾在山东根据地战斗过的罗荣桓元帅将这一年比喻成“拂晓前的黑暗”，而在中共山东分局在给延安中央的汇报电文中，直接写道：“山东工作处在比以前更加艰苦的阶段，期中央速派人来山东检查指导工作，帮助解决问题。［2］P6”
　　 中共中央在3个月内连续给刘少奇发出了3封电报，希望他能够到山东根据地指导工作。“该省我们已有基础，但缺少一个领导骨干，希望你能考虑解决这个领导骨干问题。”［3］毛泽东还电告刘少奇：“山东出现争论为时已久，望你经山东时请加考查予以解决。”［4］同时，他还给山东根据地山东分局领导人朱瑞、陈光、罗荣桓：“你们的问题，中央已派少奇同志去山东与你们商讨解决，请你们现行准备山东工作一切必要材料。”［5］1941年3月18日，刘少奇化名胡服从江苏阜宁出发，于4月9日到达山东分局、八路军一一五师驻地临沭县朱樊村。
　　 二、四出奇招，政治工作彰显威力
　　 经过近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和认真分析，刘少奇召集山东分局扩大会议、集军政委员会会议和山东分局及军政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关于山东工作》的报告中，提出要把政治工作作为当前和今后山东工作全面展开的重要内容。
　　 1.把发动群众作为中心，锻铸军民血肉相连的关系。刘少奇在其所作的《群众运动问题》报告中指出：“山东的问题是严峻的，后果是严重的。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把群众运动摆在适当的位置上，现在时摆在第四位，可以说群众运动时山东根据地各种工作中最薄弱的一项工作。”［6］强调“在当前，减租减息工作就是山东的中心工作，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一中心来做，全党来抓，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干部来抓，尤其要注重于群众建立血肉相连的联系”。［7］P271在与一一五师师部与部队领导座谈的时候进一步说到：“作为党领导的一支肩负着全面战斗任务的武装力量，一一五师过去的群众工作非常出色，今天我们面临的是做好民众发动，做好减租减息的巨大任务。可以说，只要我们发动好了群众，我们的敌后抗战就有了无穷的力量之源，我们就能扭转目前山东的困难局面”。［2］P52在刘少奇看来，山东的群众与农救会甚至和党与八路军还没有发生血肉相连的关系。农救会没有权威，群众腰杆子不硬，积极性受到压抑，这种现状必须要得到改变。“我们做群众工作不是木匠做拿锯子、斧子做木头活，心里想着什么样的桌椅板凳就按自己的方案做。我们的群众都是活生生的人，是有思想感情的，我们不能把群众当木头，要尊重他们，爱护他们，决不能在他们之外或站在他们头上发号施令。”［2］P61刘少奇把山东的问题产生原因归结为单纯军事观点，认为陷入了仅仅“打敌顽”、“占地盘”的误区。所以，必须放眼全国整个抗日战场，把群众工作作为重中之重。
　　 2.把统一战线作为根本，在拉锯中形成广泛的优势。刘少奇结合山东工作的实际，依据统一战线这一“法宝”，成功解决了山东危局。刘少奇认为，山东的统一战线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还存在更多的问题，其中“在思想意识上缺乏深度，在实际贯彻中缺少灵活性［2］P106”。1942年4月16日至18日，刘少奇在《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事业来言，统一战线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是一个大的原则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点来看，它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今天，在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我们正面临着如何正确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问题。”［8］刘少奇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以唯物辩证法的态度对统一战线的原则性问题、根本性问题进行了阐述。期间，痛击国民党反共顽军李仙洲部，礼送国民党于学忠部离开山东，较为圆满地解决了山东“抗协”（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和“抗敌自卫军”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专门发来电报，称：“山东的政治工作开展的很好，建立的合作形式很好，要创建更巩固的抗日根据地”［9］，对山东的统战工作给予了肯定。
　　 3.把文化精神化为战斗力，打思想阵地的正规化战争。刘少奇认为，要从根本上扭转山东的被动局面，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1942年2月上旬，中国共产党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序幕拉开。初来山东根据地的刘少奇接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后，马上指导山东分局发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整顿“三风”指示的决定》，要求全山东的党组织普遍开展整风运动。刘少奇先后撰写了《群众运动工作问题》《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改造政权问题》《党内斗争问题》《思想方法问题》《关于财政粮食问题》等7篇报告，对山东的干部进行了一次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刘少奇善于在文化精神的战斗力转化上下功夫。“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就打到他那里去。”［2］P149自1942年下半年开始，鉴于日军进攻已经扩大到广大的农村的实际，刘少奇提出了“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争为辅”、“分散性游记战争”的战略指导方针。之后，山东各战略区开始把对敌人和敌占区人民进行宣传作为主要斗争手段。在各具特色的政治攻势措施中，点“红黑点”和记“善恶豆”对敌伪震动很大。而针对日军中下层士兵反战、厌战增长情绪，刘少奇一边组织山东分局、新华社山东分社等单位抓住时机开展对日政治宣传，削弱敌人的力量，一边还联合国际友人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山东分会”，制造宣传攻势进一步瓦解日军。在刘少奇的帮助下，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的“翻边战术”大显神威。仅11月，山东八路军就发起了海陵、郯城两次战役，一举收复3个被蚕食的“工作区”，歼敌1000余人。经过一年艰苦斗争，一举扭转了在敌顽我三者博弈中的不利局面。日军在有关的报告中称：“对于山东全区逐渐壮大的共军，采取相应的措施实非易事。”
　　 4.把思想建设放在重要位置，突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针对1942年前后山东党组织在“锄奸”、“肃托”工作中出现的严重错误倾向，刘少奇把思想建设放在重要位置，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思想行为。
　　 刘少奇把党的建设、群众工作、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作为我党我军开展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在刘少奇的帮助下，山东分局作出了《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和今后任务》的重要决议，把解决“山东党在领导上出现的缺乏灵活的马列主义的战略眼光，严重存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党八股、清谈主义的作风”［10］等影响党内团结、官兵团结的思想问题。刘少奇警示党员干部：“党内的三种倾向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是格格不入的，对每一名党员来说，党内斗争是一项原则性极强的严肃工作，决不能乱用“斗争”这个词。”［2］P136通过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山东根据地党的建设步伐迅速加快，党内团结、和谐的氛围日益浓厚，相应的山东党政军民领导同志的思想觉悟、政策水平、学习工作能力得到了明显提高。1943年1月，朱瑞、陈光、罗荣桓联名给中央来电：“少奇同志走后，分局工作与团结在改进中。就目前论，各种重要问题意见交换、商讨更为仔细负责，步调感情亦较融洽，领导与工作的深入，主动性提高，党内更加愉快积极。”［11］刘少奇更加重视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思想。在分局党委中心组的读书学习会上，他推荐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书目，“对于党内学习要注重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要多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只有学的多了，才能懂得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正确运用到党的建设实践中”。他这样做，使很多同志树立了革命必胜的信心，极大地激发了根据地的战斗热情。
　　 三、立足创新，独到见解意义重大
　　 刘少奇在政治工作中的许多独到之处，对我党我军建设提供了指导依据。
　　 1.政治工作，贵在发展。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1932年，中共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省委信》中首次提出：“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这种提法只是把政治工作作为战争中完成任务的重要保障工作来论，即政治工作是为军队服务的，是为打军队打胜仗服务的。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红军改组成为新四军和八路军的之后，在各地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形势的发展，任务的变化和认识的深化对政治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和任务。马克思主义认为，建设新的政权，就必须时刻加强党的建设，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搞好军内外团结，必须要有昂扬的精神，而这些都是依靠政治工作实现的。刘少奇以政治工作为抓手，首次把政治工作引入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之中，拓展了政治工作的外延，非常重视通过政治工作统一党政军的思想行为，实行集中指挥和领导，提高根据地的战斗力。刘少奇先后就政治工作召开过3次分局支委扩大会，不厌其烦地向地方的同志讲解政治工作的指导方针，帮助他们制定可行措施。
　　 2.群众工作，贵在广泛。刘少奇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多次领导职工运动，他在发动群众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对我党确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的群众路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首先，他习惯于把人民群众纳入到党的政治工作的范畴，也善于把党的政治任务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来山东之初，刘少奇就指出：“群众运动是山东诸多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党发动群众，就要大胆的通过群众自己的双手解决问题，要相信在党的领导下，群众能把工作开展好，要让农民真正感受到减租减息带来的好处。”其次，他注重总结群众运动经验，以正确的战略思想谋划群众运动。譬如他在给山东的同志讲解如何开展群众发动时讲到：“我们在华中时，首先把地区划片，在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村子集中力量搞试点，有时要先拿下薄弱村，有时则要先拿下重点村。究竟哪种搞法有利，这就要具体看怎样搞对去带动全面运动更有利。”［2］P53这样宝贵的经验，为山东减租减息群众发动的工作提供了着力点。第三，他注重加强党对群众组织的领导，强调群众组织是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纽带。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是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刘少奇牢牢把住党管的原则，派出300余名干部分别深入乡村农救会、妇女会等基层群众组织，从而确保了群众运动始终处于党的管控之下。
　　 3.统一战线，贵在灵活。早在1920年俄国革命导师列宁就提出：“无产阶级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革命战略策略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刘少奇到山东后，创造性地开展统战工作，丰富发展了政治工作理论。主要经验是：一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当时的环境和条件决定统战策略。在对待山东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沈鸿烈和于学忠部，由于沈鸿烈持有顽固的反动立场，而于学忠则总体上不以强硬为主，刘少奇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打沈联于，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和平共处。同时，他还鼓励广大干部在有利于团结抗战，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要灵活掌握方法，有理、有据、有节，力争做到壮大自己、削弱敌人。二是尽一切可能为抗战服务。这一点在解决“国民党抗敌协会”的问题中显得尤为突出。1940年初，山东文化教育界部分进步的国民党员组成“国民抗敌协会”来到鲁南抗战，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9月，山东分局却帮助改组成半政党性质的组织叫“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还建立起一套同共产党平行的组织和军队，认为这样才能体现出国共合作。结果，“抗协”中某些基层组织被坏人利用，经常与共产党产生摩擦。刘少奇得知后，派人听取意见，又派秘书了解情况，最后约谈“抗协”的领导。刘少奇向他们诚恳地阐明了抗日政党、政团和群众组织的不同和任务，以及“抗协”同中共的关系，最后将“抗协”改组成为山东的一个抗日群众团体，统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山东抗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三是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讲究工作艺术。党的六中全会指出，根据地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刘少奇在华中的时候，坚持讲究斗争艺术，使得新四军得以快速发展。来到山东后，他一再批驳山东分局负责人在统战工作中出现的迟疑和困惑，提出很多问题发生的根源是对党的统战方针和政策学习不够，理解不深。比如，对国民党顽固派只讲斗争不讲联合，对中间势力不注重争取，从而失去了对顽固派取得优势的历史先机。因而要注重把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同时并进，相互配合，着重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这些意见和建议都为下一步山东根据地统战工作的全面展开提供了指导。
　　 4.党的建设，贵在自建。山东根据地的建设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共产党员和军事领导干部太少，很大一部分干部没有过多的从事根据地建设经验；另一方面部分同志没有认识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对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性。刘少奇认为党的建设，关键在于解决自身问题。一是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大力提高党员党性修养。刘少奇对建党路线有形象的概括，“首先看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提出要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实际问题；要在革命的实践中加强修养和锻炼；要把儒教中的传统美德提炼出来，使其与共产党员应有的党性修养相结合。二是正确处理党内斗争矛盾，努力营造党内和谐氛围。为了正确指导山东党内的思想斗争，消除原则分歧，旗帜鲜明地反对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三是围绕抗战胜利中心任务，着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强调从点滴做起、深入下层群众、从发挥集体领导，为山东根据地党的建设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1942年3月致刘少奇电。
　　 ［2］李忠.刘少奇在山东［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3］毛泽东1941年12月致刘少奇电。
　　 ［4］毛泽东1942年2月4日致刘少奇电。
　　 ［5］中央书记处1942年1月21日致山东分局电。
　　 ［6］齐鲁.1942，刘少奇山东之行［N］.人民政协报，2009-02-26.
　　 ［7］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八辑）［C］.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8］刘少奇1942年10月10日在中共北方局党校发表的《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的演讲。
　　 ［9］毛泽东1942年8月致刘少奇电。
　　 ［10］朱瑞，《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和今后任务》，山东分局扩大干部会议，1942年4月25日。
　　 ［11］山东分局，《关于山东情况的报告》，1943年1月28日。
　　责任编辑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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