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左膀右臂的成语 贺龙的左膀右臂卢冬生

　　陈赓家的小长工，追随陈赓参加革命 　　卢冬生，1908年出生于湖南湘潭七都一甲，一个贫穷而风景秀丽的山村。卢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父亲背井离乡下窑当窑工，母亲租了几亩薄地，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几年内母亲又连续生下了两个弟弟，生活更加艰难。为了糊口，卢冬生7岁就到湘乡二都柳树做了牧童。
　　卢冬生的主人家姓陈，陈家的二少爷就是后来成为解放军大将的陈赓。陈赓比卢冬生大5岁，此时正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他受民主平等的新思潮影响，十分同情牧童，使卢冬生得到了兄长般的温暖。
　　1917年，14岁的陈赓偷偷离家出走，到军阀鲁涤平的部队当了一名士兵。这在陈家引起轩然大波，也给卢冬生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25年春节后，卢冬生告别了父母、兄嫂和弟弟，只身来到衡阳，参加了湘军第四师。
　　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受广东国民革命的影响，于1926年2月举兵进攻长沙，反对军阀赵恒惕。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后，唐生智宣布接受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的领导，将第四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加北伐战争。
　　卢冬生成了国民革命军一名战士，一直打到武汉。在这里，他遇到了家乡的亲人陈赓。这时陈赓已是有5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在第八军担任特务营营长。陈赓知道卢冬生出身苦，为人憨厚老实，就将他调到自己身边当警卫员。
　　当时武汉地区国民党右派活动越来越猖獗，风声越来越紧，陈赓被迫离开军队。卢冬生义无反顾和陈赓一起离开军队，退到武昌。7月下旬，他追随周恩来、陈赓到了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
　　南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卢冬生随陈赓到了贺龙领导的二十军三师六团一营，陈赓任营长，卢冬生任副官。1927年12月7日，经陈赓、王根英夫妇介绍，卢冬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人生揭开了新的一页。
　　护送贺龙、周逸群回湘鄂西创建根据地，担任中央与湘鄂西之间的交通员
　　不久，贺龙辗转来到上海，周恩来闻讯后，派卢冬生把贺龙接到党中央机关来。
　　当时党中央要派贺龙到苏联留学，贺龙和周逸群向周恩来要求回湘鄂边组织红军，创建根据地。党中央再三考虑后批准了这个要求。可是贺龙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怎样才能通过敌人的层层关卡，安全到达湘西呢?必须派一个可靠而机警的人护送。卢冬生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既熟悉湖南、湖北的情况，又深得周逸群、贺龙信任。卢冬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告别了周恩来、陈赓、王根英，于1927年12月底踏上征途。
　　到武汉后，湖北省委书记郭亮留贺龙在武汉领导暴动。因计划泄露，敌人大肆搜捕，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一行乘船离开武汉。
　　1928年1月18日，船过观音洲。贺龙早已打听好了洲上只有十几个团丁，决定夺取他们的武器。船徐徐靠岸，卢冬生等簇拥着贺龙上了岸。贺龙身穿皮大衣，围着围巾，戴着墨镜，一副阔商打扮。他一上岸就说：“去拜客。”团防队长见贺龙气宇轩昂，不同一般，急忙迎了上来。
　　“我是贺龙!”，贺龙威风凛凛，声如洪钟。
　　队长一惊，忙不迭地敬礼：报告，贺军长……
　　贺龙一把抓住队长的手，威严地说：今天有件事麻烦你，特地来借枪用用!
　　队长吓得魂不附体，不知该说什么好。
　　卢冬生站在贺龙身旁，看见一个团丁神态异样。这个团丁刚要举枪，说时迟那时快，卢冬生已掏出枪，一扬手，枪响了，团丁像麻袋似地倒在地上。其他团丁见此阵势，六神无主，惊恐万分。大家一拥而上，夺过了枪支。事已至此，队长只能顺水推舟，将子弹、枪支全部交出。贺龙痛痛快快地给他们打了一张收条。
　　他们一下子得到了十几支枪，200发子弹，真是如虎添翼。1960年贺龙回顾红二方面军的历史时，还深情地说：“冬生这一枪打得好，立了一功，这一功可不小啊!”
　　从此，贺龙更加信任卢冬生。部队分散行动时，贺龙常常把卢冬生留在身边，同行同住形影不离。卢冬生当了贺龙的警卫员。
　　船又走了一天一夜，在监利与贺锦斋领导的部队会合。在下车湾，贺龙找到了石首中心县委，召开了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决定举行年关暴动。年关暴动后，起义军发展到五六百人，但是打监利城的战斗失败了。1928年2月，贺龙、周逸群总结教训，认识到在鄂西建立碉堡、搞寨子的办法行不通，不如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2月底，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7人回到贺龙的家乡桑植洪家关，成立了中共湘鄂边前委，周逸群任书记。由于贺龙在当地德高望重，很快拉起了3000人的队伍，占领了桑植县城，震动了湘西。刚刚拉起来的队伍，不少人是贺龙的亲属、旧部，是投奔贺龙而来的。还未来得及向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立党组织，国民党反动派就发动了进攻。部队一战即溃，周逸群过长江到宜昌开辟工作，贺龙和卢冬生等十几个人退到洪家关。
　　贺龙、卢冬生等在桑植、鹤峰边界的高山峻岭中坚持斗争，集合了数百名失散人员。贺龙从这次失败中认识到光依靠个人号召、家族亲属、旧部下而没有党的组织不成。他和前委书记失去了联系，如何建立根据地，如何建立军队，急需得到中央的指示。环顾四周，只有卢冬生熟悉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情况，并且忠实可靠，贺龙决定派卢冬生到上海和党中央联系。
　　部队十分困难，贺龙筹不到去上海的路费，只找出6个铜板。卢冬生拿着这6个铜板便上了路。他一路上打短工，睡屋檐，住牛棚，风餐露宿，千里跋涉，终于到了上海，找到了党中央。当时交通阻隔，无论是党中央还是湘鄂西都没有电台，中央只能从国民党的报纸上零星地了解到一些情况。中央听完卢冬生的汇报，马上作了指示，派人送去。
　　这时，中央又获悉湖南省委遭到破坏，考虑到卢冬生是湖南人，熟悉情况，决定派他先到湖南帮助重建省委机关，然后再回湘西。当时，湖南一片白色恐怖。卢冬生到湖南后，省委见他工作得力，就留他在省委工作，不让他去湘西。7月，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卢冬生虎口脱险后再次回到上海。
　　在这几个月内，中央几次派人给湘西送信，都未成功。卢冬生回到上海，中央这才找到了去湘西的最合适人选。
　　8月8日，中央特地给湖南省委写了指示信。信中说：为传递此信，中央特派卢冬生前去。信中指示湖南省委和贺龙：要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起来斗争，发展党组织实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以求得革命的深入和扩大苏区。同时指出，依靠小股土匪实行土地革命是一种幻想。
　　卢冬生身藏机密文件，历尽千难万险，于1928年9月在鹤峰的大山里找到 了贺龙。此时贺龙两次拉起队伍两次失败，军参谋长黄鳌、师长贺锦斋牺牲，部队只剩下91人，72支枪。在最艰难的时刻，得到了中央的指示，大家都欢呼雀跃。
　　不久，贺龙又派卢冬生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中央立即进行研究，并于11月4日写了指示信。信中指示：党的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规定我党总的政治路线是争取群众，宣传武装暴动。湘西的工作是一种农民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第一，即实现农民斗争的口号，没收地主土地，建立乡村苏维埃；第二，建立红军游击队，扩大成为工农革命红军；第三，削弱反动派的力量。
　　中央将这封指示信和六大的文件交给了卢冬生。卢冬生不辱使命，安全回到湘鄂西。
　　贺龙得到中央的指示，特别是党的六大文件，如同在迷雾中看到了灯塔。贺龙按照中央的指示开展斗争，红四军很快发展起来，到1929年夏天发展到4000多人。
　　贺龙十分喜爱卢冬生，把他留在司令部手枪连当班长。1929年3月1日，贺龙给中央的报告里特别提到了留下卢冬生。中央在6月15日回信中，同意卢冬生不再担任交通员，留红军工作。
　　坚持游击战争，壮大部队，与贺龙会师
　　卢冬生在手枪连先后担任班长、排长、连长，1930年手枪连扩充为警卫营，卢冬生任营长。警卫营的任务有三项：一、保卫司令部的安全；二、送信，传达命令；三、打起仗来是总预备队，哪里战斗激烈就出现在哪里。
　　1930年7月，红四军和红六军会合成立了红二军团，红四军改称为红二军。12月，司令部和十六师驻公安杨林市。敌人从两面进攻杨林市，直冲到司令部的前面，情况万分危急。卢冬生率警卫营坚守司令部，顽强作战，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转危为安。
　　部队从杨林市撤到鹤峰的走马坪一带休整。贺龙的姐姐贺英送信去，说甘占元等3000多人到鹤峰附近活动，他们自称“共产军”，但是纪律松散，骚扰群众。当时在走马坪只有司令部和卢冬生的警卫营，加起来不过三四百人。要硬打，红军势单力薄；不打，红军在鹤峰将站不住脚。贺龙决定用计消灭这股部队。
　　过了几天，贺龙以接风为名宴请甘占元等人。酒席摆在总指挥部的前厅，卢冬生和十几个精明强悍的战士藏在厅堂的两厢，以贺龙起身离席为号。甘占元毫无防备应邀赴宴。贺龙安排座位时有意把甘占元的人分开。酒过三巡，酒酣耳热，贺龙借口上厕所向后院走去。卢冬生一声令下，战士们如猛虎扑食冲向甘占元等人，甘占元顿时成了阶下囚。
　　贺龙刚到后院还未坐定，卢冬生提着手枪兴冲冲地跟来，高兴地说：“总指挥，全部解决了，一个没跑!请下令让二、六军迅速动作。”红二、六军接到命令后，将“共产军”的3000多人包围、收编，部队得到扩大和补充。
　　不久，卢冬生调到红二军七师当营长，随后升任二十团团长。1932年7月，担任独立师政委，年仅24岁。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军队对洪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贺龙提出把主力转移到外线去，逼近应城，威胁武汉，敌人主力必然驰援武汉，这样敌人对根据地的包围就解除了。可是，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坚持要“寸土必争”，筑碉堡在洪湖内部打，反对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争论的结果，贺龙带一部分兵力到外线活动，夏曦率独立师等部队在洪湖地区坚持斗争。
　　分兵的结果，没有打破敌人的“围剿”，根据地日益缩小。9月，夏曦决定突围，洪湖根据地丧失殆尽。部队转移到江陵三柴湾，受到敌人的袭击，被拦腰截为两段。夏曦、王炳南率独立师第一团在浩子口过了西荆河，不久与贺龙的部队会师。卢冬生和第二团未能过河，浴血苦战，终于杀出一条血路突围出几百人。卢冬生收集残部退到荆门、当阳、远安、兴山一带坚持斗争。
　　战败之师，又远离主力，人困马乏，给养不足。卢冬生采取游击战术，碰上大股敌人打不赢就走，碰上小股敌人则坚决予以消灭，连打了几个胜仗之后，士气大振。卢冬生找到了地方的党组织，会合了当地的独立团，部队扩充为1000多人，仍用独立师的番号活动。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独立师每到一地就发动群众打土豪，使部队站稳了脚跟，得到了休整。卢冬生和战士们同甘共苦，在他的领导下全师上下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在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卢冬生独当一面，充分显示了他的领导才能和军事指挥艺术。
　　1933年初，卢冬生从敌人的报纸上知道红三军经河南、陕西、四川，长途跋涉七千里回到鹤峰，马上率独立师到鹤峰走马坪和红三军会师。此时，红三军由于长途行军，连续作战，再加上肃反扩大化减员很多，由原一万四五千人减到9000人。贺龙已有半年没有听到卢冬生的消息了，大家都认为他是凶多吉少，没想到他突然回来了，更没有想到他带回一支兵强马壮的部队，给红三军增添了有生力量。卢冬生还带回来几万块大洋和一些布匹，解决了红三军的很大困难。
　　会师后独立师改编为教导团，卢冬生任团长，负责训练干部。7月，调到红三军主力师当师长。
　　贺龙的左膀右臂，夏曦不得不对卢冬生敬畏三分
　　1931年3月，中央候补委员夏曦为贯彻王明路线来到湘鄂西，担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他将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1932年5月又发动“肃反”，杀害了一大批好干部。1933年初，卢冬生和贺龙在走马坪会师后，夏曦继续坚持推行错误路线，在红军中进行第三次、第四次“肃反”，将段德昌、王炳南、王一鸣等创建根据地的领导人杀害，以致部队由上万人锐减为3000人。革命事业受到巨大损失，夏曦仍执迷不悟，不顾大家反对，1933年3月悍然解散了红三军党组织。一时间红三军只剩下4个党员：夏曦、关向应、贺龙、卢冬生。前三人是军里的领导，卢冬生因为是在上海入党的，又是中央派来的交通员，工人出身，党内的很多事情不许他参与，他只能算半个党员。红三军人人自危。夏曦两次想整贺龙，都被贺龙顶了回去。他也想整卢冬生，只是抓不到把柄。
　　卢冬生对“肃反”的认识有个过程。在洪湖周老嘴(或周鲁嘴)时，夏曦下令抓的“改组派”、“反革命”送到他的警卫营关押。他心有疑虑，但要执行命令。1933年春，他刚回到走马坪，夏曦就亲自带人到独立师抓人，卢冬生很不满意。随着夏曦的错误一步步暴露，卢冬生的态度也越来越明朗。特别是夏曦解散党组织，他对此非常气氛。在段德昌、王炳南、王一鸣等人被迫害致死后，他成了红三军主力七师师长，是贺龙的左膀右臂，得力的助手。他坚定地站在贺龙这一边。
　　1933年7月，红三军七、九两个师分开行动。贺龙和九师在一起，夏曦以为自己和卢冬生都是湖南同乡，提出和七师一起行动。卢 冬生早就对夏曦不讲民主的霸道作风，解散政治机关，乱抓人、杀人等不满，他不相信夏曦。
　　七师在石门一带活动，碰上保安队，打了一场恶战。卢冬生要夏曦赶快率非战斗人员过河向西斋、磨盘洲方向撤，他率部队在后面顶着。夏曦到了河边，见山洪暴发，河水陡涨，一筹莫展。第二天，卢冬生率部队赶到后，看夏曦率领的人仍停在河边，顿时火冒三丈，指着夏曦大骂：你为什么没有过河，你的本事哪里去了?你把那些创建苏区的同志都杀了……现在你还没有过河，你算什么党员!……夏曦自知理亏，连声说：“我的好同志，昨天我一夜未睡觉，急得我……”卢冬生很快指挥部队过了河。从此，夏曦才知道没有卢冬生，他指挥不了部队，对卢冬生敬畏三分。
　　1934年7月，交通员带来了中共中央指示信，批评、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从此夏曦态度消极。贺龙、关向应支撑着全军的工作，卢冬生在前线指挥部队作战。
　　多次掩护主力转移，屡立奇功
　　1934年7月，中共中央命令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即红三军)会师。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贵州印江木黄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红二、六军团由任弼时、贺龙、关向应指挥。红二军团七、九师分别改为四、六师，卢冬生任四师师长。
　　会师时，红二、六军团各有三四千人，3000多支枪，每支枪平均不过10发子弹。贺龙在会师大会上风趣地说：六军团的同志问我们的根据地在哪里，根据地就在我们的脚板下。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决定创建根据地，首先要消灭湘西军阀陈渠珍。陈渠珍部有3万多人，总部决定诱敌深入歼灭之。
　　11月13日，红二、六军团主动退出永顺，向北转移。卢冬生率四师留在最后和敌人保持接触，且战且退，引敌人上钩。16日，四师退到永顺城北90里的十万坪地区。十万坪是狭长谷地，两侧山上是参天大树，二、六军团早已埋伏好，以逸待劳。
　　敌人大摇大摆进入埋伏圈。黄昏，敌人准备在龙家寨一带宿营。乘敌不备，红军突然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向敌人发起攻击，经过两小时激烈战斗，歼敌两个旅的大部，占领永顺。这一仗给陈渠珍以歼灭性打击，建立了以永顺、桑植、大庸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牵制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龙家寨战斗后，任弼时等人留在后方开辟和发展根据地，贺龙率主力南下。
　　12月17日，在桃源浯溪河打了一仗，一开始卢冬生率领的四师消灭了驻防的一团敌人，敌速派两个团增援，把四师压了下去。卢冬生见部队后撤，眼睛都瞪圆了，马上组织反冲锋，他身先士卒冲入敌人阵地。浯溪河战役后，二、六军团占领了桃源，包围了常德，吸引了敌人六七个师的兵力，有力地支持了中央红军向贵州转移。
　　敌人为阻止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会合，派十余个师包围湘鄂川黔根据地，包围圈一天天缩小。此时红二、六军团虽已发展到两万来人，仍寡不敌众。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转移，四师担任前卫。
　　为了迷惑敌人，卢冬生派一个团北渡乌江吸引敌人，掩护主力西进。同时，四师还派了100多名身强力壮的侦察员，急行军120里，强占鸭池河的渡口，保证主力顺利西进。主力渡过鸭池河后占领了黔西、大定、毕节等县城，开辟新的根据地。
　　之后，张国焘以红军总部名义几次命令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几经讨论，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3月决定北上。
　　7月，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之后，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原红九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部队继续北上，红二方面军计划从六盘山的南山脚下直奔洪德、环县。突然遇到敌人骑兵，总部决定四师留在南山脚下阻击敌人，掩护全军转移。
　　卢冬生亲临前沿阵地，观察地形。他对营连干部交代任务：“咱们一个师只不过1000多人，而敌人有两个军，上有飞机支援，下有骑兵，任务艰巨。但这是关系到全军的一战，必须打好。”
　　正说着，敌机呼啸着从头上掠过，卢冬生马上命令各就各位，进入阵地。一场恶战开始了。在飞机的掩护下，敌人的骑兵出动了。卢冬生命令炮兵集中火力打敌骑兵，一颗颗炮弹在敌群中开花，受惊的战马四处乱跑，敌人抱头鼠窜。第一次进攻被打垮了，敌人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卢冬生鼓励战士：沉住气，骑兵的目标大，越近越好打，坚持到天黑就有办法了。战士们奋勇杀敌，血战了两天，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守住了阵地，掩护主力安全地过了六盘山。任务完成了，卢冬生率领部队撤出阵地。夜色笼罩着大地，战士们越过无数的坑坑坎坎，拨开丛生的小树，忍着寒冷、饥饿、口渴和疲劳，绕过敌人的封锁线。第二天遇到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大家高兴地拥抱、欢呼。
　　在河连湾，卢冬生见到了久别的周恩来，见到了革命的引路人陈赓。此时，陈赓是红一方面军的师长。
　　血洒松花江畔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０师，卢冬生任三五八旅旅长。部队开拔前夕，中央决定张宗逊接任三五八旅旅长，调卢冬生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7年底，中央决定从抗大、党校选一批身体不好的干部到苏联边养病边学习，其中有卢冬生。学校分军事班和政治班，卢冬生在军事班学习。
　　1941年9月，卢冬生在特别班毕业。因苏德战争爆发，回国的交通断绝，卢冬生和刘亚楼一起被派到远东地区正在筹建的八十八旅工作。卢冬生成为一名苏联红军上尉军官。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9月初，卢冬生和周保中一起回国，先到长春，然后从长春到哈尔滨。当时各地秩序很乱。12月13日，陈云到哈尔滨，连夜召开会议，研究东北工作，会上决定卢冬生到松江军区任司令员。会议开到次日凌晨结束。因陈云的行李在离会场几百米外的地方，考虑到安全问题，大家请陈云不要回住所。卢冬生自告奋勇为陈云去取行李。他带了一个警卫员扛着行李，在回来的路上，碰上几个行为不轨的苏军战士。他们利用夜深人静，依仗人多势众拦路抢劫。卢冬生十分气恼，批评他们，并拿出苏联红军军官证。这几个人自知闯了大祸，为了逃避处罚，起了歹心。他们把卢冬生和警卫员押到僻静的铁路边。卢冬生没有提防，中弹牺牲。警卫员乘这几个苏兵不备跳下路基，逃了回来。卢冬生遇难时只有37岁。
　　贺龙得知卢冬生牺牲的消息后，悲痛地说：“正当党和人民需要他做更多工作的时候，他却不幸与世长辞了。这是党和人民的一个重大损失。作为卢冬生的一个同艰苦共患难的战友，我深切知道这一损失的沉重。”

推荐访问:左膀右臂 贺龙 卢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