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广饶传奇_

　　 1975年全国人大四届会议期间，身患绝症的周恩来见到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的陈望道，热切地同他握手并询问道：“《共产党宣言》最早的译本找到没有？”陈望道不无遗撼地摇了摇头说：“没有。”不久，周恩来于1976年1月不幸逝世，《共产党宣言》的首译者陈望道也于1977年10月与世长辞。
　　
　　 就在两位老革命家引以为憾的当年，此事却在山东一个革命老区有了重大发现。1975年，山东省广饶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到革命老区刘集征集革命文物，当地许多老同志把战争年代使用过的梭镖、镰刀、铁剪等献了出来。县里还将烈士刘良才家3间老北屋及室内旧家具，批作中共刘集党支部活动遗址和革命文物并保护起来，建成了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就在这时，84岁的老人刘世厚激动地说：“我这里还保存着当年大伙儿学过的那本‘大胡子的书’，我愿献上！”这一下，刘集村、大王乡乃至广饶全县都被震动了。不少老人望着那本印有大胡子像的“宝书”，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不禁老泪纵横。
　　 当时，刘世厚老人并不知道，他历尽风雨，亲手保管了40多个春秋的这本《共产党宣言》，竟是许多人苦寻多载而未得的中国首版中文译本，可谓价值连城。
　　 那么，这本“宝书”何以在刘集得以保存，期间又遭遇了多少艰难曲折呢？
　　
　　一盏点火引路的明灯
　　
　　 广饶位于鲁北，虽属偏僻之域，但当年这里封建势力却盘根错节。因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是山东问题，故而这里的爱国反帝斗争日益高涨。一大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毅然走出家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其中，以刘俊才（刘子久）、延伯真、刘雨辉等为杰出代表。
　　 适时，在济南有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系于1919年秋由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组织成立。这个研究会学习和研讨的主要文献，就是《共产党宣言》。在广饶藏本《共产党宣言》的扉页右下角，清晰地盖有一方名为“葆臣”的朱红印记。那么，这个“葆臣”是何许人也？
　　 经调查得知，“葆臣”姓张，系济南早期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由中央档案馆保存的1923年12月15日《济南地区团员调查表》记载：张葆臣，原藉江苏无锡，1922年1月1日入团，后调济南工作，是济南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据1922年曾任济南党的代理书记的马克先回忆，张葆臣系驻济南的7名共产党员之一，公开身份是道生银行职员。道生银行是沙俄在中国开设的银行，总行在上海。张葆臣属济南分行职员，时常往返于沪济之间，加之在党内经理党团刊物、马列书籍的发行工作，他持有这本《共产党宣言》乃情理中事。
　　 而盖有“葆臣”红色印章的这部《共产党宣言》首译本，之所以能传到刘集村，却与一个叫刘雨辉的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刘雨辉，女，广饶县刘集村人，十几岁时，毅然冲破封建礼教，走出家门，先后赴济南女子养蚕讲习所和苏州女子产业学校就读。1925年夏毕业后到济南女子职业学校任教。此时正值“五卅”运动时期，在反帝爱国的洪流里，她广泛结识了济南女师的王辩、侯玉兰、于佩贞、刘淑琴等许多女共产党员，并于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群活跃的女共产党人，经常与刘俊才、延伯真、张葆臣等男同志一起开会学习，开展活动。于是，那本盖有“葆臣”印鉴的《共产党宣言》以后便辗转落至刘雨辉手上。
　　 1926年春节，刘雨辉与刘子久（刘俊才）、延伯真等同乡一道返乡省亲时，就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连同其他一些马列书籍一并赠给了刘集村党支部――该支部成立于1924年冬，适值刘子久回乡，期间发展了刘良才入党，并建立了刘集党支部。《共产党宣言》首版本从此在刘集村扎根落户，并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
　　 1926年2月15日（农历丙寅正月初三），人们在刘良才家的场院里，搭树了松柏门，挂上画有镰刀、斧头的旗帜，并用门板搭起讲演台，在这里举行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全村父老乡亲兴高采烈地赶来参加。刘子久、延伯真先后在会上讲话，并把《共产党宣言》上的道理讲给大家听；刘雨辉还教唱了《国际歌》。
　　 春节过后，在外边活动的人走了，但“宝书”却留了下来。从此，刘集村支部的党员们晚间经常聚集在刘良才家的三间北屋里，在煤油灯下学习《共产党宣言》，探寻解放自己的出路。冬闲时节，党支部举办农民夜校，由刘良才和其他党员宣讲革命道理、教授文化知识，《共产党宣言》又成为刘良才等备课的好教材。
　　 当时，刘集一带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嗨，现世的穷人们哎，
　　 走得慢了穷撵上，
　　 走得快了撵上穷，
　　 不紧不慢朝前走，
　　 扑通掉进穷窟窿。
　　 于是，刘良才等顺势给农民兄弟讲解革命道理：穷人要翻身，穷人要有出头之日，就必须砸掉“身上的锁链”，闹革命！他举着《共产党宣言》，指着封面上的马克思头像说：“这位‘大胡子’就是马克思，咱照着他书里讲的去做，才能解救自己！”大伙听得十分入神，争先说：“大胡子讲的理儿，咱照着做，没错！”
　　 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1928年12月，中共广饶县委成立，县委机关即设于刘集村。次年1月，刘良才任县委书记。此时，全县已建起8个党支部，党员达70余人。党领导的农协会员达500余人，团结着约6000名群众；同时还建立了少先队、青年团、工会等组织。随之，党领导了“觅汉增资”、“吃坡”、“砸木行”、“反征派”、“掐谷穗”等一系列斗争，严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封建豪绅的嚣张气焰。
　　 一本《共产党宣言》成为农民群众翻身求解放的指路明灯。
　　
　　血雨腥风中屡经磨难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逐步控制了山东，广饶形势日趋恶化。1930年11月，县委领导几百名党团员和群众，在大王韩桥庙会上“砸木行”，抵制当地政府的苛捐杂税，这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与报复，敌人开始在广饶大规模地搜捕共产党人。白色恐怖严重，刘良才和支部的其他同志不得不将党的机密文件和学习资料销毁。但面对眼前的这本《共产党宣言》，刘良才却无论如何下不了决心。怎能舍得呢？这本仅仅五十六页的书，他白天黑夜不知读了多少遍，以至书的左下角发黑了、捻破了。他说甚也不忍心把它扔进火堆里。此时，风声越来越紧。敌人的“黑名单”上，首当其冲的就是刘良才。
　　 1931年2月，根据工作需要，中共山东省委调刘良才到潍县担任中心县委书记。行前，刘良才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转交给刘集党支部委员刘考文，并叮嘱他妥为保存。刘考文接过书，顿觉责任重大：“这是党的书啊！”他发誓人在书在。于是，他精心地把书藏在粮食囤底下，有时则将其封闭于灶头的通风道内，有时又转移到房顶脊瓦的下垫里。如是经常变换，不露痕迹。
　　 1932年8月，广饶西邻县的博兴暴动失败，广饶县党组织遭到空前大破坏，不少共产党人惨遭杀害。刘考文预感到自己有被捕的可能，于是在一个月黑之夜，将这本《共产党宣言》移交给忠厚老实、不易引人注意的老党员刘世厚保存。不久，刘考文果然被捕，居室被抄，而那本“大胡子书”却早已脱离险境。
　　 刘良才到潍县赴任后，尽管环境恶劣，但他对《共产党宣言》里所揭示的真理矢信矢忠：“腐朽阶级的灭亡和革命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他以超乎寻常的胆识，恢复与重建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继续开展地下斗争，不幸于1933年7月落入敌人魔掌，壮烈牺牲。
　　 刘良才在潍县遇害的噩耗传至家乡刘集村，刘世厚极其悲痛。夜深人静，他偷偷取出“宝书”翻阅，重温着书中的理想与信念：那无限美好的未来社会一定会实现！他把书用油纸严严实实地包好，再装进一个空心竹筒里，以此作为对革命烈士的怀念和对革命最终胜利的憧憬。
　　 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反动派顽固地实行法西斯专政，疯狂地进行文化“围剿”。他们把676种社会科学书刊定为“禁书”，《共产党宣言》被列为禁书之首。反动当局对保存和阅读马列著作或进步书刊者，以“危害民国”之罪论处，或判刑监禁，或杀戮处死。但他们没有想到，在山东广饶刘集村一座破旧的农舍里，却完好地珍藏着一本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刘世厚细心地在自己家的土炕里角处挖了一个暗洞，把封装“宝书”的竹筒匿置其间，有时他也将“竹筒”藏进山墙的砖瓦雀眼里。就这样，这本“宝书”始终未被敌人发现。
　　 抗战时期，地处广饶、益都、寿光、临淄“四边”地区的刘集一带为我八路军所控制，日伪将其视为“眼中钉”，竭力想拔掉它。为此，刘集村曾经历过3次大“扫荡”，村内房屋几乎全被烧光，但这本《共产党宣言》却一次次地逃离劫难。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41年1月18日（农历辛巳年腊月二十一日）。这天深夜，驻广饶县城的日军纠集临淄、益都的日伪军1000余人，借口刘集村驻进了“四边县政府”与“益北行署”人员，突然将刘集村团团包围。敌人见房烧，见人杀，全村顿成血河火海。暴行下，有83位乡亲被杀害，500多间房屋被焚，是为震惊全国的“刘集惨案”。在这场浩劫中，刘世厚本已逃出村外，但他回头看见全村已是一片火海，这时首先想到的是藏在屋山砖瓦雀眼中那本“宝书”――《共产党宣言》。他担心书被烧毁，于是冒着生命危险潜回家中，在烈火中爬上屋山墙，将这本书抢救出来。
　　 解放战争时期，刘集地区虽已成为解放区，但仍不断遭到国民党军及“还乡团”的滋扰，形势不是很安定，刘世厚不得不经常变换藏书之处，直到新中国成立。耄耋之年，他放心地把这本“宝书”献给了国家。
　　
　　一件“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自1848年2月问世以来，已被翻译成200种文字，成为全球公认的“使用最广的社会政治文献”。在中国，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共产党宣言》先后共有5个中文译本，分别是1920年陈望道版，1930年华岗版本，1938年成仿吾、徐冰版本，1942年博古版本及1949年陈瘦石版本。
　　 关于《共产党宣言》首译本的出版时间，长期以来一直说法不一。毛泽东在谈到他的思想转变时，曾讲他于1920年春节二次旅居北京时，阅读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本人也曾回忆说，该书是1920年4月在上海出版的。如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人们误以为《共产党宣言》最早中文译本的出版时间是在1920年4月或春季。
　　 但问题是，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迄今未发现上述版本。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一谜底方才解开。
　　 1980年初，上海发现了1920年8月出版《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在上海档案馆保存着。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史资料丛刊》第一辑上，刊出了该版本的介绍文章和照片。上海本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共产党宣言》最早中文译本的出版问世时间不是1920年4月或春季，而是同年8月。1983年适值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之际，《光明日报》对此再作报道。但由于上海本系一孤本，因其孤证，对其出版时间，仍有人持犹豫态度。
　　 1986年初，山东省东营市政协在编纂《文史资料》第2辑时，收集到广饶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发现和保存的那本《共产党宣言》。他们高度重视，立即向中共东营市委和中共山东省委发出《关于鉴定和保护革命文物＜共产党宣言＞的建议》。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的李昌安于同年2月21日批示：“建议很好，望组织落实。”
　　 1986年5月，在政协东营市委员会的组织下，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东营市政协文史委及广饶县博物馆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察组，对广饶收藏的《共产党宣言》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察和鉴定。
　　 经考察，广饶藏《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系线装本，长18厘米，宽12厘米，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像片上方是自右至左的横排字，凡4行，从上至下依次模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共党产宣言”、“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等字样。在马克思像下端，是从右至左的3个横排字：马格斯。全书内文以5号铅字竖排，共56页。封底自右向左，依次印有数列竖排字：“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价大洋一角”、“原著者马格斯、安格尔斯”、“翻译者陈望道”、“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
　　 考察认为，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广饶藏本封面书名印刷的错误。考察组把中共中央编译局所保存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9月“再版”本与广饶藏的1920年8月“出版”本相对照，发现广饶本书名之误――原本应是“共产党宣言”，却印作“共党产宣言”，词序颠倒。经考察，这一现象并非发生在个别印本上。其显然是因排印或校对疏忽所造成，并非译法不同或其他原因所致。因其内文扉页上竖排的书名，清晰地印着“共产党宣言”5个大字。可以推断，正是因为发现了书名行文的词序谬误，又则书已售罄，故在9月间“再版”时，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同时，经过比照上海本封面印刷情况，与广饶本完全相同。足以证明，广饶本与上海本完全是同一个版本，最初出版时间是1920年8月。
　　 如今，广饶藏本《共产党宣言》已被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世称让人骄傲的“国宝”。在刘集村村委大院里，不仅有刘集村党支部活动遗址，而且还有刘世厚老人的石像。1979年，刘世厚这位《共产党宣言》首译本的保存者与捐献者，这位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宝书”的革命老前辈、老党员，走完了他88载的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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