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乡村]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

　　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对每一个有着乡村血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沉重而隐痛的寓言。从离开乡村进城那一天起，许三观的子孙们的领子背后，都插上了一根稻草。荒凉的树林、疲沓的耕牛和黄泥小屋渐渐淡出这些孩子的视线，这些欢天喜地的孩子，一乐二乐三乐，他们还来不及告别，已经望见了城市高不可攀的窗口。他们身后，乡村在尘土飞扬的黄昏，坍塌成一堆废墟。
　　城市和乡村，在很长的时间里，相安无事的。他们来来往往，面子上挺客气。且不说魏晋时的张翰在北方的大城市里享受荣华富贵，猛地想起江南乡下的鲈鱼莼菜，连官都不要做了，直接打道回府的风雅事，如何成了江南乡村的大红窗花，华丽丽地贴了一千多年。仅在《红楼梦》里，我们还看到刘姥姥拉着板儿，坐着驴车到金陵城里去阔亲戚家打秋风。贾母对刘姥姥表示慰问和艳羡：“我才听见凤哥儿说，你带了好些瓜菜来，我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个地里现结的瓜儿菜儿吃，外头买的不像你们地里的好吃。”刘姥姥回答得也很和谐：“这是野意儿，不过吃个新鲜。依我们倒想鱼肉吃，只是吃不起。”谈话的气氛是融洽的。到了后来，城里人的日子乱套了，找不到靠山，还得把巧姐往乡下送。比起表面上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内里却动荡不安的城市生活，乡村反而显得宁静、踏实。
　　古典的乡村，无非四字：“耕读传家”。“耕”者，土地也；“读”者，农村精英也。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脸朝黄土背朝天，汗水洒下去，也能产出点嫩藕新茶，肥鹅大蟹什么的。只要天下太平，田园生活倒也不差。刘姥姥进大观园，第一次上贾府打秋风，得了二十两银子和一吊钱的雇车费。第二次，刘姥姥又拿回了银子一百零八两，青纱、茧绸及其他绸子若干，内造点心、各样面果子、御田粳米若干，袄儿裙子等衣裳若干，梅花点舌丹、催生保命丹等养生药物若干。除却人情不算，大致可以看出来，小农之家，到城市里做点买卖，还是“双赢”的。另一方面，古代实行科举考试，私塾教育。知识分子拿起锄头种田，放下锄头考试，落榜了继续种田。私塾教师多半扎根乡村，算是乡村伊甸园的智慧树。而朝廷官员在朝中，也要替父老着想，上点《论贵粟疏》之类的折子，吟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诗文，挣点口碑。告老归田后，荫泽乡里，不兴拿着绿卡，移民到国外的。
　　中国乡村是一个辐射状的“熟人社会”，像《儒林外史》里写的，严贡生欺负穷邻居王小二，被告到知府那里，知县听了，说道：“一个做贡生的人，忝列衣冠，不在乡里间做些好事，只管如此骗人，实在可恶！”把个严贡生吓得卷铺做盲流去了。这还没完，官差找人就捡有头发的抓，找到严贡生的兄弟严监生。可怜这个连多点一根灯芯都舍不得的老实人，硬是拿了十六两白银出来，该赔还得赔。要是谁家媳妇恶待公婆啦，谁家儿子做陈世美啦，鼓书艺人会把他们的破烂事抖到方圆百里外。谁孝顺，谁有才，谁义气，乡间自有人物品藻，所以才有曹刿这样的乡下佬会说出“肉食者鄙”这样的狂话来。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乡村沦落到城市卖血了呢？我想，应该是从“耕读”体系被全面瓦解那一天开始。
　　农民没有土地，宅基地所有权成了一株寄生草。50年代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质问毛主席：“你搞革命，农民帮着你打天下，但最后你把农民圈在城外，农村生活和城里生活完全不一样，城里是天，农村是地……”毛主席，这位韶山冲里走出来的伟大农家子弟，严肃批评了梁知识分子式的妇人之仁，要他顾全大局，不要犯书生呆气。本质上，农民不拥有土地，土地却拥有农民，农民的额头上被烙上了“农村户口”的金印。在改革开放以前，农民去城里要饭，都得有“乞讨证”。改革开放后好一点，农民进城打工，可以办“暂住证”。这“暂住证”说来也话长，不说也罢。即便如此，农民工出卖了青春和热血，遣返还乡的日子也来临了。连最不堪的小工厂，也长着一副挑肥拣瘦的娇气肠胃：女工不得超过28岁，男工不得超过35岁。在《许三观卖血记》的末尾，头发花白，四颗门牙掉了三颗的许三观怯怯问城里的“血头”：“我年纪是大了，我身体很好，你别看我头发白了，牙齿掉了，我眼睛一点都不花，你额头上有一颗小痣，我都看得见，我耳朵也一点不聋，我坐在家里，街上的人说话声音再小我也听得到……”，年轻的“血头”客客气气地回答道：“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什么都和我没关系，你把身体转过去，你给我出去。”
　　另一方面，原本深植于乡村的智慧种子，随着乡村私塾的废除，高考制度的确立，也就彻底灭绝了。高考教育的脸朝着四个现代化，屁股朝着农村。供孩子读书，对普通的工薪阶层都是不轻松的，对农民来说，更是要了老命。一到二月底和九月初，农村集市上的农产品就会贱如尘泥。你想，一个大学生一年一万块的学杂费，要卖多少谷子豌豆，鸡鸭牛羊？农民不愿意孩子再回到农村，费孝通把这种情形叫“血本无归”。这像是圣经中那场悲壮的献祭。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哪”，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神必定预备好了。”背着书包，揣着父辈血汗钱的农村孩子，孑然一身往城市进发了。与圣经故事不同的是，没有一只充满恩慈的手，来阻止这条不能回头的路，把孩子归还给他的父亲。农村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越来越贫乏，也就失去了话语权和申诉权。野蛮拆迁的呛人灰土、计生组织的粗暴扫荡、污染企业的丧尽天良，无社会保障的恐惧与孤立，这些都被闷在乡村的矽肺里，在残山剩水中咯血，在漫漫寒夜里呻吟。除了农民陈桂棣、春桃写了本《中国农民调查》，再没有谁为他们说点话。赵本山喜乐无边的乡村爱情，刘亮程诗意绵绵的村庄神话，韩少功锦衣返乡的边城八溪峒桃花源，大概都是干柠檬里榨出来的几滴汁液了。
　　偏激一点说，每一个村庄，都是一座被劫掠的圆明园。忙着翻箱倒柜，往靴子帽子里塞金玉珠宝的各色强盗，脸上都罩着“时代”的黑丝袜。他们用时代洪流、弱肉强食的理由来遮盖自己淌着肮脏肥油的贼脸。强制征地、污染下乡、农民土地房屋产权虚置和农村空心化，形成三把尖刀，在中国城市化的铁血凯歌声中，制造着世界上落差最大的安赫尔瀑布式的城乡差距。当代的中国农村，注定要为城市流干血液变成牺牲的空壳，注定要在污水和垃圾中沦为死地，注定要穿越没有声没有光的泪谷吗？
　　我们的近邻，日本，为什么有明丽精致、风光旖旎的乡村世界呢？日本一直组织大学生去农村服务，不是假惺惺作秀，不是心怀鬼胎地转移失业大学生，是认真地做事。日本农村医疗、社会福利、配套的基础设施做得不错，和城市差别不大，不像我们农村里所谓的2012年要普及的那种医疗和养老保险-――一个八十岁的农村老人，一个月七十多块钱养老金。最最重要的是，日本一直在推“进攻型农政”，农业产品主动的商业化、品牌化。
　　中国的农村建设，至今还是马尾穿豆腐，提不得。政府搞的“新农村建设”，最出色的政绩就是，村庄里的房子――小青瓦洋楼也好，牛圈猪圈也好，茅草房也好，清一色在外墙上刷了一层白涂料，这就是“新农村”了。涂料又劣质，没过多久，就会被雨水和风侵蚀，白里透青，青而转黑，脱落出大块大块的斑痕，仿佛向人诉说着“粉饰”的深意。在《寻路中国》一书中，来自美国的作者生动地记载了一个细节：中国北方小县，荒凉的山坡上，轰轰烈烈地开展植树造林的运动，并获得了世界银行的贷款。公路边，一群农民在卖力挖树坑。等作者下来一查问，才知道坑是挖来做样子，树是没有影子的事。农民们挖树坑，每天可以得到几袋方便面。外国人有点少见多怪。事实上，这树坑恰是乡村建设的缩影。乡村建设就是坑爹的过场。
　　在极端的城乡二元对立中，自然产生大量的社会矛盾。比如权贵资本下乡与农民的土地纠纷，政府本应该担当仲裁的角色，却常因自身利益席卷进去。自诩为历史的创造者的人说，为了创造历史，就不要怕把手弄脏。可他们没想过，在跨过钱云会、薛锦波的尸体时，也就跨在了自己的尸体之上。因为，自己动手把社会变成丛林的时候，自己也不过是一串蚂蚱中最肥的一只，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而广东乌坎事件似乎给人们带来了一点希望，似乎看到了利益双方和平商谈的可能性，看到了政府履行仲裁角色的必要性。就像“两只鞋子”那个故事一样，乌坎这只鞋子算是落下来了，而海门那只鞋子还迟迟没用动静。这中间，将是漫长而揪心的失眠和守望。
　　在《许三观卖血记》的最后，老人许三观卖血不成，对无依无靠的未来感到恐惧。他脸上充满了悲伤，他无声地哭泣，满世界都看见了他掉眼泪。他卖血养大的三个孩子，觉得老父亲丢人现眼。一乐二乐三乐，他们快乐地生活在城市里，卖血的父亲是他们不愿面对的原罪。
　　而在七十年前，许三观们就已经为了民族的独立，放下锄头，走上了牺牲的道路。在穆旦的《赞美》里，诗人越过山川、河流、原野，“用带血的手”和沉默的农夫们一一拥抱。他深深知道：“为了他，我失去了拥抱的安慰”，“因为他，我们是不能给以幸福的。”七十年过去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为什么，苦难的乡村依然血流不止？
　　
　　责任编辑：马小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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