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肝疫情凸显乡土医疗的落后:山西丙肝疫情

　　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丹城镇发生一起丙肝聚集性疫情，56人经初筛检测阳性，经采集其中16人进行核酸检测，13人为丙肝病毒阳性。据初步调查，被发现的丙肝阳性者均在某个体诊所接受过静脉推注治疗，疫情可能是因不安全注射而引起。
　　一座小镇，因丙肝突发，迅速进入公众视野。于是，在同情、遗憾与困惑之外，悲剧何以酿成、谁应为此负责，再一次成为两个终极追问。对于前者，答案似已若隐若现，“医生注射未换针头”；而对于后者，或许言之尚早，却终归不容回避。
　　农村小城镇，历来医疗基础薄弱。非但卫生设施残缺不全，某些从业者的业务素养亦不敢恭维。在本就堪忧的大背景下，某些“意外事故”都有“必会如此”的基因，而此次丙肝疫情同样概莫如是。
　　一套低质运作的农村医疗体系内，种种已被主流社会淘汰的医护器具、治疗行为，竟得以顽固存活直至酿成事故。“老式的不锈钢注射器”、“针头经开水消毒后继续使用”……你能想象此类事情发生于大城市、大医院吗？尴尬的现实是，即便在公共卫生领域，农村也无可奈地“被边缘”了。
　　缺乏强力推动，若照自发秩序演进，农村与城市、小城镇和大都会，医疗层次的差距注定会愈发拉大。少数发达地区才具备完善的软硬件基础，之后，任何理念的更新、技术的换代、器具的升级，都只需支付很小的“边际成本”。但在相对封闭的农村地区，最起码的公共医疗基础犹未能完全建成。在这里，即便是底线性的“规范化努力”，都代价沉重、举步维艰。
　　“丙肝事故”的另一面乃是两种社会结构之间的“医疗水平时间差”。一次性注射器已成城市的常态物件，“老式针筒”在农村仍然市场广阔。人和物，观念与器具……凡此种种，乡土世界，无不显得滞后一拍、落后一步。发生在丹城镇的不幸，绝不仅是失职医生的过错，亦不全是渎职监管者的责任。步履蹒跚的农村医疗标准化进程，才是真真切切的肇事源头。
　　（摘自《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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