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使臣与清朝皇帝【皇帝的使臣】

　　买了本旧书《使滇日记》，作者叫徐炯，他是行人司行人。“行人”是官职，充当皇上的使臣，传达皇上的旨意。徐炯的这部日记，就是他到云南宣示帝诏途中的日记。　　是什么事情，一定要派专使不远千里到云南宣示圣意？原来康熙二十六年的夏天多风、苦旱。大概各处灾情频报，皇帝总得做做样子，一是减膳，每顿饭都要撤几个菜或不吃红烧肉吧；二是撤乐，大概宫廷中的乐舞都要停上一段时间。这些都是表示皇上与百姓同甘共苦，就像春天要到先农坛操演一下耕地，表示劝农一样。除此之外，当然还要例行祷祝上苍，自谴德薄，听取意见等一套把戏。为了把皇上这一片爱民之心普传天下，让大家都知道皇上是时时处处把老百姓的疾苦挂在心上的，于是，就要派行人司的行人，带着皇上的诏书，亲送各地，算是恩纶普传、督励官员，以示关怀。徐炯摊着了去云南的差使，所以就有了这本《使滇日记》。
　　送皇上的诏书，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诏书到，犹如皇上到，见诏书犹如见皇上，所以送、接的礼仪十分隆重。行人出使，浩浩荡荡。诏书一道，副诏一道，黄盖一顶，龙旗一对，御仗一对，钦差牌一对，马六匹，夫七名，兵十八名。行人官或骑或舆，带领这样一支队伍行进在京都去云南的道路上，虽说不致沿途戒严，那气派也不下于今天的警车开道、摩托护行。
　　诏书所经，沿途省城及州、县、卫、所的文武官员都要接送。接送有一定规矩：使臣到时，先要迎诏于公馆。把诏书安放停当，然后文武官员排着队向诏书行三跪九叩头礼。使臣离去时，又要集体送诏于郊外，三跪九叩，行礼如仪，饯行送别，礼数也不能少。
　　等到送抵目的地，那礼仪更是隆重。当地自督臣以下文武官员先要抬着龙亭，带着仪仗、香案、乐队（鼓吹），迎候于十里之外。等到使臣赍诏来到，先把诏书请到龙亭安放，各官跪候于道旁，然后排香案、动鼓吹，司道各官前导，使臣与督臣后随，迎诏至督臣衙门。把放着诏书的龙亭抬到上首，众官行一跪三叩首礼。礼毕，宣读诏书，读毕，又行一跪三叩首礼。然后再把诏书安放龙亭，再行一跪三叩首礼。读着这些纪事，觉得实在繁琐，但回想“文革”期间，上海的工、军宣队代表进了中南海，回去时说是带回了江青送的几只芒果，于是敲锣打鼓，列队迎接，供在那里让人“瞻仰”。好像这一套都能无师自通，大奇。
　　徐炯于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出发，经过两个半月，九月到昆明，一路上接诏、送诏，宴请、饯行，耗费了多少人力财力，恐怕是难于计算的了。有这些时间和钱财，替老百姓办点雪中送炭、扶困济贫的事不比什么都强？但在皇权主义的治下，皇上的几句话似乎比什么都重要，好像把这几句话带到各地，真的就会裂变出无穷的力量。但是，这一切都不过是官僚集团编造的神话。这些神话连官僚集团自身也不相信。看看徐炯这部日记，几乎无一字提到灾害的情形，无一字讲到如何救灾，有的只是一路游山玩水，饮宴歌舞。皇上装模作样地减膳、撤乐，文武百官根本没当它回事，该吃的照吃，该玩的照玩——这还是在所谓的吏治清明的康熙盛世啊！
　　徐炯一路游山玩水，随喜寺院，凭吊古迹，以及途中接风饯行，书中记载颇详，到了昆明，更是吃喝游玩无休无止。为节省篇幅，按下不表。
　　对于官员，吃的理由永远存在，玩的理由也永远存在。徐炯在昆明住到十一月十日，前后两月有零，就吃了玩了两月有零。碧鸡山、罗汉山、螳螂川、妙高寺、圆通寺、潮音洞、龙王庙、温泉，该玩的地方一处没有落下。在吃玩尽兴之后，皇上的使臣踏上归途。行前各官送的礼自不可少，而行时恭送圣诏也一切如仪。
　　原本是传达圣上的关怀，到头来成了公费旅游和官吏们盛大的聚餐。灾荒中的老百姓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恐怕在这一切迎来送往中，百姓的苦楚更增加了几分，差役不消说，就是官吏们吃喝玩乐的费用，最终还不是要落到百姓的头上。不过，作起居注的官员还是少不了为皇上的关怀民瘼、忧国忧民大书一笔的，而后世有颂圣癖的人也更会把皇上的这些“德政”编成戏剧，写作小说，甚至载入历史，以成就一代圣君的光辉形象。但是，真要懂得历史的真相，还得自己放开眼光从字里行间去看。专制官僚体制下的救灾救荒，在冠冕堂皇的巡视、视察后面，大抵都是一样地扰民祸民。上面的大官老爷少下去，老百姓或许还稍稍安稳一些。
　　【晓旭荐自《今晚报》2012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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