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佞 [忠佞之间说法治]

　　作为皇帝，正如阿Q所想的那样，“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反悔一句诺言，整死一个忠臣，简单得像捏死一只蚂蚁。　　就连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也难免这般。
　　贞观三年，他曾许下“关中免二年租税”的愿，但不久就变卦。魏征批评他“追悔前言，二三其德”，并指出他当皇帝以来，已经有好几次不讲信用了，这样做却“望下诚信，不亦难乎”？
　　另一次，李世民下令，官员凡假造官阶和资历的，再不自首就杀头，后来果然查出造假的，李世民下令杀头。戴胄认为应依法办理，不能皇上一怒就杀人。“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这里指李世民的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坚决反对以个人喜怒来“亏法”，即破坏法律、损失大信。
　　封建社会的帝王中，在善于纳谏方面，唐太宗是做得相当好的，但即使是这样一位皇帝对直言也并非全愿意听。
　　贞观初年，魏征的逆耳之言，他言听计从；到贞观中期，听取建议还可采纳，但有时会发火；到了贞观晚期，忠臣们的建议便听不进去了。因此太宗犯了出兵朝鲜的错误。
　　司马光说过：君主英明，则臣下多直言。他在《资治通鉴》中写了一个人“佞于隋而忠于唐”的故事：
　　裴矩在隋朝是位善于巧言献媚的人，而到了大唐之后却变成了忠臣。
　　这是什么道理呢？司马光认为君主英明，则臣下多直言，即所谓君明臣直。
　　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不是裴矩的天性发生了变化，而是因为“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也就是说：君主厌恶听自己的过错，那么忠臣就会变成奉承献媚的奸佞之人，国君喜欢听到过错，那么，奉承献媚的臣子也会变化成直言的忠臣。
　　由裴矩之变可以想到：“君明臣直”也反映了封建社会人治而非法治的实质。而一个社会只有步入法治的轨道，靠制度治国，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摘自《中老年时报》2012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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