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美学意义 艾略特“非个人”论的美学意义

　　[摘要]艾略特的诗歌“非個人”论除了具有流派的创作意义外，还具有超流派、超时代的美学意义。非個人论直接来自济慈的“否定能力”论，后者本质上就是一种美学思想。非個人论的一個重要内容是对诗歌情感的非個人化，其实质是将個人的生活情感转变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情感，这即是非個人论的深层的美学意义。
　　[关键词]艾略特；否定能力；非個人；生活情感；审美情感
　　[中图分类号]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3—0105—03
　　T·S·艾略特的诗歌“非個人”论的一個重要内容，是对诗歌情感的非個人化，其实质是将個人的生活情感转变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情感：这就是非個人论的深层的美学意义。一般的研究只看见艾略特这個理论在后期象征派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上的意义，而忽略了其普遍的美学意义。随着西方诗歌流派和思潮的变迁，非個人论的流派意义必然减少，而其局限性则必然显现。如果我们看不见这個理论的普遍的美学意义，就会发现它的某些说法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甚至会认为它只有错误而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例如有的研究者就认为，“正是基于对传统、情感以及读者的错误认识，艾略特提出他的诗学观点，而他的观点显然对诗歌的创作和欣赏鲜有助益”。
　　艾略特的“非個人”论来自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消极能力”论及其他相关理论，而济慈的消极能力论实质上是一种美学思想，这种美学思想是艾略特非個人论的美学基础。因此，本文的论述从济慈的理论人手。
　　一
　　济慈说，“一种消极能力，也就是能够处于含糊不定、神秘疑问之中，而没有必要追寻事实和道理的急躁心情。……对一位大诗人来说，美感是压倒其他一切的考虑的，或进一步说，取消一切的考虑”。“消极能力”的原文“negative capability”还有多种译名，例如“否定能力”、“反面能力”、“反面感受力”、“客体感受力”等。关于这個概念的含义更是众说纷纭，本文对这個概念做两点阐发。
　　第一，“含糊不定、神秘疑问”的心理状态是“否定能力”的表现，“而没有必要追寻事实和道理的急躁心情”则是造成“否定能力”的原因。从心理中的理智、意志、情感三种机能看，“否定能力”就是由于否定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抑止了理智认知的活动以及相应的意志目的的活动（济慈所说的“没有必要追寻事实和道理”，大约就同时包括了对于理智认知和意志目的的抑制），从而让心理中的情感获得独立活动的权利，这时的心理状态就是审美情感的状态，即没有理智认知的确定概念和意志目的的具体功利的情感状态。我们适宜把济慈所说的“含糊不定、神秘疑问”的心理，看作诗人在创作中审美心态与反审美心态的较量：诗人即便处于审美情感状态之中，那被抑止的理智和意志仍然在潜在地活动，并且不时地力求明确地介入到审美心理中来追问道理和表达愿望，从而使审美情感的心理出现“含糊不定、神秘疑问”状态。我们面对一花一木时的审美心理尚且容易如此，诗歌创作那样复杂的审美心理活动就更难免如此。在上述意义上，我们认为“negative capa—bility”译为“否定能力”较为确切。其含义就是否定明确的理智认知和意志目的的活动，从而间接地肯定情感审美的活动。
　　第二，济慈后一句话中的“美感是压倒其他一切的考虑的，或进一步说，取消一切的考虑”的说法，是他前面的话的必然结论。“美感是压倒其他一切的考虑的”，具体说来就是压倒一切理智认知和意志目的的。这说明在济慈心中美是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济慈以“美感是压倒其他一切的考虑的”说法，明确袒露他的唯美思想。他应当是唯美主义者的先驱，虽然他的诗篇并不就是唯美的。其实，济慈具有唯美思想不是缺陷，而是贡献。西方从古希腊到浪漫主义时代，诗学的主流是主张传播真理知识特别是宣传道德教训。浪漫主义诗歌由于其主体性和抒情性的原因，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产生了许多优美诗篇。不过，其中仍然存在说理和说教过多的弊端。而济慈却敏感到了诗歌艺术中美的自主性和绝对重要性。济慈用什么与现代接通？主要就是用其唯美思想。后来的唯美主义者如艾伦·坡和波德莱尔等，就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和开创者。
　　济慈所说的“否定能力”既然是否定理智认知和意志目的的能力，它必然也是否定生活情感而产生审美情感的能力，因为生活情感是伴随理智认知特别是意志目的而产生的。在这個意义上，否定能力具有“非個人”的性质。济慈就说过诗人的性格“不是它自己——它没有自性——它是一切，它又什么都不是”。他甚至说：“我所说过的东西，都不可以假定为从我真正本性中产生出来的见解——因为我根本没有本性。”这就是在非個人、非個性，或者说否定個人、否定個性。不过我们从上述可知，这种“非”和“否定”的目的是为了创造诗的美，为了产生“压倒其他一切的”美感。济慈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写过一行具有一点公共意识影子的诗！”可见，济慈的非個人化决不是为了大众化或者社会化，它的根基仍然是個人，只是在审美的当下表现出一定的非個人化而已。所以，济慈说的“我根本没有本性”就如同后来艾略特说的诗人“消灭個性”一样，其实质都是说诗歌创作要超越自我性、個人性而追求审美的普遍性。
　　二
　　“非個人”论所以在西方产生，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西方诗歌的基本情感是個人性的自我情感。在深入追求诗歌情感的审美化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这种非個人化、非自我化的理论，因为审美活动虽然是自我的，但审美情感却超越自我性而具有与他人共有的普遍性。非個人论产生的直接契机，则是对浪漫主义张扬自我性的一种反拨。不过上文已指出，作为浪漫主义代表诗人之一的济慈其实已经敏感到了非個人性问题。
　　“非個人”概念是艾略特在其论文《传统与個人才能》（1917）中提出的。这篇论文从两方面论说诗的非個人化。一方面从诗与传统的关系看，一首诗并不是诗人個人的独创，其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個人的部分也就是他前辈诗人最足以使他们永垂不朽的地方”。因此，诗人必须继承并发展传统，必须具有历史意识。另一方面，从诗与诗人的关系看，成熟诗人的心灵只是一個媒介，一种工具，它把感觉、词句、意象等东西组合成一首诗而并不粘带诗人的個人性，就像催化剂使两种物质化合而在化合后的生成物中却没有催化剂的成分一样。从这两方面看，诗都是非個人的。于是艾略特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個艺术家的前进是不断的牺牲自已，不断的消灭自己的個性”；“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個性，而是逃避個性”。“非個人”论的原文是“Impersonal theory”，一般译为“非個性”论。从上述看，译为“非個人”论较好，因为“非個人”的含义大于“非個性”，能够概括上述两方面的意思。 　　艾略特的“非個人”论来自济慈，尽管艾略特的文章没有说明这点。济慈说过诗人的性格“不是它自己——它没有自性”；又说过他自己“根本没有本性”。艾略特的“逃避個性”、“消灭個性”等说法与之颇相似。济慈的“否定能力”论对艾略特的“非個人”论显然也有启发作用。艾略特对济慈也很信服。他在《诗歌的功能与批评的功能》一书中引述了济慈关于天才人物没有個人性、没有确定的性格的说法之后说，“济慈关于诗歌的观点几乎没有不被发现是真理的”。艾略特的非個人论来自济慈的具有唯美性质的否定能力论，这应该是非個人论除了具有时代的流派（象征派）意义之外，还具有超时代的美学意义的一個原因。
　　艾略特的诗学很丰富，其中最富于创新性的可称之为客观化理论。这种理论包括“非個人”论、“客观对应物”论和形式论，其中“非個人”论是核心。非個人论与其余两种理论的内在关系大致是：非個人化的感觉、经验、情绪等应该用客观关联物表现出来，由此所显示的技巧等艺术形式便是诗歌的价值之所在。这种客观化理论是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的理论总结，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的理论总结，因为象征主义诗歌是现代主义诗歌的主流。艾略特也正是以这种客观化理论，来反拨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浪漫主义主观化诗学以及当时流行的乔治派后浪漫主义诗歌观念的。就其影响而言，这种客观化理论直接促进了后来美国新批评派的以文本为中心的诗学批评。
　　艾略特的“非個人”论其实还具有诗歌美学的价值，因此它能够与济慈的“否定能力”论、唯美主义者的“唯美”论和法国象征主义者的“纯诗”论联通起来，具有超越时代和超越流派的美学意义。
　　这种美学意义在于：诗歌通过一定程度的非個人化创造，能够使日常情感变成艺术情感，使個人的生活情感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情感。艾略特在提出非個人论的《传统与個人才能》一文中，对此就有所显示。他说，诗人“生活中特殊事件所激发的感情”“尽可以是单纯的，粗疏的，或是平板的。他诗里的感情却必须是一种极复杂的东西”。又说，“只有有個性和感情的人才会知道要逃避这种东西是什么意义”；“有意义重大的感情的表现，这种感情的生命是在诗中，不是在诗人的历史中。艺术的感情是非個人的”。原来，诗歌要逃避的情感只是诗人具体的生活情感，它是“单纯的，粗疏的，或是平板的”。诗歌还是要表现情感的，那情感则应是复杂的、精致的、有变化的，这即是所谓“有重大意义的感情”、“艺术的感情”。那么，这种情感从何而来呢？当然只能来自诗人生活中单纯、粗疏的情感。艾略特所说的“只有有個性和感情的人才会知道要逃避这种东西是什么意义”这句话，就可以做这样的理解：诗人是有個性和情感的，不过诗人的個性在诗歌中应寓于某种共性之中，诗人的個人情感在诗歌中应变成普遍情感。这就是对情感的“非個人”化。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将個人具体的、粗糙的生活情感加以澄清、净化，使之成为普遍性的审美情感。审美情感由于超越了特殊的事件和個人的生活，其含义必然较为复杂、深广，以至于不可能完全言说。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审美情感是一种有普遍意义的情感。
　　艾略特在文中所说的“有重大意义的感情”这一概念，实际上是很有审美意义的。它的原文是“sig—nificant emotion”，译为“有意味的情感”更好。这使我们联想起与艾略特同时代的英国艺术批评家克莱夫·贝尔在其《艺术》一书中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概念（“significant form”）。两個概念可以说都是对美的本质的一种表述。贝尔的概念着眼于现代艺术的审美形式，并同时谈到了审美内容（“意味”），加之他对这個概念做了专门论述，所以容易被接受，在现代美学界和艺术界广为流行；而艾略特的概念只着眼于美感内容的“意味”，没有包括审美形式，加之只是顺带提出，所以没有什么影响。不过，艾略特的这一审美本质性概念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说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概念更适用于现代造型艺术的话，艾略特的“有意味的情感”概念则特别适用于现代诗歌。艾略特似乎也感觉到了“有意味的情感”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他将“有意味的”（上引译文为“有意义重大的”）这個词语打上了着重号。艾略特在文章末尾所说的“这种感情的生命是在诗中，不是在诗人的历史中”的话，再次提示我们：诗人生活中的個人情感不是诗歌情感，它要经过非個人化以后才能存在于诗中，才能成为诗歌情感、艺术情感，亦即有意味的审美情感。这种意思，也印证了我们从美学角度论说艾略特的非個人论的基本观点，即非個人化能使诗人個人的生活情感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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