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词典理论与实践：20年的发展历程与展望]数据库技术发展历程和展望

　　1992年10月，中国辞书学会在北京宣告成立，并同时宣布拟成立七个专业委员会。1993年11月，中国辞书学会首届年会在广州隆重举行，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在会议期间正式宣布成立。在过去20年里，中国辞书学会及各专业委员会为我国辞书界搭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活动平台，我国的辞书学理论、词典编纂和出版从此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新时期，其中双语词典学的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对国内词典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国际辞书学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双语词典学的学术发展动态
　　1.学术研究多元化
　　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学术研究硕果累累。随着语言学的新成果以及计算机信息技术在辞书研究和编纂中的应用，我国双语词典研究呈多视角、多层次、跨学科的态势展开，研究范围涉及词典学的各个领域，如词典史、词典理论、词典比较、词典编纂方法和词典制作工艺等，而且这些研究能切实抓住双语词典的特点，深入到辞书其他领域不大探讨或不需要考虑的问题。
　　双语词典学的研究十分重视吸收国外词典学及语言学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促进国内词典学科研不断创新。早期的双语词典学家十分重视吸收国外词典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引进了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积极型词典和消极型词典、闭环性和循环释义等新概念，当代双语词典学者开始注意到国外语言学研究的前沿理论，在词典研究和词典释义中应用了诸如认知图式、概念隐喻、框架语义学、心理空间及整合理论、原型理论、文本一意义理论、认知语法、构式语法、依存语法、配价语法、二语习得和中介语理论，以及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等，汲取这些领域的理论精华，构建当代词典学的理论体系，以及词典编纂原则和新的释义方法，譬如，认知词典学、交际词典学、语篇词典学、计算词典学、意义驱动的多维释义理论、构式释义法等。
　　学会成立的初期，双语词典学者就利用外语的优势，积极引进、吸收和消化国际词典学的新理论，进入21世纪后，双语词典学迎来了理论创新和当代词典学理论的构建时期，有关双语词典的专著达几十种之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词典学研究》（黄建华2000）、《双语词典学导论》（黄建华，陈楚祥2001）、《双语词典编纂》（李明，周敬华2001）、《语义学与词典释义》（章宜华2002）、《交际词典学》（雍和明2003）、《计算词典学与新型词典》（章宜华2004）、《当代语言学与词典创新》（王馥芳2004）、《双语词典译义研究》（魏向清2005）、《辞书学与双语词典学探索》（吴建平2005）、《词典编纂的艺术与技巧》（章宜华，夏立新译2005）、《英汉/汉英语文辞书研究》（曾东京2006）、《英语词典学概论》（文军2006）、《当代词典学》（章宜华，雍和明2007）、《双语词典学及其教学研究》（卜爱萍，曾东京2008）、《语义·认知·释义》（章宜华2009）、《基于用户认知视角的对外汉语词典释义研究》（章宜华2011）。此外，近年来毕业的词典学博士们还推出一大批基于博士论文的双语词典学专著，这表明我国双语词典学的可持续发展有了很好的人才保障。
　　随着词典学研究的深入和研究领域的拓展，双语词典学研究的层次不断提高。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双语词典学的课题很少能在省部级社科规划中立项，而近年在教育部文科基地重大研究项目、国家“211工程”和国家社科基金中立项的也不鲜见，而且还有一些关于词典编纂的项目，譬如：张柏然主持的“新时代英汉大词典”、章宜华主持的“新一代英汉双解学习词典的研编”（09BYY034）、陈国华主持的“新时代英汉学习词典”（2010后期资助）和何家宁主持的“商务英语学习词典研编”（11BYY055）等；章宜华参与了中国社科院语言所主持的、全国名词委发布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语言学名词审定》，对词典学的术语进行了厘定，这些对于规范词典学的教学和研究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2.学术交流国际化
　　学术交流空前活跃，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在辞书学会成立之前，双语词典界的学术交流很少，更无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概念。自从学会成立和《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学术活动条例》制订以来，双语词典的学术活动都是在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已经组织了九次年会暨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紧跟国际学术动态，紧扣国内外的热点问题。无论是会议议题还是参会人员，都注重向国际化方向发展，每届会议都有国际词典学家参加，议题从词典编纂的经验介绍到词典学理论的构建，从词典学本体研究到语言学、认知学和二语习得等相关理论的应用研究，从编者视角到用户视角的研究，从简单的词典评论到词典批评学术体系的构建，从语料库到计算机词典辅助编纂系统，从传统纸质词典到电子和网络词典，从平面出版到数字和多媒体辞书出版等广泛涉猎，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和升华，每个议题都引起了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每次会后都会把优秀论文结集出版，比较有影响的有：《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第6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章宜华主编）、《双语词典学论集》（张柏然、魏向清主编）、《双语词典论专集》（黄建华、章宜华主编）、《双语词典研究》（曾东京主编）和《双语词典学专集》（黄建华、陈楚祥主编）等。这些论文集对各学校词典学研究生培养和辞书工作者的学术研究都起到了很好的参考作用。
　　在国际学术领域，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还凭借外语优势，积极参与国际词典学的学术交流活动。原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主任黄建华教授参与了亚洲辞书学会的筹建工作，并当选为亚洲辞书学会第一任会长，章宜华教授先后担任四届亚洲辞书学会执行理事，并多次作为特邀主讲人在亚欧词典学国际会议上做主题发言。其他双语词典学者也积极参与国际会议，譬如陶源珂研究员、徐海教授和薛荷仙副教授等多次参加了亚洲和欧美国际词典学会议。1999年1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作为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的秘书处所在地和亚洲辞书学会的联络站组织召开了亚洲辞书学会第一届年会暨国际词典学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140多名词典学家和辞书工作者参加了会议。学习词典的研究、编纂与使用，辞书的继承与创新，语料库建设与计算机辅助词典编纂构成了这次学术会议的三大主旋律，主要内容都辑录入《亚洲辞书论集》（黄建华，章宜华2001）。会议的圆满成功，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澳大利亚著名辞书专家DavidBlair说：“这种专业性较强的词典学国际学术会议能聚集亚洲、欧洲和澳洲的这么多专家学者，足以说明这次会议对词典界的学术贡献是明显的、影响是巨大的。” 　　为了促进国内外词典学家、辞书出版社和二语教学人员的国际交流，让国内辞书界和二语教学界的学者了解国外学习词典研究和编纂的新理论和新方法，让国外词典学者和出版机构了解中国学习者对外语词典的需求，也让国外汉语教育和出版机构了解我国汉语和对外汉语词典的研究和出版情况，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于2007年决定发起每两年一次的“词典学与二语教学国际研讨会”，并得到中国辞书学会的大力支持。第一、二届会议分别于2008年和2010年在广州和重庆召开，来自亚洲、欧洲、澳洲和美洲的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国内外学者进行了热烈的交流，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会后也出版了《词典学与二语教学研究》（章宜华2008）文集，以扩大会议的影响。
　　3.产学研互动学术化
　　双语词典的学术互动主要是产学研之间的互动，体现在学、研、产三个方面。首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于1994年率先招收双语词典学博士生，不久厦门大学、南京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相继开始招收词典学硕士研究生；在进入21世纪后，招收双语词典学硕士研究生的学校越来越多，如重庆大学、上海大学、郑州大学、宁波大学、西南大学、广东商学院、温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四川外语学院等；其中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黑龙江大学和厦门大学等也先后招收双语词典学博士研究生。研究生的教学极大推动了双语词典学研究的繁荣发展，每年都有几十篇双语词典学的硕士和博士论文诞生，还有一些学术论文公开发表。另一方面，在一些大学里，研究生也都积极参与学校的词典学学科建设，包括一些科研项目的研究、语料库和数据库的建设，以及双语词典的编纂等，这些科研成果的产出直接支持了辞书的出版和词典学的教学活动。
　　学术互动的另一方面体现在学术合作和学术咨询上，即双语词典学学者在学会的框架下参与出版社和传媒机构的辞书设计和编纂的咨询工作：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成员参与了商务印书馆的《汉语学习词典》的审稿工作，以及《现代汉语词典》的论证和样稿的编纂等，体现了汉语与双语词典“体例的互动”；为一些电子词典出版机构和传媒机构提供咨询，譬如，卡西欧、诺亚舟、步步高和山东星火传媒集团等；特别是为星火集团职工的辞书知识培训、辞书项目的规划、编纂平台的规划和用户需求调查等提供了系统的咨询。章宜华、高永伟等还连续多年参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全国辞书编辑资格培训班的授课。
　　学术互动还体现在国内学者学术理念、学术方法和学术理论的交流上。在大学平台上，章宜华、陈国华、吴建平和吴光华等教授先后多次应邀到有关大学讲学，传播词典学知识。陈国华教授在自己的学校开设了系列词典学知识讲座，提高大学生对词典的认识和使用效果。此外，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还先后邀请了欧洲词典学名家R.R.K.Hartmann教授、“COBUILD学习词典”和“新牛津词典”的主编Patrick Hanks来校做词典学系列讲座，商务印书馆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多家辞书出版社都派员来听课。在今年10月还将邀请英国词典学家Hilary Nesi来做为时一周的学术交流。这对我国双语词典学的学者和学生开拓国际视野、提升学术素养，对我国原创英汉学习词典与国际接轨将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二、双语词典的编纂与出版动态
　　双语词典的编纂和出版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比，词典出版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品种增多，质量提升。在过去20年间，双语词典出版的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涉及人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只要社会上有新的专业门类出现，就有（或者即将有）与之相应的双语词典出现。因此，双语辞书出版的数量显著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这从历届国家辞书奖参评数量和质量评价上可以反映出来。
　　2.学术开路，体例创新。由于双语词典重视学术研究和语言学新理论的应用，很多词典在选题、设计和内容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在体例上敢于创新。如《俄汉详解大词典》（赵洵等）在释义上采用了多层次释义法，区别了意义、意味和特用三个层次，使俄语语义体系既系统又明了。《俄汉文学翻译词典》（龚人放）与以前出版的外汉翻译词典不同，它对那些语义明晰（transparent）的译例一律不收，只收录汉语译文已突破源语语言图式的限制，意义上有所引申或升华，反映源语之深层涵义的译例。《英汉科技表达词典》将“科技词汇”和“科技语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解释科技英语或术语的同时解释相关的语法和用法，并设置科技领域常用功能意念英语表达法栏目，这在英汉科技词典中极具个性。
　　《英语学习与交际大词典》（邱述德）借鉴语言学中的交际理论，通过描述语言交际的环境、内容和模式来解释特定语词的意义和使用。《新时代高阶英汉学习词典的研编》（陈国华）的主要设计特征体现在对条目和释义词的控制，系统、全面的语法搭配信息和实词搭配信息，围绕搭配来组织词典信息。这种以搭配为主要新特征的英语学习词典将为我国EFL提供全新的语言参考途径。《新世纪英汉双解学习词典》（暂定名）（章宜华）汲取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方法，采用意义驱动的多维释义理念来设计词典的体例结构；从中国英语（EFL）学习者二语习得的实际需求出发，把被释义词放在特定的构式中，通过描述语言的交际环境、交际角色及交际内容来解释语词特定的意义和使用。它摆脱了传统词典释义方法，把意义赋予特定的语言模式或特定模式中的语词，使被释义词的形态、概念、句法、语用和文化等层面的知识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3.团队合作，打造精品。辞书编纂的特点就是周期长，工作量大，涉及人员广。为了保证质量，近几年出版的双语词典——特别是大中型词典项目——常常组成强大的编纂班子，历时数年，甚至十几年，在全体参编人员的通力合作下完成。如《俄汉详解大词典》有一支由全国7个省市的50多位资深学者组成的编纂队伍，历经12个寒暑，最终圆满完成。《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始编于1989年，历经两任主编（吴景荣和程镇球），由30多位学者历时十年时间，经商务印书馆10余位编辑近一年打磨而成。吴光华教授有一个几十人的班子，先后编成《英汉科技大辞典》、《汉英大词典》（两卷本）和《汉英综合大辞典》（3卷本），2010年又推出《英汉大词典》单卷修订本，质量也不断提高。刘纯豹的团队也是常年笔耕不辍，打造出《综合英汉文科大辞典》和《英汉全功能词典》。近年来，出版社与大学合作也成为原创词典发展的一种模式，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西安外语学院合作推出了《新世纪汉英大词典》；商务印书馆与南京大学合作出版了《新时代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与复旦大学合作修订了《英汉大词典》和《新英汉词典》。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双语辞书正在编写之中，譬如上述《新时代英汉学习词典》是由商务印书馆与北京外国语大学陈国华团队合作编纂的，《新世纪英汉双解词典》是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章宜华团队合作编纂的。这些词典都是团队合作、多方支持、广大参编者共同努力的产物。以前那种单枪匹马“编”词典的现象越来越少了。 　　4.技术换代，词典革新。计算机等现代化技术手段的运用体现在词典编纂、编辑和出版的全过程。可以说，它给词典学带来了一场革命，无论是承载词典信息的介质，还是词典知识内容的组织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技术的应用方面，双语词典界一直紧跟国际步伐，从辞书学会成立伊始就进行了语料库和计算机词典辅助编纂系统的开发。譬如，南京大学的CO-NULEXID系统，即商务一南大语料库暨双语词典编纂系统，在《新时代英汉大词典》的编纂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开发了“基于微观数据结构的双语词典生成系统”，是一个基于广域网环境运行的计算辅助词典编纂及生成平台，适用于多语种外汉词典的编纂和自动生成。最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和厦门大学外语学院合作，建设大型“英汉双语平行句对语料库”，拟收录60余万英汉句对，总字数达5000余万。现在，语料对齐、入库的工作已经完成，将进行必要的词类、句法和语义属性方面的标注。该英汉句对库的建设目的是为词典编纂、语言学比较研究和翻译研究等提供可靠的语言资源和统计数据。这些语言资源和平台的建设为新世纪原创双语词典的开发和质量的提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最近几年，各大双语辞书出版机构在“十二五”期间都有宏大的出版计划。如商务印书馆在抓好原创词典的同时，拟推出“牛津”和“朗文”新版学习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十分重视原创辞书、引进版大型工具书和词典学等相关学术著作的出版，并与多家大学合作进行双语词典语料库、数据库和编纂平台的建设。上海译文出版社拟出版的重要工具书有汉德、汉法、汉日词典（各1600万字）和汉英大词典（3600万字），拟引进出版的重要工具书有英汉、英德、英法、英俄、英韩、英日和英西双向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比较重视学习型辞书的引进和出版，为了提高辞书编纂和出版效率，方便与电子媒体结合，引进了词典编纂平台，并已普遍运用到多个项目之中。
　　三、双语辞书的评论与评奖
　　辞书评论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介绍和褒扬优质辞书、批评劣质辞书和辞书评论（含评奖）。这三方面内容的核心目的就是提高辞书质量，指导词典使用。
　　批评劣质辞书是辞书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这20年间，双语词典学界一直旗帜鲜明地褒扬具有原创性的优秀作品，鞭挞抄袭、拼凑的劣质之作，为营造健康的辞书学术和出版氛围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譬如：从《法汉科技词汇大全》谈劣质大词典（黄建华1994）、双语词典质量标准与质量保障对策（张后尘1995）、王同亿事件的教训（陈楚祥1997）、日汉科技专科词典的编纂问题——评王同亿主编的《日汉科技词汇大全》（杨诎人1999）、从词典学词汇的释义谈《英汉辞海》的质量问题（章宜华，黄建华2004）等，对劣质词典从收词、立目、释义、翻译和例证等方面，以及掠夺他人成果等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更多的辞书评论以学术争鸣的态度，对许多词典进行了探讨，如丁志聪在《（当代英语习语大词典）的特色与讹误——兼与李润清教授商榷》一文中就表述了与李润清教授不同的学术观点，指出该词典在翻译和自撰例证等方面的诸多问题。类似的文章还有：《谈（英汉大词典补编）译名来源及定名原则——兼与陈忠诚先生商榷》（于海江2001）、《就（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的评论与赫迎红先生商榷》（赵刚2012）、《综合性英汉词典英谚收译的三大问题》（曾东京2003）等。
　　在辞书评论理论方面，也出现了许多论述。如陈楚祥《词典评价标准十题》（1994）从词典编纂的宗旨、选词立目、义项划分、释义和注释、例证与参见，以及术语标准化和检索性等方面论述了辞书评论的写作方法。魏向清《关于构建双语词典批评理论体系的思考》一文通过对双语词典批评的双重理据进行分析来构建科学的词典批评理论体系，并提出了双语词典评价的六大方面内容。值得一提的是，曾东京出版了专著《双语语文词典批评研究》，从双语语文词典批评的性质特点、目的、作用、意义和原则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探讨。此外，在全国各种刊物上还发表了一大批介绍和推荐优秀辞书的辞书评论。这些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双语词典评论的理论体系。
　　辞书评奖是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在中国辞书学会的领导下，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参与了中国辞书奖（后改称“国家辞书奖”）的评奖工作。第一届共收到申报词典30部，评出一等奖2部——《大俄汉词典》和《最新高级英汉词典》，二等奖4部，三等奖5部；第二届共收到申报词典26部，评出一等奖2部——《汉英词典》和《汉俄翻译词典》，二等奖和三等奖各4部；第三届共有36部词典参评，评出一等奖3部——《俄汉详解大词典》、《汉语波斯语词典》和《新捷汉词典》，二等奖6部。第四届共有43部词典参评，评出一等奖2部——《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和《新世纪英语新词语双解词典》，二等奖5部。第五届共收到申报词典33部，评出一等奖4部——《新时代汉英词典》、《英汉医学词典》和《简明汉西词典》等，二等奖5部。之后，辞书评奖转由新闻出版总署直接组织，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都参与了评奖工作。在最近的一次评奖中，《汉俄大词典》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新时代西汉大词典》和《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四、双语词典编纂与出版存在的问题
　　20年来，双语界在词典学的学术研究和词典编纂出版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我们面临的问题也不能小觑。能否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对我国双语词典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理论研究与编纂实践问题：经过学界多年努力，编词典的不做词典学的理论研究，做研究的不编词典的现象有所改善，但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于研究和出版结构中，导致学术研究和词典编纂两张皮，已有的学术成果不能得到很好的应用，这或多或少影响了双语词典质量的提升。
　　（2）出版社思想观念转换问题：长期以来，国内语言界和辞书界有种片面的认识，认为外语词典理所应当是外国人编得好，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引进国外版权词典，把国内外语学习词典的市场拱手让给外国出版商。但实践和调查证明，西方学者编写的词典并没有考虑国内学习者的国别需求，难以满足其学习的需要，而国内学者更了解中国英语学习者的需求。商务印书馆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先后投入可观的资金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英汉学习词典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3）类型学观念模糊或淡薄：国内词典的设计、编纂和出版缺乏类型学的观念，试图以覆盖最大数量的用户群作为最高宗旨，积极型词典也兼顾消极型、内向型词典也兼顾外向型、能产型词典也兼顾查考型、电子词典移植纸质词典，结果造成所有词典编出来都缺乏个性，相互雷同，以致词典市场停滞不前或萎缩。有人把这种不景气归咎于电子词典，其实不然，因为电子词典也同样销售乏力；其根本原因是词典缺乏类型差异，同质化严重，消解了用户购买词典的欲望。
　　（4）电子和网络词典发展滞后：盗版问题似绳索捆住了各大辞书出版社的手脚，使它们一直不敢涉足电子或网络词典。然而，专科或专门词典电子化，大型词典网络化是辞书现代化发展的方向，有极大的用户群体和市场；谁回避了这个问题，谁将在市场竞争中陷入被动，失去竞争力。另一方面，电子词典与纸质词典应该是互补或互相促进的，而不是一种取代另一种的关系；因此，它们有不同的用户群体或查阅用途，应该有不同的分工和技术发展路线。
　　（5）辞书规划与长期投入的问题：我国的辞书出版机构不太重视辞书中长期的发展规划和基础建设（如词典语料库和数据库等），很少进行长线投入；品牌意识淡薄，少有辞书品牌的培育，大多是短平快的项目，出一个版本就从市场消失了。这导致平庸雷同之作不少，精品不多；重复出版的不少，学术创新的不多。这种现象在英汉双语词典中尤为显著，极大制约了双语辞书的跨越发展。
　　五、结语与展望
　　双语词典学界凭借中国辞书学会这个平台，使以前那些无序的研究心得交流变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学术活动，使单纯的词典学学科建设变成了产学研一体的学术互动，使盲目的学术研究变为有目的、有成效的科研成果，这些成果对我国辞书编纂和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成绩固然可贺，但展望未来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更大、更多。
　　在当前知识经济发展的新时期，人们需要快速、高效地学习外语和在各行各业的工作中使用外语，他们时时刻刻都需要通过词典来弥补知识缺失或获得新的信息，这给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或双语词典学界提出了更加艰巨的任务，我们要针对目前词典研究和出版的弱点，制定新的对策。其一，我们要正视存在的问题，改变观念、提高认识，用创新理念、创新理论和技术方法来制订辞书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其二，我们要加强语言学、认知学和二语教学等相关学科理论方法在词典研究和编纂中的应用，丰富词典学的理论方法，提高创新意识；其三，要在词典现代化技术，如双语平行语料库、外语中介语语料库、词典数据库和计算机辅助词典编纂/编辑出版系统的开发，以及电子词典和网络辞书的出版、发行和管理等方面加大力度，以满足新时期各类词典用户群体的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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