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曲解文献的“社交性”预设 预设性

　　柯律格的《雅债》（中文简体版）近日由三联书店出版，柯氏此书，有一副题“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因为有了这一预设的观念，所以，柯氏在解释文徵明的艺术创作时，都有意往“社交性”这一方向靠拢。社交性的最主要表现，就是“报”，而“报”的直接载体就是“礼物”。柯氏通过对文徵明所流传下来的大量诗文题跋的考察，认为文徵明的众多书画作品多是“社会性”交往的产物，并对文徵明的品格作重新评价。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柯氏对文徵明的这一全新解读，却是建立在对文献的严重误读曲解的基础上的-柯氏因为有了一个“社交性”的预设，因此在解读文献时，往往有意曲解，以满足自己所提出的观点，在方法上未免有“以论带史”之嫌。下面试举数例，以见一斑。
　　柯氏在解读文献时，喜欢对一些关键字（词）的字（词）义作细致周详的训释，这一看似严谨的做法，很容易让人产生柯氏治学严谨的印象，其实却是他所有曲解，也就是“以论带史”的基础，如第一章“家族”中关于文徵明给王廷载的信，柯氏这样解释：
　　文徵明在信中提到由福建护送父亲遗体回到家中的景况：“到家，人事纷然，加以哀荒废置，未遑裁谢。”这可能是文徵明众多感谢亲友为此丧事致赠礼品的信札中意外流传下来的一封。信中用“人事”二字代表礼物，是最晚开始于宋代并沿用到明代的习惯用法。这两个字模糊了礼法中对香、茶、烛、酒、果等之“奠”，与丝帛、钱财一类之“赙”的分别。
　　柯氏为了解释文徵明社交性的“报”，所以必得把这里的“人事”解释为“礼物”，并且还考定这“是最晚开始于宋代并沿用到明代的习惯用法”，欲以此令人信服，不敢质疑。又柯氏在第四章引文徵明给文彭、文嘉的家书时，对其中的“人事”亦作相同的解释：
　　文徵明在信中云：“在此只是人事太多，不能供给。”艾瑞慈将之译为“这里社交活动太多，让人几乎无法应付”。然我们也可以解释成：“收到的礼物太多，让人几乎无法一一回赠。”这段话的关键词是“人事”，除了解释为人际往来之外，还可作礼物解。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看文徵明《闰四月廿五日家书》：
　　我日日要早朝，只有永付一人跟马做饭，辛苦万状。人事又多，无可奈何。
　　又文徵明《次韵答徐子容学士见怀》：
　　南来拂拭芰荷衣，旋觉沙尘出郭稀。我已去来无复恋，天与人事每多违。
　　这里的“人事”无论如何都不能解释为“礼物”。柯氏对文徵明此信此诗应该很熟，但他却视而不见。
　　关于“人事”的用法，我们可以举比文徵明稍晚的徽州方用彬所集亲友信札为例，在陈智超先生的《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中，“人事”一词在七百通手札中共出现三次-
　　1.詹景凤信札：
　　佳册二、佳纸四俱如教完奉。又长纸四幅、中长纸六帖，听兄作人事送人可也，幸勿讶。
　　2.汪大成信札：
　　不佞少疾山居，于人事一切疏废，独足下高谊，实颙颙望之。
　　3.方大滶信札：
　　弟昨入京，至监前暂居。人事生疏，即未得过见足下。
　　以上三例中只有詹景凤信札中的“人事”，与柯氏所热衷的“礼物”义最近，作礼物或人情解俱可。其他两例显然都不能作“礼物”解。因此文徵明信中的“人事”到底是否作礼物解，还需放在文中求其正解，而不能一概解作“礼物”。柯氏虽然知道中文的一字（词）多义，但在具体使用时，往往根据他自己的需要，粗率地选择可以支持他观点的释义，而完全不顾及文义。如上引《雅债》第一例乃文徵明因王廷载赠送礼品而作的答谢信，似不应在回信中抱怨收到“礼物”太多，因此作“礼物”解显然不妥。第二例艾瑞慈的解释似乎也比柯氏的解读更恰当一些，因为在柯氏所引文字前尚有“我在此以嫌不敢遍谒当道诸公，蒙见素两顾，不得已一往报谒。白岩折简招饭，亦以嫌，故托见素辞之”一段，显然都是说的人际交往，艾瑞慈释为“社交活动”，近是。但因为柯氏心中先横着一个“礼尚往来”的观念，因此一切都往礼物上附会。
　　这样的例子在《雅债》一书中并不只是孤例，其他如释“命”、释“怀”、释“往来”等都是。如第七章关于“怀”字，柯氏论道：
　　“怀”某人虽是作诗的传统，亦可能在情感上含有支配的意味：“关怀”、“以保护者、支持者自居而忆及某人”和“思念”等，都包括在这一字的引申义里。
　　我不知道柯氏关于“怀”字的这几种释义出自何种词典，但正如他将“人事”硬解为“礼物”一样，此处，柯氏亦将文徵明信中的“怀”字硬解为“支配的意味”，以证成他关于文徵明与陈淳特殊关系的论断。他解释说：
　　将之与信中所提及的“短句”联结（诗作收于《甫田集》中，虽信札并未收录其中），此札可能作于1509年。文徵明之师沈周适于此年辞世；不禁令人联想，文徵明是否因为免去了弟子的身份，便开始以师长自居。
　　柯氏之联想可谓能体察入微，但文徵明此札作于五月廿二日，而沈周死于是年八月二日，则文徵明必不能如柯氏所说“因为免去了弟子的身份，便开始以师长自居”，奈何其师沈周不早死以证成柯氏之说！
　　又一则出自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柯氏以为“它几乎可以代表当时对文徵明收送礼物之行径的评论”，这段引文如下：
　　东桥一日语余曰：“昨日见严介溪说起衡山，他道：‘衡山甚好，只是与人没来往。他自言不到河下望客。若不看别个也罢，我在苏州过，特往造之，也不到河下一答看。’我对他说道：‘此所以为衡山也。若不看别人只看你，成得个文衡山么？’”此亦可谓名言。
　　且看柯氏如何解说这段文字：
　　顾璘所引严嵩谓文徵明“与人没来往”的说法，应是指文徵明没有做到“礼尚往来”。“往来”一语出自《礼记》，用以定义精英阶层间借由礼物交换而形成的互惠关系。气愤的严嵩只能得到顾璘如下的回答：倘若文徵明为他破例，那么其光环便会消失，即使（我希望读者如今已经相信）文徵明“与人互不往来”的形象与事实相差甚远。
　　严嵩所说的“往来”，是否一定指“由礼物交换而形成的互惠关系”，颇不敢苟同，想来严嵩对顾璘讲话必不至于如此赤裸裸。柯氏对字（词）义如此执著的“考究”，又往往皆错。看似治学严谨，其实只是要以这样的曲解误读来证成他预设的观念或观点。对字义的训释准确与否，往往关系甚大，不能不慎，陈寅恪先生在《元代汉人译名考》中早就指出：“一时代之名词，有一时代之界说。其涵义之广狭，随政治社会之变迁而不同，往往巨大之纠纷讹谬，即因兹细故而起，此尤为治史者所宜慎也。”（《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1年，第105页。）而柯氏偏偏喜欢生搬硬套。 　　其实，柯氏对文献的解读是极其随意的，而这种随意，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为了他预设的“雅债”，柯氏为此不免也要负起“雅债”了。而书中最严重的误读当为文徵明给朱朗的一封短信，信很短，柯氏在书中全文抄录此信：
　　今雨无事，请过我了一清债。试录送令郎看。徵明奉白子朗足下。柯氏以为：
　　此处“了一清债”之意，绝非指金钱上的债务，而是文徵明自己欠下的人情义务，欲请朱朗代作书画。债可以“清”，可以雅，然终究是该偿还的债。这惊人的商业性用语是文徵明集中仅见的孤例，将一般讨论书画时所使用的礼物性用语，改以商品性用语取代。
　　我想这一信札的发现，一定使柯氏欣喜欲狂，因为这不仅是他《雅债》一书主旨最为直接有力的证据，更是朱朗为文徵明代笔的重要证据。但柯先生似乎完全误会（误读）了。这封信很短，不妨试作一简单解释“今雨无事”，点明文徵明当时的状态。雨天再加上心情闲适，最适宜创作。所以，文徵明欲完成欠朱朗的一个“清债”-“请过我了一清债”，大概是抄录一段什么文字给朱朗的儿子，因此叫朱朗过去取。“试录送令郎看”即点明这件作品是写给朱朗的儿子的，因此不可能请朱朗代笔。文徵明这封信的语气特别轻松随意，这点柯氏也已感受到。因此，所谓“清债”，也只是戏语，当是文徵明久已答应而迄未完成的意思，同时也含有对此事重视的意思，亦可见文徵明与朱朗之亲密，而不能落实为“商业性用语”。更不能解释为请朱朗来代作书画，偿还文徵明欠别人的人情义务。柯氏对文献的解读，常常让人有“深文周纳”之感。柯氏欲重塑文徵明形象，不惜误诠文句，曲解古籍。正如王国维曾批评的：“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观堂集林》罗振玉序，《王国维全集》第八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雅债》中对史事的叙述也往往错误，与他对其他文献的曲解误读是一致的，这大概可以反映柯氏的中文阅读能力。姑举一例，如其述世宗（嘉靖）“大礼议”一段即错误很多，先说嘉靖在位四十四年，误，当为四十五年，这只要翻一下《中国历史年代简表》就不会犯这样的错了。又说“年仅十三岁的他被举为世子登极”，这是误将《明史》世宗本纪中的两件事牵合在一起了。《明史》本纪说：“（世宗）父兴献王祐杬，国安陆，正德十四年薨，帝年十有三，以世子理国事。”这是说世宗在父亲兴献王死后，以世子的身份管理封国的事务。而非指登极。世宗登极在正德十六年，时年十五，安能于正德皇帝未丧时即登极？《雅债》又说：“世宗究竟应该视前任的武宗为父，对之施与子对父的祭祀之礼，而放弃对自己生父致祭的人子孝道？”“文徵明与反对皇上意见的要角们站在同一阵线，认为世宗应对正德皇帝执人子之礼，而非其生父。”柯氏这里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世宗与武宗的关系。世宗与武宗是兄弟辈，为孝宗之子侄，宪宗之孙。礼臣想让世宗继孝宗嗣，而非武宗。《明史》本纪明言：“初，礼臣议考孝宗，改称兴献王皇叔父，援宋程颐议濮王礼以进。”是以孝宗为父，以本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世宗与武宗为兄弟，安能认兄为父，岂不乱伦？
　　柯氏此书主旨，其实主要得灵感于杨联陞的名文《“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即柯氏书后所附“西文参考书目”之：Yang，Lien-sheng，‘The Concepy of“Pao”as a Basis for Social Relationsin China’，但不同的是，杨联陞先生在文章中揭出了一个“义”字，这是柯氏在重新解读和评价文徵明时所不愿提及或故意忽略的。
　　读完《雅债》，我想起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中所记的一段往事-1916年，毛以亨与傅斯年去听胡适讲墨子，毛以亨回忆说：“回来觉得类于外国汉学家之讲中国学问，曾有许多观点，为我们所未想到，但究未见其大，且未合中国之人生日用标准。”读柯氏《雅债》，正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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