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叶红似二月花 茅盾 [《霜叶红似二月花》时代背景探究]

　　摘要 自《霜叶红似二月花》问世以来，关于此小说的故事时间一直众说纷纭，并因此影响到了对作品主题的概括判定。笔者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通过钩稽史料与文史互证，对其文本背景进行新的解读。
　　关键词：《霜叶红似二月花》 陈独秀 北伐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自《霜叶红似二月花》（以下简称《霜叶》）问世以来，关于此小说的故事时间就一直众说纷纭，各有不同。就笔者目前所见，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压倒性的看法是《霜叶》的具体时间是“五四”前夕，王瑶、吴向北即持此观点；也有论者认为小说时间为1924年，丁尔纲为其中代表；夏志清别出心裁地提出《霜叶》发生在1926年；钱理群等人认为《霜叶》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初一直延续到“五四”前夕；杨义则圆融地将其界定为“五四”前后。甚至连作者茅盾本人的说法也前后不一，先是在1943年的《秋潦·解题》说是“五四”运动的上一年，晚年写作《霜叶》续稿之前，回顾交代说“前十四章的故事发生在‘五四’运动前夕”，而在其回忆录中却又说是“从现在出版的《霜叶红似二月花》中只能看到‘五四’前后江南城乡新旧势力错综复杂的斗争”。茅盾的三种说法不尽相同，但大致时间相差不大，基本是在1918到1919年间。
　　一 《霜叶》第一部之故事时间：1923年前后
　　细读作品，我们会发现，《霜叶》中作者关于小说故事时间的具体年代并无直接、明确的表述，而是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言论透露、显示给读者的。经仔细推敲，联系史料，笔者认为，《霜叶》第一部的故事时间应是1923年前后，而不可能是大多数论者和茅盾本人所认定的1918年或1919年，至于有些论者所说的20世纪初或1926年，则离作品的实际描写情形差距更大。
　　《霜叶》比较明显提示时代信息的地方共有三处，试分析如下：
　　一是第二章，县里的资深维新派人士朱行健路遇张恂如，谈起二十年来的改良经历，小说有这样的片段：
　　“十五年前，那还是前清……令亲钱俊人便是个新派的班头，他把家财花了大半，办这样，办那样，那时我也常和他在一道，帮衬帮衬，然而，到头来，还是一事无成。五六年前……我们在凤鸣楼小酌，他有一句话现在我还记在心头……那时他说，行健，从戊戌算来，也有二十年了，我们学人家的声光化电，多少还有点样子，惟独学到典章政法，却完全不成个气候，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是《霜叶》唯一一次明确交代时代背景的记述，这段谈话很明确地表明了文本情节的具体年代。为便于说明推算，笔者在与时间有关的词语上加了着重号。我们以约数计算，戊戌年是1898年，戊戌已降二十年，大致在1918年前后，再后推五六年，则是1923年左右，也就是朱行健缅怀往昔改良岁月的谈话时间，即《霜叶》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以此来推断，十五年前应是1908年，还属前清，钱俊人作为县里第一个维新人物，雄心勃勃地进行改良却遭受失败应该是说得通的。有些坚持1918年说的论者认为，朱行健是老糊涂了，举止行事未免与事实多有出入，不足为凭。笔者认为，这种说法缺乏确凿的论据，说服力不足。因为按照常理，人们在追忆、回顾印象深刻的往事时，往往会牢牢记住时间、场景等具体细节，朱行健尽管迂阔天真却并不糊涂，作为当年那场维新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与追随者，他的回顾、追溯没有理由出现错误，应该是真实可靠的。
　　《霜叶》另外两次关于时代背景的侧面介绍都出现在第五章里，先是赵守义询问胡月亭等人说：
　　“孝廉公从省里来信，说起近来有一个叫做什么陈毒蝎的，专一诽谤圣人，鼓吹邪说……”
　　孝廉公口中的“陈毒蝎”自然是指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圣人”指孔孟，“邪说”当是陈独秀宣扬的民主、科学、人格独立等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新文化被孝廉公看做“诽谤圣人，鼓吹邪说”与林纾等守旧派攻击《新青年》“覆孔孟，铲伦常”并无不同，表明了“五四”前后新旧思潮的对抗与斗争。然而，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是，陈独秀被称为“陈毒蝎”的时间应该是在1921年。据资料记载，1920年年底，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邀请，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在12月20日到达广州后，即着手进行新教育改革和启蒙工作，相继做了《新教育是什么》《社会主义批评》《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等多场演讲，制订了《广东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等多项改革方案，这些演说词先后发表在《广东群报》《新青年》上。陈独秀在广州的言行，引起了顽固守旧派的不满和诋毁，他们污蔑陈独秀宣扬“废德仇孝”、主张“讨父”和“共产公妻”的“禽兽学说”，遂将其姓名改为“陈毒蝎”。省里孝廉或许是从报纸上读到了陈独秀的言论主张，或许是从其他同道那里道听途说，然而，判定“陈毒蝎专一诽谤圣人，鼓吹邪说”与广东封建顽固保守势力的论调如出一辙，由此推断，小说的故事时间应至少在1921年之后，而不是大多数人所认为的1918年或1919年。
　　之后，徐士秀对胡月亭关于姓陈的“党徒大概也是读书的”的推测深以为然，趁机举例说道：
　　“我瞧见县立学校的教员袁维明，拿着一本书，里头就讲什么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说是男女在那件事上也该平等，男子既可嫖妓，女子也可以偷汉，——他们叫这是什么贞操的平等！”
　　这段文字透露出浓厚的“五四”信息，有论者据此认为作品时间是在1918年，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有待商榷。新文化运动前期，作为批判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宣扬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等现代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因为涉及到青年男女最为迫切实际的恋爱婚姻问题而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成为“五四”思想革命的热点问题。1918年，《新青年》推出“易卜生号”，除了刊登《娜拉》《国民之敌》《小爱友夫》等三部易卜生剧作外，还在卷首和最后刊发了胡适的评论《易卜生主义》和袁振英的《易卜生传》，娜拉“砰”的关门声和《易卜生主义》中“救出自己”的呼唤，对当时的知识界和思想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贞操的平等”则属于“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这一重点命题的范畴，徐士秀对“贞操的平等”的曲解大概生发、来源于胡适《贞操问题》的观点“贞操是男女相待的一种态度，乃是双方交互的道德，不是偏于女子一方面的”，该文发表于1918年。但这些材料并不足以坐实袁维明阅读新文化刊物的时间就是“五四”的上一年，因为在浙江，新思潮虽在“五四”之前便进入到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但影响非常有限，杭州的其他一些学校是“无论什么杂志都没有看的”，直到1919年夏秋以后，新文化刊物才在杭州集中出现。《霜叶》中的江南县城远离新文化策源地，不大可能在省城许多学校还处在“无论什么杂志都没有看的”的情况下，还能在第一时间读到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贞操平等新思潮的新文化刊物，而且还无视保守派的侧目非议无所顾忌地在公众场合阅读。由这段文字可以推断，《霜叶》故事发生的时间应该在1919年以后，而不能成为1918年说的佐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霜叶》通过作者侧笔描绘折射呈现于读者面前的故事时间应是1923年前后，而不是茅盾本人及王瑶、吴向北等论者所认定的1918年或1919年。影响颇大的《现代文学三十年》说“本世纪初（注：20世纪）、五四前夕”，可能是不慎将《霜叶》回溯、拓展的时间误认为具体的文本背景。丁尔纲的“1924年夏秋之间”固然比较切合《霜叶》的文本实际，但由于丁氏只是分析了第二章朱行健的谈话，而对第五章中两处容易引起读者误解的谈话内容所逗漏的关键时间信息视而不见，同时又不顾实际，只抓住续稿十五章中钱良才关于国共合作的只言片语进行论述，导致论证显得有些片面、不能有力批驳“五四”前夕的说法。相比之下，杨义的“‘五四’运动前后”说则更稳妥些。如果将1923年理解成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所述小说描写的是“‘五四’前后江南城乡新旧势力错综复杂的斗争”之“‘五四’前后”，茅盾对于小说故事时间的陈述则与小说文本实际是相符的。
　　二 《霜叶》续稿之故事时间：1926年
　　写于“文革”中的《霜叶》续稿也有多处涉及到文本年代。第十五章开篇即为：“天气逐渐凉快。良材侍奉瑞姑太太回了钱家村。上游没有大雨，河水驯顺，钱家村和小曹庄一带的稻田估计还可以获九成，这算是好年景了。”由此可以看出续稿的时间、情节紧承前十四章，应该在同一年。
　　暑假将完，婉卿夫妇前往钱府智激良材帮忙解决朱行健的教职问题，三人闲谈时事：“北伐军出师顺利，湖南不战而定。”北伐军于1926年7月9日在广东誓师出征，7月11日，第四、七、八军汇合后分三路进入长沙。8月12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三路攻取湖北。“湖南不战而定”的时间在1926年8、9月份。由此推断，小说的故事时间则应为1926年夏秋之交。这与前文由《霜叶》第一部所推断的时间1923年相抵牾。
　　第十七章写重阳前夕良材与婉卿夫妇饮酒行令，席间良材告诉和光：“北伐军已进湖南，东路军听说也进展顺利。”这里的“北伐军已进湖南”与十五章“湖南不战而定”在时间前后上略有出入，大概是茅盾《霜叶》续稿写作只是草稿梗概，没来得及最后修改、编排所致，但也再次点明了时间是1926年。
　　第十八章上承第七章与十六章，写民治、秋芳于教会学校开学一个月后，在商会礼堂举行了颇有中国特色与时代特色的新式婚礼，缔结美满婚姻。而作者对这桩历经波折成就的幸福婚姻似乎颇有感触，不失时机地旁白议论道：
　　“上距‘五四’快将十年，当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社交公开、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新思潮，势不可挡地冲击着这个三千年封建社会的各个角落的时代……”
　　这是《霜叶》全文中作者唯一的出场、露面。这里的“五四”应侧重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它起始于1917年。联系上文，茅盾这里所欲表现的故事时间很可能是1926年。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霜叶》续稿所显示之故事时间是1926年。夏志清的1926年说如果用来解释《霜叶》续稿的时间，倒是十分吻合，若以此概括全部《霜叶》时间，则有失偏颇。由文本描述可知，续稿和第一部是紧密衔接的，发生在同一年的春夏之交。续稿所显示之故事时间（1926年）与第一部所显示之故事时间（1923年）是不一致的。这应该由续稿只是草稿、纲要，并未发表，作者并未细加斟酌造成的，考虑到茅盾计划以多卷本描绘“五四”至1927年间社会生活的创作企图，《霜叶》续稿存在时间表述上的漏洞也是可以理解的。《霜叶》作为20年代社会状貌的回溯性作品，不同于《蚀》《子夜》等对时代进行同步书写的作品有着清晰确定的时代背景，二十年的时间间隔使茅盾在细节回忆上难免出现疏漏，因而做出了“‘五四’运动的上一年”“ ‘五四’运动前夕”的解读提示。论者对《霜叶》时代背景的判定之所以出现较大分歧，大概是由于茅盾本人的说法先入为主，忽视文本细读，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所致，并进而影响到对《霜叶》主题的概括判定。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茅盾小说历史叙事研究（10XZW024）；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视野下“五四”社会思想嬗变的再现与书写（2012-QN-229）——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历史叙事研究。
　　参考文献：
　　[1] 丁尔纲：《论〈霜叶红似二月花〉及其续书手稿》，《山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2] 吴向北：《〈霜叶红似二月花〉时代背景辨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3]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4] 杨义：《杨义文存》（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5]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8] 万多胜：《陈独秀的广东新教育改革》，《师道》，2011年第6期。
　　[9] 胡适：《贞操问题》，《新青年》，1918年第5卷。
　　[10] 施存统：《施存统来信》，《新潮》，1919年第2卷。
　　作者简介：康新慧，女，1974—，河南巩义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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