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人雅集:80 90年代的歌曲

同气相求，好声相合，人之通性；文人雅集，赋诗撰文，自古皆然。中国文学史上，文人集会、结社的历史源远流长。三国时期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邺下集会”诗酒酬唱，开文人雅集之先河；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纵酒酣歌、兰亭墨客曲水流觞；中唐时期“大历十才子”在洛阳结社“唱和”；宋代的西园雅集千古流芳；明代张溥领导下的“复社”更是声震朝野。近现代文学史上，南社、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学衡派、论语派、京派等社团流派也都是知名的文人团体，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展开了各种各样的集会。下面主要介绍现代文学史上的三种文人雅集形式，它们就是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分别以林徽因、朱光潜、茅盾为主办者的“太太的客厅”、“读诗会”和“月曜会”。林徽因“太太的客厅”1931年秋，林徽因一家搬进北京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院，这是一个租来的两进小四合院，两个院子之间有廊子，正中一个“垂花门”，院中有高大的马缨花和散发着幽香的丁香树。林徽因的客厅坐北朝南，光线充足。房间里摆放着她和梁思成野外考察时捡回的残损石雕，墙上贴着梁启超手书的条幅：“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训。”这样雅致的环境加上好客的主人，很快引来了一批留学欧美的年轻才俊及其朋友。这些人，有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溪若和钱端升、社会学家陶孟和、物理学家周培源、考古学家李济、经济学家陈岱孙、艺术学家邓叔存以及后来成为文艺家的徐志摩、常书鸿、沈从文、朱自清、李健吾、萧乾、卞之琳等，此外还有从美国来华工作的费正清、费慰梅夫妇。汇聚在这个客厅的人从最初的清华、北大的教授到后来扩大到爱好文艺的报纸编辑和在校学生，客厅的文艺色彩越来越浓。这个客厅的开放时间是每个周六的下午。林徽因因为一直身体不好，保持少食多餐，有英式风格的喝下午茶的习惯。这样的聚会时间也体现了“太太的客厅”的异域特色。从十六岁就开始跟随父亲林长民留学英伦的林徽因习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具备广博的知识，健谈而具有亲和力，这自然使她成为这个客厅的中心人物。关于林徽因在客厅聚会中的风采，费慰梅的回忆是这样的：“每个老朋友都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的精辟警语而倾倒。”被沈从文带进“太太的客厅”并受到林徽因鼓励的萧乾对林徽因的敬佩更是溢于言表：“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十八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从这些叙述中，可以想见当年林徽因在集会中的主角地位。除了林徽因的个人魅力之外，梁思成和金岳霖对于这个文化沙龙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梁思成本人毕业于清华，自有一帮不凡的朋友，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所奠基的名门望族的平台自然也吸引了不少社会名流。与梁家同住一院的金岳霖喜爱交友，对于这个客厅文化的形成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金岳霖就住在林徽因家的后院，他在后院种了一棵姚黄，仲春时节，姚黄花开，如火如荼。他把最大的一间南房当作客厅，客厅靠北摆放着八个大书架，客厅南面，围着一圈沙发，墙上挂着邓淑存的水墨山水画。林徽因、梁思成的朋友往往也是金岳霖的朋友，因此，每周六的朋友聚会有时就在金岳霖的客厅里举行。“太太的客厅”成为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一时间，聚集了北平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这里的有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也有报人、学生等。尽管冰心和钱钟书都曾写文讽刺过“太太的客厅”，但是，更有青年学子因受惠于此而感激它、铭记它，比如当年还是燕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的萧乾多年后回忆说：“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的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客厅的文化意义在于它既有一定的私密性，又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它既展示着主人的个性，同时又保护了这种个性仅仅在小范围内被公开。因此，能够来到客厅的人往往产生与主人之间有一种亲于普通朋友的感觉。“太太的客厅”所营造的高雅的氛围更使人感到进入这个客厅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这个文化沙龙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的经典记忆。一个文化沙龙的发展与成熟，取决于参与者有钱、有闲、有文化，这三者缺一不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到中期，中国处于一个经济相对发达、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期，这也是文化沙龙得意繁荣的原因之一。1937年抗战爆发后，林徽因一家离开北平，辗转流离，“太太的客厅”随之消失。朱光潜主持的“读诗会”1933年夏季，朱光潜获得博士学位，由欧洲学成回国，受到胡适赏识，受聘北大西语系，同时在清华中文系兼职。10月到北平，入住后门大街慈慧殿3号，与同在清华任教的梁宗岱同处一院。此院是前清故宅，庭院深深，屋宇轩昂，适宜读书会友。深受西洋文化熏陶的朱光潜就在自己的寓所组织了每月一次的“读诗会”。据王攸欣《朱光潜慈慧殿读诗会考论》一文的推测，朱光潜的“读诗会”大约开始于1934年4、5月间，结束于1935年年底。这个时间段未必一定准确，但是这段时间的确是“读诗会”活动最为频繁、参与人员最为广泛的时期。其时，朱光潜的客厅宽敞，装饰典雅，既有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亦有“悟境豁来邀同共，文情动处笑花痴”的中国对联。其中西合璧的浓郁文化氛围吸引了当时北平文艺界的许多人，几乎汇聚了后来京派各方面的重要人物，可谓盛极一时。1935年2月7日的《北洋画报》曾经刊发一篇新闻稿《朱光潜发起读书会》，记述了一次“读诗会”的全过程：“开会时间为下午三时，最初为李健吾与马静蕴对读剧本《委曲求全》。……李、马读毕，由朱佩弦读彼所作之散文《沉默》。朱后为废名所读自作之诗，并加以解释。……废名后，群请林徽因女士读其作品，林以身体不适，辞，坚请，林始说一关于培根记日记之笑话。……林后由林庚读其自做诗两首。林为现在肄业清华之大学生。最后由梁思成唱广东戏一段儿。散。”由此可见，读诗会盛况热烈、内容丰富，剧本、散文、诗歌、笑话、戏曲荟萃一堂。这一状况不由诗人记起闻一多当年组织的“新月诗会”。二十年代闻一多留学归来，成为北平“新月社”的主要成员，他的客厅一度成为新月诗人聚会的场所，徐志摩、朱湘、刘梦苇、孙大雨、饶孟侃等诗人曾在这里高声朗读诗作并讨论新格律诗的特点。可以说，朱光潜的“读诗会”与闻一多的新月诗会一脉相承，成为推动新诗发展的重要动力。 “读诗会”的成员多为北大、清华的教授、学生以及《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作者群。据沈从文、朱自清等人的记载，参加读诗会的人员有：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林徽因、梁思成、周煦良、顾宪良、钱稻孙、董同和、尤淑芬、张清常、唐宝鑫、孙作云、顾颉刚、李素英、萧乾、杨周翰。另有后来的研究者李醒尘、金介甫增补了下列人员：冰心、凌叔华、郑振铎、陈西鸿、英国诗人尤连·伯罗、阿立通。实际上，参加每月读书会的成员可能不仅仅有这些，而是远远多于这个名单所列。因为有时，一些先生还会带上自己的夫人、亲戚、朋友一同来参会。仅从已列出的这个人员名单就可以看出“读诗会”的影响之广。它不仅吸纳了已经成名的一些学者文人，还吸引了当时诸多爱好文学的无名之辈。不仅吸引了中国人，还吸引了外国人。这里俨然成了诗人的创作室、戏剧家的排演厅和辩论家的论辩场。“读诗会”的活动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朗读诗歌，他们还朗读散文、小说、韵文、剧本，而且读诗会上朗读最成功的往往是散文，如徐志摩、朱自清、老舍的散文常常被朗读得“环转如珠，流畅如水”。除朗读诗文之外，他们还有意识地进行诗歌的理论研究，邀请学者做专题讲演，然后由大家一同讨论，如请朱自清讲新诗的演进、顾颉刚讲吴歌的特点、孙大雨讲诗歌的形式及翻译。他们对诗歌的形式、内容、节奏、韵律、用词的音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论争，激烈时，不免唇枪舌剑，乃至老拳相向，好辩论的梁宗岱与林徽因、罗念生之间的争论是出了名的。这样的辩论催生了一批诗论及诗歌的出现，如朱光潜的《诗的实质与形式》就是写于1935年的对话体诗论文章，卞之琳、林徽因、林庚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特别注重诗歌的表现形式。因此说，“读诗会”对京派诗歌理论及诗歌创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提高了人们的诗歌鉴赏力。这个“读诗会”对于京派文人圈的形成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贡献不容忽视。茅盾组织的“月曜会”（“撇兰会”）“曜”意为“照耀”；“明亮”。日、月、星均称“曜”，日、月、火、水、木、金、土七个星合称“七曜”，旧时分别用它们来称一个星期的七天。“曜日”指的是“七曜记日法”，一曜日共七天，星期与曜日的对应关系为：星期天——日曜日；星期一——月曜日；星期二——火曜日；星期三——水曜日；星期四——木曜日；星期五——金曜日；星期六——土曜日。其中，日曜日即星期天为第一天。现在中国已经不再使用这种记日法，日本和韩国仍在使用。茅盾当年在上海左翼文坛所组织的“月曜会”因为确定在每周一举行，故名。又因为聚会凑份子时采用画兰草圈钱的方式，因此又被称为“撇兰会”。这是特殊时期，经济比较拮据的文人聚会的一种方式。李广德的传记《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详细记述了“月曜会”的来龙去脉：1936年，鲁迅逝世后的上海左翼文坛，一时比较冷落，中国文艺工作者协会和文艺家协会都没有开展活动。一些青年作家心情沮丧，创作激情减退，这与当时全民族抗日情绪普遍高涨的形势很不适应。冯雪峰为了鼓舞士气，建议由茅盾出面设法把作家们团结起来，使他们抖擞精神，投入新的斗争。茅盾想起前几年出版界的一些老朋友曾举行星期聚餐会，十一二个人，每周聚餐一次，轮流做东，每人每次出一元钱，做东的出两元钱。在餐桌上，互相交换上海政治界、文艺界的信息，也解决一些编辑、出版上的事务。于是他向冯雪峰提出：可以仿照星期聚餐会的方式，把大家邀集到一起交流思想、感情。这种方式比较自由，大家可以随便交谈，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个主意得到冯雪峰的赞同。当茅盾把这种想法讲给艾芜和申报《自由谈》的编辑吴景崧时，两人也齐声称好。茅盾又找了沙汀、张天翼征求意见，他俩也满口赞成。这件事就定了下来。茅盾向冯雪峰谈了举行聚餐会的准备情况。冯雪峰提出一个问题请茅盾考虑：青年作家和“星期聚餐会”的参加者不同，参加“星期聚餐会”的郑振铎、傅东华、叶圣陶、胡愈之、陈望道、徐调孚……这些人是名作家、老编辑，经济都比较宽裕，每星期拿出一元钱来聚餐是小意思，而预定要参加聚餐会的青年作家，要他们每周掏出一元钱，都会感到吃不消，一元钱意味着三四天的饭钱呢。经冯雪峰一提，茅盾想了个退一步的办法：不固定每星期一次，也可以两星期一次。不轮流做东，就由他固定做东家。凑钱采用“撇兰”的办法，每一“兰”一般是四角、五角、六角，负担不大，也活泼。饭馆是中小餐馆，聚一次餐大约七八元即可。茅盾提议这种聚餐在周一举行，叫“月曜会”。冯雪峰觉得“月曜会”这个名字既新鲜，又好记，就定下来了。第一次“月曜会”聚餐在一个星期一的晚上举行。茅盾和王统照早早地来到预定的菜馆。他们选了一间屋子一桌雅座。不大一会儿，张天翼、沙汀、艾芜、朱凡、王任叔、蒋牧良、端木蕻良……陆续来到了。茅盾拿出一张纸，用笔在上面画了一丛兰草，在兰草的根部注明钱数。于是“撇兰”开始了。茅盾说：“我是东家，我先来圈。”大家一一圈完了兰叶，打开一看，茅盾圈的是一元二角，他马上把钱掏了出来放在桌上。别人哪会知道，他是有意圈画这最多的一份。会上，茅盾特意把《文学》杂志的主编王统照介绍给青年作家，为他们寻找发稿的刊物，王统照表示欢迎大家投稿《文学》。茅盾还向青年作家介绍勃兰兑斯的《安徒生论》。当茅盾听到青年作家反映作品无处发表时，就想出了办“丛刊”的主意，他向冯雪峰建议，创办了《工作与学习丛刊》，出了四辑：《二三事》、《原野》、《收获》和《黎明》，为青年发表作品搭建了平台。茅盾还在上面发表了评论青年作家艾芜、周文、葛琴等人作品的书评及其他文章。艾芜在《回忆茅盾同志》一文中对当年的“月曜会”有类似的描述：他很喜欢青年作家，想一星期或者两星期约几个人或十几个人聚餐一次，谈论当时的文艺思潮和新发表的作品。他采取了旧社会撇兰聚餐的形式，即是由他亲手画一丛兰草，有根有叶。每条根子上四角、五角、六角、七角、一元不等的数码，折了起来，不让人看见，只让你拿笔圈上叶子。大家圈完兰草叶子后，再打开看根子，由叶到根，看看号码，便知道自己该出多少钱。而茅盾同志往往由他先圈叶子，一元和一元以上的根上号码，总由他首先号着。这都是聚餐的时候，在一家餐馆里临时作的。所选的餐馆，大都是中等的小餐馆，一个房间一张桌子。在这会上，我认识了王统照、陈白尘、蒋牧良、朱凡、端木蕻良……“月曜会”开始于1937年春，结束于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时间虽短，但聚会的周期短，大家碰面的次数多。每次聚会，大家海阔天空地聊，从政治形势、文坛动向到文艺思潮、个人见闻，不限内容，不拘形式，大大活跃了青年作家的生活，弥补了鲁迅逝世后上海文艺界的沉寂，为进步文艺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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