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思维与文艺研究思路创新|复杂性思维

　　摘 要：　　近些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中，针对以往的线性、实体性、还原性等简单性思维方式，兴起了一种强调非线性、关系性、整体性的复杂性思维方式。在充分认识复杂性思维方式的内涵、积极了解复杂性哲学的基础上，运用它来观照文学时，我们就会发现以往的文学研究存在着机械性、权威依赖性、经典至上性等弊端。复杂性思维启示我们应当努力建构一种有机的、多元的、健康积极的新文艺研究思路。 关键词：文艺研究；复杂性；关系性；文艺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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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杂性问题就如同它本身的命名一样复杂，它兴起于上个世纪60-70年代，复杂性科学、复杂性问题、复杂性思维以及复杂性哲学是它的不同呈现方式。它最早流行于自然科学领域，近年来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运用。文艺学作为一种人文学科，不论从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还是从学科性质上来讲都是充满复杂性的，因此，运用复杂性思维对其进行重新的观照和解读，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一 复杂性思维特征
　　所谓复杂性，顾名思义，它是相对于自然科学中所存在的简单性来讲的。在复杂性科学兴起之前，自然科学领域中，一直沿承的是由笛卡尔等人开创的简单性思维。在这种简单性思维的指导下，人们希冀通过对世界的无限细分，来寻求世界的本质，并相信通过人类的理性最终可以有序地把握世界。法国复杂性思维研究专家埃德加·莫兰是这样描述简单性的：“简单性范式是一个把秩序放入宇宙并从其中赶走无序性的范式。秩序（或者有序性）最终被归结为一个规律、一个原则。简单性看到或者是一，或者是多，但是不能看到一同时是多。简单性的原则或者是分开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分离），或者是把多样性的东西同一化（还原）。”①他还总结出了支持简单性思维的三大原则：有序、分割与绝对理性。所谓有序即是从决定论和机械论的世界观推导出来的，认为任何明显的无序性都被看做是暂时的、无知的结果，人们坚信这表面的无序性背后隐藏着有待发现的有序性。所谓分割即是近代科学当中，将观察者和观察对象分离，将观察对象无限细分的一种做法，他们坚信只要通过无限的细分，通过简单的要素，就可以认识到事物的本质。这种做法也受到了现代科学的质疑，比如海森堡提出的 “测不准原理”以及系统论等都启示我们：“在人类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下述事实显得日益明显：不存在任何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可能像天狼星那样端坐穹顶，俯视社会。他们是这个社会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社会也作为整体存在于每个人的内部。”②所谓绝对理性也就是归纳-演绎-同一性的逻辑思维方式。我们经典的理性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归纳法、演绎法和同一律的基础上的，但“卡尔·波普尔对以为可以从特殊事例中抽象出普遍规律的归纳法给予了第一个重击。他正确地使人察觉：人们不可能完全严格地归纳出一条普遍规律如‘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仅仅根据从未看到过有黑天鹅。归纳无可置疑地有启发性的价值，但没有绝对证明的价值”③。
　　不可否认，简单性思维在人类发展史上做出过卓越的贡献，而且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把人类纷繁复杂的现象通过最为直观的公理、定理和法则表达出来，对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功效，人们正是在简单性思维的指导下进入物质较为丰富的工业时代的。甚至连人文社会科学的肇始也是按照简单性原则进行的，大卫·李嘉图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经济学领域，圣西门提出人类科学实证化的任务，维科的《新科学》希冀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人文科学做出透彻的分析，孔德的实证哲学，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等等，④但是，随着其影响的广泛与深入，它的弊端也暴露得越来越明显，正如西方有学者所说：“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细小的部分。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致我们竟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⑤也如埃德加·莫兰所说：“现在看来认识的简单化方式更多地肢解了而不是表达了被它阐明的现实和现象”，而且可以明显地看到“它产生的盲目性多于明晰性”⑥，并认为人类遭受的最严重的危险与这种认识的盲目和失控的进展相关联，比如热核武器、各种类型的操纵、生态秩序的失衡等等。⑦庆幸的是，尽管“简单化的范式（分离和还原）统治着我们今天的文化，而在今天也开始发生了对它的控制的反抗”⑧。自上个世纪60、70年代以来兴起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系统论、混沌学等理论实际上都是这种反抗的体现。人们不再满足于仅仅把事情拆开，而想要把被笛卡尔分离原则所拆散的人文主义文化和科学的文化重新装回到一起，想要把“生物学和物理学重新装到一起，把必然性和偶然性重新装到一起，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重新装到一起”⑨。这场重新组装的号角正是由诺贝尔奖获得者、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伊·普里戈金（又译为普里高津）吹响的。那么，相对于简单性，复杂性思维究竟有哪些基本的特征呢？
　　第一，从实体性到关系性。西方传统思维方式从古希腊开始，就种下了实体性思维的种子。近代自然科学发展了这种认知，近代的自然科学家们普遍认为通过细分事物到分子、原子等物质层面之后，便可清晰地认识事物的本质。然而，实际情况是，事物本身的存在以及发展、演化都并不是孤立的实体，而是由实体与其周围环境，与周围整生网络空间发生关联而形成的一种组织模式，要想真正地去认识他们，必须以一种关系性思维来考察与分析。正如普里戈金所说：“在相对论、量子力学或热力学中，各种不可能性的证明都向我们表明了自然界不能‘从外面’来加以描述，不能好像是一个旁观者来描述。描述是一种对话，是一种通信，而这种通信所受到的约束表明我们是被嵌入在物理世界中的宏观存在物。”⑩
　　第二，从还原性到整体性。近代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科学中，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过程当中，最为擅长的做法就是分割，将整体分割成无限细小的部分，将自然现象与人文现象还原为机械行为。但每一步分割与还原，实际上都是以牺牲整体性与系统性为代价的，而且这种无限分割的行为是建立在“物质无限可分” 的信念基础上的。然而，“物质无限可分”的信念在量子力学兴起之后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尤其是“夸克禁闭现象”的发现，更是对其形成了有力的冲击。我们不应该一味地去分出主体和客体，而应该认识到我们是自然整体的一个部分，我们在整体中存在，而不是在整体之外。另外，也如埃德加·莫兰所言：“复杂性思维方式不用不可分割性来替换分割性，它呼唤着二者的交流，应用可分割的东西，但把它插入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B11复杂性思维力求让人们充分认识到：整体处于部分之中，部分也同时处于整体之中，从而不再进行机械性的还原与分割。 　　第三，从线性到非线性。线性与非线性问题首先是在数学领域被提出来的，数学线性方程式是简单的对应方程，每一个元素都只对应一个函数，且结果是稳定不变，不会产生新质的；而数学非线性方程则是各项变化不均的、不成比例的，其解是多元可能的，没有确定性。B12过去科学史上，科学家甚至于人文思想家都相信在世界纷繁复杂的表面之下，必然潜存着种种简单的秩序，事物之间存在的都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但随着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突变理论以及混沌学、模糊学等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与运用，人们逐渐认识到在自然、社会思维中非线性则是更普遍存在的。我们需要尽量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不同途径将问题提出来进行思考，而不能满足于简单的、线性的因果一对一方式。
　　第四，从必然性到偶然性。以往科学史上，人们追求的是确定性的东西，想要把纷繁复杂的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归约为简明的规律性与法则性。然而，现代科学的发展，尤其是耗散结构理论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处处充满偶然随机的世界。因此，复杂性思维追求一种从静态的实验以及逻辑分析到动态的随机过程分析。B13当然，复杂性并不是想通过偶然性去淹没必然性，而是看似有序的表面之下其实处处充满着偶然，要关注偶然性的存在。
　　概言之，复杂性思维是与不确定性、非线性、整体性、关系性打交道的思维方式，它与以前的简单性思维相对照，但不相对立。当然，复杂性问题面临的前景也是相当复杂的，比如如何为复杂性建立可供操作的模型，使其不再只停留在口头或者观念里；如何找准复杂性与简单性的联结，使其在最大限度上克服简单性范式的弊病等等，这些都已经进入复杂性研究者们的视域，有待在研究中进一步解决。
　　二 文艺复杂性探究
　　国内对复杂性思维与人文学科建设关系的关注与思考在新世纪以来也逐渐萌生。比如赵刚健名为《复杂性思维与我国文学理论创新》B14的文章直接联系我国的文学理论现状，对其进行了复杂性思维的观照。在他看来，文学理论学科性质是具有复杂性的，这是因为文学理论尽管是关于文学研究的学科，但却是依附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美学等众多学科的发展之下进行的，跨众多学科的研究致使文学研究本身的性质具有很强的复杂性。他还借助于复杂性思维对当下文学理论中的一些经典命题进行了质疑，比如“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吗？”、“社会生活是文学的惟一源泉吗？”、“文学有固定不变的边界吗？”、“各种文学体裁都有固定的特征吗？”等，认为这些命题在不同程度上犯了线性的、还原的简单化错误，需要通过复杂性思维来克服。尽管其中的有些论述略显偏激，而且有的地方过于强调了复杂性，而忽视了简单性的作用，忽视了简单性与复杂性的辩证统一，但总体来看并无不当。结合赵刚健先生的论述，我们认为复杂性思维对于我国当代文艺研究建设至少有以下几点有意义的启示。
　　首先，从文学机械观走向文学有机观。造成机械性的原因很多，如威权意识、历史惯性等，然究其根本应当是其长期以来形成的线性的、还原的思维方式造成的。过往我们在研究文学问题时，采用的都是科学主义构成观思维方式，认为认识文学可以像认识其他事物一样，只要采取无限细分的方法，就可以得出“真理”。其实，借助于复杂性思维，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文学内部抑或是文学外部，甚至于文学内部与外部之间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在进行分析的时候要时刻牢记每一个因素在整体中的有机性，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再碰到把文学拆得七零八碎的时候，忘记了再怎么把它装回去的尴尬。值得庆幸的是，国内有些学者已经开始反思类似的问题，如南帆先生的《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是关系主义》一文就自觉地运用“关系”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复杂的文学现象和文艺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B15
　　其次，超越权威意识，摒除经典依赖。复杂性思维启示我们在认识事物、处理问题时一定要杜绝简单化处理的倾向，从而能够更全面、更立体、更丰富地认识事物，更客观、更科学、更包容地解决问题。然而，当下的文艺研究包括美学研究中，少数学术权威为维护自己的主流地位而对其它异己意见或者新生力量进行批判与排斥，从而阻断了学术对话的可能。另外，目前为止，正如有的学者对美学研究所进行的批评那样：“占据主流地位或渴望占据主流地位的美学主张，常常可见这样的共同特征：总是力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求理论根据。”B16这样的“经典依赖”情结在文艺研究中也是十分常见的。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伟大的，我们有必要从中汲取有利于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养分，然而，“我们仅从研究方法、思维指向来看，这样一种各取所需，过分倚重权威理论的做法，本身就均不符合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B17这样难免会造成简单化的倾向，不利于文艺研究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不仅要尊重文艺研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价值观念、理论取向，而且在对待经典理论时也要辩证看待。
　　再次，密切联系文学实际，积极扩容研究领域。复杂性思维启示我们，在关注必然性的同时，不能全然忘记偶然性的存在。在全球化进程加速进行的今天，外来的各种文艺现象与文艺理论也必然要涌进国内来，面对这些，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掩耳盗铃，应当积极地去面对、去整合、去扩容。事关文艺的理论是必要的，但空泛的理论却是要不得的，我们在不无悲伤地自怨自艾“失语”时，是否曾意识到我们的文艺研究理论更多情况下是在关注一些看似高深的“理论问题”，反倒甚至根本忽略了活生生的文学现象与文学实际本身，在实际面前失语比在理论面前失语似乎是更要不得的。
　　此外，从文学思维的简单还原到主导多元。复杂性思维启示我们任何事物想要永葆活力、繁荣昌盛，就必须持抱一种开放的态度和兼容并包的胸怀。文学理论要健康地发展也必须走多元共生的路线。国内学者李衍柱先生早在几年前就提出了“主导多元，综合创新”的思想，可学界最近两年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学边界”，尤其是关于“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的论争，大有“你死我活”的论争态势，实在不是“多元共生”应有的表现。理论论争固然可以，问题在争论中会愈加明晰、愈加透彻。然而，论争不是吵架骂街，也不是一种理论消灭另一种理论，而是为了寻求更符合问题实际、更符合现实现状、更能推动文学向前发展的理论。“主导多元”，作为“主导”的不是威权意识，不是历史惯性，更不是经典著作中的经典语句，我们的“主导”指向的是文学存在之复杂生存现状、历史语境、时间敞开。“主导”在“多元”背景下存在，“多元”在“主导”领衔下“共生”。
　　概言之，我们认为文学艺术在横向坐标上是一种复杂性联通体，而在纵向坐标上则是不断生成的发展体，可以概括为文学复杂性与文学生成性。文学在共时层面上是复杂的，它在同一时期面对着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等诸多因素，它是非线性的、非还原性的、关系性的、有机性、整体性的；而在历时层面上则非预成性的（本体论意义上）、非构成性的（科学世界观意义上）、非现成性的（神学意义上）、非静止化的、非机械化的、非孤立化的、非实体化的、地方性、事件性、生成性的。文艺包括关于文艺的理论应当面对文艺的历史语境、社会现实，应当充分思考文艺的复杂性与生成性，从而构建一种开放的、多元的、民主的、对话的、健康的文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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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⑥⑦⑧[法]埃德加·莫兰：《复杂性思想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第1页，第3页，第78页。
　　②③B11B13[法]埃德加·莫兰：《论复杂性思维》，《江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④欧阳康：《复杂性与人文科学创新》，《哲学研究》2003年第7期。
　　⑤⑨⑩[比]普利戈金、[法]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第1 页，第299页。
　　B12赵凯荣：《复杂性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B14赵刚健：《复杂性思维与我国文学理论创新》，《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6期。
　　B15详细可参见南帆：《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是关系主义》，《文艺研究》2007年第8期；此外可参考郭昭第：《从本质主义到反本质主义：艺术本质论的终结及其反思》，《当代文坛》2011年第2期等文章。
　　B16 B17杨守森：《艺术境界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5页，第326页。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布尔迪厄文艺思想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YJC751046）
　　责任编辑 黄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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