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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功夫熊猫2》引发的冷思考 功夫熊猫4上映日期

发布时间:2019-05-19 06:39:12 浏览数:

[摘 要] 《功夫熊猫2》在国内热映的同时带来了关于文化侵略的抗议之声。但是,在热闹的口水战之后应该进行冷静的文化思考:究竟应当如何面对好莱坞电影所代表的美国文化对中国元素及中国文化的移植和借用,如何客观认识本民族文化发展的痼疾及差距以及如何保护和扶持本民族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等等,都是《功夫熊猫》电影所引发的我们不得不面对与认真思考的现实问题。[关键词] 文化侵略;文化战略;中国元素一部《功夫熊猫2》,好莱坞将中国元素纯熟地嵌入其电影文化逻辑体系中,在全球刮起了一阵“熊猫旋风”。在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也凸显了好莱坞文化强势的一面。动画片的主角是中国国宝熊猫,不仅大量运用了中国文化元素,甚至还引入了中国传统哲学,因此,影片在获得了经济收益和社会口碑双丰收的同时,也触动了一些文化敏感人士的“文化侵略”担忧,甚至有艺术家走上街头号召“抵制功夫熊猫”。笔者认为,“文化侵略论”虽然言之过重,但也绝非空穴来风。美国中央情报局运用电影进行文化输出,早已是众所周知的战略手段,在其电影中推行美国式的价值观也已经成为美国主流电影的文化自觉。同时,我们独有的国宝熊猫以及我们一直凭借傲立世界民族之林并绵延五千年的传统文化被好莱坞轻巧地以一部动画片展示得淋漓尽致,赢得一片叫好之声,且抛开文化侵略不论,也确实不能不让我们汗颜,更需要进行冷静的反思。面对这样的文化格局,究竟应当如何面对好莱坞电影代表的美国文化对中国元素及中国文化的移植和借用,如何通过这一事件客观深入地认识本民族文化发展的痼疾及差距以及如何保护和扶持本民族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等,都是《功夫熊猫》电影所引发的让我们不得不面对和认真对待的现实问题。一、文化格局:不可不防的“文化冷战”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文化交流同人类社会始终相伴,是从未停止过的同一进程。人类社会的进步也得益于不同种族、民族之间的交流、学习和融合。例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已经无法成为区分民族的符号,随着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这些宗教已经和各地域民族的本土文化深深融合在一起,成为其民族文化中不可分割的内核因素。文化,作为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工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冷战”的副产品。20世纪后半叶的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给文化交流和传播带来了深刻的异化。两大阵营施展各种手段输出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现如今,“冷战思维”虽已遭人警惕和贬斥,但其作用却仍有留存。不难看出,以美国的价值观为价值观来改变世界,已经成为美国文化战略的终极目标。美国战后对外文化工作的政策目标,是引导全球政治规模的斗争朝着“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要运用美国的力量对这个进程中的最重要的因素施加影响,找到复兴和推广美国的自由主义社会价值观、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和民主的政治结构的各种办法。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美国“既要运用自己的权势,也要运用文化交流这个工具”[1]。通过电影等大众文化形式推行其文化战略,已经成为美国高端智库驾轻就熟的手段,甚至是其自认为的使命及文化自觉。可见,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是由“冷战”而开始的“文化冷战”作为现代国际文化安全的一个动力机制和战略竞争形态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结束,而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转变为“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形态,利用全球化机制继续实施美国的文化战略。因此,那些号召抵制《功夫熊猫》的人并非“脑残”,也绝非杞人忧天,他们用一种被讥为“小孩子向坦克扔石头”或者“堂吉珂德”式的“闹剧”行为向世人展示了其对文化入侵的深深恐惧。只是其抵制行为却更激起公众观影的兴趣,客观上反而起到了帮助他人进行宣传炒作的效果。二、我们的态度:抵制、接纳或其他就《功夫熊猫》两部曲本身而言,笔者认为,确无抵制的必要,充其量只是两部很好地运用了中国元素的好莱坞电影,电影的套路仍然是典型的好莱坞模式,而其文化内核仍未脱离美式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对于美国人宣扬的民主与自由,这些年来对中国观众而言早已不陌生,没有必要为这两部动画片大惊小怪。所谓的“抵制”,反应未免过激。文化冲突确实是当今世界的现实形势,尤其是面对强国文化的冲击,各国包括欧洲国家在内都心存忧患,甚至也有抵制行为或者相应的文化保护政策。近些年来,文化传播全球化是否会挤压掉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一直是大家争议的老话题。全球文化交流不可能是公平对等的,因此,对文化的侵袭采取保护措施是完全必要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正如只有置身大海才能学会游泳一样,文化保护绝不等于完全的自我隔绝和封闭。文化保护政策相当于浅水区或者游泳圈,它应当成为本民族文化成长的“安全阀”,完全拒绝好莱坞就把保护绝对化了,对我们学习其先进之处,提高自身水平毫无益处。保护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拒绝,关键在于提升自身的文化实力,这只有在开放的态度和环境中才能实现。比如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报纸上几乎所有的电影广告都是美国影片,国产片广告都在一些不起眼的角落里。国产电影的生存异常艰难,但国产片不但没有被好莱坞压垮,相反,却攀上了一个创作高峰,为后人留下了诸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经典影片。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生长离不开交流、对话、竞争、博弈的氛围,文化的生长有外在的压力未必是一件坏事。又如我国从1994年开始有计划引进美国好莱坞影片。这期间,确实经历了好莱坞电影的大行其道和国产电影的门可罗雀阶段,但从本世纪以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我国电影产业已经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1年文化蓝皮书《2011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显示,2010年在电影生产数量、银幕数量、票房总量、综合收入总量、观众人次、国产电影市场份额等各项主要指标上,中国电影已经显示出蓬勃发展势头。尤其是中国电影票房年收入突破100亿元人民币,增幅达64%,创造了全球市场奇迹,票房总量超过英国,相当于世界最大电影市场——北美票房的1/7,已进入世界电影市场前10位。其中国产电影在国内市场所占份额连续8年超过进口影片。从以上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冲击并不可怕,是借鉴世界先进文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本民族文化的成长发展的动力。但要使本民族文化和价值观能够免受其他文化的侵蚀,实现本民族文化的长盛不衰,探索本民族文化传播和输出的科学路径,则仍是我们下一步必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三、反思:创造性的培育与文化体制改革仔细想来,《功夫熊猫2》这部电影也确实有其特殊之处。以前美国电影是在用他们的历史、人物、事件传播其价值观,后来是用我们的演员,再后来用我们的历史故事,如花木兰,现在直接用我们称之为国宝的熊猫为主人公,以我们的传统哲学、人伦价值观为载体,用一个中国式的江湖故事嘻哈地树立了一个美国式的平民英雄,不知不觉间还是在给我们上民主、自由的老课。兵临城下,难免忧虑:我们能否也能得心应手地并且创造性地运用我们民族文化符号?电影导演冯小刚在全国政协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专题协商会上发言指出,“电影审查的压力最终转嫁到导演的身上,转嫁到作品的创作者身上。严苛的审查让创作者无所适从——在如此严格审慎的把关下,几经修改得以通过的《唐山大地震》,一经公映还是招致了社会部分人群严厉的批评,被扣上揭民族伤疤、发国难财的帽子大加鞭挞……作为一个导演,一个创作者,我们正经历着民族复兴的大时代,近些年来没有能够拍出几部记录这个时代的深刻变革的作品,我们是有愧于心的。一方面是创作者的视野和能力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不是也应该认真检讨一下我们的审查给创作带来的伤害和桎梏。这个问题不解决,想要拍出经得住时间考验,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将是一句空话”[3]。他还说,20世纪80年代之所以出现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精品力作,“主要还是得益于当时相对宽松的文艺政策和思想解放的洪流,极大地调动了导演们的创作热情”。冯导把电影产业创造力枯竭归罪于电影审查制度,这是单纯从电影产业角度出发的一条直接原因,但也确实反映了创造性贫乏确是目前文艺界的通病。近年来,只能靠不断“炒冷饭”,重拍、翻拍经典就是影视界创造力枯竭的明证。影视产业只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部分,现如今所显示的创造性的不足,其原因则更是复杂而深刻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以及我们的教育体系、文化政策等,都有不断检讨和改革和的空间和余地。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首次将发展文化产业的目标定位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正式位列国家战略性支柱产业之中。当前,中国国家文化战略正处在从被动抵御和消极防范型向主动建设型转变的战略转型阶段,中国国家文化战略总体上还缺乏积极参与国际文化战略竞争的强劲能力。国家文化战略能力不足和国际文化战略竞争的国家战略需求之间的不相适应,构成了当前我国国家文化战略竞争运动的主要矛盾。在此形势下,宏观经济转向导致的文化需求的空前释放、经济结构调整对现代服务业的扩张期待、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推动的新型业态的出现,都要求文化产业有一个超常的发展,而没有重大的体制性突破将难以实现超常发展的目标。根本性的问题不是对产业政策作局部的调整,而是要有适应市场经济的体制性安排。2003年以来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成功,已经大致解决了体制内文化事业单位的转企改制问题,并启动了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现在需要明确“基本文化制度”这个最终目标,才能使体制改革最终落地,收获改革的全部成果。总之,进入21世纪后,国际战略竞争形态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通过和运用国际文化战略竞争来获取新的国家战略利益,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战略竞争最主要的竞争领域和竞争方式,并正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世界发展的文化走向与文化力量格局,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国家文化战略全面竞争的时代。这一形势判断也要求我们对于“功夫熊猫”的冲击不能漠然视之。[参考文献][1] Joshua Muravchik.Exporting Democracy[M].Washington D.C.: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Press,1991.[2] 张晓明,胡慧,林同,等.2011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 冯小刚政协会上痛陈电影审查制度的“伤害和桎梏”[EB/OL].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nt/2011-08/31/content_29229764.htm.[作者简介] 聂文婷(1985— ),女,内蒙古阿拉善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当代史专业2010级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政治史与国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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