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阳市跃进中学的难忘岁月】蹉跎了岁月蹉跎了自我

　　一枚长方形的“贵阳市跃进中学”校徽，我们时时别在胸前，走在石板街上或回到家乡都有一种自豪感，仿佛在说：你看，我是中学生了。那时在文化贫困的农村，能上中学的人很少，一个乡不过十几人，而且往年是没有的。
　　1961年6月，我刚读完初一，正值困难时期。可能是国家教育经费困难，有关部门决定农村中学撤销，除极少居民户口的学生转学就读外，凡是农村来的学生一律回乡务农。因此，许多十四五岁的农村青少年只好中断了读书求学梦，悻悻地回到家乡务农。转眼50多年过去了，许多事情都在淡忘，但那个特殊年代的那些往事却在脑海中却越来越清晰。我想，了解那个特殊年代的艰难，也许会更加珍惜现在。
　　招生办学
　　贵阳市跃进中学是1958年在花溪区石板镇隆昌坡建立的一所普通中学。当时，全国正开展“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运动”，故将学校定名为“跃进中学”，当年秋季招生92人。当时各行各业都在大跃进，教育也要“大跃进”，于是教育主管部门决定各地小学将一些解放后才有机会入学、年龄较大、学习成绩较好，没有读过六年级的四、五年级学生提前毕业升入中学，有的进农中或职中。因此，跃进中学这届学生因学习跟不上或家庭困难自动退学的不少，到初三时只剩48人。学校是利用隆昌坡寨中一座叫“三教寺”的庙宇和借用几间民房办起的，1959年秋季又招生一个班40多人，1960年招生两个班100余人（有的也是提前毕业的小学生），教师十几人。我是1960年秋进校的，学的课程有语文、代数、英语、物理、地理、历史、美术、音乐等。记得入学后学校发给一枚长方形的“贵阳市跃进中学”校徽，我们时时别在胸前，走在石板街上或回到家乡都有一种自豪感，仿佛在说：你看，我是中学生了。那时在文化贫困的农村，能上中学的人很少，一个乡不过十几人，而且往年是没有的。
　　中学生活
　　考入跃进中学，国家对中学生很照顾，男生月定量31斤，女生29斤，学校规定男女学生一样都吃30斤，每天1斤，早餐4两米稀饭（十六两制），中晚餐各6两米干饭。食堂工人清早5点起床，按学生人数定量熬制稀饭。7点钟早餐，食堂用能盛一斤左右的搪瓷缸，每人一缸稀饭打给学生。有时学生到食堂而食堂还未开始打饭时，100多名学生将手里的瓷缸或瓷钵敲得叮当响，就像一场闹剧一样嘈杂，让人啼笑皆非。有时稀饭煮得很清，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高声喧哗，有的说这个稀饭太干（稠）、有的说太硬了，要用铁钻打，有的说要用钢钎撬，挖苦以示抗议食堂有人克扣粮食，事实上校方确实发现过几次有工人下米不足定量，偷回家的情况。第二天早餐，稀饭就要稠得多。中晚餐，学校食堂也同农村食堂一样每人每餐都一罐6两米蒸的土陶罐罐饭。菜不是南瓜就是萝卜、白菜，每人每月只供应半斤菜油，菜里除了加点辣椒放点盐，只能看到少许油星子。除了毕业离开学校的那次会餐外，整个学生生活真是三年不知肉滋味。我那时年幼，食量不算大，虽然不能每餐吃饱，常常感到饥饿，但比在家里时吃糠拌饭强多了。
　　秋收劳动
　　进校读书一个月，大约是9月下旬或10月上旬，全校师生背上背包步行十几公里到湖潮、杨梅、玉贡、两寨帮助秋收。年龄较大的同学分一组参加割谷打谷，年龄较小的和一些女同学一组到地里扯黄豆。黄豆豆角尖非常锥手，没有防护手套，有些同学手被锥浸血了，用手帕包手。我从小除了读书，回家都要劳动，放牛、割草等许多农活都会干，我在班上是年龄最小的（13岁），但扯的黄豆比谁都多，多次获得班上表扬。10天的劳动结束回校不久，根据上级要求组织学生小秋收，学校带我们到康寨等地山上采摘青杠籽、红籽、油茶籽，3天时间同学们你追我赶采集回来放在院里，约几千斤。据说油茶籽可以榨食用油，青杠籽可以酿酒，红籽可以做副食，但这些东西最后弄到哪里，我们学生就不得而知了。
　　扒车
　　我们在跃进中学读时，每逢星期六中午都要放假回家，星期天返校。那时石板到久安还没有公路，每次回家都要步行20公里山路，往返就是40多公里，吃不饱，营养差，小小年龄走这么长的路，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不久，我们发现离校1公里多的龙治煤矿每天都有运煤车过隆昌经石板、合朋到贵阳。我们返校时走到石板正好桥边有段公路是上坡，货车爬坡很慢，我们看过电影铁道游击队，也学那些英雄们扒车。煤车车箱下有个备胎，离地不过40-50厘米，先用手扒在车厢板上，脚正好踩在备胎上，一辆车可扒三四人，而且驾驶员从反光镜里看不到。从石板到隆昌学校四五公里路，10多分钟就走了。到学校时正好也是上坡，车速慢，先让脚着地，向前跑两步再放手下车，就不会被汽车惯性摔倒。我们那时虽然年幼，却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量，也有仔细观察分析研究事物的智慧，因此，没有哪个同学摔倒过。以至后来，不管是上坡还是平路都可以扒车上下，每次回家往返那段路就不用步行了。
　　看电影
　　20世纪60年代初的农村既没有广播也没有电视，看电影是非常新奇的。跃进中学办在农村，一年里学校不过放两三次电影，而学校周围的龙治煤矿、菜冲煤矿、石板火车站、石板街上一些单位常常放露天电影。这些地方距学校近的有两三公里，远的有五六公里，但只要有电影看，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徒步去，有时看完电影步行回到学校都是凌晨两点钟了。
　　1961年6月的一天，全校师生集中开大会。学校宣布：根据上级决定撤销跃进中学，农村很需要有文化的人，同学们要回家乡去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很光荣的。大家听后非常惆怅。会后，初三班学校发给每个学生毕业证书，初二、初一班发给肄业证书。接着是聚餐，当然这餐饭是随便吃的，菜里还有些猪肉，是我们进校以来最好的一餐。聚餐后看电影，教育主管部门可能是考虑到这批农村学生很快将分散各地，趁此多给一点鼓励教育，因此请来花溪电影公司当晚连续放5部电影，记得有《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永不消失的电波》等等，每部影片放两小时左右。我那时年少，瞌睡多，前几部看得津津有味，后面就睡着了，醒来时电影放完了，天也快亮了。这是我一生中一次看电影片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最难忘的一次。
　　离校后
　　我们这批农村来的中学生回家乡务农以后，随着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64年后，不少人考入学校深造，不少人参加社会工作，有的当兵、有的进工厂、有的当教师，后来有的是工程师、农技师，有的是县乡村领导干部。最出类拔萃的是初一班的罗大林同学，从当教师、乡党委书记到后来任贵阳市副市长、副书记。我们那批人都为国家的建设作过贡献，现在都成为白发苍苍的老人了。那段艰苦却难忘的学生生活为我们后来的成长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为之庆幸和自豪的是，虽然极其艰难，但我们走过来了。
　　（作者原单位为花溪区麦坪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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