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新变化】 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影响

　　［内容摘要］欧债危机爆发后，有一种观点认为危机的原因是高福利。通过分析希腊债务危机与本国福利制度的关系，对比南北欧在危机中的不同表现，可以看出高福利制度只是债务危机的直接推手，欧债危机的发生还有其他原因。本文通过对北欧福利国家改革的历史考察 以及这次债务危机中各国财政紧缩和福利改革措施的分析，探讨福利国家改革的走向和趋势。
　　［关键词］欧债危机；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改革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余波未平，欧洲国家又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危机由希腊发生并蔓延至欧盟核心成员国，目前来看尚无缓解的趋势。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五个国家2012年的到期债务有4061亿欧元，长期债务规模有4万亿欧元之巨。［1］这次债务危机引发了各国经济混乱、社会危机、政权更替。欧盟及各成员国纷纷出台应对措施，积极寻求国际支持以期渡过难关，各国以财政紧缩、削减赤字、降低福利的措施来换取援助引发了公众不满。如同往常一样，每次经济危机都会引起福利制度调整和变革，这次危机为欧洲这个有高福利传统的地区进行新一轮改革提供了契机。
　　一、通过希腊透视欧债危机与福利制度的关系
　　欧债危机爆发后，有人将危机原因推到欧洲国家长期以来实行的高福利身上，认为高福利制度正是当前债务危机的“祸首”，这次危机将欧洲引以为傲的“高福利体制”弊 端暴露无遗。英国媒体甚至提出希腊危机标志着“福利国家的终结”，也有人提出这次危机是“福利主义的黄昏”。希腊、意大利等国债务危机的发生确实与其长期以来实行的超越自身经济实力的高福利制度有直接关系。以希腊为例，希腊福利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41%的比重，福利支出占本国GDP总量的20.6%。在2001—2010年10年间经济年均增长5.6%，而同期社会福利 支出年均增长9.4%。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希腊1999年社会福利开支占本国GDP比重位列13位，而到了2007年已跃居首位。［2］高福利制度只是希腊债务危机的一个“直接推手”，除了高福利支出这个直接诱因外，希腊债务危机的发生还有如下因素。
　　（一）经济因素：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
　　希腊加入欧盟后进入了10年的快速发展时期，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4%。在低利率的刺激下过多依赖内需和房地产市场拉动经济发展，产生了大量泡沫经济，形成了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希腊加入欧元区后的高汇率导致希腊产品在欧盟内部和国际市场竞争力下降，面对旺盛的国内需求和大量的赤字，只能采取借债的方式来平衡供需关系。随着外债规模增大，当国际金融市场提高希腊政府的风险级别后，又出现了融资困难。
　　（二）政治因素：本国福利制度及政府治理能力存在突出问题
　　希腊公民福利待遇存在很大差别，不同行业之间分割严重。希腊公共部门雇员一年有14个月收入，享受至少一个月带薪假期，退休年龄为58岁，每年可领14个月养老金。危机爆发后，面对近20%的高失业率和近10万失业人口，其失业补助金占GDP比重还不到0.1%，为欧盟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大大低于欧洲大陆国家和北欧国家。［3］希腊政府治理能力低下，由于希腊财政收支统计的低水平和统计部门的低效率，致使国内严峻的财政形势迟迟未被发现。2009年4月，希腊政府预测其年度财政赤字为3.7%，而此后半年新政府发现实际赤字高达12.7%。［4］政府没有及早发现问题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另外，希腊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导致了严重的偷税漏税现象，有专家估计这一数字占GDP的4%，10年的高速增长掩盖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危机爆发使这一问题凸显出来。
　　（三）欧盟因素：欧盟治理机制尚不完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教授指出：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使各国失去了采取灵活措施来应对经济衰退和财政赤字等问题的能力。这次危机表面看来是债务危机而实质上却是欧元危机。欧元区《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作为成员国，财政赤字要低于本国GDP的3%，公共债务要低于本国GDP的60%，但这两条“红线”被屡屡突破，条约约束力明显不足。在成员国出现过高的债务和赤字时，缺乏有效的惩罚措施，发生危机时，又缺乏相应的预警机制和救助方案。欧元启动后，欧元区各国仅将货币主权交给欧洲中央银行，税收、工资福利等政策仍由各成员国自己制定。各国出于自身利益而制定的政策难免与欧洲央行政策相左，产生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之间不协调的问题，所以有专家指出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货币、财政政策两大体系的不兼容。
　　二、欧债危机下的北欧及其福利改革的历史考察
　　在南欧危机四伏，债务危机向欧盟核心国家扩散之际，北欧国家的表现让世人瞩目。同处欧盟同样是福利国家的瑞典、挪威等国对这场危机表现出明显的免疫力。挪威2011年上半年失业率维持在3.2%的相对低位，2011年1月至9月外贸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3%，贸易顺差增长20.3%。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0-2011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瑞典位列第三。2011年瑞典政府财政盈余690亿克朗，2012年、2013年将继续保持盈余。［5］北欧国家在高福利和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印证了一个事实：“在社会福利费率的高低与国债规模之间没有内在联系。一些国家尽管实行明确的福利国家政策，却能够使本国预算保持平衡，而另一些国家则不能。”［6］与其他福利国家一样，北欧福利国家也曾一度陷入困境。截至1990年底，瑞典、挪威、丹麦三国债务占其GDP比重达到了24.2%、47.4%和65.7%，被称为“债台上的安乐窝”。［7］应对危机，这些国家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进行了改革，引入新自由主义因素，采用紧缩的手段，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作用，对各项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削减或合并，实现福利国家由消极到积极、由消费型向投资型的制度转型。
　　（一）实行部分削减福利的政策
　　医疗保健方面，瑞典从1991年起实施新的病假津贴制度，3天以内的病假津贴由日常工资的90%削减到65%，从第4天到第90天，削减到原工资的80%，日后又降到75%。失业补偿方面，瑞典的失业津贴从1993年7月开始由原收入的90%削减到80%，领取津贴前增加了五天等候期。从1995年7月开始失业津贴再次下调为原收入的75%，领取期限从300天减少到200天。［8］养老金方面，瑞典从1999年开始改革养老金制度，从固定收益型（DB）转为固定缴费型（DC）。这种改革把个人收益与对社会贡献大小相挂钩，是养老金制度的一次巨大跨越，标志着养老金领取与缴费不相关的某种权利传统制度的结束。 　　（二）实施一定程度的私有化战略
　　“福利三角理论”对福利国家危机的解释是福利制度安排使市场和家庭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在新自由主义流行、政府削减福利之际，北欧各国在福利提供方面实施了有限度的私有化战略，表现在部分公共服务从国家转移到私营部门、福利提供中的付费制、在福利提供中引入竞争机制等。丹麦的一部分公共福利规划通过私人保险进行充实和完善，医疗领域的私人健康保险合同不断增长，雇主支付给私人医院的保险费迅速增加，个人就医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瑞典在教育领域引入了“凭单制度”，父母可以自行在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进行选择，在医疗领域引入了“家庭医生”制度，居民可根据需要自主选择医生。
　　（三）推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与其他福利国家比，北欧国家积极扩大公共部门以解决就业问题，提倡“工作福利”，实行“就业路线”策略，把享受福利与就业联系起来，把“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相结合，向一种“建立在劳动力市场的保障性”发展。各国在改革福利制度中把参加政府安排的培训作为领取津贴的条件，并且要证明自己正努力寻找工作，强调失业保险制度中的工作和培训需求。鼓励更灵活的就业方式，将就业的灵活性与充分的社会保障结合起来，在制定政策中优先照顾年轻人，如荷兰与丹麦“灵活安全性”的改革就取得了显著成效。
　　（四）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约翰逊在“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中把社会组织作为国家、市场和家庭之外的第四个重要方面。在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北欧国家社会组织数量众多、社会资本丰富，各国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并让其在福利提供中发挥作用。北欧国家除了传统的工会和雇主协会外，“第三部门”主要集中在政治、文化领域。这些组织在福利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由商会代替政府为企业提供公共服务，重视“社区服务”，由社区提供家政、养老、托儿等公共服务。［9］当然，非政府组织、社区及志愿者组织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还依附于政府组织，很多社区服务项目也是在政府的公共资金支持下开展，但这对于提高福利供给的效率和质量起了积极作用。
　　经过改革，“来自令人瞩目的北欧福利国家大会的总体结论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已经成功克服了1990年代的不足。”［10］彼得?豪关于社会福利变化的理论分析框架认为社会福利变化的顺序有三个层面：第一秩序的变化表现在受益水平的增减和受益时间的变化，是一种量变；第二秩序的变化表现在对社会成员互助合作项目资助的变化，是制度和质的变化；第三秩序的变化表现为政策目标及实践的变化，如从重视失业后的救助转到实行投资人力资本等积极干预措施来减少失业和促进就业。［11］对北欧国家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进行总结会发现：第一秩序变化最具代表性，第二秩序变化也非常多，第三秩序也开始变化，变革后的北欧福利国家模式具有了更多欧洲大陆模式、大西洋模式的特征。
　　三、欧债危机背景下福利国家的新一轮改革
　　这次危机迫使希腊等国进行了一系列福利制度改革。与以往福利国家改革相比，这些国家的改革既有欧债危机背景下的特殊性，也有与以往改革类似的共性。各国都采取了增加税收、削减赤字、延长工作时间、提高退休年龄、强化对富人的财产管理等措施来应对危机。
　　（一）希腊改革
　　2011年减少4亿欧元的政府支出。对高级官员超过1.2万欧元的收入部分征收累进税，民选官员每年少发一个月工资，公务员三年内禁止加薪。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年收入1.2万欧元降至8000欧元，房地产税的起征门槛从40万欧元降至20万欧元。向所有纳税人征收特别危机税，税率依收入从1%到5%不等。对自谋职业者设立征税下限，打击逃税问题。对部分国有资产进行拍卖，实施大规模私有化战略。女性退休年龄将与男性一致，从62岁提高到65岁。退休后领取全额退休金，必须先缴满40年社保税。
　　（二）意大利改革
　　意大利在2011年7月和9月分别通过480亿欧元和540亿欧元紧缩计划。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将 增值税上调两个百分点，打击逃税问题。重新征收首套房房产税，对超过十米的船只和豪华汽车征收新税。对年收入30万欧元以上的富人征收特别税。最迟在2014年将在私人企业工作的女性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实现男女同龄退休。部分养老金发放不再与物价指数挂钩，这意味着许多退休老人实际收入减少。
　　（三）葡萄牙改革
　　政府削减卫生和教育等部门预算经费，冻结养老金，2012年削减赤字至4.5%。征收更多消费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取消部分税收优惠措施和社会福利待遇，取消公共服务部门月薪或退休金在1000欧元以上人员的节假日奖金和休假补助，减少公共福利支出。允许企业每天延长员工半小时工作时间。
　　（四）西班牙改革
　　2012年计划削减165亿欧元赤字，使其占GDP比重降至4.4%，2013年降至3%。新紧缩措施涉及劳动制度、金融、医疗、教育、能源、公共管理及旅游等方面；实施稳定预算、减少财政支出和改善就业市场的紧急改革；将增值税(IVA)的水平全面提高，最高税率从现在的16%提高至18%；削减数十亿欧元公务员工资，冻结养老金；减少3亿欧元残疾人补助金，取消已实行了3年的向每个新生儿提供2500欧元奖励的政策；将男性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
　　（五）爱尔兰改革
　　2012年实行38亿欧元紧缩计划。2012年增税计划中，销售税从21%提高至23%，资本所得税从25%提高至30%，存款利息税从27%提高至30%，增值税从21%提高至23%，公司所得税仍然维持12.5%，以保持企业竞争力。削减公共部门职位24750个，降低公共部门新雇员10%的工资，削减12亿欧元公共部门工资，大幅削减28亿欧元社会福利开支。［12］
　　虽然改革初见成效，但这些国家仍面临两个突出矛盾：福利削减弱化了福利制度在危机中应有的保障作用；财政紧缩对本国经济复苏有阻碍作用。从历史经验来看，每到经济繁荣和经济衰退时期，福利国家都会进行相应的“增肥改革”和“减肥改革”。“过度增肥”的后果尤其严重，希腊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所以，福利国家改革和发展要避免走极端，以防“制度轮回”。这次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及对福利制度的调整说明，一国福利水平要与本国经济实力相适应；一国健全的财政体系、稳健的货币政策及有效的国家治理是避免危机的重要条件。 　　四、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新变化及发展趋势
　　埃斯平-安德森把现在欧美福利国家的面貌比喻为一幅“冻结了的”福利国家风景画。其实从上世纪70年代福利国家陷入困境以来，其改革步伐从未停止过，从法国通过“周日工作”法案到英国养老金改革，都是根据现实需要对既有福利制度的调整和变革。资本主义福利制度被认为“正在通过一些细微的渐进变化可能会导致长期的逐渐改变，而这种逐步变化可能会对某一体系形成长期的系统校正。”［13］从实际情况来看，福利国家制度虽然饱受诟病且经历多次改革，但从未被抛弃。展望未来，这些国家应借鉴以往经验，继续深化改革。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未来在哪里？未来的改革有哪些走向和趋势？
　　（一）供给理念：从国家全面负责到责任共担
　　马歇尔的“公民权利理论”是福利国家建立的理论支柱之一。该理论认为公民拥有民事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三项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权利本位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公民的责任，成为一种“被动”的权利。有专家认为过分重视公民权利作为一种“早已存在”的权利而忽视了它所需的财政及物质基础，造成了福利国家危机问题。面对危机，有专家提出了“后社会权利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就是强调个人的“责任原则”，提倡限制公民社会权利，甚至把社会权利置于次等地位。第三条道路理论把“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作为座右铭，也促成了福利国家理念的重大转变。福利国家理念从政府全面负责发展到责任共担，从“强调权利共享的公民团结发展到强调权利与贡献或者义务相结合的共同价值观。”［14］
　　（二）供给主体：从一元向多元发展
　　福利国家危机使“政府失灵”问题凸显。批评者认为政府提供福利存在官僚主义、效率低下、消极腐败等问题。在对过分强调国家作用的批评声中，主张引入非政府力量，提高其他部门在福利提供中作用的福利多元主义思想开始流行。福利多元主义也称为“混合福利经济”，主要指福利的规则、筹集和提供由不同部门共同负责完成。通过福利多元组合安排，将国家的全面福利提供转变为社会诸多部门的福利提供，充分发挥市场、家庭、社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作用。［15］这种思想实际上是让国家、市场、家庭和其他社会组织都发挥各自作用，扬长避短、相互补充，达到福利供给的帕累托最优，这与第三条道路倡导的“能动 性政治”不谋而合。
　　（三）供给尺度：在渐进改革中趋向福利的理性和适度供给
　　在历次福利国家危机中，福利开支危机和财政危机表现得尤为突出，新右派对福利国家的过 度干预、高额税收、高福利支出进行了严厉批判。以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为代表，各国对本国福利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从那时起，纵观福利国家历次改革，财政紧缩和削减福利是首当其冲的措施。福利制度具有很强的刚性，犹如一个巨大的“黑洞”，对公共财政消耗巨大。有专家甚至断言如果保持现有的受益水平，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福利国家必定会陷入破产的尴尬境地。鉴于西方福利国家“路径依赖”和“福利刚性”的存在，这种改革必定是渐进的，而且实质性改革措施还停留在边际性调整层面上，比如降低收入补偿率，但这种边际削减的措施已经具有了一种长期渐进的特征，改革方向就是福利的理性和适度供给，建立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相对平衡。
　　（四）模式创新：从僵化向灵活发展，从碎片制度模式向统一制度模式发展
　　福利国家制度经过多年发展已日臻完善，但随着福利国家危机频繁出现，其制度僵化的弊端也日渐显现。以欧洲大陆为例，其福利制度设计建立在传统“家庭主义”和“标准工人家庭”假设之上，由国家向家庭转移福利，这造成了“内部人员——外部人员”的分化，使许多欧洲国家陷入了“没有工作的福利国家”这一“大陆困境”之中。随着全球化深入和后工业社会来临，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就业结构、家庭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迁。社会福利需求多元化和复杂化趋势要求不断改革过去僵化的福利制度，根据形势发展适时进行调整。
　　福利国家制度正在从碎片制度模式向统一制度模式发展。二战结束后，欧洲所有福利国家在不同行业和群体中都存在福利制度不统一的现象。在日后发展中，北欧等国对碎片化制度进行了整合，建立了相对统一的福利制度体系，但法国、南欧等拉丁文化圈国家整合并不成功，大部分国家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战前的碎片化制度原貌。这两种福利制度的灵活性、包容性和适应性相去甚远，造成北欧国家福利改革较为顺利而南欧国家改革引发大规模抗议甚至社会骚乱。福利国家在今后改革中需要进一步整合本国福利制度，减少社会排斥，发挥福利制度维护社会公正、加强社会团结的作用。
　　（五）政策创新：从单边制定到多边协商合作发展，从一国制定到多国协商合作发展
　　在国内层面，福利危机发生后，新右派对福利国家的“专业主义”和“科层系统”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这种体制存在权力滥用和过度集中的缺点，国家自上而下提供福利会让民众感到压抑、无助和疏离。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福利制度统一设计基础上的民众参与，即实行“双元的政治策略”。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理论中设计了“对话民主”这一社会框架，强调通过对话处理矛盾、解决问题。通过对话协商的办法来制定福利政策，能够更好地回应社会需要。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案例有挪威劳资关系治理中的“三方集体谈判机制”，在这种模式下工会与雇主协会就工人工资、工作条件、社会福利等问题进行定期谈判，国家起协调、咨询和监督作用。
　　在国际层面，福利国家表现出明显的合作趋势。随着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深入，福利问题已经超出了传统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个区域性乃至全球性问题，欧盟国家正在从经济整合逐步走向社会整合反映了这一发展趋势。《欧洲社会议程》规定各国就社会福利问题签订协议、制定共同目标，尽管这些目标是软性的，但对于欧盟各国社会政策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开放式协调法（OMC）”和“社会标准化工程”的实施使欧盟各国在福利政策方面的合作进一步提升。通过建立信息沟通渠道和平台，在就业、教育、收入分配、工作环境等七个领域制定共同标准，各成员国向这些标准看齐制定国内政策，这一过程也被称为“福利国家欧洲化”。这种超国家行为倾向、政府间合作倾向和共同决策倾向表现越来越明显。 　　（六）管理创新：从传统管理方式向现代管理方式发展，从消极福利向积极福利发展
　　福利国家的行政管理体系随着福利国家功能的拓展和深入而日趋复杂化和专业化，其自身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要求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完善法律法规，采用新的技术手段来应对管理的复杂化和专业化。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对养老金的管理，英国在2005年成立“职业养老金管理局”来管理其两万多亿英镑的养老金，创新养老金管理方式，实现从“专业监管、独立监管，再到事前主动监管”的发展。［16］有专家宣称，福利国家正在从过去的官僚体制转向“新公共管理体制”，即更加关注成本收益、强化内外部审计和责任制，提高效率并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
　　第三条道路理论提出以后，福利国家出现了从消极福利向积极福利发展的趋势。传统福利制度强调用物质和现金的给付来维持人的生存状态，解决已有问题；积极福利则注重事前预防，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加强教育和培训，提高个人生存和适应能力，追求人的“自我实现”和“终极幸福”。埃斯平指出：未来的帕累托最优福利国家，可能恰好就是使社会公民权的着重点从现在的维持收入这一当务之急转向终生教育和资格获取的权利上。福利国家正在向“授能型国家”发展，向“发展性福利”迈进。
　　五、结论
　　通过对以希腊为代表的欧洲福利国家债务危机的分析，可以看出高福利是债务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或“隐形推手”，但也不能把危机原因全归咎于高福利。北欧国家之所以能在经济发 展和高福利之间保持平衡，与其一直以来对福利制度的调整和改革密不可分。这次危机凸显出福利国家存在的“民主负担过重”问题，但也为欧洲福利国家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各国推行以“紧缩”为特征的福利改革契合了当前的形势，但要走出危机，还要对本国福利制度改革制定长期规划，在经济复苏和培育人们“安全感”之间找回平衡。总体来看，国家提供福利的角色并没有发生动摇，其资金支出结构和国家管理模式发生了一定变化，属于福利国家重组而不是重建。正如埃斯平所言，福利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机制，决定性地塑造着未来。通过对福利国家改革趋向的探讨，可以看出福利国家将具有更多的选择性、分散性和多元性。福利国家要寻求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协同改革，达到兼顾经济效率、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主要参考文献：
　　［1］应对欧债危机，欧盟成员国都使出哪些招数［EB/OL］．http://www.news.cn，2012-1-11．
　　［2］卢峰．欧债危机成因探析［R］．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简报，2012（1）．
　　［3］蒲实．希腊：改革的时候到了［J］．三联生活周刊，2011（47）．
　　［4］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课题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由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欧洲研究，2010（4）．
　　［5］关晋勇．北欧经济：独善其身难度加大，经济增度有所放缓［N］．经济日报 ，2011-12-20（9）．
　　［6］［德］弗兰茨-科萨维尔?考夫曼．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7］刘玉安．论北欧社会发展模式［J］．文史哲，1994（5）．
　　［8］［丹麦］戈斯塔?埃斯平-安德森．转型中的福利国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9］林卡．北欧国家福利改革：政策实施成效及其制度背景的制约［J］．欧洲研究，2008（3）．
　　［10］［丹麦］彼得?亚伯拉罕．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终结了吗？——论北欧国家的福利改革［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
　　［11］Peter A．Hall. Governing the Economy： The Politic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M］. Cambridge,UK: Polity Press,1986.
　　［12］据新华网“应对欧债危机，欧盟成员国都使出哪些招数”综合整理，2012-1-11.
　　［13］［德］伯恩哈德?埃宾豪斯.欧洲福利国家的未来在哪里？［J］．德国研究，2008（2）．
　　［14］李秉勤等．欧美福利制度：挑战、改革与约束［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
　　［15］彭华民，黄叶青．福利多元主义：福利提供从国家到多元部门转型［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16］胡继晔．养老金体系在富裕国家的变化——以英国为例［J］．国际经济评论，2011（6）．
　　European Debt Crisis and the New Changes in the Capita list Welfare State
　　Sun Tao１Zang Xiuling２
　　Abstract:There is a kind of opinion that the reason of the cri sis is high welfa re after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broke out. High welfare is a direct reason of the crisis, but there are many other reasons for the crisis from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debt crisis in Greece with the welfare system，from the dif ferent performance in Southern Europe and Nordic countries in the crisis. By inv estigating the Welfare State reform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Spending cuts and welfare reform measures in the countries, we can discover the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Welfare State.
　　Key words: European Debt Crisis; Capitalism; Reform of Welfare State

推荐访问:资本主义 新变化 福利 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