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局党员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心得感受8篇

【编辑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小编为您整理了《农业局党员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心得感受8篇》，给您在日常工作学习中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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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局党员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心得感受（基层党建）  

　　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乡村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我们进一步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对此，要不断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乡村振兴的全面领导，通过建强基层党组织为更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政治保证。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工作开展得怎么样，直接影响到党的凝聚力、影响力、战斗力的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直接联系群众的纽带，是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直接执行者，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走好“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全国128万个农村基层党组织3500万名农村党员广泛分布在乡村大地，构成了严密的组织体系，具有团结带领亿万农民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强大组织力。可以说，农村基层党组织强不强，基层党组织书记行不行，直接关系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效果好不好。只有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发挥好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才能把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优势、组织功能、组织力量充分发挥出来，把广大基层党员和群众的思想、行动、力量、智慧凝聚起来，使他们凝心聚力投身到乡村振兴中去。因此，我们在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必须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地位，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总体上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各部门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越来越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断巩固，为农村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坚强保证。但也要看到，还有少数地方和部门对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地位、更好发挥领导作用等，在认识上存在偏差，在实践中尚未完全落实。对此，必须把坚持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贯穿始终，既要在思想上不动摇不含糊，又要在实践中找路径找方法，进一步健全组织体系，完善制度机制，采取务实管用措施，确保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实实在在地落到实处。

　　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乡村振兴，关键是找到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现实路径。要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主线，突出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一方面，要抓班子、强队伍，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乡村要发展得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好班子和好带头人。要坚持尽锐出战，重点突破，把作风扎实、攻坚能力强的党员干部放在乡村振兴工作的前沿，把强大的力量、优势的资源下沉到组织建设相对薄弱、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的地方，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平台，调动和激发党员干部积极投身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同时，还要持续强化“领头雁”工程建设，抓好支部书记这个“关键少数”，不断强化村两委班子力量，多措并举锻造一支靠得住、信得过、顶得上的党员干部队伍。

　　另一方面，要建“堡垒”、树旗帜，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要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基本队伍、基本活动、基本阵地、基本制度、基本保障建设，持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着力引导农村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注重吸引高校毕业生、机关企事业单位优秀党员干部等人才到乡村任职，用知识、能力充实党支部，提高党支部领导和服务发展的能力。要着力打造坚强的基层战斗堡垒，组织党员在议事决策中宣传党的主张、执行党组织决定，将党员力量展现在基层治理、产业发展、脱贫攻坚等工作的方方面面。要推动党员在乡风建设中带头示范，带动群众全面参与。密切党员与群众的联系，了解群众思想状况，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引导农民群众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积极投身到推动乡村振兴中来。

　农业局党员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心得感受（乡村建设行动）  

　　“十四五”新词典】“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首次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把乡村建设作为“十四五”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摆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

　　“乡村建设行动”的首次提出，充分展现了“十四五”时期我国“三农”工作的着力点，即在城乡基础设施的协调性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上铆足劲、做足功，用好乡村建设空间，形成城乡大市场互补互促的国内大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首先要求全面改善乡村硬件基础设施，增强城乡基础设施的协调性，用整体性、一体化思维合理规划城乡建设空间布局，加快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速，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然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坚持统筹推进的方式方法。一方面，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补齐目前存在的突出短板，重点抓好农村交通运输、农田水利、农村饮水、乡村物流、宽带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乡村建设行动中，对于水、电、路、气、通信、广播电视等传统基础设施，应加快推动提挡升级，逐渐形成布局合理、城乡互通的基础设施体系，满足农村居民对高质量农业生产、高品质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同时，应按照美丽乡村的建设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水治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提升村容村貌，让广大农村地区的绿水青山更好造福百姓。此外，还要加快数字乡村建设，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弥合城乡新基建鸿沟，着力发挥数字信息技术在农村释放的普惠效应和溢出效应，进一步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还需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注重从形式上的普惠向实质上的公平转变。目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然而公共服务仍然是乡村发展明显的短板，公共服务资源亟待向乡村社区基层“下沉”。

　　“十四五”时期，全面提升农村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应切实解决与农村居民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增强公共服务在城市、县城、小城镇和乡村之间的同步性，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对此，要提高财政对乡村公共服务的保障水平，重点加大对落后地区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提高乡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尤其是乡村对于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区养老等社会性公共服务的需求，促进区域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水平有效衔接。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意味着构建城乡之间全方位的交流、沟通、联系与互促机制，增强城乡两个市场的“互动性”，通过城乡资源、人才、信息等各种要素的流通，实现城乡两个市场的动态平衡发展。历史上形成的二元结构使得城乡之间出现了小生产和大市场、小农业与大产业、小规模与大机械、小村庄与大城市等一系列现象。农村地区表现为产业效益低、农民收入低、资金回报少、剩余劳动力流失，而在城市地区则出现了市场容量有限、土地资源匮乏、有效需求不足等发展瓶颈。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通过城乡互通有无、互补盈缺的方式实现。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尤其要充分利用好乡村建设这个投资空间，广泛调动社会资本投资农村重点工程的积极性，激活农村集体资产，促进农业从单一产业向三产融合发展，扩大国民经济循环的格局和体系，畅通城乡联动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农业局党员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心得感受（2035）  

　　科学认识我国二〇三五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发展目标

　　作者：黄泰岩(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原校长)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定的我国2035年远景目标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唯一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数量化发展指标，科学认识这一发展目标的内涵和要求，对于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表明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提出的我国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其中第三步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即2050年前后——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时间点，从2050年提前到了2035年，表明我国经济未来仍具有强大发展动力，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需求拉动仍会持续强劲。首先，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消费总量上，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相当于美国的95.67%，而我国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60%多，这表明我国超大市场规模将对经济发展提供持续有力支撑;在消费结构上，我国已进入消费结构升级的加速期，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新需求，可以有效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在消费趋势上，随着我国经济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和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持续扩大，根据麦肯锡的调查，到2022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将达6.3亿人，接近美国总人口的两倍。其次，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加速期。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占比仍然偏低，关键核心技术需要加快自立自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任务艰巨，品种丰富度、品质满意度和品牌认可度仍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这都将引致大规模的投资需求。最后，我国正处于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形成期。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沿边、沿江、沿海全面开放格局已基本成型，为对外贸易的稳定持续发展形成强大支撑;随着自贸区建设、“走出去”战略的持续实施，我国已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供给推动将持续优化。一是要素投入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方面，在全球创新指数排行中，2019年我国上升到第14位，是前20位中唯一一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明显回升势头;数字化转型方面，我国数字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占GDP比重由2005年的14.2%提升至2019年的36.2%。二是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在产业结构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增长推动力持续增强，新旧动能转换将取得根本性进展;在区域结构上，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等加快集聚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区域经济增长极;在城乡结构上，我国仍处于城镇化加速期，随着大中城市的快速发展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城镇化红利将加速释放。三是制度红利持续释放。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定型，随着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逐步完善健全，基本经济制度的巨大优势将更有效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形成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

　　体现更加公平的目标导向

　　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提出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同时，紧接着提出了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的要求。这体现了我国2035年人均GDP发展目标更加公平的目标导向。

　　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党中央强调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要求进一步完善工资增长机制，强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和财产收入，为中低收入群体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机会，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这些要求和部署能够使更多的人公平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

　　显著缩小收入差距。党中央强调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针对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通过高质量发展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显著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党中央提出在工作上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最大限度缩小收入差距，要求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要根据到2035年显著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发展目标进行对标对表，如期完成更加公平的发展目标。

　　建立更加公平的分配制度。一是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强调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既要注重机会公平，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破行业、区域、城乡壁垒，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使人民共享发展机会;也要注重分配公平，通过完善工资制度和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使人民共享发展红利。二是完善二次分配制度。提出二次分配更要注重公平，既要通过完善现代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等增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也要通过深化社保、转移支付等体制机制改革增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扩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源。三是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三次分配是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通过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体系，发展慈善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也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形成扶弱济贫、热爱社会公益的道德风尚。

　　彰显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要求

　　实践证明，只有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才能如期实现2035年人均GDP发展目标。为此，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一是加大传统产业改造，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提高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保持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处在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水平上;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二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占领产业竞争制高点。不断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使其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动能;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三是发展现代服务业，构建新支柱产业。不断提高文化、健康、体育、旅游、养老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使其成长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新支柱产业;深入实施“放管服”改革和服务业对外开放，吸引国内外企业加大对服务业的高质量投资，推进服务业现代化。

　　统筹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一方面，以发展求安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优先发展农村经济，推进农业现代化，确保粮食安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进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确保金融安全;深化教育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确保产业安全可控;实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绿色发展，确保生态安全。另一方面，以安全保发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加强经济安全风险预警，推进风险防范体系建设，确保经济发展安全可控。此外，构建发展与安全良性互动机制，实现更为安全的高质量发展。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确保发展与安全在制度体系上协调一致;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确保发展与安全在动能上协调一致。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国内大循环。推进制造业品质革命，解决供给与需求的严重错位;推进服务业现代化，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服务需求;推进创新驱动，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二是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循环。适应国内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推进贸易创新发展;适应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推进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引领经济全球化。三是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双循环相互促进。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深化产权和要素市场改革，扩大国内消费投资规模和质量;推进与世界各国多种形式的深度合作，扩大国际循环规模和层次;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推进供给结构更加适应需求结构，扩大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大市场优势。

　农业局党员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心得感受（国家治理）  

　　以人民性、系统性、创新性为核心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我国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开启了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既要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又要增强国家治理的人民性、系统性和创新性。

　　笔者认为，国家治理效能是国家治理体系所蕴含的积极作用以及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取得的效力、效果的总和，《建议》中提出的国家治理效能突出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治理效能的人民性、系统性和创新性三大特点。

　　“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国家治理效能的人民性

　　国家治理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提高公民福祉的基本方式。治理效能是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性指标。《建议》明确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充分展示了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秉持的人民性目标，将民之所盼转化为政之所向，在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中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建议》始终关注民生，把反映人民意志、凝聚人民智慧、团结人民力量、改善民生福祉贯穿在未来五年治国理政的各项工作和自始至终的发展进程之中。《建议》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体现出人民共同意志，最大限度地将实现人民群众的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作为治理效能的衡量标准，在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中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坚持系统观念”强调国家治理效能的系统性

　　《建议》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五大原则之一是坚持系统观念。这就要求要从事物的全局视野与整体视角上，从要素之间的结合与联系中探究事物发展规律，进而构建系统，实现整体的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制定的国家发展战略。

　　国家治理效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各项制度相互配合、协同运转，从而整合和释放每项制度功能的结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属性。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信息化高速发展、全球化程度加深，局势复杂多变，我国在发展中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性问题，在此背景下，必须运用系统性、整体性思维解决空间扩展、繁杂多样、变化快速的国家治理问题。治理思维和过程的整体性决定了治理效能的系统性。因此，要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断提升和完善我国治理体系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协调推进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民生福祉等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建设事业，实现国家治理在各领域的系统性效能，整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坚持创新驱动”突出国家治理效能的创新性

　　笔者认为，国家治理效能是国家治理能力的表现，国家治理能力寓于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国家治理体系建立在国家制度基础之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由此，解决新问题、抵御新风险、化解新危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必须走创新之路。通过治理思路、制度构架、治理方式的持续创新，在制度的基础上发挥社会各种资源和组织的作用。

　　一方面，建立互利互惠、协作治理的立体化、多样性治理模式，尤其是创新基层治理方式，调动基层资源与社会力量，将我国制度整体性、层级性优势通过基层治理对于社会治理的直接作用，高效、持续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最大限度地惠及人民群众。另一方面，治理创新还应将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放置在推进全球治理合作的视野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秉承开放包容的理念，集我国传统智慧、制度优势于一身，凝结成具有适应现代化发展趋势的中国特色治理方案和治理经验，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方案贡献给世界，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农业局党员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心得感受（国家治理）  

　　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规划治国治党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即将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未来十五年的发展规划，引起世人高度关注。从1951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就着手制定“一五”计划，并于1953年实施，至今已提出建议十四个五年规划(计划)。通过规划(计划)擘画并实现党和国家发展蓝图，成为中国共产党规划治国的重要特征和管党治党的成功经验。

规划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治国治党的战略举措 社会主义事业着眼长远、着眼大局，社会主义必须有计划。把实施长远规划和近期计划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是治国治党的战略举措，是一体同步推进党的领导、党的执政、党的建设活动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提出，在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先进国家，需要“按照共同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提出“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概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提出“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列宁早在1906年写的《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提出“计划经济”概念，强调“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认为制定统一的计划经济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特点。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五年规划(计划)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规划(计划)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民生、生态、军队、国防、外交、党建等方方面面，体现了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同步推进、系统推进、有序推进的内在要求。国民经济恢复后，党中央就把整体计划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法，毛泽东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980年10月，邓小平在同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十年规划，中心和着重点不要多考虑指标，而要把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放在优先的地位。”“一定要使人民得到实惠，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从切身经验中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值得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比如，他提出党管规划的基本思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规划要注重科学、实事求是，用法治保障规划的落实，编制规划要结合实际、实事求是、留有余地，规划制定和执行不能搞层层加码等。他还多次指出：“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 中国共产党坚持规划治国的主要探索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计划编制的探索。1951年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承担“一五”计划编制工作。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向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市区党委发出了编制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纲要若干问题指示稿，其中，“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法则”“吸收群众特别是部门的先进人物参加讨论”“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采取科学的工作态度”等要求在党的计划(规划)编制工作中长期坚持。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一五”计划草案决议，7月由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一共编制了五个五年计划，从编制“七五”计划开始，恢复了由党中央提出五年计划建议的做法，并由1985年9月18—23日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然后提请第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颁布实行。从编制“八五”计划开始，党中央提出的规划(计划)建议由中央全会通过，政府编制规划纲要，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批准，逐步形成了成熟的党领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的编制工作机制。

在实施规划(计划)方面，“一五”计划初步铺开我国工业布局的骨架。“二五”计划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三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按照农轻重的顺序进行安排的。“四五”计划期间主要任务是狠抓战备。“五五”计划目标是力争到1980年要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六五”计划是改革开放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七五”计划着眼于调整和完善经济结构，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八五”计划目标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把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全面完成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为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十一五”规划开始，“计划”一词被“规划”代替，标志着中国在经济社会运行方面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要求政府工作由直接干预经济向间接调控经济转变。“十二五”规划期间，我国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等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形成了经济结构优化、发展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的良好态势。“十三五”规划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党中央提出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本次规划建议还专门就健全规划制定和落实机制作出安排，即要形成包括规划纲要和专项规划在内的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国家规划体系，健全政策协调和工作协调机制，完善规划实施监测评估机制，确保党中央关于“十四五”发展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中国共产党坚持规划治党的实践经验 按照党章要求，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党的基本路线，这是形成不同时期管党治党方略的主要依据。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强调，党的工作方式及组织形式，毫无疑义的是要随着环境变更而变更，而变更的关键，就是这次党的代表会议所确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由战争转向建设，党对组织工作尤其是干部工作提出了新部署、新规划。党的八大以后，为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一大批干部被挑选出来，使用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为了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提出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全面规划部署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使党有新气象新作为。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一个时期的党建工作作出战略规划，并通过中央全会贯彻落实。以改革开放以来为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建设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明确结论;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制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党中央通过提出五年规划(计划)建议部署党的建设工作。比如，“一五”计划对加强各级国家机关和党组织建设，改进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等提出具体要求;“六五”计划在党内按照新党章规定的各项标准进行整党;“七五”计划提出加快推进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切实改进干部思想和工作作风;“八五”计划建议提出党的政治建设的概念;“九五”计划建议提出要“努力造就大批能够跨世纪担当重任的领导人才”;“十五”计划建议设专章提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从严治党，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明确“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优化领导班子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加强党的各级组织建设，强化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反腐倡廉建设永远在路上，加快建设人才强国等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规划。“十四五”规划建议则聚焦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等。

实施组织和人才工作规划。执行好国家五年规划(计划)离不开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工作的保障。以党员发展为例，1951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为了实现农村工作向城市工作的转移，决定应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党组织和发展党员。195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后，党中央印发《关于统一调配干部，团结、改造原有技术人员及大量培养、训练干部的决定》，对培养新人才作出计划部署。1957年12月，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接受党员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今后主要应该是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更加提高党员质量，而不是大量地增加党员的数量。”1983年，中央组织部印发了《关于领导班子“四化”建设的八年规划》，这是我们党关于干部工作第一个中长期规划。党的十五大后，党中央连续印发了5个领导班子建设的规划纲要。2002年5月，中办、国办印发的《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这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人才队伍建设规划。2010年4月，中央出台《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新时期人才工作作出重大部署。2016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建立起新时代不断完善育才、引才、用人的人才制度体系。

总之，中国共产党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计划)必然要贯彻党的领导原则，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贯彻执行五年规划(计划)也要以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为保障，从而实现治国与治党有机统一，一体同步推进党的领导、党的执政和党的建设。如果说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计划)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规划治国能力，那么，对党的建设作出规划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规划治党能力。一个善于制定和实施战略规划的政党可以把国家治理好，也可以把党治理好，这是中国共产党历经苦难辉煌，成为百年大党强党的密码之一。

　农业局党员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心得感受（文化教育）  

　　“十四五”：高等教育立足当下 更将引领未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政策导向和重点要求，为未来5至15年的高等教育发展擘画战略蓝图，《建议》指出，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支持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

　　“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取得新的显著成就，2019年高等教育阶段毛入学率达51.6%，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张端鸿认为，“十四五”期间高等教育在步入普及化阶段后，将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将进一步提升，更多的社会人群通过成人高等教育进一步提升受教育年限。国家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发展需要高等教育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高等教育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评价体系和治理体系都将发生一系列改变。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等教育新发展阶段，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邬大光指出：“新的高等教育格局应该立足当下，关注当前我国在战略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卡脖子’问题。同时，更要引领未来，在制度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上大胆前进。”

　　2020年，首轮“双一流”建设收官，根据“双一流”建设的总体方案，建设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三个节点分别是到2020年、到2030年和到本世纪中叶，并以五年一轮推进。张端鸿认为，“十四五”期间，“双一流”高校将进一步通过创新发展，提升高等教育解决“卡脖子”问题的能力。各级各类高校都将通过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等途径，构建创新、协调、开放的高等教育体系。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高校在编制“十四五”规划、确定未来发展方向时，仍然要把握三个基本点。

　　要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强调，今后，多方位提高师生素质，重点将落在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层面，从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到全员全程全方位“三全育人”，因地因校制宜，发展素质教育，形成有效的实践模式，努力汇聚起教育系统和社会各方的更大合力。

　　要深度融入社会发展进程。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针对“十四五”规划的落实，高校要紧盯国家战略需求，主动肩负服务国家、区域、行业的神圣使命，高度关注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面对的共同挑战，源源不断输出高素质人才、高端科技成果和先进文化，在民族复兴中带头发挥国之战略重器作用。

　　要加快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教育部副部长翁铁慧表示，教育是助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领域，应注重做好以下两方面：一是构建政府、教育机构、社会三者新型关系，建立“管办评”相对分离又有机统一的制度;二是加快建立破“五唯”的教育评价体系，注重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也要求：“十四五”期间，各高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努力破解改革‘深水区’的矛盾，努力探索创新‘无人区’的路径，加快提升符合时代要求的办学治校能力。”

　农业局党员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心得感受（安全与发展）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我们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注重堵漏洞、强弱项，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新要求、防范化解各类影响现代化进程的风险挑战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顶层设计下，发展和安全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这两件大事，关系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宏伟目标。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任何一个领域出现安全隐患，都有可能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甚至影响到国家根本利益。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破解突出矛盾和问题，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归根到底要靠发展。

　　国家安全得到保证，才能为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内外部环境，人民才能集中精力推动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向前发展。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重要部署，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安全的高度重视。我们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短板弱项。在全面把握世界安全态势的基础上，我国要将资源更多向发展方面倾斜，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着力提高发展质量，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全面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实现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安全。

　　统筹发展和安全，要聚焦重点、抓纲带目。坚持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发扬斗争精神，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针对不同类别的风险做到分类施策，因势利导化险为夷、转危为机。保持战略定力，无论外部风云如何变幻，都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坚定“四个自信”，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任务，提高发展质量，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坚持辩证思维，既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

　　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前景光明。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我们一定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不断谱写“两大奇迹”新篇章。

　农业局党员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心得感受（经济发展）  

　　在开放合作中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专家解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十四五”时期，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如何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加强全球合作?11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吹风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围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改革开放、创新驱动发展作出解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全面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和全面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新任务、新挑战基础上，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坚持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全局性、系统性、前瞻性保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琦表示，在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的背景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坚定不移地全面扩大对外开放，为应对疫情对全球经济和贸易投资的巨大冲击创造了机遇。

　　张琦认为，全面扩大开放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入手，应扩大市场准入，比如高新技术产业、新兴制造业、服务贸易等领域的扩大开放;扩大进口，发掘消费潜力;吸引跨国企业和投资者进入中国，共享中国产业链的韧性和稳定性的优势。

　　侯永志表示，要通过开放参与国际循环，同步推动国内大循环更加畅通。首先，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产品和服务，提高生产对需求的刺激。同时，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适应社会的新需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当前，国际科技合作是大趋势，我们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推动自身的科技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部长田杰棠指出，国际科技合作建立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推动各方从合作中获益。　　田杰棠表示，在合作领域方面，“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这八个方向的重大科技项目将是加强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内容。此外，公共卫生疫情防控、气候变化、人类健康等领域的合作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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