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党建降低了国有企业薪酬差距吗？

修宗峰，顾宇鹏，殷敬伟

(中南大学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均明确指出，缩小收入差距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事关我国社会公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在2021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并通过“合理调节高收入”等制度安排实现。我国国有企业高管与员工间的薪酬差距一直备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自我国国企改革以来，国企经理人的薪酬逐渐与企业业绩挂钩，形成了市场化薪酬合约，这对提高国企经营效率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2][3]。但部分国企高管的薪酬激励合约中出现了“天价薪酬”现象[4][5]，这也表明我国国企薪酬激励机制中存在过度激励的问题，造成了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5]。近年来，党和国家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指导思想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循序渐进地转向“注重公平分配，实现共同富裕”[6]，并且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以维护公平分配、限制过高薪酬激励。2009年9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规定“央企高管薪酬不得超过上一年度员工平均工资的20倍”。2014年，《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进一步将央企高管和员工的最大薪酬差距缩小为8倍。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在我国相继出台多个“限薪令”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应结合国有企业实际情况创新性出台其他政策及措施，缩小国有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从而履行国有企业的经济责任、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有效促进我国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宏伟蓝图的实现。

薪酬差距具有一系列经济后果，如影响企业创新[7]、企业绩效[2][8]以及薪酬差距扩大能导致人才流失并增加企业经营环境不确定性、诱发盈余管理等[9][10]，这使得企业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管理者权利和强势谈判地位[11][12]、管理层晋升预期[13]、高管个人背景和经历[14]、管理者和员工议价能力[15]等均会影响高管与员工间的薪酬差距。此外，“限薪令”政策[16]、资本市场开放制度[17]、红色文化[18]、产权性质[19]、国企党委会“双向进入、交叉任职”[5]等也会对薪酬差距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将研究重点聚焦于我国国有企业，结合国有企业的情境性制度因素对国有企业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拓展性研究。

近年来，国有企业“党建入章”制度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下得到了快速发展。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各国有企业应当在章程中明确党建工作总体要求，即实现“党建入章”。“党建入章”明确了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20]，规范了党组织的职责权限和机构设置等内容，使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能够充分发挥，从而更好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政策方针[21]。在我国政府相继出台多个“限薪令”的制度背景下，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党建入章”能降低国有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
(2)相比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中“党建入章”对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更强；
(3)在竞争类国企、商业类国企以及不具有政治关联的国企中，“党建入章”对国有企业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更强。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1)从党建嵌入“公司章程”这一视角探索了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治理效果和作用机制，拓展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现有研究主要从企业是否设立党组织[22]、党组织与董监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程度[5][23]、企业党组织活动[24]等角度定义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程度。与之不同，结合企业“党建入章”的现实制度背景，本文手工搜集数据并建立了企业“党建入章”数据库，初步建立了一个衡量党组织嵌入企业的新思路，使得如何衡量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方法得到了拓展。(2)较早考察了“党建入章”这一创新性的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方式对国有企业薪酬差距的影响。目前仅有少数学者从党组织与企业董监高之间“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角度探讨了党组织嵌入对薪酬差距的影响[5]。本文基于“党建入章”这一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崭新方式，拓展了国有企业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为后“限薪令”时代如何进一步降低国有企业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3)本文基于异质性检验，分别探讨了垄断类国企与竞争类国企、商业类国企与公益类国企等国有企业类型和企业家有无政治关联对“党建入章”与薪酬差距之间关系的影响。上述内容更深入地揭示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和国有企业薪酬差距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影响机制。

(一)制度背景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一以贯之”原则，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1)源自2016年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因此，在新形势下国有企业继续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加强党的建设，这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为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党和国家围绕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包括“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2)“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确立，明确了党委是企业的领导核心，企业在生产、技术、财务、生活等方面的重大问题，要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然后由厂长具体组织执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3)“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由邓小平在1980年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旨在改善和加强党委领导，由党委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监督工作，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联合领导和监督企业重大问题，然后由厂长组织执行。、党委会持有国有企业“三重一大”(4)“三重一大”源于1996年第十四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公报，指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额资金使用。决策权、“双向进入、交叉任职”(5)“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在2004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的意见》中正式提出，指符合条件的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党组织领导班子；
经理层成员与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适度交叉任职；
董事长、总经理原则上分设，党组织书记、董事长一般由一人担任。领导体制、“讨论前置”(6)“讨论前置”首次提出于2015年6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2016年10月《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重点任务〉的通知》正式将“讨论前置”确立为所有国有企业都须采用的决策机制。“讨论前置”指董事会在进行企业决策前要先经过党组织的研究讨论。和“党建入章”制度等，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在改革实践中得到了加强。但党建工作弱化、虚化、淡化和边缘化的“四个化”问题，长久以来阻碍了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深入推进[25]。国有企业“党建入章”通过在公司章程中进一步规范党组织的地位和职能，将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组织化、制度化和具体化[25]，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21]，从源头上破解了“四个化”问题，全面保障了国有企业党建工作长久稳定的推进。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国有企业应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党建工作总体要求。“党建入章”制度的出台与实施，实现了党的领导和公司治理的有机统一，明确了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在党和国家确立国有企业“党建入章”制度后，又相继出台《关于扎实推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的通知》(组通字〔2017〕11号)、《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国有企业公司章程制定管理办法》(国资发改革规〔2020〕86号)等政策法规，进一步细化了国有企业“党建入章”的具体内容，完善了国有企业党组织的职能与作用。可以看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并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和政策制定使企业基层党建得到发展与巩固，这必将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及促进国有企业长期稳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二)“党建入章”与国有企业薪酬差距

“党建入章”这一新时代加强国有企业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的创新性制度安排，能够保障国有企业更好地实施国家政策，有力地监督国有企业执行和落实“党管干部”的原则，并促使基层党组织将党的优秀政治文化传统嵌入国有企业之中。本文预期，上述三个“党建入章”的作用路径能够降低国有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7)本文研究发现“党建入章”能够降低国有企业管理层平均薪酬但不影响普通员工平均薪酬，从而实现了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的下降。相关实证结果未列示，作者备索。。

首先，“党建入章”增强了党组织嵌入国有企业的程度，能促进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向国有企业传达，从而保证相关决策部署在国有企业的贯彻落实。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会对行为主体的决策过程和经济行为产生影响[26]，“党建入章”通过将中国共产党这一非经济因素嵌入到企业经济活动之中，使党组织与企业之间建立起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也会形成特殊的经济行为约束，影响组织或个人的行为[27]。同时，企业党组织作为一个“结点”嵌入到了全国网络化的党组织体系之中，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能沿着党组织网络更加快速准确地传达至企业党组织，保证了宏观方针部署在微观企业的贯彻落实。近年来，不断涌现的国企高管“天价薪酬”使国家重新审视国有企业经营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并出台“限薪令”等政策维护社会公平、抑制国有企业高管的过高薪酬。“党建入章”通过明确党组织在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的法人地位，增强了党组织嵌入企业的程度，并加强了全国网络化基层党组织之间的联系。其中，党组织上下级的纵向联系使企业党组织受到上级党组织的直接管理，并完成上级党组织要求的“缩小薪酬差距，助力实现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等任务和工作。党组织网络的存在还会使得收入分配制度等文件精神能沿党组织网络更加快速准确地传达到国有企业。同时，“党建入章”要求国有企业党组织“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监督、保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上级党组织决议在本企业贯彻落实”(8)源自2020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因此，“党建入章”能增强党组织嵌入国有企业，从而保证国有企业积极响应国家限制高管薪酬、降低薪酬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决策部署，促使国有企业进一步主动降低薪酬差距。

其次，“党建入章”能够进一步落实国有企业“党管干部”原则，国有企业高管为顺利实现政治晋升会主动限制自身薪酬水平，从而降低了他们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中，经济制度在不断变革，但人事制度并没有很大变化，“党管干部”的原则始终没有动摇[5]。《党政领导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指出对中央企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因此，党和政府掌握着国有企业的人事任命权，对国有企业高管进行任命与考核工作[28]。这意味着国有企业高管不但具有职业经理人特征，还是国家政府官员。很多国有企业高管的长久追求是政治升迁和个人仕途发展[29][30]。与个人薪酬水平相比，国有企业高管更看重其政治道路[5][31]，国有企业高管会更加重视并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以期得到政治晋升[13]。重视政治前途的国有企业高管会积极响应诸如“限薪令”的管制高管薪酬的政策措施，起到带头作用主动降低自身薪酬，缩小薪酬差距[5][13]。这种对党和政府政治目标的主动迎合有助于高管自身的政治升迁[31][32]。因此，国有企业“党管干部”的原则赋予了高管政府官员的独特属性，促使高管响应政策要求、缩小薪酬差距以实现自身政治需求。“党建入章”进一步落实了国有企业“党管干部”的相关要求。《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指出国有企业党组织应“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培养高素质专业化企业领导人员队伍和人才队伍”，许多国有企业实行“党建入章”后也明确规定要“落实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原则”。因此，“党建入章”能够进一步落实国有企业“党管干部”原则，并强化了党和政府对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的考核和监督。国企高管得到政治晋升前会受到党组织更加严谨、全面的政治考察和业绩考核，这将促使“党建入章”国企的高管更加积极采取降低自身薪酬的方式以达到政治升迁的目的。

最后，“党建入章”能促使党的优秀政治文化注入国有企业、传播党的政治理念，从而潜移默化影响国企高管的价值观念，最终降低高管薪酬并缩小薪酬差距。文化是一种在社会组织中长期发展形成，并根植于该社会组织内的潜在规则，也是组织内所有人共享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系统[33]。文化通过向个体传输特定的价值观念[34]，能够深刻影响经济主体间的认知、互动和策略选择[3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9)源自2017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重要特征便是平等，在经济层面即是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经济平等。另一方面，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还蕴含着强调集体主义与平均主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中国两千余年的儒家文化同样主张财富分配的“均平”[4]，并强调通过平均分配财富以实现“天下莫不平均”的治世理想[36][37]。此外，党的政治文化从革命文化传承而来，保留了军民一致、官民平等的价值观念，这一理念是我国革命运动中军民奉行的处事准则[18]。党的政治文化从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中汲取营养，充分包含“平等”“共富”的价值观念。“党建入章”使党组织建设融入公司治理，明确了党组织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和具体职能[21]，加强了党组织对于企业政治思想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纪党风建设的领导作用。在此过程中，党组织会向企业不断传播党的政治文化，使党的优秀政治文化与企业文化融为一体，并体现在企业经营管理之中。党的政治文化中“平等”和“共富”的理念会成为国有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党组织领导的党日活动、理论学习、主题培训等活动中，不断得到巩固与强化。在这种文化理念的熏陶下，“平等”和“共富”的价值观念会潜移默化影响国有企业高管以及员工，从而有利于国有企业积极降低薪酬差距。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1。

H1：限定其他条件，“党建入章”能够降低国有企业薪酬差距。

(三)“党建入章”、政府控制与国有企业薪酬差距

根据政府控制层级的不同，国有企业分为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党建入章”缩小了国有企业薪酬差距，但这种影响会因国有企业受到不同层级的政府控制而存在差异。

首先，由于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所受到“限薪令”政策的影响不同，“党建入章”对两类国有企业薪酬差距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我国政府相继推出的两次“限薪令”直接针对的只是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并有效地降低了中央国有企业高管的实际薪酬和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虽然地方国有企业也参照执行了党中央的限薪要求[16]，然而，由于“限薪令”针对的是中央国有企业，中央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薪酬差距必然会受到更直接的政策影响，薪酬差距下降幅度会更大。区别于“限薪令”政策，“党建入章”同样作为抑制国有企业高管薪酬、降低薪酬差距的制度安排，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限薪令”对国有企业薪酬差距的影响。具体来说，对于中央国有企业而言，由于“限薪令”对其产生了更大的薪酬管制作用，中央国有企业“党建入章”抑制高管薪酬的作用相对较弱；
对于地方国有企业而言，由于“限薪令”对其产生的薪酬管制作用相对有限，地方国有企业“党建入章”抑制高管薪酬的效果更加显著，有助于降低地方国有企业薪酬差距。

其次，由于中央国有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受到的监管力度不同，“党建入章”对薪酬差距的影响在两类国有企业中存在差异。由于中央国有企业重要的战略性地位，其直接受到中央政府部门、尤其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严格监管，国家政策和重大战略部署在中央国有企业的执行力度相对更大[38]。中央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定和薪酬差距会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和控制[39]，使得中央国有企业更加主动地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以践行党中央促进收入公平和共同富裕的相关要求。而地方国有企业对当地经济发展和地方政府获取政绩具有重要影响，地方政府对当地国有企业的依赖程度较高，可能导致地方政府放松对其管辖国有企业积极响应“限薪令”等政策的监管[39][40]。当地方国有企业仅参照执行“限薪令”政策时，其降低薪酬差距的动机可能不如中央国有企业强烈。因此，在后“限薪令”时代，中央国有企业更多地受到中央政府关于缩小薪酬差距的严格监管，而地方国有企业受到薪酬管制政策的影响则相对较小。上述薪酬监管差异导致地方国有企业“党建入章”对降低薪酬差距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而中央国有企业“党建入章”对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可能减弱。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2。

H2：相比于中央国有企业，“党建入章”对国有企业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国有企业应在章程中明确党建工作总体要求。基于此，本文选择2015—2019年沪深A股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剔除高管薪酬小于员工薪酬、企业处于金融行业及数据缺失的样本观测值，最终得到4519个公司年度样本观测值。本文手工搜集并整理了所有上市公司2015—2019年的“公司章程”数据，构建上市公司“党建入章”数据库；
市场化指数来自于王小鲁等(2019)[41]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
其余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水平上的winsorize处理。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检验研究假设H1，本文构建了如下回归模型(1)：

GAPt=β0+β1PARTYt+β2CONTROLSt+∑YEAR+∑INDUSTRY+εt

(1)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内部薪酬差距(GAP)，即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相对薪酬差距。参考陈信元等(2009)[42]、黎文靖和胡玉明(2012)[4]和马连福等(2013)[5]的研究，本文计算管理层平均薪酬(AMP)等于“董事、监事及高管前三名薪酬的均值”，普通员工平均薪酬(AEP)等于“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所支付的现金”减去“董事、监事及高管薪酬总额”再除以员工人数，其中“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所支付的现金”从现金流量表获得。由于中国企业股权支付的覆盖范围和支付比例较小，本文衡量的薪酬不包括股权支付，但是控制了管理层持股。在此基础上，本文定义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相对薪酬差距(GAP)等于管理层平均薪酬除以员工平均薪酬。回归中对被解释变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GAP)采用OLS方法进行回归检验。

2.解释变量

本文使用两个变量衡量“党建入章”：(1)“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若企业当年公司章程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设立了党建工作要求，即包含词汇“党章”，则取值为1，否则为0；
(2)“党建入章”相似度变量(PARTY_SIM)，为章程中“党建部分”内容与《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的文本相似度，通过文本分词并计算余弦相似度得到；
《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是企业“党建入章”的重要依据，为企业提供了“标准模版”，文本相似度越大，表明“党建入章”条款完备性越高。

3.控制变量

参考以往研究，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1)财务特征变量：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盈利能力(ROA)、亏损状况(LOSS)、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
(2)公司治理变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管理层持股比例(MAN_SHR)、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董事比例(INDR)、两职合一(DUAL)；
(3)地区特征变量：市场化程度(MKT)、地区经济发展水平(GDP)。同时本文还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H2，根据国有企业的政府控制层级(中央国企与地方国企)定义中央国有企业哑变量(CENTRAL)，若国有企业被中央政府控制，则CENTRAL取值为1，否则为0。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行分组回归。本文模型所涉及的主要变量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被解释变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GAP)均值为6.962，标准差为6.273，最小值为1.003，最大值为43.850。解释变量“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均值为0.511，表明在样本期间内约有51.1%的国有企业实行了“党建入章”；
“党建入章”相似度变量(PARTY_SIM)的均值为0.314，标准差为0.321，最大值为0.775，表明样本期间内国有企业“党建入章”程度总体较高，但国有企业间“党建入章”条款完备程度存在一定差异性。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多元回归分析

1.“党建入章”与国有企业薪酬差距

对模型(1)进行回归，以检验“党建入章”对国有企业薪酬差距的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表3第(1)列，“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的回归系数为-0.901(T值为-2.65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与未实行“党建入章”的国有企业相比，“党建入章”能够降低国有企业薪酬差距；
表3第(2)列，“党建入章”相似度变量(PARTY_SIM)的回归系数为-1.723(T值为-3.11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国有企业“党建入章”完备性越高，薪酬差距越低。上述结果表明，“党建入章”通过明确党组织的法定地位和职责权限，增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从而保证了国家政策在国有企业的贯彻执行，推动国有企业进一步落实“党管干部”原则，并使得党的优秀政治文化深层次地融入企业文化，因此缩小了国有企业薪酬差距，验证了假设H1。

表3 “党建入章”与国有企业薪酬差距

2.“党建入章”、政府控制与国有企业薪酬差距

为检验政府控制层级对“党建入章”与国有企业薪酬差距之间关系的影响，定义中央政府控制哑变量(CENTRAL)，进行分组检验。若国有企业由中央政府控制，中央政府控制哑变量(CENTRAL)取值为1，否则为0。分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表4第(1)列和第(3)列，若国有企业由中央政府控制(CENTRAL=1)，“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和“党建入章”相似度变量(PARTY_SIM)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857(T值为-1.392)和-1.651(T值为-1.560)，且均不显著；
根据表4第(2)列和第(4)列，若国有企业由地方政府控制(CENTRAL=0)，“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和“党建入章”相似度变量(PARTY_SIM)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092(T值为-2.708)和-1.781(T值为-2.771)，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上述结果表明，相较于中央国有企业，“党建入章”对国有企业薪酬差距的抑制效应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假设H2得到验证。

表4 “党建入章”、政府控制与国有企业薪酬差距

(三)内生性检验(10)限于篇幅，未报告内生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作者备索。

本文采用HECKMAN两阶段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应对内生性问题，并选取地级市是否设立红色景区(RED_SPOT)作为“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的工具变量。若企业注册地城市当年有红色景区，则RED_SPOT取值为1，否则为0。(1)HECKMAN两阶段法。薪酬差距水平较低的国有企业可能更遵守国家政策规定，更愿意实现“党建入章”，为缓解这一样本自选择问题，使用地级市是否设立红色景区(RED_SPOT)为工具变量，进行HECKMAN两阶段回归。第一阶段回归显示国有企业注册地设立红色景区会对国有企业“党建入章”产生积极影响。在第二阶段检验中，加入第一阶段计算得出的逆米尔斯比率(IMR)作为额外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保持不变。(2)倾向得分匹配法(PSM)。PSM第一阶段结果与HECKMAN第一阶段相同。根据第一阶段结果，在样本期间内，将实行“党建入章”的样本设为实验组，未实行“党建入章”的样本设为控制组。采用地级市是否设立红色景区(RED_SPOT)和所有控制变量为协变量进行1∶1最近邻匹配。使用匹配后的样本对模型(1)重新回归，回归结果不变。

(四)稳健性检验(11)限于篇幅，未报告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作者备索。

首先，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绝对薪酬差距重新度量薪酬差距。绝对薪酬差距(GAP_ABS)等于管理层平均薪酬与员工平均薪酬差值的自然对数。此外，参考刘春和孙亮(2010)[2]、黎文靖和胡玉明(2012)[4]的做法，采用去除社会保险费用后的职工净薪酬总额来重新计算国有企业薪酬差距(GAP_ADJ)，以56%的比例估算应扣除的国有企业为员工所负担的社会保险费用，计算去除社会保险费用后的相对薪酬差距(GAP_ADJ)。替换被解释变量后，结论不变。

其次，替换解释变量。本文定义“党建入章”词频变量(PARTY_NUM)和“党建入章”篇幅变量(PARTY_LEN)作为“党建入章”的替代变量。“党建入章”词频变量(PARTY_NUM)等于公司章程中共产党、党委、纪委、党建、党风、党组织、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章程、党的作风、党的建设、党的组织词汇出现的词频总数加1取自然对数；
“党建入章”篇幅变量(PARTY_LEN)等于公司章程中党建内容的总字符数加1取自然对数。上述两个变量越大，则意味着“党建入章”的条款完备程度越高。替换解释变量后，回归结果保持不变。

(一)异质性分析：垄断类国企与竞争类国企

企业所处的行业竞争程度对其薪酬政策有较大影响。根据行业竞争程度不同，国有企业分为垄断类国企和竞争类国企。在国企改革和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下，竞争类国企由于行政管制与政府补贴的减少，市场作用日渐凸显[16]。垄断类国企与国家经济命脉紧密相连，具有较强进入管制，会部分屏蔽市场力量，市场对垄断类国企的影响相对有限[16][30]，政府影响则相对较大，导致垄断类国企的薪酬管制现象[43]。因此，垄断类国企的薪酬差距会受到政府管制，“党建入章”的影响较弱。而竞争类国企所受管制较少，“党建入章”的作用更加明显。

本文定义竞争类国企哑变量(COMPET)，参考杨青等(2018)[16]、辛清泉和谭伟强(2009)[30]的做法，石油化工、资源和能源生产供应行业中的国企为垄断类国企(COMPET取值为0)，其余行业的国企为竞争类国企(COMPET取值为1)。分组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表明，与垄断类国企相比，“党建入章”对国有企业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在竞争类国企中更加明显。

(二)异质性分析：商业类国企与公益类国企

根据国有企业的不同功能，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国企和公益类国企。商业类国企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保障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运行，公益类国企则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商业类国企的目标是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并一定程度兼顾社会效益，企业很大程度以市场为导向[44]，而公益类国企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政府控制力度更高[45]。因此，公益类国企的薪酬差距会受到政府管控，“党建入章”的作用相对较弱，而商业类国企更会受到“党建入章”的影响，从而对其管理层薪酬与薪酬差距产生一定影响。

本文定义商业类国企哑变量(COMM)，参考《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及闫伟宸和肖星(2019)[46]的做法，公益类国企为高新技术产业、稀有资源、科教文卫、公共服务和环保等行业的企业，其余行业的国有企业为商业类国企。若国有企业属于商业类国企，商业类国企哑变量(COMM)取值为1，否则为0。分组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结果表明，与公益类国企相比，“党建入章”对国有企业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在商业类国企中更加明显。

表6 异质性分析：商业类国企与公益类国企

(三)异质性分析：政治关联

企业承受的政府压力，除了产权性质，还包括政治关联[14]。政府通过与国有企业建立政治关联，能更好实现对国有企业的干预约束[28][47]。在我国，具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社会身份的企业家往往具有较高社会声誉，其所在企业更易受到政府的干预[48]，使得有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能更好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47]。因此，在有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中，“限薪令”政策的执行效果更强，有效降低了国有企业薪酬差距，部分替代了“党建入章”对国有企业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党建入章”对有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的薪酬差距影响相对较弱。而无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所受政府干预较少，“党建入章”的薪酬管制作用更强。

本文定义政治关联哑变量(PC)，若国有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是现任或前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则政治关联哑变量(PC)取值为1，否则为0。分组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结果表明，“党建入章”对国有企业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在董事长或总经理无政治关联时更加凸显。

表7 异质性分析：政治关联

本文以2015—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党建入章”对国有企业薪酬差距的影响，并考察了政府控制层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党建入章”能降低国有企业薪酬差距；
(2)相较于中央国有企业，“党建入章”对国有企业薪酬差距的抑制效应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
(3)“党建入章”对国有企业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在竞争类国企(相比于垄断类国企)、商业类国企(相比于公益类国企)以及企业家无政治关联的国企中更加明显。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研究启示：第一，“党建入章”能抑制国有企业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意味着党建嵌入“公司章程”的制度安排能够在新时期为推动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贡献力量。在实现共同富裕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新历史时期，“党建入章”作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崭新制度安排，能补充“限薪令”等政策，有效降低国有企业薪酬差距。第二，“党建入章”对地方国有企业薪酬差距的抑制效果更加明显，表明“限薪令”等中央政策在地方国有企业的落实程度和作用发挥需要地方国企基层党组织的积极推动。“党建入章”能够敦促地方国有企业对党和国家相关政策进行积极响应，并确保党和国家政策得到贯彻落实。要进一步创新国有企业基层党建制度，有效保障各级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第三，“党建入章”对国有企业薪酬差距的作用效果受到国企类型的影响。因此，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应结合自身党建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实施并激发“党建入章”的组织活力，使之更好地为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提供制度性保障。国有企业要杜绝“党建入章”的生搬硬套，稳步推进“党建入章”与企业经营决策有机融合，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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