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党课：从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全力推进乡村振兴（完整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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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党课：从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全力推进乡村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引，要求教育引导全党从党的非凡历程中领会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为改变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良方，这一过程是痛苦而漫长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70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了，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五四运动时期的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经过思想的反复探求比较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那么，说马克思主义是强大的思想武器，这种思想伟力到底存在于什么地方，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和以往各种思想的最大不同体现在什么地方，我想，最主要的一点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

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理论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执政者最多能认识到自己和老百姓的关系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关系，反正不是我在上，就是你推翻我，因此也就不能使整个民族凝结成一个坚强的整体。这和共产党主张的“老百姓是水，共产党是鱼”这样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有很大的不同。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孙中山等变革者都有一个通病：基本上是力图依托少数精英完成对社会的改造，都没有把唤醒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作为变革和革命的重点，在他们眼中民众只是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推动变革和革命的动力，最终只能导致变革和革命一再失败。比如说抗日战争，长期以来都有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之说，其实日本方面的正式文件并没有此说法，只有日军参谋本部《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中有这样的一句：“判定两个月解决驻扎北平一带的宋哲元29军，三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根据他们的逻辑，击败国民党中央军就相当于征服中国了。而国民党方面的逻辑何尝不是这样，“庐山讲话”刚过十几天，蒋介石邀请他的“智囊”——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吃饭，告知他们决定抗战。胡适问：能支撑多长时间？蒋介石回答：6个月。为什么是6个月，因为当时据兵工署统计，库存弹药只够20个师3个月的使用量。因此在蒋看来，6个月是国民政府的极限了，他说这句话时也根本没有把人民的力量考虑在内。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伟大、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揭示了人民为什么是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历史发展的主人，为人民探求自身自由解放的道路指明了奋斗方向。我们党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等一系列伟大胜利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唤醒教育、组织发动了广大民众。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深刻认识到民众力量的人，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他在《论持久战》中讲：“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毛泽东看破了中国的问题，不是装备差，不是国力弱，最根本的是无组织。所以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抓手就是一定要把民众组织起来。全面抗战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动员能力获得了极大提升，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的广阔空间。当时，各地的“战地动员委员会”“民众动员委员会”纷纷建立，还有各种工作团、训练班，广泛动员民众参军支前。共产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获得了最为强势的基层组织动员能力，而国民党则基本不会这一套。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展现的最大能量，就是把人民教育得有觉悟，把人民组织得有力量，从而在整个抗战过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党员首先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习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领悟透，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能一知半解，更不能囫囵吞枣。在红军时期，张学良多次对蒋介石说：“共产党您‘剿’不完”“我们打不过他”。原因是什么呢？张学良说：“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国民党虽然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那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背总理遗嘱，就在那儿背，他的真正彻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谁也没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国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弥陀佛’，你问她‘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她不知道。”希望我们在座的党员干部都能加强学习，真正掌握好、运用好马克思主义这个“传家宝”，不要当整天阿弥陀佛的“老太婆”。同时还要把党的理论和主张向广大群众宣传好，充分地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大家的力量凝聚起来。

二、学史增信，做群众的主心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仰信念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在新时代，坚定信仰信念，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从总书记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学史增信的“信”，一是指信仰信念，二是指我们在为信仰信念奋斗时，所必须坚定的自信。

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必胜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低潮和挫折。在大浪淘沙之中，只有信念坚定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被历史赋予重任，迎来最后的胜利。八一南昌起义后，主力部队南下作战失败，领导者分散突围了，只剩下朱德率领的承担殿后掩护任务的800人，并且这800人还不是朱德自己带出来的兵，是从叶挺所属的部队中分出来的。当时就有人说，主力都没了，我们还留这干什么？散伙算了！队伍面临一哄而散之势。此时，朱德站在一土坎子上对剩下的人讲：“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起义队伍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的。”“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革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后来那些留下来的老同志回忆，其实台下官兵没有几个人知道俄国的1905年是怎么回事，但大家都从朱德身上感受到了信念的力量。陈毅后来回忆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了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可以说当时的800人是一支丢了魂的队伍，是朱老总的坚定信念重新给了这支队伍一个魂，为中国革命保存下了火种。后来指挥辽沈战役的林彪，指挥淮海战役的陈毅、粟裕都在这支队伍当中。我们海南的革命也一样，23年红旗不倒离不开坚定的信念。1932年7月，国民党反对派对琼崖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琼崖红军独立师解体，各级党组织和政权均遭到严重破坏，并且与上级党组织、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冯白居带领琼崖党政机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共100多人转战母瑞山，琼崖革命进入了空前艰苦的时期。这时，部分同志心情沉重，信心不强。冯白驹便鼓励大家说：“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坚持到底，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这100多名同志在8个多月的艰难岁月里，没有一个人逃跑，没有一个人叛变，始终紧握着革命红旗，一直坚持到最后成功突围。

我们要怎样做到学史增信，就是要在遇到困难时，多和党史中这种极为艰难的时刻比一比。我相信只要一对比，我们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就不算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了，我们就能坚定信心克服困难。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在参观湘江战役纪念馆时说，“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想想湘江血战”，也正是这个意思。

我们说要坚定信仰信念，那么靠什么来坚定信仰信念呢？靠的是我们自身的底气。我们的底气来自什么地方呢？来自于三个伟大飞跃，这也是“四个自信”的基础，因为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经受了实践检验的，是被一个个胜利证明过的。第一大飞跃，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为什么说抗美援朝是共和国的立国之战？为什么要纪念抗美援朝？全面的分析不在这里讲了，这里只给大家列举两段话。第一段话是日本京都大学一位教授说的，他说：“1949年，你们的主席毛泽东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周围的日本人没有一个相信。看看你们那部糟糕透顶的历史，几千个、一两万个外国入侵者长驱直入你们的首都，你们就割地赔款，现在毛泽东一句话就站起来了？谁相信啊？但是1950年你们出兵朝鲜把我吓了一跳，你们竟敢对美国出兵，你们不但出兵，而且竟然把美国从北面压到南面去了，我这才觉得中国人真的跟过去不一样了”。第二段话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的，他说：“朝鲜战争后作为亚洲人的我，在英国时腰杆才直了些，朝鲜战争前我在欧洲旅行，人们常对华人持歧视态度，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兵朝鲜并接连获胜后，西欧海关人员一见华人，都肃然起敬，从此我也开始认真地学习汉语”。第二大飞跃，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人均GDP只有156美元，落后于同时期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490美元，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在短短4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减贫人口是7.7亿，占全世界减贫的70％。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地画上了句号。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了100万亿，占世界经济比重的17％左右，稳居世界第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了一万美元。今年以来，世界各大智库，各知名的智库，都在预测中国在什么时候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按照中美两国的现状来看，中国总有一天要超过美国，这是早晚的问题。第三大飞跃，是党团结带领人民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前两个飞跃，我们的表述是实现了。第三个飞跃是迎来了，就是说还没实现，我们正在为之努力奋斗。这里也不给大家展开讲了，仅分享一些自己的体会：如果说站起来体现在民族独立、国家安全方面，富起来体现在物质、经济方面，那么强起来则更体现在精神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今年全国政协联组会时说过这样一句话：“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也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土’了……”。“平视世界”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气质，这种自信的底气在于祖国的强大。前不久，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时杨洁篪的一句：“美国人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在网上引起了两幅图片对比的刷屏，一副是120年前签订《辛丑条约》的照片，一副是本次中美对话的照片。为什么“中国人不吃这一套”这句话在国内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不仅是政府层面的宣传，在民间层面甚至有人将这句话印在了T恤、手提袋等日常用品上，原因就在于国人的扬眉吐气。杨洁篪说这句话时并没有底稿，而是在美国开场白后的临场的、随机的发言，当面对超级大国无理指责时立即进行反击，这就是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而这种谈判桌上的底气，从来都是来自于谈判桌外的实力。

三、学史崇德，做群众崇敬的人

学史崇德，就是要从红色精神谱系中立心铸魂，从英雄人物和时代楷模身上体悟道德风范，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明大德就是要坚持对党的绝对忠诚。百年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全党服从中央、维护和拥戴核心。红军长征不仅面临外部的危险，也面临着内部的危机，其中张国焘分裂中央就是最为严峻的一次。1935年6月，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后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此时中央红军只有不到3万人，而四方面军有8万人左右，这一力量对比助长了张国焘的野心。8月，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开会，决定部队分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甘南。然而，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企图危害党中央。此时，叶剑英及时带着张国焘发出的“密电”，冒着极大危险，跑到党中央驻地报告了毛泽东，使党中央能够率领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迅速脱离险境。对此，毛泽东一直念念不忘，赞扬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有一次，他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对人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学史崇德，就是要学习在大事上“不糊涂”的优秀品质，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守公德就是要正确地处理公私关系。每名党员都是组织中的一员，在个人利益与组织利益发生冲突时，是否能够出于公心进行正确取舍，不仅考验着党性，同时也体现着个人的修养和品德。在这一点上，周恩来为我们做出了表率。1928年，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后建立了红四军，根据中央指示，红四军前委要组织军委，由此产生了前委、军委之争。当时，前委书记毛泽东主张取消临时军委，军长朱德却赞成设立军委，双方各有一些人支持并且争执不下，一直未有结果。甚至有人认为前委管得太多了，权力太集中，指责毛泽东是“书记专政”“家长制”。在这种情况下，红四军决定召开“七大”解决矛盾，会议由陈毅主持，他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作法，并未彻底解决矛盾。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前委书记，此后离开红四军养病去了。陈毅在“七大”上当选了前委书记，后来他到上海中央汇报红四军工作，提出的建议是要么朱、毛都离开，要么毛走朱留，两条建议都是毛泽东走。当时周恩来是中央的实际领导者，根据政治局的决定负责召集会议专门研究红四军内部的矛盾问题。这里先介绍一下几位矛盾当事人和周恩来的关系：陈毅和周恩来是老熟人，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南昌起义时陈毅的职务、后来任党代表都是由周恩来直接分配的；
朱德和周恩来的关系更不一般，周恩来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南昌起义时又是朱德的直接领导；
相反，毛泽东当时不仅没有和周恩来深度接触过，并且曾经用非常激烈的言辞给中央写信，批评周恩来亲自起草的中央“二月来信”。大家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自己处于当时周恩来的位置，会怎么处理？然而周恩来却从工作实际出发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而且让陈毅请回毛泽东。这之后才有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周恩来在处理红四军内部矛盾时，没有掺入私情、根据个人亲疏而有所偏颇，纯粹是为了党的利益而做出取舍，彰显了高尚的个人品格。对我们村里的党员干部来说，出以公心、公平待人、办事公道也很重要。有些事虽然不大，但是对某一户、某个农民来说，却是贴心连肉的大事。如果农村党员干部能够秉公处事，办事就会十分简单和顺利，群众也服气；
如果私心作怪，优亲厚友，公事和亲情纠缠在一起，不仅办不好事情，群众也不买会你的帐。现在很多事并不是老百姓难缠，非得要斤斤计较，其实群众看重的是公平，只要村干部能做到“一碗水端平”，村里的纠纷就自然会少很多。

严私德就是要克己奉公、干净干事。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腰缠万贯讨米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刘启耀，曾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刘启耀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斗争。江西省委书记曾山将一个褡裢交给他保管，里面装有金条、首饰和银元，是中共江西省委的活动经费。在一次率部突围时，刘启耀重伤昏迷，战友穿上他的衣服，把敌人引开，最后壮烈牺牲。敌人根据衣服中的证件判定死者是刘启耀，在报刊上大肆吹嘘，一时间我党也认为刘启耀已经牺牲。然而刘启要藏于山洞中，伤愈后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此时的他完全可以隐姓埋名，依靠保管的巨款过上富足生活，但他却选择分文不动，下山找党，一边乞讨，一边暗中打听党组织消息，秘密联络失散的苏区干部和红军战士，组织成立了中共江西临时省委，直到这时，刘启耀才将保管的经费拿出，交由临时省委支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讲到：“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干部。”这是非常朴实简单的道理。当然对于农村党员干部来说，可以带领大家靠勤劳致富、靠能力致富、靠智慧致富，但不要做那些违法乱纪的事情。村官可以说是官小权大，“上边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村干部掌握着“千条线”资源，一定要谨慎用权，秉公办事，切不可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我觉得下面三句话很有启发作用，希望大家常想一想，引以为戒。第一句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就是世界上没有不需要回报的事情。品尝了别人给你提供的免费的午餐，就会给你带来诸多的麻烦，最后会让你品尝苦果。第二句话“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一个人如果拿别人的钱财，自然成了缺钙人，变成了软骨头，甚至会让人随意摆布。第三句话“手莫伸，伸手必被捉”。1954年2月陈毅同志写下了《七古·手莫伸》。诗中写道：“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

四、学史力行，做群众的服务员

党史学习不仅在于知，更在于行。学史力行是明理、增信、崇德的归宿与落脚点，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关键环节。学习党史应当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立足岗位为人民服务。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淮海战役意义重大，国共双方都极为重视。然而共产党为什么能取胜？在前线用小车为解放军运送粮食、伤员、炮弹的民工就有六七十万。国民党将领杜聿明讲，国军从徐州出来，走到哪个村子，都是老百姓全部跑光、粮食全部被埋、水井全部被封的局面，又如何能不败？解放海南之前，解放军进攻金门岛失利，登岛的8900多人一个都没回来。因此承担解放海南任务的官兵存在较大顾虑。然而毛泽东却依然在1950年初致电四野前委，要求“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并且特别指出“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毛泽东做出战略决策的依据是什么？首要的就是有冯白驹的配合。但是只靠冯白驹一个人行吗？冯白驹在这里是一个代表，是“海南人民的一面旗帜”。为了迎接渡海大军，全琼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组织起6万多人的支前队伍，筹集粮食5万多石。渡海作战发起前，岛内各级支前委员会在400多名船工的协助下，千方百计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分批将征集到的170多艘木帆船驶到雷州半岛交给解放军。由于渡海大军多是北方人，不会驾船并且晕船，广大船工不怕敌机扫射轰炸，帮助解放军进行海练，并且有一部分船工参加了渡海作战。所以总书记讲，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我们通常讲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是指策略层面。然而蒋介石的枪杆子不多吗？国民党的失败，根本上在于失去民心。

革命战争年代，环境那么恶劣，跟着共产党走随时都有被敌人杀害的可能，为什么老党员们还要坚持入党，为什么人民群众还那么拥护共产党。其实，原因也不复杂，就是因为我们共产党始终代表老百姓的利益，为了他们的翻身解放，为了他们能过上好日子甘愿流血牺牲。毛主席说过：“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如今已不是革命战争年代，国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群众路线这个法宝却始终不能丢。农村党员虽然能力有大小，情况条件也不一样，但都应该尽己所能，在联系服务群众上有所作为。常言说，以人心换人心，你对群众好，群众就对你好，你敬群众一尺，群众就敬你一丈。共产党要想始终得到群众拥护，必须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谋利。其中当干部的责任更重，不仅要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还要想方设法带领群众发家致富。怎么样带领大家致富呢？首先要学好政策、用好政策。农村干部要在村里发挥引领作用，只有明方向、知动向，才能引领好、引领对。随着自贸港建设的推进、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一系列新部署、新要求、新政策、新导向将会逐渐传达下来，关于土地改革的、关于基层组织建设的、关于现代农业发展的等等，了解掌握政策至关重要。不学政策、不懂政策，怎么把政策落实好？文件看似枯燥无味，实际却有真金白银。给大家举个例子，鲁冠球大家可能都知道，改革开放初期的风云人物，70年代末期创建了万向集团。曾经有领导到他的企业里去视察，问他你要什么？要政策要贷款要项目？鲁冠球说，我不要政策也不要项目也不要资金，我要看文件。他希望给他一个看红头文件的特权。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体制，企业家离开党的领导、离开政策就是盲人骑瞎马，看文件可以让自己方向更明晰。老话讲“识时务者为俊杰”，意思就是认清时代潮流形势，才能干成事情，才能成为成功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成功的企业家经常看新闻、读报纸、研究政策。做企业的尚且如此，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干部，一定要有这种意识，从政策里了解掌握大局，从政策里观察发展导向，从政策里获取海量信息，从政策里提取工作重点，避免“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所以，作为农村党员干部既要富“口袋”，也要注重富“脑袋”。

面对这么多基层的党员干部，最后我想以“耿飚之问”结束今天的党课。耿飚曾任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习近平总书记曾给他当过秘书。抗战时期，耿飚作为八路军385旅参谋长、副旅长率部驻守甘肃庆阳，和当地群众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1991年，已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耿飚决定赴革命老区，看望曾经血脉相连并肩战斗过的陇东人民。“耿旅长回来了”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大家奔走相告。当晚，耿飚所住的县招待所门口人声鼎沸，老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望他，但也有一部分群众是来找他告状的，怎么劝也不愿离去……看到这种情景，耿飚心情十分沉重。在离开庆阳那天早晨，耿飚接见了县里主要领导。耿飚并没有就老百姓反映的问题批评任何人，只是现场给大家讲述了一段故事，他说：“50年前，我们385旅在这里驻防时，部队的一个战士犯了严重错误。旅部决定按纪律将该战士枪毙。当我们在操场上准备执行纪律时，来了一大群老百姓替那个战士求情。我坚决要执行纪律。谁知竟连受害者的父母都跪倒在地向我求情，紧接着一操场的群众全都跪倒，哭着请求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怎么劝他们也不起来。最后，我们流着泪接受了群众的请求。”讲到此处，耿飚话锋一转，问道：“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做错了事，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这时，全场鸦雀无声。今天讲这个故事，不是说有谁犯了错误，而是说我们党员干部要时长想一想，扪心自问一下，如今我们和群众的关系经得起“耿飚之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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