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节奏视角下对外直接投资广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黄 栋 方 宏 王益民

(山东大学 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山东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590)

融入全球经济、获取前沿技术是新兴跨国公司国际化扩张的关键动机之一。过去的几十年中，在中国政府“走出去”政策以及“一带一路”倡议规划驱动下，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及地域范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跃迁起到显著促进作用。然而近年来，发达国家推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意愿减弱，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集中升温，贸易摩擦加剧，让我们更深刻地意识到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和掌握核心技术、提升创新能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复杂的全球化形势下，如何合理优化国际化地域布局，理性推进国际化扩张步伐，抓住创新发展新机遇，实现“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战略目标，是新时代中国跨国公司亟需破解的重大现实问题。

作为新兴跨国公司技术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直接投资(FDI)是新兴跨国公司创新绩效提升的重要手段。海外市场增加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更多知识搜索机会以及差异性互补知识，对国际化机会的识别能力和利用能力也会随之提升。对外直接投资地域广度增加意味着海外子公司可以更加便利地与东道国供应商、顾客以及研发机构等建立网络，创新要素的获取渠道增加，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知识共享程度提升，知识溢出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加。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广度在一定程度上对创新绩效是有利的。然而，部分学者认为，东道国在文化、体制、语言、政治联系以及地方网络、教育制度等方面均具有差异性，对外直接投资区域扩张数量增加意味着企业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注意力识别熟悉新客户、与新供应商建立网络，协调和治理成本提高Hitt Michael A, Robert E.Hoskisson, Hicheon Kim,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Effects on innov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product-diversified firms”, in , Vol.40, Issue.4(1997) ,pp. 767-798.，这将导致组织学习中“时间压缩不经济性”出现Jiang Ruihua Joy, Paul W. Beamish, Shige Makino, “Time compression diseconomies in foreign expansion”, in , Vol.49, Issue.1(2014) ,pp. 114-121.，从而对创新绩效产生负向影响Vermeulen Freek, Harry Barkema, “Pace, rhythm, and scope: Process dependence in building a profitabl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in , Vol.23, Issue.7(2002) ,pp. 637-653.。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认为，在多种效应的综合影响下，对外直接投资广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Casillas José C, Ana M. Moreno-Menéndez, “Speed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The role of diversity and depth in experiential learning”, in , Vol.45, Issue.1(2014) ,pp. 85-101.。由此可见，对外直接投资地域广度对跨国公司创新绩效提升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跨国公司组织学习的动态性以及资源能力的差异性导致FDI广度与跨国公司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学术界并未对此形成共识，需要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经典国际商务理论长期将国际化进程做静态化处理。事实上，对于任意特定企业来说，国际化态势的形成实质上是复杂动态国际化过程的结果和产物。需要回到过程本身，重新审视过程本身的动态复杂性。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国际创业研究兴起，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动态、多维变化特征才真正成为国际商务研究的核心问题Elosge Corinna, et al., “CEO succession and firms’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es: Insights from German companies”, in , Vol.27, Issue.2(2018) ,pp. 367-379.，研究体系尚不成熟，聚焦于探讨海外扩张动态特征对国际化战略创新绩效的影响的相关文献更是缺乏。基于上述问题我们需要思考：在复杂的国际化形势下，以中国企业为代表的新兴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广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方面是否会展现出与西方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效应，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维度特征又将对这一效应产生怎样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基于组织学习理论，利用2005—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构建FDI广度影响跨国公司创新绩效的理论模型，并进一步考察FDI节奏的边界作用。

(一)FDI广度与创新绩效

知识是企业所拥有的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而组织学习是组织不断将新知识整合到现有知识库中的过程。对于研发资源不够完善的新兴跨国公司而言，充分获取和利用国外企业的现有知识被视为提高创新能力的主要手段之一March James 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 , Vol.2, Issue.1(1991) ,pp. 71-87.。“走出去”战略为中国企业获取外部知识和资源提供了机会，国际化扩张地域多样性成为跨国公司提高创新绩效的重要途径García-García Raquel, Esteban García-Canal, Mauro F. Guillén., “Rapid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ng-term performance: The knowledge link”, in , Vol.52, Issue.1(2017) ,pp. 97-110.。我们认为，FDI广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将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这是因为：首先，在创新复杂性和更新速度日益加剧的现状下，有效外部知识搜索成为企业提高创新绩效的关键要素。东道国的多样性导致跨国公司在不同区域所面对的制度、技术、文化、资源等多个维度存在显著差异，这有利于跨国公司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异质性知识搜寻，例如专利、研发能力等，并对企业现有知识库进行补充和升级。知识资本存量的扩展和深化，有利于企业持续探索有价值的国际化机会，提高组织整合、管理整合和文化整合的能力，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同时，地域接近也更有助于新兴跨国公司获取战略性隐性知识。在此基础上，企业将有更多的机会和主动性融入海外创新网络，通过与东道国各类创新主体的交流实现有效学习并对创新知识进行整合，从而对新兴跨国公司创新绩效提升产生有利影响。其次，FDI广度有助于促进跨国公司内部的知识转移。海外分支机构运营过程需要与各东道国供应链、研究机构、行业协会等组织保持长期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沟通交流，在产品、营销和组织实践方面将获得持续改善，而这些创新性的改善会逆向转移到到母公司并且同时扩展到其他海外子公司Zhou Yu, Lu Lu, Xiaoxi Chang, “Averting risk or embracing opportunity?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ambidextrous capabilities on innovation of Chinese firms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 Vol.23, Issue.4(2016) ,pp. 569-589.。随着国际化扩张区域范围增加，母公司及各海外分支机构之间信息交流和知识转移将更加广泛且深入，这将有助于跨国公司更加系统地利用独特性的本地知识和能力，从而获得良好的创新绩效。对于以中国企业为代表的新兴跨国公司而言，尽管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一定程度的知识和能力积累，但是全球竞争态势日趋激烈，而核心能力和战略资源却相对匮乏，因此以国际化扩张为“跳板”，为新兴跨国公司获取战略性资源实现创新追赶创造了条件Luo Yadong, Rosalie L. Tung,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 A springboard perspective”, in , Vol.38, Issue.4(2007) ,pp. 481-498.。

然而，借鉴组织学习理论的观点，我们认为跨国公司从国际化地域扩张中获益的能力是有限的。这种局限性主要囿于两个限制条件，即吸收能力有限性以及时间压缩不经济性Dierickx Ingemar, Karel Cool, “Asset stock accumul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 Vol.35, Issue.12(1989) ,pp. 1504-1511.。这两个因素往往相伴而生。正如Eisenhardt和Martin所提到的，“来得太快的经验可能会超出管理者学习能力，从而导致他们无法将经验转化为有意义的学习”Eisenhardt Kathleen M, Jeffrey A. Martin, “Dynamic capabilities: What are they? ”, in , Vol.21, Issue.10-11(2000) ,pp. 1105-1121.。能够产生这种影响的不仅仅只有时间和速度因素，当组织学习的多样性程度较高时同样能够发生。以往研究将吸收能力定义为“组织能够对外部信息价值实现有效识别，并对其进行充分消化吸收进而付诸商业化运营的能力”Cohen Wesley M,Daniel A. Levinthal, “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in , Vol.35, Issue.1(1990) ,pp. 128-152.。鉴于国际化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存在差异，供应商与客户网络、政府与企业关系等方面也都具有独特性，管理者在时间及注意力方面的投入会随着国际化投资范围的扩大而大幅度增加。同时，差异化的环境也意味着跨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时需要具备差异化的经验知识、业务实践、系统流程、组织结构甚至是核心逻辑Prahalad Coimbatore K, Richard A. Bettis, “The dominant logic: A new linkage between diversity and performance”, in , Vol.7, Issue.6(1986) ,pp. 485-501.。与国际化扩张地理范围有限的企业相比，在较多区域同时展开经营会致使跨国公司运营、技术资源协调以及监管难度加大，研发复杂性提升，企业更加无法充分识别、理解和吸收较多的知识、经验及信息。由于吸收能力的相对有限性，国际化扩张进程的区域数量越多，国际化经验就越难以吸收，而当企业无法从海外经营所获取的经验中吸收知识时，时间压缩不经济性就产生了。换句话说，当FDI广度超过一定限度时，吸收能力有限性以及时间压缩不经济性可以快速抵消国际化区域扩张带来的知识存量增加对创新绩效所产生的正向效应，从而导致跨国公司的创新绩效随之降低。

H1:FDI广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呈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

(二)FDI节奏的调节作用

国际化活动对跨国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并非恒定不变，而是取决于其国际化进程的动态维度。

图1 国际化节奏

国际化节奏是指“在一定时间窗口内跨国公司国际化扩张过程的不规律性程度”Vermeulen Freek, Harry Barkema, “Pace, rhythm, and scope: Process dependence in building a profitabl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in , Vol.23, Issue.7(2002) ,pp. 637-653.。如图1所示，拥有同等数量子公司的国际化企业，其扩张模式可能是子公司数量逐年较为稳定的递增(如图1左侧两图)，也可能是短期快速扩张后出现较长时间的停滞(如图1右侧两图)。国际化节奏值越高，意味着企业海外扩张进程的不规律性和非连贯性越强，而国际化节奏值越低，则意味着企业海外扩张活动具有越高的规律性、稳定性和连贯性Elosge Corinna, Michael Joerg Oesterle, Christina M.Stein, Stefan Hattula, “CEO succession and firms’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es: Insights from German companies”, in , Vol.27, Issue.2(2018) ,pp. 367-379.。

国际化扩张规律性很强的跨国公司(如图1左侧)，将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信息搜寻以及组织适应，能够更好地解释和吸收前期经验，实现国际化扩张过程中较为充分的组织学习并最终形成有价值的国际化经验，充分利用但不会过度扩张其吸收能力。用规律性较高的节奏进行扩张，公司能够更好地吸收变化，其知识经验甚至可能达到“流动”的状态Brown Shona L,Kathleen M. Eisenhardt, “The art of continuous change: Linking complexity theory and time-paced evolution in relentlessly shifting organizations”, in , Vol.42, Issue.1(1997) ,pp. 1-34.。然而，如果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扩张不规律性很强，即多年的快速扩张与长时间的停滞交替进行(如图1右侧)，在快速扩张的高峰阶段，跨国公司的信息量极有可能超载，在吸收能力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企业将更加难以解码、消化、吸收扩张带来的种种知识，更无法将其转化提升；
同时，由于“外来者劣势”的影响，快速扩张会显著提高新兴跨国公司外部环境及内部组织的复杂性程度。跨国公司的任何一次扩张都需要进行结构、系统以及流程等调整以适应东道国环境。快速扩张意味着企业将面临大量的内部结构调整。当面临同样程度的国际化广度时，国际化节奏更加不规律的企业将难以对扩张进行及时解释和评估，系统结构与海外子公司兼容难度增加，而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Tsai Wenpin, “Social capital, strategic relatedness and the formation of intraorganizational linkages”, in , Vol.21, Issue.9(2000) ,pp. 925-939.，在这样的状态下，时间压缩不经济性将更快出现，从而进一步降低创新绩效。同样，在长期停滞阶段，企业更可能因为知识库在较长时间内的停滞状态而将组织系统、结构、文化、心智模型锁定在前期水平，吸收能力会受到负向影响。即使拥有同样的国际化区域知识，时间压缩不经济性将提前出现，组织学习的效率将大幅度降低，从而导致创新绩效受损。

综上所述，由于吸收能力的限制，采用不规律性扩张路径的国际化企业会比采用有节奏扩张模式的企业更快地遭遇时间压缩不经济性，FDI广度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将在国际化扩张广度相对较小的阶段提前结束，企业通过国际化地理范围扩张获取创新绩效提升的区间会减小。鉴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FDI节奏对FDI广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为具有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中国上市公司。基于巨潮资讯网中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资源以及国泰安上市公司数据库(CSMAR)等权威来源，对2005—2017年在上海与深圳交易所发行A股挂牌上市的中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进行人工搜集整理、数据挖掘。在对样本进行选择和核对时，本文依据标准如下：(1)国际化企业的确定标准是2005—2017年拥有海外子公司的中国上市公司。(2)参照新兴跨国公司的定义Luo Yadong, Rosalie L. Tung,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 A springboard perspective”, in , Vol.38, Issue.4(2007) ,pp. 481-498.，本文将不具备子公司控制权、主要在避税国投资以及并非以获利为主要目的的企业样本予以剔除。(3)由于金融行业国际化行为具有特殊性，本文样本不包含所有金融类企业，包括货币金融服务、资本市场服务、保险业以及其他金融业等(行业代码范围为J66-J69)。(4)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企业样本。

这里,“王国”的义项中列出了两个借代意义。事实上,义项② 可以分立为两个义项:指管辖的范围;指某种境界。“指管辖的范围”可以视为借代意义，而“指某种境界”则是一种比喻意义。义项③ 也不是借代意义,而是由义项① 产生出来的比喻意义。所以,“王国”的释义可以调整为:

本文最终获得由253家企业、共计3289个观测值所构成的面板数据，其中组织层面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国际化层面数据是通过对上市公司年报手动收集及整理而获得。缺失数据主要通过企业官网、年报等渠道补充。当各渠道数据存在不一致时，以企业年报数据为准。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创新绩效()为本文被解释变量。现有文献中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主要包括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两类指标。而创新产出类指标又包括专利申请/授权数Hurtado-Torres Nuria E,J. Alberto Aragón-Correa, Natalia Ortiz-de-Mandojana, “How does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multinational firms affect their innovative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the energy industry”, in , Vol.27, Issue.3(2018) ,pp. 514-527.以及新产品销售收入等。鉴于创新绩效客观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参考绝大多数学者的做法，以企业2005—2017年间取得的发明专利授权总数作为企业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数据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稳健性检验中，采用研发投入指标对创新绩效进行衡量，数据源于CSMAR数据库。

2.解释变量。FDI广度()为本研究的解释变量。借鉴以往研究，将海外子公司所在国家或地区(不含港澳台地区)的数量作为FDI广度的代理变量。稳健性检验中，采用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全部数量对FDI广度进行衡量。数据源于对上市公司年报中企业海外子公司情况的手动收集、整理以及计算。

3.调节变量。FDI节奏()为本研究的调节变量。参考以往研究，本文将FDI节奏定义为海外子公司数一阶导数的峰值Lin Wen Ting, “Family ownership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es: Internationalization pace, internationalization scope,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rhythm”, in , Vol.30, Issue.1(2012) ,pp. 47-56.，其公式如下：

4.控制变量。企业年龄(_)，采用自企业创建至测量期所跨越的年限进行测量；
企业规模(_)，采用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对企业规模进行衡量；
国有股比例()，对国有股比例进行控制以规避企业性质差异带来的影响，其计算公式为国有股权数与总股数的比值；
组织冗余()，借鉴大多数学者的做法，选择资产负债率对跨国公司冗余资源进行测量，并加以控制；
组织绩效()，选择总资产收益率作为组织绩效的代理变量；
国际化程度()，借鉴以往研究，选择海外销售收入比例对国际化程度进行衡量。以上数据来源均为CSMAR数据库。除此之外，本文将企业所属产业()和年度()进行控制。

(三)模型设定

本文设定模型(1)来考察FDI广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1)

本文设定模型(2)来考察FDI节奏对FDI广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2)

其中，,为企业国际化节奏，是模型的调节变量。在模型(1)的基础上，将FDI节奏与FDI广度的交互项及其二次项的交互项均加入模型。如果假设2成立，则应显著为负。

为保证模型估计的有效性和一致性，本文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如下：(1)为了避免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主要的连续变量进行1%水平上的Winsorize缩尾处理；
(2)为了避免变量量纲影响，且更便于比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差异，对所有解释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3)为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对交互项测量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
(4)对所有解释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诊断，结果显示平均VIF值为1.23，远小于临界值10，由此证明模型并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可以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5)对解释变量作滞后一期处理，能够解决国际化扩张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滞后性问题，在技术层面上尽可能减轻内生性干扰；
(6)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估计以解决可能出现的异方差等问题。

本研究样本时间跨度为2005—2017年数据，属于大N小T的短面板，不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所有模型在经Hausman模型检验后，p值均为零，即拒绝原假设，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列举了模型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由表1可知，样本企业创新绩效均值为65.7788，标准差为229.6288，表明观察期内中国国际化企业的创新能力参差不齐，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性；
企业年龄均值为14.8171，标准差为5.7428，表明样本企业年龄跨度较大，样本覆盖面较广；
国际化广度均值为1.2255，标准差为2.6249，表明中国企业国际化地理范围的扩张也存在战略性差异；
国际化节奏均值为0.5222，标准差为4.1333，表明在考察期内中国企业国际化扩张整体而言不规律性较强，体现出“机会主义”驱动下中国企业国际化模式具有明显“跳跃性”，但是企业间国际化节奏存在较高程度的差异性。相关系数矩阵显示，所有自变量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的强相关关系。

表1 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系数矩阵

(二)假设检验

表2给出了FDI广度与创新绩效关系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模型(1)报告了仅包含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结果。模型(2)、(3)在模型(1)的基础上依次加入FDI广度及其平方项。结果显示，只考虑线性关系时，FDI广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并不显著；
加入二次项后，FDI广度的平方项与创新绩效显著负相关(=-14.4744，p<0.05)。加入平方项后，模型估计F值及R值均明显提升，表明加入平方项的模型拟合优度提高。结果显示，FDI广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即相对于FDI广度适中的企业，FDI广度过窄或过宽都不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假设1得以支持。模型(4)是在主效应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与解释变量平方项的交互项，以检验FDI节奏对FDI广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显示，该交互项对被解释变量显著负相关(=-7.8026，p<0.01)，即FDI节奏的不规律性对FDI广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具有显著负向调节效应，且随着FDI节奏的不规律性的进一步提高，FDI广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会变得更加明显，假设2得以支持。

表2 实证检验结果

图2 FDI节奏对FDI广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倒“U”型关系的调节效应

为进一步了解FDI节奏不规律性对FDI广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按照Aiken等的建议作出调节效应图(见图2)。由图2可知，FDI广度对创新绩效的倒“U”型关系受到FDI节奏不规律性的负向调节。与FDI节奏规律性较强的企业相比，当FDI节奏不规律性提高时，FDI广度对创新绩效的倒“U”型关系明显变得更加陡峭，曲线拐点发生左移，FDI广度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将在国际化扩张广度相对较小的阶段提前结束，企业从海外地理扩张中获取创新能力提升的区间减小。

(三)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国际化广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干扰，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控制以增强实证结果说服力。借鉴以往研究，使用国际化广度的二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从工具变量的相关检验结果来看，Wald统计量在1%水平上拒绝弱工具变量问题，而由于本文工具变量只有一个，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即工具变量的选择是有效的。采用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问题后，所有假设均与前文所得结论一致。囿于篇幅所限，本文未汇报内生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四)稳健性检验

首先，更换被解释变量。借鉴以往研究，以企业R&D投入来衡量创新绩效，并以这个新的创新绩效替代变量重新代入方程进行估计，主要结论维持不变。其次，更换解释变量。将扣除港澳台地区后的海外子公司所处国家或地区数作为FDI广度的替代变量重新代入模型，主要结论维持不变。第三，更换控制变量。选择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重新定义企业规模重新代入回归模型，主要结论维持不变。以上验证均支持本文研究结论。此外，将企业绩效的代理变量调整为ROE重新代入模型，实证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再次证明本文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囿于篇幅所限，本文未汇报稳健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基于以上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FDI广度对跨国公司创新绩效具有倒“U”型的非线性影响。随着国际化扩张广度的增加，中国跨国公司能够在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内搜寻、获取外部差异化技术知识，实现知识共享及整合，从而促进创新绩效提升。但是受限于自身“吸收能力”以及组织学习的“时间压缩不经济性”，当企业过多地进行海外区域扩张时，随着东道国数量的增加，企业需要面对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组织复杂性显著增加，信息共享整合难度增加，“外来者劣势”进一步凸显。在吸收能力相对有限的情况下，组织学习成本将明显增加，因此更容易遭受时间压缩不经济性的影响，进而对创新绩效产生负向影响。第二，FDI广度对跨国公司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程度，还应取决于国际化过程的动态维度特征。在一定的吸收能力限制下，采用不规律性扩张路径的跨国公司会更快地遭遇时间压缩不经济性，FDI广度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将在广度相对较低的阶段提前结束，企业通过国际化地理范围扩张获取创新绩效提升的区间减小。

作为跨国经营的“后来者”，中国企业应审慎实行“激进式”国际化范围扩张，合理构建国际化布局，逐渐积累技术知识并优化知识共享整合机制，才能有效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国际化路径及模式差异是影响国际化广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重要边界机制。以不规则、即兴模式进行国际化扩张，会造成企业信息处理、组织管理及知识共享机制超负荷运转，降低国际化学习效率。避免国际化扩张“机会主义”倾向，保持合理国际化扩张节奏，对于新兴跨国公司充分利用海外知识实现创新追赶是有益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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