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他者到身份政治：本质主义的本体起源与政治逻辑*——以《性、谎言和录像带》《心理游戏》《水浒传》《哈姆雷特》为例

吴冠军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 200241）

从一件笔者身边的事，开始本文的讨论。前不久，一位女教授在一个不大的微信群里问：为什么男人要出轨？出轨是不是男人的本性？女教授的一个闺蜜刚刚离婚，对男性失望透顶。日常生活中，爱的幻灭总是灾难性的，闺蜜的创伤体验深深影响了她，所以忍不住提出了上述问题。

就“出轨”现象而言，一个悲观的事实是，生活中当事女性的绝望并不鲜见：那位女性本人或许并不仅仅遭遇了这一次被背叛、被“爱”伤害，只是这次被伤得特别重。甚或，这是压垮她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沉重的稻草。这位女性的体验及其教授友人的叙述，有效地成为作为听者的我们对“出轨”现象之感受与认知的一部分。但此处，同样值得关注的，是问题被提出的角度，这恰恰关系到我们能否找到它的答案。正是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首先反对这种关于“男人本性”的说法——尽管我们无须为个体男性做辩护，尤其是那些证据确凿的“出轨者”，但我们仍然要坚定地反对这种思维方式。

当代欧陆哲学如果有任何共识的话，或许就是对“本性”一词的警惕。任何直指“本性”的论述，实际上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再对问题展开分析了。它以充满“思考”的方式，意味着思考的终点，即终极答案已经（或即将）在你面前。

如果出轨是男人的“本性”，那么对于女人而言，接下来应对该问题的方案就简单明了了：（1）彻底拒绝男人，不跟他们玩了；
（2）接受出轨，因为男人都这样，你所要做的，就是看紧你家那位，最好是全方位监控，让他没有机会出轨。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就是这么思考问题与采取行动的，并称之为“防患于未然”——这个“患”，就是被“爱”伤害。

由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执导的1989年影片《性、谎言和录像带》（），是小成本影片的成功典范。该影片将“出轨是男人本性”这个意像，成功地通过大银幕传递了出来。剧中的两位男主角，一位是社会意义上正常且成功的男性典范（家有娇妻，大律所的成功律师），另一位是不正常且失败的男性典范（无妻、流浪者、无体面工作，并有用录像带记录女性聊自己性体验的怪癖）。影片进一步设定：正常且成功的男性，是出轨者；
反常且失败的男性，是性无能（故此只能靠看录像带来获取性快感）。这个结构性设定暗示了：男人都会出轨；
那些自称“绝不会像阵风东飘西荡在温柔里流浪”的“好男人”，只是因为还没有能力或机会这样干。一旦机会成熟，是个男人（除非丧失性能力）就会出轨。

随着剧情的推进，出轨者的谎言和伪装被妻子撞破，“好男人”的面具碎了一地。影片最后定格于如下画面：断然同出轨者分手的妻子，来到了那位性无能者的租住地，两人并排坐在台阶上（暗示两人在一起）。影片最后的画面传达出：要远离谎言，就只有走向已经“去除男人本性”的男人。影片中的“录像带”，象征了谎言的对立面——真话的记录器。并且，影片中的这个重要道具还暗示，只有女人会说真话。然而，那个借助录像带收集女人的真话，并通过反复回看获得快感的男人（亦即会对真话感兴趣的男人），恰恰是一个“丧失男人能力的男人”。于是，性、谎言和录像带三者就确立起了一个结构性布局：在性爱场域中，谎言和录像带（真话）分别对应男性和女性（以及非男性的男性）。在该场域中，要驱除谎言，就只有驱除男人——影片尾幕正是女性与非男性的男性“在一起”。

《性、谎言和录像带》所体现的这种思维逻辑，在哲学上有一个专门的名称：本质主义（essentialism）。这部小成本影片上映后不但在票房上收获颇丰，还一举斩获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提名。索德伯格凭借这部银幕处女作，直接跻身好莱坞一线导演之列。《性、谎言和录像带》以其巨大的成功标示出，对男人的本质主义理解，实是深入人心：男人（正常的男人，尤其是社会成功人士），是谎言（出轨）的具身。

本质主义的这个思维进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非常流行：遇到事情就努力找“本质”“本性”，一旦能确定本质以后，事情就好办了。“这个人的本质是坏的”“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等等，这些都是本质主义思维。人的“本性”确定后，现代经济学就可以建立起各种分析模型了。就如男人的“本性”确定后，不单各类婚姻指南能够出炉，小成本电影剧本如何写也找到了方向。

本质主义的论述简单、直白，但同时它很“有效”——经由本质主义滤镜，你确实能解释很多身边的现象，仿佛一下就找到了事情的真相，就是那么回事！而且，它似乎也符合生活中一种古朴的智慧：人不能老是在同一个坑摔倒。一次就够了，要从现象中分析出本质——比如“男人靠得住，母猪都会上树”！

古典哲学就是这样诞生的：从现象出发，去找寻现实世界万事万物的源头、理念、本质。哲学在古典时期，就呈现为一种“形而上学”（metaphysics）——对“关于全部的知识”（knowledge of the Whole）的追索，对绝对真理或者说真相的追索。尽管当代欧陆哲学门派分立，但其中大部分都不约而同地将自身定位为一种“后形而上学”——拒绝本质性地给出那种覆盖一切的知识。

当你从“出轨”现象中分析出本质（即“男人都会出轨”），接下来就简单了——让自己痛定思痛，不在同一个地方摔倒。既然男人的本性就是会出轨，那么除了就此远离男人，你要做的，就是紧紧看住男人。于是，“24小时开GPS定位共享”，已然成了晚近的一个流行风尚，以便随时“查岗”。被誉为“美国心理自助之父”的约翰·格雷（John Gray）所著的《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畅销全球，书中很多具体情境的分析也确实让人颇有感触，然而其思维底色，却是不折不扣的本质主义逻辑——男人和女人分别被本质性地归结为截然不同的“火星人”与“金星人”。

其实，真正重要的，是对现象要思考，对“本质”更要反思。此处的关键就在于：任何本质主义论断，都会失效。“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但你也会碰到不自私的人；
“男人的本性是会出轨的”，但生活中也有不出轨的男人；
“这个人的本质是坏的”，但若他某一次做了件大善事，那他是什么人呢？本质主义者马上陷入认知失效与混乱中。

可怕的是，我们即便在某些“本质”认知上遭遇失效，但这一失效却并不影响其他各种“本质”认知，并继续在那些思维框架下去展开行动。我们太习惯这种“看人要看本质”的思维。那么，什么是某个人的本质呢？什么才是“人”的本质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对本质主义思维展开一个本体-起源学（ontogenesis）考察：“本质”是怎么成型的？

什么是“人”的本质？什么是某个人的本质？面对这些问题，已知的全部“答案”，都只有一个源头——大他者。大他者，是“本质”的铸造师。下面，就对这个隐秘车间展开一个细致的考察。

“大他者”（the big Other），是拉康（Jacques Lacan）的核心术语之一。对于这个概念，拉康的再传弟子齐泽克（Slavoj Žižek）写道：

符号性的向度就是拉康所说的“大他者”，那个将我们关于现实的体验予以结构化的无形的秩序，关于诸种规则与意义的复杂网络。它使得我们看见我们所看见的——依据我们看见它的方式（以及使我们看不见——依据我们看不见它的方式）。

大他者，可以被理解为整个符号性秩序（symbolic order）的具身化。语言，通过符号化的方式，使各种前语言的存在成为一种“秩序”，一个人类可以理解并居身其中的“世界”。人和动物的一个根本性不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便在于“人是说话的动物”，“动物中唯有人，被［自然］装备了语言的能力”。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则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们以为自己在“说”话（语言），实际上却相反，是语言在“说”我们：“人这样行事，仿似他是语言的塑造者和主宰，而实际上语言一直是人的主宰。”

语言怎么会“主宰”人呢？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每个人从牙牙学语开始，就被“抛入”一个既有的语言秩序中，我们没有选择，无从逃避。他将此形象地表述为，语言是“是”（being）的家。人们被抛到一个已存在着语言的“世界”（家）中，成为他（她）的“是其所是”，譬如：男人/女人、中国人/外国人、某人之子/女、某校学生、某公司职员、某人之夫/妻、某人之父/母、某公司老板/员工……大他者对我们生活的介入，就是倚赖语言而完成的。在本体论层面上，只有在有了语言后，我们才拥有“世界”，否则就是一个混沌的大团。试想，没有语言，宏观的各种“实体”（entities）、微观的各种“粒子”（particles）会继续存在着，但我们却不再有一个“世界”（world）。诚如当代量子物理学家芭拉德（Karen Barad）所言，“成为物质（mattering）是一件同时关于实质与符号的事”。我们世界里的物质，从来不只是纯粹的物——我们从来都是“在半途遭遇宇宙”（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我们实际上永远生活在一个由语言编织的“符号性宇宙”中。

因此，尽管朴素的“唯实论”（realism）并没有说错，语言确实仅仅只是一个媒介（“实体”本身独立于语言而存在），但它绝非一种普通的工具性媒介，而是一种构成性媒介（constitutive medium）——通过语言，我们才有了一个“世界”。语言，构成了一整串“符号指向的链条”（signifying chain），规定了所有前语言的存在各自“是”什么。而大他者，在语言中规制了关于“世界”秩序的一整套知识：通过这样一整套的符号性坐标，“世界”就得以形成。形而上学所宣称的真理和关于全部的知识，实际上全是由大他者所生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都被一个“看不见的第三者”所规介（mediation and regulation）：通过它，人和人才能发生在世界中的关联。就如同在爱的场域中，不只是会有“小三”，其实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大他者始终在场。拉罗什富科（François de La Rochefoucauld）曾写道：“很多人，如果他们从没听别人向他们说起过爱，可能就永远不会爱。”这些人的“爱”，恰恰是大他者所规介出来的符号性产物，并不先于“爱”这个语词而存在。

于是，大他者既是语言所规介形成的符号性秩序，又是维系该秩序的终极性、符号性权威。我们要和他人关联，必须进入语言中，占据符号性秩序中的一个位置。语言这道墙，既联结我们，又分隔我们：它联结我们，使我们能够彼此沟通；
又分隔我们，因为沟通永远不能彻底畅通。尼采曾说，人，需要一层“神秘的薄雾”，才能生活。而大他者，就正是这层“神秘的薄雾”，只要我们在语言中生活，在“世界”内生活，大他者这层“神秘的薄雾”就始终在场，我们永远不会“赤裸地”接触到对方，也不会遭逢“赤裸的事物”。换言之，生活中的一切对象（人或物），都已经不是其原初“赤裸的形式”。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穆芙（Chantal Mouあe）写得很贴切：

作为某一共同体的一个成员，我将永远不会遭遇到一个对象，真正以其赤裸的形式存在——那样的概念仅仅变成了一个抽象；
更确切地说，那种存在始终会在诸种话语的总体性（discursive totalities）中被阐述，并以这种方式被给予。

换言之，在这种“话语的总体性”——语言——之外，一切对象都不再有“是”（being），比如“是石头”“是猫”“是女人”等，而只有“存在”（existence）。甚至，当我们去设想这样赤裸的“存在”时，它就已经是话语性的了——“存在”就已经变成了“是”（它“是赤裸的存在”）。“存在”和“是”的区别可以通过其对立面来考察：“存在”的对立面是“不存在”，而“是”的对立面则是“不是”，譬如，甲可以“不是石头”，乙可以“不是猫”，但仍然“存在”。实际上，当代前沿哲学中的重要一支“对象导向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 OOO）就旨在提出，大他者眼里的“对象”们，面对大他者的符号化操作会做出抵抗，会“撤离”（withdraw）——撤离出大他者所构建的“世界”。对象导向的本体论开创者哈曼（Graham Harman）在这个意义上提出，“联合我们的最佳救药”不是掌握在大他者手里的真理与知识，而是撤离出“世界”的前语言的实在；
人的使用与研究，无法穷尽“对象性的实在”。“对象性实在”在前语言意义上的“存在”，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说，就是“存于-外在”（ex-sistance）。

尽管大他者不给予实体以“存在”，但它却赋予它们之所“是”，也就是说，赋予它们以“本质”。如当代拉康主义哲学家祖潘西奇（Alenka Zupančič）在《性是什么？》（）一著中所写：“一切是，是符号性的；
它是在大他者中的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他者是一个手握重权的主宰者（Master）：尽管它不像上帝或盘古那样“开天辟地”（从空无中生出存在），但只要有语言的地方，就为大他者的权力之手所覆盖。大他者的权力不仅仅是压制性的（repressive），而且是生产性的（productive）：人的“世界构建”，就是经由大他者的介入而落实。

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的独特性就在于，“人不仅仅只是世界的一个部分，并且在‘拥有’世界的意义上是世界的主人与奴隶。人拥有世界”。人与动物以及其他“物质性对象”的根本性区别就在于：人能做到“世界构建”（world-forming），使自己存在于一个“世界”中；
而动物则“世界贫瘠”（world-impoverished），缺乏对“世界”的意识；
至于其他实体（如石头），则是彻底“无世界的”（worldless）。海德格尔这个观点因带有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而被对象导向的本体论批评，尽管海氏思想是该理论的基础与发源地。对象导向的本体论代表人物之一提摩西·莫顿（Timothy Morton），就批评海德格尔“遮盖了他自己理论诸种最激进的隐含内容”，而正是这种特权化人类的论述，最后导致他走向纳粹。 提摩西·莫顿提议“去纳粹化海德格尔”，而这意味着做到“比海德格尔更海德格尔主义”。参见Timothy Morton: The MIT Press, 2018, page 9, 39。

我同意对象导向的本体论所提出的，一切实体都有自己的世界。当实体们发生互动时（譬如，风吹树），它们各自的世界发生碰撞，但不会就此变成一个世界，而是彼此保有“撤离”出对方世界的“互为对象”（interobjective）部分。同样地，我在逗猫时与猫分享我的世界，猫也向我分享它的世界，双方世界各自向对方开放一部分，彼此发生碰撞（友好互动抑或被猫抓伤），但两者永远不会融合。我和猫的互动或者和石头的互动永远无法穷尽后者的世界——猫和石头不只和人有互动，也和鱼或者雨水发生互动，它们世界的这些部分我永远无法进入。人与人的互动也一样，永远不会只是像当代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ügen Habermas）所设想的那样，在语言中以“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e）的方式实现世界交融，同时，人与人也“互为对象”地彼此撤离。正是这种撤离，使得拉康曾说“并不存在两性关系”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exual relationship）。

我们可以这样修订海德格尔的论题：一切实体都有其世界；
我们无法彻底进入其他实体的世界，但人的世界具有鲜明的建构性特征。人的世界总是潜藏着一个看不见的大他者。也正是因为这个在本体论层面上无法做到“存于-外在”，但又时刻在场于人的世界的“存在”，人类（而非其他实体）开启了“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 “人类世”尽管以“人类”为词根，但并不简单地是人类主义框架下以“人类”为中心的概念，而是一个自我反思性的概念——它激发人类对自身活动所带来的行星性效应的反思。“人类世”概念内嵌着对“后人类世”的思想探索，它激发走出人类世、终结人类世的诸种努力。如莫顿所说，“人类世是第一个真正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Timothy Morton,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page 24）。关于人类世的进一步讨论，参见吴冠军：《后人类纪的共同生活：正在到来的爱情、消费与人工智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吴冠军：《陷入奇点：人类世政治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 吴冠军：《共同体内的奇点——探访政治哲学的“最黑暗秘密”》，《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同样地，爱容易遭受背叛不只是因为爱侣在本体论层面上具有结构性的彼此撤离（不管多努力都无法彻底刨除），还因为在爱的场域中总是有这位看不见的第三者在场。类似“男人都是‘胆小鬼’”“每个男人都花心”这样的人生指南不只是帮助“好女孩恋爱成长”，同时也使得“男人”取得自我理解。在人的世界中，从总统到盗匪，从明星到外卖小哥，无一不在大他者的规介中进行自己的日常生活：该怎么行动，该干什么，该说什么话符合自己的身份（像个“男人”，有“明星”范，有“女人”味，等等）……换言之，大他者不像上帝那样直接管“存在”，但它管“本质”，它执掌的是关于“是什么”的符号性生产的工作。因此第一眼看上去，似乎大他者比“创世者”谦卑，然而实质上这位主宰者虽非“全能主宰”，但亦是权力无边。

经过上一节的本体起源学分析，可以看到：大他者，是“本质”的铸造师。并且通过掌管“本质”，大他者同时拥有了颁布禁令的压制性权力与铸造本质的生产性权力。你的“身份”，你的所“是”，在根本意义上都是大他者所赋予，而没有本体论的根据。但这也就意味着，你之所“是”，实质上完全可以不必如“是”；
你今天之所“是”，明天就可以不“是”。实际上，我们近来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前一刻还是“流量巨星”，下一刻上了热搜，秒变“渣男”。

由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执导的1997年惊悚影片《心理游戏》（），便讲述了这样一个“游戏”：大银行家在参与弟弟作为生日礼物送上的一项收费服务后不久，便莫名其妙地发现自己竟丧失了日常生活中所有的“身份”……而电影的惊悚，就在于导演让观众跟随银行家一起去体验那猛然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极度惊惧。

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皇帝，比那位银行大亨更真实地饱尝过这份焦灼——一旦被剥去符号性的身份（或被人冒充），自己就马上什么都不“是”。曾经坐在龙椅上的“万岁爷”一旦被权臣“废”掉，马上就不再是“真命天子”，从君临天下立马变成任人宰割，成为当代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说的“赤裸生命”。

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大他者规定我们的“是”，但这种规定，却没有任何本体论层面上的依据或保证。你没有本体论层面上的“本性”，因而会改变或被改变。试想一下“蚊子是害虫”或者“特朗普是谎话之王”（他宣布参选总统后FactCheck.org对其的称呼）的说法，会给蚊子和唐纳德·特朗普造成的影响吧。前一刻还是遵照DNA行动的“双翅目蚊科”动物抑或最未受政坛酱缸污染的政界新星，换一套关于“是”的说法后，一露面就人人喊打。要知道在另一套符号性的坐标下，蚊子未必是害虫（放弃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特朗普更是真相的捍卫者（在冲击国会山的支持者眼中）。德勒兹（Gilles Deleuze）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议用“becoming”（形成）来取代“being”（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实体皆没有稳定不变的、内在固有的“是”，都是在时间的绵延里不断“形成”。

萨特（Jean-Paul Sartre）在其论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类主义》（）中，提出了一句著名的“无神论存在主义”标语，即“存在先于本质”（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这句话说得掷地有声，轰动学界。自诩继承海德格尔的萨特很快遭到后来者的公开批评，是因为萨特仅仅声称“人”能够做到存在先于本质，能够“在被任何关于他的概念所定义之前而存在”——所以存在主义是一种人类主义。海德格尔在《人类主义书简》中则针锋相对地提出：“每一种人类主义要么是根植于一种形而上学之上，要么它自身被做成形而上学的根基。”但海氏本人在论述人的“世界构建”时也有人类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被同样从海德格尔思想中发展出来的对象导向的本体论所批评。对象导向的本体论的核心要义实际上就是：一切“对象”都是存在先于本质。

一切实体皆存在先于本质还不够，大他者的操作进一步反过来印证了：存在皆受制于本质。大他者正是通过规介“本质”进而规介“存在”。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除四害”运动，以及“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的讨伐“邪恶轴心”之战，这些事例恰好说明：一旦关于“本质”的话语权握在别人手里，“存在”也就已然不太妙了。“人类世”的开启，正是肇因于“自然”不再被认为是高高在上和人类需要效法的“自然法”“自然秩序”（“自然”曾经就是大他者的一个具身），而是变成可以任由人开采取用的“自然资源”，让人走出户外时心情愉悦的“自然风光”，抑或人要努力摆脱的（霍布斯主义）“自然状态”。

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流行“危机公关”，很多公司、公众人物都有专门的公关团队。“危机公关”的核心手段，其实就是花重金聘高手运用各种策略性的手段去改写“本质”（一些人称其为“洗白”）。于此处我们所见证的，不就是很强的“求生欲”吗？要存在下去，“是”（是什么、是谁）很重要。《哈姆雷特》中有一句著名的独白：“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这个表述里，“生存”（to be）抑或“毁灭”（no to be），恰恰同时包含这层意思：是，抑或不（再）是。

当代生态学与生态政治学的一个策略，就是去改写“自然”。大气化学家勒夫洛克（James Lovelock）的“盖亚假说”（Gaia hypothesis）就是这样的一项努力。该假说提出，地球本身是一个“活着的行星”，其生态系统可以被看成一个自调节的“超级有机体”：“我们的行星整个地不同于其死的兄弟马尔斯（火星）与维纳斯（金星）；
就像我们中的一个，它控制其温度与组合方式以始终保持舒适。” “盖亚”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地之母。参见James Lovelock, , Penguin, 2007, page 2, 173, 208。拉图尔（Bruno Latour）接着勒夫洛克的论题提出，不要再盯着“自然”了（在人类世里它已不复存在），而是要“面对盖亚”。当眼前是被视作资源集合体的无生命的“自然”时，你无所顾忌，怎么舒服怎么来；
而面对会复仇的怪物般的庞然大物“盖亚”，你还会一样行事吗？

我们看到，“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就是大他者展布其权力的一个重要进路。并且，它通过控制“本质”来控制“存在”：大他者可以使你生乃至活色生香，也可以让你死或者生不如死；
大他者翻掌可以让你上天堂，覆手可以把你送入人间炼狱，让你“社会性死亡”。如果你要对抗大他者的权力展布，就意味着任何时候你都必须拒绝下本质主义判断，不管是对人，还是对事——当你下这种判断时，即便“对事不对人”，也是残忍的、暴力的。从对象导向的本体论视角出发，“对事不对人”本身就是人类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框架下的特权化思维。把一件事本质化处理、予以“定性”，和把人本质化处理、“盖棺定论”一样，都是暴力性地、形而上学地提前封闭了更进一步的思考、分析与阐释。若没有对开放性思考空间的维持，那一切就将都在大他者的翻覆中被“定性”。

对人也好，对事也好，把本质以及本质主义判断“括置”出去进行分析，这就是胡塞尔（Edmund Husserl）所倡导的现象学研究进路。你讨论、阐释或研究的，是人、事、物向你呈现的形态（“现象”），而不是他们的“本质”。而你对现象的体验抑或思考，本身就构成了现象的一部分——用现象学术语来说，你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不属于你，而属于“意向性对象”，并且现象结构性地大于同你的各种意向性关联。这意味着，不管你怎么谈论它、“盖棺定论”它，都抵达不了现象的整体（亦即抵达“本质”）。大他者，则总是不正当地给现象的整体做出闭合性的定论。于是，每次你“抓事物要抓本质”时，都落入它的彀中。正如每次打开图书畅销榜，你总能发现诸如《学会提问：一本抓住问题本质的沟通力指南》这样的书，然而面对关于本质的“提问”，“回答者”总是大他者。

故此，面对“出轨是男人的本性”这种极具情感诱惑力的论断，我们要抓住一直隐秘支配着我们思维的“本质主义”这个认知定势。当你痛斥“渣男”时，或许要小心你背后站着的看不见的第三者。对抗大他者的权力展布，意味着不是从现象看本质，而是从现象看现象：现象永远是开放的，包含你自己同它的意向性关联（感受、谈论、思考抑或漠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写一本分析“出轨”现象的书，但却不能穷尽该现象，因为之后还会出现其他关于该现象的研究，而我的分析也成为“出轨”现象（对于读到它的人而言）的一部分。

回到本文开始的问题：出轨是不是男人的本性？在经验与理论的双重层面上，出轨与男人的“本性”无关。前面两节从哲学学理层面入手对本质主义展开了一个本体起源学分析，以下再从经验观察层面入手。

就拿大家都看得见的娱乐圈来说，出轨的不只是男明星们，女明星也能列出很长一份名单，难道我们还要因此再加一句：女人的“本性”就是水性杨花吗？在漫长的历史上，男人恰恰习惯于这样说女人：“狐狸精”“水性杨花”“红杏出墙”“红颜祸水”……有意思的是，现代社会中一夫一妻变成唯一的规范后，女人又开始骂男人“渣男”，甚至认为男人的“本性”就是会出轨。“风水”轮流转，而不转的，就是这一现象背后的本质主义思维。

我们看到，现在男人被理解为“本性”就是会出轨，相应的结论就是尽量看紧。以前这可是反过来，被安在女人“本性”上的，而结论竟也是一模一样——要尽量看紧。《水浒传》里有一句话，叫“篱牢犬不入”，那是打虎英雄武松对嫂嫂潘金莲做出的告诫。那时，有身份、有地位，或者有文化的男人在外面玩是正常和受到规范保护的——要知道，那时这不叫“出轨”，而叫“风流”，值得效仿和鼓励（杜牧、唐伯虎、纪晓岚等都是风流名士的代表）。而那时的女人如果行相同之事，则属“出轨”（越出规范、违背三从四德），所以武大郎听了郓哥的告发，马上连生意也不做就赶回来“捉奸”了。出轨，在那时系女人的“本性”（水性杨花），所以好男子们、风流名士们都必须在家门口布防，“篱牢犬不入”，别让女人有机会红杏出墙。

《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贾氏（卢俊义之妻）四段故事若单独提取出来拍成索德伯格式电影，可以取名《性、谎言与梁山泊》——它严格地符合索德伯格式结构性布局，只是将视角换成女性对应谎言（出轨），而残忍宰杀淫妇的梁山泊英雄，则是好男子典范（“好汉”）。谎言的对立面，是天道，以及“替天行道”的好汉；
而要除去谎言，必须除去女人——这四个女人皆在肉身意义上被消灭。至于电影尾幕，可以定格在三位巾帼上梁山，加入一百单八条好汉——亦即，男性和非女性的女性“在一起”。

中国古代如此，西方古代亦如是。在古希腊与古罗马，人们认为只有女人才对性愉悦有着贪婪的胃口。在那时，通奸是典范性的性犯罪，然而，“通奸被定义为由一个已婚女人参与的性行为（而另一通奸者的婚姻状况则无关紧要）”。3世纪的基督教希腊教会神学家奥利金（Origen）认定，女人是“淫欲（lust）的奴隶……比野兽更糟糕”。发轫于16世纪的带挂锁的贞操带（chastity belt）在整个欧洲广泛流行，它直接将女性的整个性器官“封锁”起来——比“篱牢犬不入”的口头训诫狠多了。在《李尔王》中，莎士比亚通过李尔王之“疯口”写道：“她们的上半身是女人，下半身却是淫荡的妖怪。”性病亦在文化上被呈现为“女性”的，当时法国人更是把梅毒称作“梅毒女”（Dame Syphilis）。到19世纪中期，在遍布美国与英国的大小诊所中，阴蒂切除术（clitoridectomy）成了对付女性淫欲过度的“医学”手段，“毁伤生殖器官能够被用作规训非规范性的女性性态（nonnormative femininity）的一个工具”。在当时的流行文学作品如《凡妮·希尔》（）、《我的秘密生活》（）中，工人阶级女孩同种族“他者”一起，被描绘成可以随意与人性交、淫欲无法满足的人。在西方“文明史”的漫长时段里，好色、出轨、淫荡、性病……尽皆被写进女性的“本性”之中。

关于“男人”与“女人”的古今正反两种话语，皆是本质主义思维在性别上的展现：既然出轨现象无法杜绝，那么，建立一个本质上导致它不断出现的存在（曾经是女性，现在是男性），这个现象不但一下子得到了解释，并且还找到了应治方案。也正因为本质主义思维在解释问题与应治问题上的高效与高能，古往今来最不缺的，就是各种本质主义论断。比如，它在种族上的展现有：日本人就是猥琐色情，黑人就是罪犯多，犹太人就是会赚钱，等等；
它在地域上的展现则有：上海人就是精明小气，河南就是出小偷骗子，山东就是多悍匪恶贼，等等。这些被称为“地图炮”的现象，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而长流不息。

本质主义仿佛帮助了我们思考，解释了问题的缘由，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解释。“因为他是河南人，所以……”“因为他是同性恋，所以……”“因为她是女人，所以……”，更让人无语但同样很流行的还有“因为他是处女座，所以……”，看似解释，实则不是。笔者的一个朋友，家庭关系不融洽，大家询问原因时，他说主要是和丈母娘处不来，于是大家就建议，对长辈尊重礼让即可。他回答说：“我的丈母娘是上海丈母娘。”“噢！”大家都点点头，讨论结束。但实际上，这个讨论解释了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吗？基于本质主义的解释，不是解释。“你老公为什么出轨了？”“他是男人。”“噢，渣男！”讨论结束，以参与对话的人获得“重叠共识” “重叠共识”系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晚期作品所经营的核心理念。参见John Rawls: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age 133-172。告终。“本质”越厚实，重叠出来的“共识”越深。

在今天的政治领域，也有大量的话语用这种本质主义思维逻辑来表达观点，进行政治分析，抑或作为政治诉求的根基，它的学术名称叫作“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亦译为“认同政治”）。因为“我们是黑人”“我们是女人”“我们是男同性恋”……所以联合起来，诸如此类。卓有影响的“政治女同性恋主义”（political lesbianism）的代表性组织“利兹革命女性主义团体”（Leeds Revolutionary Feminist Group）甚至宣称，“男人是敌人，异性恋女人是敌人的帮凶”。该团体以典范性的“身份政治”话语形态写道：

我们诚然认为，所有女性主义者能够并且应该是政治女同性恋者。我们对一个政治女同性恋者的定义是：一个女人把自己认同为女人，并且不和男人性交。

身份政治之所以成为当代一种主流的政治形态，就在于它能够非常高效地将一些零散个体联合起来，变成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可惜在今天“男人”这块牌子叫不响，否则一定也会出现“男权主义团体”声称：“我们是男人，所以联合起来。”

然而，身份政治这种形态的政治，恰恰是极度自私与自恋的。譬如，“堕胎权”是女性主义者最念兹在兹要争取的权利，而许多女同性恋活跃分子对此表示强烈支持（因为她们尽管大部分不生育，但也有可能“不小心”怀孕），然而大部分男同性恋组织表示拒绝参与，他们的理据就是：“这不是一个同性恋问题（It is not a gay issue）。”今天，如当代英国政治学家莫提蔼（Veronique Mottier）所观察的，“同性恋权利运动中的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之间的政治分化已经出现，就和异性恋女性主义者与同性恋女性主义者之间的政治分化如出一辙”。

任何身份政治，都是本质主义的政治逻辑：“男人”“女人”“异性恋女性主义者”“同性恋女性主义者”等。它们同“火星人”“金星人”一般无二地具有虚构属性；
它们并不是真实的，而是被想像性与符号性地构建出来的。朱蒂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研究，正是旨在打破这种思维。作为当代反本质主义思想阵营的一员女将，巴特勒提出：任何身份，包括“女性”，都不是生物性的，而是“操演”（perform）出来、行动出来的。所以要加以研究的不是本性，不是“是谁/是什么”，而是社会性的行动模式。“酷儿”（queer）理论，就是从巴特勒的操演论（theory of performativity）中发展出来的，反对各种本质主义的性别身份认同。关于“酷儿”，当代英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森（Diane Richardson）写道：

有人建议，我们是这些身份之后的一切：后女人（post-woman）、后男人（post-man），我们是跨越性别者；
后女同性恋、后男同性恋，也许还是后异性恋，我们是酷儿。

“酷儿”，就是拒绝一切本质主义身份框架的人。然而很有意思的是，“酷儿”本来就以反对“LGBT”（性少数群体，包括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等）这种身份政治的面貌出现，然而很快竟被身份政治所同化——现在“LGBT”升级成了“LGBTQ”（即LGBT+queer）。我们可以看到本质主义的力量有多强大：一旦“酷儿”凝聚起相当数量的人数，一个新的本质主义认同又产生了——“我们是酷儿”。

现在，回过头来看本文开篇切入的主题：出轨。从巴特勒主义视角出发，值得研究的是“出轨”这种行动，而不是“哪类人”会出轨或频繁出轨。本质主义非但不能帮助我们深入思考各种现象，相反，当你接受本质主义逻辑后，你的行动也是简单粗暴的：男人都会出轨，管紧点；
资本家都是贪婪的，离远点；
上海丈母娘最难搞，别娶上海女孩……这些说法我们都太熟悉了。

此种古典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必须予以彻底拒绝。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中，必须拒绝那种所谓“看人要看本质”的思维——只要你在“看”本质，你就已经铁定“看走眼”。当代哲学不热衷基于形而上学的道德判断（这是当年康德热衷的主题）。某个“人”是渣男还是好男人，某个“地方”容易出骗子或善人，这不是哲学要研究的问题。但哲学会对“出轨这种现象为什么始终存在”很感兴趣。真正召唤思考的，是“出轨”这种现象，而不是某个出轨者，或者某一“类”人。

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为了应对世界的复杂性，我们被教导要学会抓事物的本质。然而，本质会反噬我们。出轨是不是男人的本性？面对这个问题，值得深思的首先不是它的答案，而是提问的角度——出轨不但和男人挂钩，而且被视为男人的本性。在哲学上，这是一种本质主义思维。“本质”，是一种最糟糕的有色眼镜。本质主义论说看上去像是在帮助我们“理解”现象，实际上是强行把现象往透过有色眼镜看到的那个框架里“套”。

经验现象推不出本质，天空飞过一百只白天鹅也没法保证下一只不是黑天鹅。更关键的，是要破除“本质”这个说法本身。巴特勒用她的操演论帮助我们看到：所谓的“本质”“身份”，都是操演出来的。也就是说，当你自称是“女人”或“男人”（抑或“政治女同性恋”）时，你实际上是在配合大他者以某种特定方式来行事而已。

本质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最偷懒的思维方式：它以思考的名义鼓励我们不思考，以探寻本质的名义要求我们一劳永逸。关键不是“一劳”，而是“永逸”。为了达到这个“永逸”，你会变得简单粗暴。正是这种太想快速寻求本质的心理，类似“星座”这种话语才会变成大众文化中的有机部分，这种话语以前是属相，再以前是生辰八字……你不想具体地了解身边具体的人，却想了解他（她）的“本质”。在这种偷懒的思维逻辑下，本质主义话语能不走红，能不层出不穷吗？

说到底，一切的本性/本质，就是由大他者所专横决定的——大他者牢牢掌握住关于“是”的话语权，把一个符号性的秩序施加到一切事物之上。所以，下一次和钟意之人约会时，对方若问“你是什么星座”，你完全可以眨着眼睛说：“必须是和你最搭的那一个！”

最后，还有一个陷阱。“看人要看本质”只是本质主义思维的一种主导性形态，但还要警惕另一种形态，它隐藏得更深，并且往往以对前一种形态的救治方案出现。那就是：针对非人类（动物、事物、行动、话语……）的本质主义判断。这种形态常常可以转化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样一句话：“对事不对人。”“对事不对人”的进路，在日常实践中诚然能化解很多本质主义思维带来的僵局，但它仍然没有摆脱本质主义思维，并且更是标识出人类主义框架下的特权化思维。对“人”不能做的事，对“事”（以及动物、植物、无机物、生态环境……）难道就能做得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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