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市工商资本租用耕地“非粮化”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

赵延双，刘俊汝，牟少岩

（青岛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社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9）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切实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是头等大事。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自2013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要鼓励工商资本下乡［1］，以促进农业增收，工商资本下乡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需要，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离不开资本的支持，然而工商资本具有逐利的天性，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租用耕地“非粮化”的行为，且有蔓延趋势。“非粮化”问题对我国粮食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甚至威胁到了我国的经济安全，加之自2019年末暴发新冠疫情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粮食安全问题备受关注［2］，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工作。

租用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耕地“非粮化”进行了研究，多从农户角度、家庭农场角度对耕地“非粮化”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国内学者也意识到工商资本租用耕地“非粮化”问题，但鲜有国内研究人员对工商资本租用耕地“非粮化”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易小燕［3］、宋庆卫［4］等研究认为，耕地“非粮化”受农户家庭基本特征、经营耕地面积大小、种粮收益、补贴政策的影响。张藕香等［5］研究认为，耕地“非粮化”存在地区间差异，农户和家庭农场“非粮化”都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蔡洋洋［6］、邓连望［7］等研究认为，耕地“非粮化”受家庭农场主自身特征、家庭农场经营土地面积、租金、转入耕地年限、流转方式等影响。谢花林等［8］研究认为，耕地“非粮化”受耕地细碎化影响。山东省是中国的产粮大省，而青岛市作为中国沿海重要中心城市以及山东省经济中心，在全省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企业特征、耕地资源特征、经济因素、政策因素这4个方面对青岛市工商资本租用耕地“非粮化”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并据此结合实践提出对策建议。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择青岛市平度市、莱西市、胶州市、黄岛区、即墨区为调查区域，以具有耕地流转行为的工商资本作为调查对象，每个市或区选取30～35个工商资本。采取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的方式，问卷调查采取判断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共发放问卷170份，问卷包括3个部分23个问题，经过筛选整理，回收有效问卷163份，问卷回收率95.9%。

1.2 样本描述

调查样本中有55%工商资本存在租用耕地“非粮化”现象，主要是畜牧养殖和经济作物种植。被调查工商资本中42%是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占32%。企业规模以中小型企业占比最大，微型企业占比最少。63%的工商资本来源于青岛市，仅有13%来源于山东省外。34.3%的工商资本来源行业是农业，22%来源于建筑业，17.2%来源于制造业。青岛市工商资本租用耕地的年流转租金在8995.5～17991.0元/hm2的居多，17991.0元/hm2以上的占比较少；
流转年限主要介于5～12年之间；
流转面积20 hm2以下的仅占17.8%；
租用耕地的质量以中上等地为主；
但49.7%的工商资本水浇条件偏低；
青岛市工商资本粮食单产预期多数年份能达到正常产量，粮食销售价格多以高于保护价的价格销售；
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的费用集中在每年17991.0元/hm2以上。约50%的工商资本雇佣劳动力的工资偏高；
多数工商资本信誉良好，融资相对容易；
存在18.4%的工商资本对于国家有关租用耕地的政策不太了解等情况（表1）。

表1 样本描述

1.3 变量选择、变量定义、描述性统计与模型构建

1.3.1 变量选择、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选择工商资本下乡流转耕地“非粮化”种植行为作为被解释变量，具体来说，如果工商资本在转入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植非粮食作物，因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
如果工商资本在转入一般农田上进行除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以外的生产，因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以企业特征、耕地资源特征、经济因素、政策因素这4个方面为影响因素。其中，企业特征方面选择企业非农经历、企业规模这2个变量；
耕地资源特征选择转入耕地的面积、耕地的质量、周边水浇条件这3个变量；
经济因素选择租金、粮食销售价格、农资价格、粮食单产预期、融资难易、雇工工资这6个变量；
政策因素选择耕地转入年限、当地政策执行力度、对政策了解程度、合同批准单位这4个变量。各变量含义及预期影响如表2所示。样本企业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

表2 变量定义与预期影响

表3 样本企业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1.3.2 模型构建 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来分析工商资本在转入耕地上的“非粮化”种植行为，如果工商资本在转入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植非粮食作物，因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
如果工商资本在转入一般农田上进行除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以外的生产，因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函数表达式为［9］：

对式（1）进行对数变换，得到一个线性函数：

式（2）中，“非粮化”种植行为的概率设为P（Y=1），则未发生“非粮化”种植行为的概率为1-P（Y=0）。X1，X2，X3，…，Xi为自变量，是指影响工商资本“非粮化”种植行为的各个因素，本研究中各自变量均为定类变量，β0为截距项，参数β1，β2,…，βi为各影响因素前待求的回归系数。

2.1 模型估计

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 19.0对以上数据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当自变量较多时，通过卡方检验先逐一对各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剔除不相关变量。经检验，粮食销售价格、雇工工资、转入耕地年限、对国家政策了解程度、合同批转单位这5个变量未通过卡方检验，表明以上5个变量对青岛市工商资本在租用耕地上是否进行“非粮化”种植无统计学差异（表4）。剔除以上5个不相关变量后对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最大的VIF=2.075，所以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基于以上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表6所示。

表4 卡方检验

表5 模型检验结果

表6 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检验结果（表5）显示：该模型建立有效，因变量解释率为96.3%，模型拟合优度很高，具有很强说服力。

2.2 结果与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结果可知，与青岛市工商资本租用耕地“非粮化”影响不相关的变量有5个，在10%的水平下对青岛市工商资本租用耕地“非粮化”影响显著的有2个变量，在5%的水平下对青岛市工商资本租用耕地“非粮化”影响显著的有5个变量，对青岛市工商资本租用耕地“非粮化”影响不显著的有3个变量，具体分析如下。

2.2.1 企业特征对耕地“非粮化”种植行为的影响 在企业特征中，工商资本的非农经历与“非粮化”种植行为在5%的水平下呈正相关（P=0.021＜0.05），工商资本非农经历越多，其种植经济作物的倾向越高，越容易产生“非粮化”种植行为［10］；
企业规模与“非粮化”种植行为在5%的水平下呈负相关（P=0.038＜0.05，B＜0），企业的规模越大，其可运用的资源越多，管理经验越丰富，越能够克服跨行业经营带来的可能风险［11］，因此，也就越容易出现“非粮化”种植。

2.2.2 耕地资源特征对耕地“非粮化”种植行为的影响 在耕地资源特征方面，转入耕地的面积与“非粮化”种植行为在10%的水平下呈负相关（P=0.070＜0.1，B＜0），工商资本下乡租用耕地规模越大，越不容易出现“非粮化”种植，尽管种植经济作物比粮食作物收益高，但较为费工费时，且目前青岛市工商企业的农业机械化程度普遍较高，所以企业更倾向于在租用大规模的耕地上进行粮食种植；
转入耕地质量对“非粮化”种植行为无显著影响（P=0.270＞0.1）。根据调查得知，青岛市工商资本租用耕地的质量差别不大，且中上等地居多；
周边水浇条件与“非粮化”种植行为在5%的水平下呈正相关（P=0.041＜0.05），近一半的青岛市工商资本租用耕地周边水浇条件较差，会严重影响粮食作物产量，导致减产，投入成本以后，无法获得预期利润，因此，越容易产生“非粮化”种植。

2.2.3 经济因素对是否种植非粮食作物的影响 在经济因素方面，年流转租金对“非粮化”种植行为在10%的水平下呈正相关（P=0.086＜0.1），租金越高，工商企业租用耕地时投入成本就越高，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就容易产生“非粮化”种植；
农资费用对“非粮化”种植行为在5%的水平下呈负相关（P=0.044＜0.05，B＜0），当种子、化肥、农药等费用降低时，工商企业生产成本降低，越不容易产生“非粮化”种植；
粮食单产预期对“非粮化”种植行为无显著影响（P=0.813＞0.1），因为种植粮食作物大多数年份下能实现正常产量甚至丰产；
融资难易对“非粮化”种植行为无显著影响（P=0.125＞0.1），因为近年来农业补贴效果显著，且绝大多数工商企业信誉良好，少数工商资本融资困难。

2.2.4 政策因素对是否种植非粮食作物的影响 在政策因素方面，当地政策执行力度与“非粮化”种植行为在5%的水平下呈正相关（P=0.035＜0.05），当地政策执行力度越严格，监管越到位，工商资本越不容易出现“非粮化”种植。

2.2.5 其他因素对是否种植非粮食作物的影响 粮食销售价格、雇工工资、转入耕地年限、对国家政策了解程度、合同批转单位这5个变量与青岛市工商资本在租用耕地上是否进行“非粮化”种植无相关关系。（1）一般来说，粮食销售价格越高，越不容易产生“非粮化”种植。但在调研的样本企业中，73%以上的企业粮食销售价格都是高于保护价销售的。（2）在样本企业中，不管是种植粮食作物还是经济作物都需要雇佣劳动力，且在农忙时会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而雇佣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差别不大，企业不会因为雇工工资这一小部分支出而影响种植策略。（3）转入耕地年限与青岛市工商资本在租用耕地上是否进行“非粮化”种植无相关关系，可能是因为种植的农作物生产周期短，可以随时改变种植策略，也存在部分企业每年种植的农作物均不一样有关。（4）对政策了解程度可能是工商资本下乡租用耕地是否“非粮化”种植的影响因素之一，但工商资本具有逐利性，在利益驱使下，一旦开始决定种植某种作物，对政策是否了解就不会再影响其种植行为。（5）合同批准单位级别的高低，对租用耕地的成本可能产生的影响较小。

2.3 问题分析

（1）根据上述分析可知，青岛市工商资本下乡租用耕地时相关部门政策的执行力度不到位，且下乡成本攀升，水浇条件不完善，工商资本本身对租用耕地相关政策了解不全面，这些因素导致已经达到了中度“非粮化”状态，严重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

（2）调研中发现，青岛市工商资本种植小麦和玉米等粮食作物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机械化程度普遍较高，且小麦和玉米等粮食作物生长周期短，风险低，但是由于租用耕地费用、农资费用等成本的攀升，收益远低于种植经济作物的，直接削弱了工商资本的种粮积极性。

（3）青岛市作为山东省的经济中心，位置临海，水资源充足，2020年全市机电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68.8%，省时省力，但是调查发现，49.7%的工商资本耕地浇水不方便，农田灌溉不仅需要水资源分配时充足，还包括水资源的输送便利、作物吸收良好等，若输送水不方便，会增加农业生产成本，降低水资源利用率，同时导致粮食产量下降，严重打击了工商资本的种粮积极性。

（4）农业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资本支持，随着近年来工商资本下乡进入农业的数量不断增加，政府在工商资本下乡过程中普遍存在监管不到位，准入门槛低，对政策了解不全面，出现“非粮化”水平进一步加剧的情况，长此以往，对土壤肥力产生了不可逆的危害，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山东省青岛市163个工商资本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工商资本租用耕地“非粮化”的行为特征，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对青岛市工商资本租用耕地“非粮化”种植行为的驱动力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除粮食销售价格、雇工工资、转入耕地年限、对国家政策了解程度、合同批转单位这5个变量外，其余变量均对青岛市工商资本租用耕地“非粮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各影响因素中，转入耕地质量、粮食单产预期、融资难易影响不显著，非农经历、企业规模、周边水浇条件、农资费用、当地政策执行力度在5%水平下产生了显著影响，转入耕地面积、租金在10%的水平下产生了显著影响。鉴于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3.1 加强政策引导和执行力度，规范工商资本租用耕地行为

政府是政策的制定者，“非粮化”整体发展态势依托于政府政策的规范和约束［12］。因此，应加强规范工商资本下乡租用耕地行为，要建立健全资格审查、项目审核和风险保障金制度，尤其是对于非农经历较多、企业规模较大的工商资本下乡，应综合评估其农业经营能力及风险承担能力，严格准入门槛，加强事后监管力度，严格限制耕地“非粮化”，对工商资本租用耕地的情况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及时查处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引导工商资本投入现代农业，鼓励开展农业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在生产发展中切实保护耕地等农业资源。

3.2 控制工商资本下乡成本，增加种粮收益

工商资本在下乡租用耕地时需要承担3种成本：租用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融资成本。本文在对青岛市工商资本租用耕地“非粮化”问题进行研究中得出，租用土地成本对其“非粮化”行为影响显著。多数工商资本年流转租金为8995.5～17991.0元/hm2，更有高达17991.0元/hm2以上的，且化肥、种子、农药等农资费用是工商资本初期主要考虑的显性成本［13］，当这些下乡成本升高时，为了获得利润，势必会产生“非粮化”倾向。因此，应将租用土地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可以从土地质量、地理位置、周边设施条件等方面综合考虑，合理定价。针对农资费用问题，对于大规模租用耕地产粮的工商资本提供合理补助，适当降低农资成本投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其规模化种植。继续完善提高稻谷、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的最低收购价，提高种粮收益。

3.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耕地灌溉条件

水浇条件对青岛市工商资本租用耕地“非粮化”产生了显著影响，如果在浇水时间、质量等条件上不能满足要求，必然会降低粮食产量，降低工商资本收益，因此，应加强基础设施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完善灌排系统，保障耕地水浇条件，并定期检查、维护农田水利设施。在修建引水管网时要注意引进新技术、新节水设施，以便为工商资本租用耕地种粮提供方便、充足的水浇条件［14-15］。

3.4 加强政策宣传教育，提高土地利用率

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仍有18.4%的工商企业对于工商资本租用耕地的相关政策不太了解，因此，应加强相关政策宣传教育，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通过网络技术、讲座、宣传册等方式，达到法律政策宣传效果［16-20］，使工商资本能自愿、主动利用手中的耕地进行合理种植。针对当地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等，因地制宜，优化耕地种植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农民增收，促进粮食安全与经济效益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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