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基于CGSS,2019数据的实证分析

龙 莹, 王 健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公众安全感是衡量一个国家人民生活品质和社会保障水平的重要指标，稳固并提升公众安全感不仅是中国迈进现代化国家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实基底，更是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保险制度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1]。鉴于此，研究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及影响的区域异质性和城乡异质性，对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及公众安全感提升均具有重要意义。

学界主要从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和主观心理感受等3个方面研究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的影响。

1.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关于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学界针对不同群体展开大量研究。如赵为民采用多重差分方法研究参加新农合大病保险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发现更加慷慨的医疗保险会使农村居民健康的改善程度提高10%～20%[2]；
刘玮等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和离散选择模型研究参加医疗保险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发现参加医疗保险能够提升儿童健康水平，且对身体健康状况差的儿童影响尤为突出[3]；
胡宏伟等采用双重差分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对国民健康的影响效应与机制，发现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对健康状况较好群体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但对健康状况较差群体的促进效应显著[4]；
臧文斌等对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中的逆向选择进行检验，发现健康状况较差的个体更倾向于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5]；
于大川等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参加社会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医疗消费与健康的影响，发现参加社会医疗保险对高龄、农村、低收入的老年群体的医疗消费与健康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6]。

2.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学界关于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家庭经济状况影响的研究存在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参加医疗保险有助于改善公众家庭经济状况。如岳崴等基于流动性视角分析参加医疗保险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发现参加商业医疗保险对家庭财务脆弱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7]；
陈学彬等基于未来支出角度分析参加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发现参加医疗保险能够显著提升家庭应对未来意外事件的能力，会带动家庭消费和减少储蓄[8]。部分学者认为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不显著。如熊波等研究新农合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新农合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人群的医疗费用问题[9]；
李晓嘉采用DID模型分析城镇医疗保险改革对家庭消费的政策效应，发现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对家庭自付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不显著[10]。

3.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主观心理感受的影响。学界关于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幸福感、获得感等主观心理感受影响的研究存在分歧。如Veenhoven最早研究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11]；
张仲芳等基于CGSS 2015数据研究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对公众获得感的影响，发现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未显著提升公众的经济获得感和发展机会获得感，但显著提升了城市居民和低收入人群的公共服务获得感和政治获得感[12]；
殷金朋等实证研究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发现除了财政社会保障水平外，其他各项社会保障水平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呈U型关系[13]；
褚雷等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框架研究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基本医疗保险能够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参保户对基本医疗保险的评价越高，则其幸福感提升越明显[14]；
马红鸽等研究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与居民幸福感、获得感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保障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健康水平来提升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15]。

综上所述，学界针对医疗保险的政策效应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主要基于公众幸福感和获得感的视角研究公众主观心理感受，较少基于公众安全感的视角展开研究，且学界主要基于社会治安的角度研究公众安全感，以及从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两个方面构建公众安全感的指标体系。而公众安全感是人们根据客观事物的认知以及生活情况的变化在心理上产生的主观信任和满意度，包括对经济、社会交际、环境和社会福利等4个维度的考虑。鉴于此，本研究从经济、社会交际、环境和社会福利等4个维度研究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及影响的区域异质性和城乡异质性，以期为医疗保险制度优化提供借鉴。

考虑到公众参加医疗保险会受到个体特征、环境等因素影响，存在自选择效应或被选择效应，并非自然试验的结果，若将数据直接应用到普通线性回归模型中，不能准确地分析医疗保险与公众安全感的真实因果关系。鉴于此，本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来处理选择性偏差，以更为准确地分析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

(一)倾向得分匹配法

倾向得分匹配法是将事实结果和模拟随机实验得到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本研究中的事实结果是基于实际观测并结合测量方法得到的公众安全感来计算期望值；
而模拟随机实验则是基于倾向值进行匹配来处理选择性偏差，通过匹配让配对的公众仅在是否参加医疗保险上不同，其他方面尽量保持相同，得到的结果是基于参加医疗保险的公众在不参加医疗保险的情况下公众安全感的期望值。对二者进行比较即可得到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

1.构建Logit模型。依据是否参加医疗保险，把全样本分为参加医疗保险的公众(处理组)和未参加医疗保险的公众(控制组)，构建模型如下：

Logit(Si)=α+βIi+δCi+εi

(1)

其中,Si表示公众安全感，包括经济安全感、社会交际安全感、环境安全感和社会福利安全感;Ii表示参加医疗保险;Ci表示协变量的集合;α、β、δ表示待估参数;εi表示误差项。

2.估计倾向得分。依据倾向值得分的定义，在给定协变量Ci的情况下，个体i(i=1,2,…,n)参加医疗保险的条件概率为：

P(Ci)=P[Ii=1|Ci]

(2)

其中，当公众参加医疗保险时,Ii等于1，即为处理组；
当公众未参加医疗保险时,Ii等于0，即为控制组。

依据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根据匹配变量的回归系数估计得到每个公众的倾向值得分。计算公式具体如下：

(3)

3.检验匹配效果。匹配效果检验包含2个方面：(1)考察处理组和控制组是否满足共同支撑假设，即两个组的倾向值得分是否存在重合的取值范围；
(2)考察倾向得分匹配法平稳性假设中关于处理组和控制组在控制变量上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4.计算平均处理效应。在已知个体i(i=1,2,…,n)倾向得分的情况下，计算得到参保组和未参保组在公众安全感上的差异，即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安全感产生的平均处理效应。计算公式具体如下：

ATT=E[Y1i-Y0i|Ci,Ii=1]

=E{E[Y1i-Y0i|Ci,Ii=1, exp(Ci)}=E{[E[Y1i|Ii=1, exp(Ci)]}-E{E[Y0i|Ii=0, exp(Ci)|Ii=1]}

(4)

其中,ATT表示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安全感产生的平均处理效应;Y1i、Y0i分别表示个体i参加医疗保险和未参加医疗保险时的公众安全感。

(一)变量描述

本研究所涉及的变量包括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各变量的赋值和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1.因变量。因变量为公众安全感，包括经济安全感、社会交际安全感、环境安全感和社会福利安全感等4个维度。其中，经济安全感包括家庭经济水平安全感和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安全感，在问卷中用“结合您家所有家庭成员的收入来源，您家保持收支平衡困难还是容易”测量家庭经济水平安全感，用“综合来看，您认为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测量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安全感；
社会交际安全感包括社交信任安全感和社交活动安全感，在问卷中用“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测量社交信任安全感，用“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经常在闲暇时间进行社交”测量社交活动安全感；
环境安全感包括生活环境安全感和人文环境安全感，在问卷中用“您对‘我对周围的自然环境感到满意’这一观点的同意程度”测量生活环境安全感，用“您在过去一年中是否经常在闲暇时间进行学习充电”测量人文环境安全感；
社会福利安全感包括社会保障安全感和生活保障安全感，在问卷中用“您对‘我国的社会福利让人变得有依赖性’这一观点的同意程度”测量社会保障安全感，用“您对‘社会给人们提供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多’这一观点的同意程度”测量生活保障安全感。其中，经济安全感的均值为3.12，表明公众的经济安全感整体一般；
社会交际安全感的均值为3.26，表明公众的社会交际安全感整体一般；
环境安全感的均值为2.98，表明公众的环境安全感整体一般；
社会福利安全感的均值为3.63，表明公众的社会福利安全感整体较高。

表1 各变量的赋值和描述性统计

2.自变量。自变量为参加医疗保险。在问卷中用“您目前是否参加以下社会保障项目(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进行测量。该变量属于分类变量，将公众未参加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公费医疗中的任何一种赋值为0，将公众参加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公费医疗中的任何一种赋值为1。参加医疗保险的均值为0.93，表明多数公众参加了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公费医疗中的任何一种，公众的医疗保险参与程度较高。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两个层面。其中，性别的均值为0.45，表明被调查对象中男性较多；
年龄的均值为48.32岁，表明被调查对象以中年人居多；
民族的均值为0.93，表明被调查对象以汉族居多，这与我国民族分布比例大致相符；
政治面貌的均值为0.16，表明被调查对象以群众为主；
婚姻状况的均值为0.85，表明被调查对象多数为已婚；
健康状况的均值为2.75，表明被调查对象的健康状况整体较为一般；
受教育程度的均值为10.81年，表明被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整体较低，以初中为主；
个人收入的均值为9.92，表明被调查对象的个人收入整体较低；
家庭常住人口的均值为2.76人，表明被调查对象的共同居住人口较少，家庭规模较小；
家庭人均收入的均值为9.21，表明被调查对象的家庭经济收入整体偏低。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该调查覆盖社会、社区、家庭和个人，2017年共收集样本12 582份，删除含异常值和缺失值的样本后得到有效样本8 028份。

(一)倾向值分析

本研究采用Logit模型研究控制变量对公众参加医疗保险的影响：将上述控制变量引入Logit模型，得出参保户未参加医疗保险和未参保户参加医疗保险的概率，即倾向值。Logit模型估计结果详见表2。

由表2可知，Wald卡方值为176.081，与临界值进行比对发现模型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拟合较好。具体来说，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常住人口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分别为0.301、0.058、0.084和0.213；
婚姻状况和健康状况均在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分别为0.511和0.017；
政治面貌和个人收入均在10%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分别为0.284和0.126；
而民族和家庭人均收入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和家庭常住人口均对公众参加医疗保险具有促进作用，而民族和家庭人均收入则对公众参加医疗保险影响不显著。原因在于：女性相对于男性更加重视身体健康，对参加医疗保险持更积极的态度；
公众身体机能的老化程度会随着年龄的增大逐步加大，使得老年人生病的几率相对更高，促使老年人更倾向于参加医疗保险；
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一般对医疗保险相关政策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使得其对医疗保险的参与度更高；
已婚公众会更加全面地考虑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其对参加医疗保险持更积极的态度；
健康状况良好的公众会更注重身体健康，对参加医疗保险持更积极的态度；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公众对医疗保险相关政策的理解越全面和深刻，使得其对医疗保险的参与度越高；
公众的个人收入越高，越会考虑将富余的收入用于参加医疗保险；
家庭常住人口越多，家庭面临的疾病风险相对越高，家庭越注重通过参加医疗保险来降低疾病带来的风险。而我国各族人民对医疗保险相关政策的理解基本一致，且我国家庭人均收入远高于医疗保险的报销起付标准，使得民族和家庭人均收入均未对公众参加医疗保险产生显著影响，但考虑到将其加入模型不会对匹配模型产生决定性影响，还能提高估计的精准度，因此在匹配时仍将其考虑进去。

表2 Logit模型估计结果

(二)匹配效果检验

依据前文计算得到的倾向值对参保户和未参保户进行匹配，将匹配的未参保户的公众安全感作为参保户在未参加医疗保险情况下模拟的公众安全感。为了进一步确保倾向值分析的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须对模型进行共同支持域检验和平衡性检验。

1.共同支持域检验。本研究采用核密度分布曲线对模型进行共同支持域检验。由图1可知，对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匹配前，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核密度分布曲线差异较大，表明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由图2可知，对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核密度分布曲线几乎重叠，表明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2.平衡性检验。为了检验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匹配后样本特征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进一步对模型进行平衡性检验。由表3可知，经过匹配后，多数变量的标准偏差均大幅减少，只有个人收入、家庭常住人口和家庭人均收入的标准偏差有所增加，表明匹配有效地消除了处理组和控制组的个体特征差异，匹配效果较好。所有变量的标准偏差的绝对值均未超过20，且伪R2由匹配前的0.04减小到匹配后的0.01，表明参保组和未参保组匹配后的控制变量是平稳的。Logit回归后的卡方统计量大幅减少，由匹配前的163.64减少到匹配后的63.34，因此不拒绝协变量没有联合效应的假设。可见，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后，参保组和未参保组不会因为控制变量产生选择性偏差问题，模型通过平稳性检验。

图1 匹配前核密度分布曲线

图2 匹配后核密度分布曲线

表3 平衡性检验结果

(三)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安全感影响的分析

在对全样本的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匹配后，本研究进一步采用K近邻匹配法分析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具体设置K=1进行一对一匹配，计算出参保户未参加医疗保险情况下模拟的公众安全感，并计算出其期望值，将该期望值与参保户参加医疗保险情况下实际的公众安全感的期望值进行比较，得出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表4)。由表4可知，在参加医疗保险的情况下，经济安全感、社会交际安全感、环境安全感和社会福利安全感分别在5%、1%、1%和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参加医疗保险对经济安全感、社会交际安全感、环境安全感和社会福利安全感均具有提升作用。同时，从公众安全感的增长幅度来看，在参加医疗保险的情况下，社会福利安全感的增长幅度最大，为0.25，表明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社会福利安全感的提升最为显著。这主要是缘于医疗保险是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参加医疗保险会有效提升公众对社会福利的信赖，促使公众社会福利安全感显著提升。

表4 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进一步采用核匹配法和半径匹配法对样本进行与上述K近邻匹配法一样的影响效应分析，并认定当这两种匹配方式的检验结果同时显著时才通过稳健性检验。由表5可知，在消除经济安全感、社会交际安全感、环境安全感和社会福利安全感的样本选择性偏差之后，参加医疗保险对经济安全感、社会交际安全感、环境安全感和社会福利安全感的影响系数均高于未参加医疗保险的影响系数，且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同时，无论是核匹配还是半径匹配，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安全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见，上述K近邻匹配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表5 稳健性检验

(五)异质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安全感影响的区域异质性和城乡异质性，本研究将全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以及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具体分析结果详见表6。

由表6可知，东部地区的社会交际安全感和环境安全感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分别为0.19和0.21，而经济安全感和社会福利安全感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参加医疗保险对东部地区公众的社会交际安全感和环境安全感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中部地区的经济安全感、社会交际安全感、环境安全感和社会福利安全感分别在5%、10%、1%和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分别为0.14、0.24、0.18和0.36，表明参加医疗保险对中部地区公众的经济安全感、社会交际安全感、环境安全感和社会福利安全感均具有促进作用；
西部地区仅经济安全感在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而社会交际安全感、环境安全感和社会福利安全感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参加医疗保险仅对西部地区公众的经济安全感具有促进作用。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率先发展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公众在社会交往渠道多样化且环境治理优良的东部地区生活，进一步提升了公众对当地政府以及各项政策的满意度，使得参加医疗保险对东部地区公众的社会交际安全感和环境安全感影响较为明显；
但东部地区公众收入水平整体较高，且区域社会福利水平整体较好，使得参加医疗保险对东部地区公众的经济安全感和社会福利安全感的影响不明显。中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受东部地区较为发达的经济、先进的管理理念等影响，其社会经济发展、社会交往渠道、环境建设和社会福利等均有较大提升，促使其医疗保险制度也日益健全和完善，使得参加医疗保险在整体上有效提升了中部地区的公众安全感。西部地区受地理区位等影响，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公众的收入水平整体较低，更倾向于通过参加医疗保险来应对疾病风险和减轻经济压力，使得参加医疗保险对西部地区公众的经济安全感影响较为明显；
但西部地区受资源禀赋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影响，其通讯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较为滞后，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医疗保险制度的建设和优化，使得参加医疗保险对西部地区公众的社会交际安全感和环境安全感影响不明显；
而参加医疗保险虽然理论上能为公众报销部分医药费用，但这部分费用会受到报销比例以及医疗保险保障范围和封顶线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参加医疗保险对西部地区公众社会福利安全感的影响。可见，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表6 异质性分析

同时，由表6可知，农村地区的经济安全感和社会福利安全感分别在10%和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分别为0.02和0.26，而社会交际安全感和环境安全感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参加医疗保险仅对农村地区公众的经济安全感和社会福利安全感具有促进作用；
城市地区的环境安全感和社会福利安全感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分别为0.23和0.34，而经济安全感和社会交际安全感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参加医疗保险仅对城市地区公众的环境安全感和社会福利安全感具有促进作用。原因在于：农村地区公众的收入来源相对较少，政府医疗保险政策的实施使得其可以通过支付较少的费用参加医疗保险来获得较好的医疗服务，进而有效提升农村地区公众的经济安全感和社会福利安全感；
但农村地区的通讯设施发展较为落后，社会交往渠道较为单一，以及农村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居环境保护较好，使得参加医疗保险对农村地区公众的社会交际安全感和环境安全感影响不明显。城市地区由于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大气污染、水污染等较为严重，会直接影响城市地区公众的身心健康，使得参加医疗保险能够有效提升公众的环境安全感和社会福利安全感；
但城市地区公众由于收入水平整体较高，且社会交往渠道较为多样化，使得参加医疗保险对城市地区公众的经济安全感和社会交际安全感影响不明显。可见，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城乡异质性。

(一)结论

基于CGSS 2017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经济、社会交际、环境和社会福利等4个维度分析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及影响的区域异质性和城乡异质性，得出以下结论：

1.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安全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医疗保险对经济安全感、社会交际安全感、环境安全感和社会福利安全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对社会福利安全感的影响最大，对经济安全感的影响最小。

2.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其中，在东部地区，参加医疗保险对社会交际安全感和环境安全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经济安全感和社会福利安全感则影响不显著；
在中部地区，参加医疗保险对经济安全感、社会交际安全感、环境安全感和社会福利安全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西部地区，参加医疗保险仅对经济安全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社会交际安全感、环境安全感和社会福利安全感则影响不显著。

3.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城乡异质性。其中，参加医疗保险仅对农村地区公众的经济安全感和社会福利安全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仅对城市地区公众的环境安全感和社会福利安全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对策

公众安全感的稳固和提升与医疗保险密切相关，应进一步精准帮扶特殊保障对象、健全医疗保障制度、协同发展商业医疗保险等，以充分发挥医疗保险的安全保障功能，从而进一步提升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安全感的正向效应。

1.精准帮扶特殊保障对象。考虑到中国特殊的二元社会结构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较大的情况，为增强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安全感的正向作用，针对特殊情况应合理地调整医疗保险政策。具体来说：(1)在环境污染严重地区健全相关疾病的补贴政策。部分地区因经济发展导致环境污染，使得该区域哮喘、肺癌等疾病的发病率提高，当地政府要联合企业有针对性地对相关疾病发病率的提高进行探讨研究，从财政收入和企业专项资金中抽调一部分对相关疾病患者进行补贴，建立与当下居住环境相匹配的医疗保险政策，进而有效提升公众的环境安全感。(2)在老龄化人口聚集地区简化医疗保险的报销流程。复杂的医疗保险报销流程会增加老年群体医疗保险报销的难度，降低其对公共服务的体验感，地方政府要结合本地人口老龄化的情况，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和数字技术，进一步健全互联网医疗保险报销平台，提高老年群体办理医疗保险的便捷性和可及性等，进而有效提升公众的社会福利安全感。

2.健全医疗保障制度。考虑到中国存在部分相对贫困人口以及特、重大疾病新变化的情况，应适时对医疗保险政策进行调整。具体来说：(1)适度调整起付标准。各地政府应阶段性地结合当地发展状况、人口密度、财政收入和居民健康状况等，适度调整当地医疗报销的起付标准，提高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降低特、重大疾病患者的医疗费用，以更好地满足公众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使医疗保险能够在更大程度上缓解公众的经济压力，切实提升公众的经济安全感。(2)同步更新疾病谱。相关职能部门应实时监控公众患特、重大疾病的情况，综合考虑疾病的费用、医治难度以及对身体的损害程度等，合理制定和调整重大疾病的医疗保障范围，实时动态更新医保的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和医疗服务设施目录，以有效保障新型疾病患者和重大疾病患者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切实提升这部分公众的经济安全感。

3.协同发展商业医疗保险。考虑到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和公众需求日益多样化的情况，除应健全社会医疗保险外，还应进一步协同发展商业医疗保险，有效发挥商业医疗保险对公众安全感的正向效应。具体来说：(1)政府要发挥引导作用。政府应加强对商业医疗保险的引导和监管，引导商业保险机构创新并完善保障内容，监督商业保险机构切实提高保障水平和服务能力，从而有效提升公众的社会交际安全感。(2)保险机构要创新保险产品。商业保险机构应汲取社会医疗保险的发展经验，并结合社会医疗保险存在的不足之处，着重从社会医疗保险尚未涉及和较少涉及的领域进行保险产品的创新和发展，与社会医疗保险形成互补的局面，以更好地满足公众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切实提升公众的社会福利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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