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马来西亚华人史——新趋势和跨过两种语言圈之间的隔阂

[马来西亚]黄子坚

在马来世界里的华人踪迹可以被追踪到两个世纪之前。然而，到了19 世纪，马来（西）亚才出现大规模的华人社群，当时华人主要是从华南地区迁移到南洋（东南亚）各地。彼时一些华人是商人，大部分则是劳工和工匠。前者通常集中在城镇，后者分散在不同的矿场和种植场。

随着缓慢的增长，马来西亚的华人群体在2000 年已经增加到超过500 万人，占整个马来西亚人口的26%。华人已经从侨居者变为定居者，参与这个新兴国家的政治活动，首先是马来亚的独立，而后是马来西亚的组成，尤其是成为她的公民。马来西亚华人脱离了他们先前的职业模式——商人、劳工和矿工，他们和职业几乎涵盖了各个层面以及管理岗位，诸如政府公务员、警察、防卫部队，以及部长等。

华人社群的起源以及演变已获得学者们的诸多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这一社群，包括他们的历史、宗族，以及不同的地理分布等，并出版了许多相关研究成果。

本文将追溯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研究和写作的演变，研究人员面临的问题，并对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提出一些建议。这篇论文将提出，尽管多年来在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写作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仍有间隙待填补。这必要超越传统的调查方法，以更有意义的方式审查族群的历史进展，将族群的历史置于更大的马来西亚历史框架中。这表示，研究者需要投入以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新领域。

最早开始在马来西亚华人领域开展研究，要归功于英国学者和管理者——巴素（Victor Purcell）的两本著作《马来亚的华人》（Chinese in Malaya,1948）和《东南亚的华人》（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1951），提供了初步的调查框架。巴素采用了调查方法，通过追踪马来亚和英属婆罗洲华人族群（在他有关东南亚的那本书）的起源和演变，为进一步深入此类研究铺平了道路。①Victor Purcell,The Chinese in Malaya,Singapo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8;Victor Purcell,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Singapo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

1967 年，黄尧带来第一本用中文书写的马来西亚华人历史。全书基本上全部使用中文资料，他的研究也包括新加坡华人历史。这本书最近又同名再版。②黄尧：《星马华人史》，香港：香港明鉴出版社，1967 年。他的书涵盖了每个州的华人族群的历史，也包括有关文莱的一章。尽管文字与历史调查有些类似，但是也包含了其他一些著作，尤其是用英文书写的著作没有的内容。

在此之后，大概需等20 年，才有新的马来西亚华人史问世。1984 年，林水檺和骆静山带领一群学者，用中文书写马来西亚华人史。③林水檺、骆静山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马来西亚留台校友总会，1994 年。这套书涵盖了广泛的主题，也趋向于涵盖整个世纪。如同其他马来西亚的出版品，它聚焦于西马半岛。不过，他们的研究工作忽略了东马的华人。其影响是有限的，因此它的出版在中文圈以外并不怎么知名。

1994 年，新的一群马来西亚华人学者，在林水檺的带领下再次开始用中文书写马来西亚华人历史。在4 年后完成的时候，它用3 卷通过不同主题探索该族群的历史。该著作题目是《新编马来西亚华人史》，编者回应了检讨历史和由当地华人书写历史的需要。④林水檺、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三卷本），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1994 年。与第一版不同，它覆盖了东马，其中收集了适量有关华人在沙巴和沙捞越的历史信息，几位东马人对这一版作出了具体贡献。

如1984 年那版，1994 年版范围广泛，涵盖诸如教育、社会、文学、政治、人口统计、新村、信仰和报纸。然而，与1984 年版的努力类似，新的历史版本依然缺乏读者。它突然从市场消失后就寂然了，只成了这个领域的学者偶尔参阅的参考书籍。⑤赞助者是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该国家唯一最大的华人组织，在出版之后对书中的一些讯息感到不快，不久就将这本书退出发行领域。

在林水檺和他的同事们努力的同时，马来亚大学的学者李锦兴和陈志明试图推出另一本用英文书写的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专著。⑥Lee Kam Hing and Tan Chee Beng,The Chinese in Malaysia,Kuala Lumpur:OxfordUniversity Press,2000.与林水檺及他的同事一样，李锦兴和陈志明认为最后一版的马来亚华人通史是巴素在1948 年的作品。（很显然的，他们忽视了林水檺和他的同事写的3 卷书。）编者指出，华人族群已经发生了变化，产生了巨大的改变，需要一项新的调查来重新审视其发展，以及在巴素开创性工作以来发生的变化背景下取得的进展。然而，编者们坦诚，“这本书所涵盖的主题目录并不详尽……希望能接受这本书有所遗漏。”⑦同上书，第xxix 页。这本新书不是一本通史，而是一本关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各方面的论文集，诸如他们的宗教和文化。大多数撰稿人采用了历史调查方法。两章分别涉及东马来西亚的沙巴和沙捞越，但没有很好地与西马来西亚更大的华人族群相结合。

毫无疑问，林、陈、李的著作对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有重要贡献。虽然两个学者团队都以提供新的、新鲜的视角来理解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发展，但他们的方法和覆盖面存在明显差异，主要是所涉学者在背景上的差异。

林水檺的团队几乎完全由那些专门用中文写作的人组成，而陈和李团队的撰稿人主要是受英文教育的。唯一例外的是颜清湟，他是所有3 个早期历史研究的双语贡献者。

这种语言差距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出现了两条路线。

差距不仅存在于语言方面，还存在于方法和信息来源。虽然两个团队都强调华人族群内已经发生变化，在他们的重点和专业化的领域却是不同的。用中文写的研究往往具有更多文化倾向，而那些用英文写作的人通常关注的是发展和与更大的框架有关的族群的变化，包括国家。那些用中文书写的，富于细节和轶事，而用英语的则更概括和主题更广泛。

在资料来源方面，用中文撰写的文本从现代文提取依据，包括中国各团体和报纸发布的材料；
而英文版则更倾向于依靠英文和马来文的官方文件。这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主体被处理的不同方式，部分源于两个语言群体的背景。然而，有一些专业历史学家在20 世纪60 年代在中文为媒介的南洋大学接受过教育，并且在中国台湾或香港进修过（例如在香港中文大学）。后一群人虽然属于中文群体，但他们的途径和方法为他们的英文同道所相容。

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不仅限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也在于他们采取的途径和方法。这导致李锦兴和陈志明的版本几乎忽视了中文书写的资料。而为林水檺版做出贡献的作者则更加自如地使用中文和更加依靠用中文书写的资料。

在李锦兴和陈志明版的前言——《华人在马来西亚》里，王赓武注意到林的版本和两个群体不同的路径。他敦促每个群体查阅其他文本和敦促那些没有接受过中文训练的人加倍努力使用中文资料。

这两个最近的探索工作之间的差异点，指向一个不断扩大的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研究两个主要流派的取向和思想上的裂痕。

与中国的联系

关于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一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华人本土宗族和方言群。第一类涵盖马来西亚华人和中国的历史联系、个人及其参与政治（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传记、经济活动、社会事务（包括宗教活动）和社会文化组织。第二类涵盖了不同地理分布的华人的地方历史，包括马来西亚的一些小城镇以及各种宗族和方言群在不同地方的历史。本文将重点介绍几个在这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的著作。

王赓武是研究华人与中国之间历史联系的先驱者之一。他开始研究中国与马六甲的关系，并在此过程中揭示了太监尹庆所扮演的角色。①Wang Gungwu,“The Opening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Malacca (1403-1405)”,in J.S.Bastin and R.Roolvink (eds.),Malaya and Indonesia Studies:Essays Presented to Sir Richard Winstedt,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虽然王赓武将自己的兴趣扩展到审视在新的政治进程中华人的角色和参与，但颜清湟研究了马来西亚华人与新加坡之间的实际联系，以及正在经历巨大政治动荡的中国。他对南洋华人（包括马来亚和新加坡）参与辛亥革命的研究在今天仍是经典。②Yen Ching-Hwang,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and Malaya,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Yen Ching-Hwang,“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Malaya and Singapore,1877-1912”,Modern Asian Studies,Vol.16,No.3 (1982).马来西亚华人与中国的联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被重新激发。那些为此类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包括梁文勇（Stephen Leong）和许云樵。③Stephen Leong Mun Yoon,“The Malayan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1)”,Proceedings of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National Conference,Vol.2,Sydney:1978;Chua Ser Koon and Hsu Yun-Ts’iao (eds.),Malayan Chinese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Selected Source Materials，Singapore: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ublishing House Pte.Ltd.,1984 [Articl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像明石阳至（Yoji Akashi）的日本学者也有助于理解这一事件，特别是在研究马来亚华人对中国战争努力的贡献方面。④Yoji Akashi,The Nanyang Chinese Salvation Movement 1937-1941,Lawrence: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Kansas,1970;Yoji Akashi,“The Nanyang Chinese Anti Japanese and Boycott Movement,1908-1928:A Study of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ists”,Journal of South Seas Society,Vol.23,No.1 &2 (1968).阳至的作品涉及早期联系中国和马来西亚华人之间的外交，而颜清湟研究了清政府努力从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人移民获得支持。另一个日本学者原不二夫（Fujio Hara）追溯了战后马来西亚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以及身份问题的变化。⑤Fujio Hara,Malayan Chinese and China:Conversion in Identity Consciousness,1945-1957,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2003.在砂拉越，刘子政致力于中国驻婆罗洲领事馆的历史，突出了中国政府与华人社区的紧密联系。⑥Yen Ching Hwang,“Ching’s Protection of the Returned Chinese after 1893,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Review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Vol.XV,1985;刘子政：《中国驻婆罗洲领事馆史略》，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2000 年。

政治史

马来西亚华人参与政治一直是历史研究中比较受欢迎的主题。这一领域的先驱之一是王赓武，他在马来亚大学历史系任职期间，非常关注参与马来西亚政治的两种不同的华人群体——他们涉足马来西亚政治的角色，以及与英国和马来精英的关系。他在新马来亚和马来西亚国家建立的关键早期阶段进行了几项研究。⑦Wang Gungwu,“Traditional Leadership in a New Nation:The Chinese in Malaya and Singapore”,in S.Takdir Alisjahbana,Xavier S.Thani Nayagam and Wang Gungwu (eds.),The Cultural Problems of Malaysia in the Context of Southeast Asia,Kuala Lumpur:The Malaysian Society of Orientalists,1965;Wang Gungwu,“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The China Quarterly,No.43 (1970).后来的学者，包括翁赫清（Oong Hak Ching），重点研究了战争结束后华人在1957 年实现独立的作用。⑧Oong Hak Ching,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1942-55:The Dynamics of British Policy,Bangi: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Press,2000.然而，关于沙巴和沙捞越的华人在马来西亚联邦成立中的作用的研究很少。1963 年，埃德温·李（Edwin Lee）的《沙巴的头家》是一个例外。⑨Edwin Lee,The Towkays of Sabah,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76.

非华裔学者穆罕穆德·诺丁·索佩（Mohamed Noordin Sopiee）协助研究华人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离中的作用，而戈登·敏斯（Gordon Means）则考察了华人政党的角色和表现。尽管这两位学者都是政治学家，但他们能够提供对马来西亚华人群体利益和政治相互作用的见解。①Mohamed Noordin Sopiee,From Malayan Union to Singapore Separation,Kuala Lumpur: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76;Gordon P.Means,Malaysian Politics,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1970 and Malaysian Politics:The Second Genera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华人政党——马来西亚华人公会引起了钟碧君（Heng Pek Khoon）的注意，②Heng Pek Khoon,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sia:A History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Singapo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梁文勇（Stephen Leong）为1979 年该党的研讨会写了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的早期历史。③Stephen Leong,“The MCA in Malaysian Politics:A Brief History”,Paper presented at the MCA Political Seminar on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alaysia,Kuala Lumpur,6 May 1979.詹远豪（James Chin）和黄子坚已经研究过沙巴和沙捞越的华人政党，它们更加本地化，反映了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第二类研究。④James Chin Ung-Ho,Chinese Politics in Sarawak:A Study of the 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Danny Wong Tze Ken,“Weaker King makers? Chinese Politics in Sabah under Mahathir”,in Bridget Welsh (ed.),Reflections,the Mahathir Years,Washington DC: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rogram,John Hopkins University,2004,pp.199-209.

其他学者研究了华人参与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谢文庆（Cheah Boon Kheng）的《红星照耀马来亚》（Red Star over Malaya）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并且仍然是有关马来亚共产党（MCP）的标准参考文献之一。日本学者原不二夫（Hara Fujio）研究了华人对马来亚共产党的领导。⑤Cheah Boon Kheng,Red Star over Malaya,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83;Hara Fujio,“Leaders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Malaysian Studies Conference,2-4 August 1999.最近，特别是自1989 年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斗争结束以来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主要由前成员的回忆录和回忆组成，这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⑥Liu Jianquan (ed), Qing Shan Bu Lao:Ma Gong De Li Chen (Green Mountain Would Not Whither:The Struggle of the MCP),Petaling Jaya:Sin Chew Jit Poh,2004;Ying Minqin,Di Shi Zhi Dui Yu Li:Jing Ji Man Tu de Ma Lai Ya Min Zu Dou Zheng Shi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of the People of Malaya),Kuala Lumpur:Ce Lue Zi Xin Yan Jiu Zhong Xin,2005.

传记

与政治史研究密切相关的是华人的传记和自传。这类著作相当丰富，尽管大多数都不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完整传记。关于个人的传记资料的汇编，以“谁的谁”（Who’s Who）的形式更早开始。最近以类似形式进行的一项研究是李锦兴和周文成（Chow Mun Seong）的《马来西亚华人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in Malaysia），⑦Lee Kam Hing and Chow Mun Seong,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in Malaysia,Petaling Jaya:Pelanduk Publications and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1997.比这本辞典更早的是5 卷本的《南洋名人集传》，这些传记由马来亚和新加坡人所主导。⑧林博爱主编：《南洋名人集传》（五卷本），（槟榔屿）南洋民史纂修馆，1922—1941 年先后出版。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人物完整的传记已经出版。爱丽丝斯科特—罗斯（Alice Scott-Ross）关于马来亚华人公会创始人——敦陈祯禄爵士（Tun Sir Tan Cheng Lock）的传记是这类著作的先驱。接下来是陈祯禄的儿子——前部长和马来西亚华人公会领导人敦陈修信（Tun Tan Siew Sin）的政治传记。这是陈红民（Chin Hon Min）撰写的硕士论文的主题。①Alice Scott-Ross,Tun Dato Sir Cheng Lock Tan:A Personal Profile by his daughter,Singapore:Scott-Ross,1990;Chin Hon Min,“Tun Tan Siew Sin:Kegiatan dalam Politik dan Ekonomi Malaysia”,MA Thesis,Department of History,University of Malaya,1993.皇家亚洲学会马来西亚分会出版了两本关于吉隆坡叶亚来（Yap Ah Loy）和陈振永（Chan Wing）的华人人物的传记。②S.M.Middlebrook,Yap Ah Lay,1837-1885,Kuala Lumpur:MBRAS,1983;Chan King Nui,From Poor Migrant to Millionaire:Chan Wing,1873-1947,Kuala Lumpur:MBRAS,1997.当然其他几位学者也研究过叶亚来，尤其是他作为吉隆坡创始人的角色。③Sharon A.Carstens,“From Myth to History:Yap Ah Loy and the Heroic Past of Chinese Malaysians”,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Vol.XIX,No.2 (1988).中文视角可参见李业霖：《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迹：甲必丹叶亚来的一生》，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1997 年；
刘崇汉：吉隆坡甲必丹叶亚来》，马来西亚华人大会堂，1998 年。最近对叶亚来的一项研究是陈亚才撰写的有关该人及其与吉隆坡的联系的短文④陈亚才主编：《与叶亚来相遇吉隆坡》，吉隆坡广东义山管理委员会，2006 年。，专注于他的一生及其在马来内战中的角色，从他在森美兰（Negeri Sembilan）的低贱出身，到开辟吉隆坡。相关论文还有柯雪润（Sharon Carstens）最初发表在《东南亚研究》（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期刊上关于叶亚来的论文。

林姵婉（Patricia Lim Pui Huen）撰写了她的外祖父黄亚福的传记，他是早期现代柔佛州发展的重要贡献者。⑤P.Lim Pui Huen,Wong Ah Fook:Immigrant,Builder and Entrepreneur,Singapore:Times Editions,2002.这是一项基于官方和家庭记录的艰苦研究工作。

也许在马来西亚撰写华人人物传记最雄心勃勃的尝试是由一群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学者撰写的3 卷本华人传记。这项研究由林水檺（Lim Chooi Kwa）及其同事所领导，这部著作首先由在台北的“中研院”出版，后来再由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在吉隆坡出版。每一卷都集中于政治、商业和文化（特别是教育）中的华人。⑥林水檺、何启良、何国忠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3 卷本），台北“中研院”2001年繁体字版；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2003 年简体字版。

2006 年出版了一本名为《马来西亚之子：马来西亚著名人物故事》的两卷新传记。⑦Wang Hong (ed),Stories of Famous Personalities of Malaysia,Kuala Lumpur:Novum Organum,2006.该书旨在“向年轻一代灌输勇气和辛勤工作的品质”，该书提供了为马来西亚的历史和发展做出了贡献的个人的简短传记。其中包括从东姑·阿都拉曼到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巴达维的5 位马来西亚总理的传记，其次是华人的故事，从吉隆坡开拓者叶亚来开始，到现代房地产开发商杨忠礼（Yeoh Tiong Lay）。它包括了“无法回归的马共秘书长”——陈平（Chin Peng）的传记。⑧Ibid.,pp.70-77.

不同地域的历史

华人研究的分支是华人在不同地区的历史。部分著作覆盖面广，侧重于特定地理区域或州的华人，或较小的聚居点。韩新丰（Han Sin Fong）1975 年的作品是关于沙巴的华人和他们的职业模式。黄子坚有关1946 年之前更为全面的社区历史于1998 年出版。关于方言群，韩新丰对沙巴的海南人，张德来对沙巴的客家人，陈志明（Tan Chee Beng）对西海岸的华北人进行了研究。①Han Sin Fong,The Chinese in Sabah,East Malaysia,Taipei: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lklore,1975;Danny Wong Tze Ken,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Immigrant Society,London:Asean Academic Press,1998;Han Sin Fong,“The Hainanese of Sabah”,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75;张德来：《沙巴的客家人》，沙巴神学院，2002 年；
Tan Chee Beng,“The Northern Chinese of Sabah,Malaysia:Origins and Some Sociocultural Aspects”,《亚洲文化》第21 期，1997 年。谢诗麟（Seah Soo Lin）对铁路小镇保佛（Beaufort）华人社区的微观研究，追溯了他们在铁路上的工作以及他们如何在1898 年帮助建立乡镇。②Seah Soo Lin,Bao Fo Hua Ren Shi (The Chinese in Beaufort),Kota Kinabalu:Capital Printing,1995.

在沙捞越的华人，田汝康（Tien Ju K’ang）在1953 年完成的开创性著作于1997 年重新出版，而陈约翰（John Chin）的《沙捞越华人》（The Sarawak Chinese）于1981 年出版，而周丹尼（Daniel Chew）的《沙捞越边境的华人拓荒者》（Chinese Pioneers on the Sarawak Frontiers）则于1990 年出版。③Tien Ju-K’ang,The Chinese of Sarawak,London: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1953;republished under the same title by the Research and Resource Centre Committee,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 in 1997;John Chin,The Sarawak Chinese,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Daniel Chew,Chinese Pioneers on the Sarawak Frontier,1841-1941,Singapo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杨敬记（Paul Yong）研究了石隆门（Bau）华人矿工，为华人和执政的布鲁克家族之间的早期互动提供了视角。④Paul Yong,A Dream of Freedom:the Early Sarawak Chinese,Petaling Jaya:Pelanduk Publications,1991.周丹尼的工作也涉及了石隆门的客家金矿工人。

在马来半岛，由卫理公会传教士带到霹雳州实兆远（Sitiawan）的福州人作为一个独特的社区被研究。参见江伟爱（Gong Wei Ai）1977 年的研究，该研究调查了社区的迁移过程，最近还有一个由施敦祥（Shih Toong Siong）进行的详细研究。⑤Gong Wei Ai,“Sejarah Pemindahan Orang Foochow ke Sitiawan”,Paper on Chinese Studies,No.1,University of Malaya,1977;Shih Toong Siong,The Foochows of Sitiawan:A Historical Perspective,Sitiawan:Persatuan Kutlen Daerah ManJung,2004.陈长兴（Tan Chuan Hin）的《金宝100 年 1886—1986》⑥陈长兴：《金宝100 年 1886—1986》，大拇指出版，2001 年。从华人视角介绍了一个城镇的历史和发展。

陈嵩杰（Chin Soong Kead）的《森美兰州华人史话》在2003 年以中文出版，⑦陈嵩杰：《森美兰州华人史话》，森美兰中华大会堂，2003 年。描述了从19 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年客家矿工成为该州的定居者为止。他的著作还提供了对早期森美兰州的华人甲必丹生活的见解，包括传奇的盛明利。他结合使用了当地的非官方的信息来源以及用英语发表的著作。他的著作就是这种双语资料如何能够创造出优秀作品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对霹雳州太平镇发展的描述中，邱家金（Khoo Kay Kim）深入了解了华人社区的贡献。李永球（Lee Eng Kew）撰写了关于华人在该镇的贡献，题为《移国：太平华裔历史人物集》，其中涵盖了87 名华人在太平的生活故事，从19 世纪60 年代该镇仍被称为拉律（Larut）的时候开始直至2000 年。这是基于华人家庭的研究资料以及在义山和华人寺庙中发现的碑铭资料。李永球在太平故事的第二本叙述了日本占领期间及之后的城镇生活。⑧李永球：《日本手：太平日据三年八个月》，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6 年。

有关槟城华人，张少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撰写了3 部关于华人社群的著作，包括他们的领导人和信仰活动。①张少宽：《槟榔屿华人史话》，燧人氏有限公司，2002 年；
《槟榔屿华人史话续编》，南洋田野研究室，2003 年；
《孙中山与庇能会议》，南洋田野研究室，2004 年。他能够利用官方和方言（非官方）的消息来源，使其著作变得重要。尽管不是专业历史学家，但其著作在槟城华人中颇具权威性。最近的一项研究是槟城保良局——一个战前妇女和儿童的重新安置之家，让人们窥视早期槟城华人女性的福利。②Neil Khor Jin Keong and Khoo Keat Siew,The Penang Po Leung Kuk:Chinese Women,Prostitution and a Welfare Organization,Kuala Lumpur: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2004.

历史联系

近来，历史学家研究不同地区华人的跨地缘政治的历史联系。詹尼佛·库什曼（Jennifer Cushman）对槟城许氏（Khaw）家族与泰国华人商业网络联系的开创性研究为进一步研究这种联系铺平了道路。③Jennifer Cushman,“Siamese State Trade and the Chinese Go-Between”,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Vol.12,No.I (1981).这些研究越来越受到历史学家的欢迎，因为他们发现来自不同地区的华人之间的联系超越了现有的政治边界。中国的吴小安和马来西亚的苟布歌·苏湾塔娜-皮安（Kobkua Suwannathat-Pian）已经延续了库什曼的研究，并加以深入。④Wu Xiaoan,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1882-1941:Kedah and Penang,London:Routledge Curzon,2003;Kobkua Suwannathat-Pian,“Chinese Immigrant Communities in Western Seaboard of Siam and Penang Area during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a Preliminary Comparison”,Paper presented at Shared Histories Conference,Penang,30 July-3 August 2003.历史学家很有可能通过研究沙巴华人和南部菲律宾，以及棉兰、古晋和海峡殖民地的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的跨界联系来进行这样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

自战争结束以来，关于华人社群及其参与战争的文献源源不断。蔡史君和许云樵关于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参与战争的中文文献汇编是迄今为止最大部头的著作。⑤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公司，1984 年。该书概述了马来亚的抗日活动以及开展的筹款活动。马来亚和新加坡为中国救济基金和大英帝国战斗机基金（British Empire Spitfire Fund）募集资金。其他论文涉及战争的各个方面，包括日本在新加坡击败英国军队以及日本占领的3 年半。该书传达了一种总体印象，即华人社群的成员显然是日本军队成员，特别是宪兵队（军事警察）暴行下的受害者。

关于这场战争的其他著作包括李业霖的《太平洋战争史料汇编》，以及陆培春关于日本对马来西亚华人的残酷性的最新研究。陆培春的著作名为《日本军政下的马来亚：3 年8 个月的悲惨故事》，⑥陆培春：《日本军政下的马来亚：3 年8 个月的悲惨故事》，陆培春留日中心，2005 年。从华人的角度来看，该书是战争信息的宝矿。其中包括中国大屠杀，日本酷刑方法以及林谋盛的英勇事迹。一个有趣的部分涉及记忆和纪念问题，这是一个新的贡献，可以深入了解马来西亚不同时代的华人如何记住战争。

陈剑的《马来亚华人的抗日运动》概述了战前和战时马来亚的抗日活动，日本对从华人手中抽取50 万美元奉纳金的反应，其次是华人以抗日游击队的武装抵抗形式作出回应。该书虽然简短，但为进一步处理该问题提供了有用的框架。①陈剑：《马来亚华人的抗日运动》，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4 年。

关于华人抗日斗争的其他著作有李永球对日据时期太平的研究②李永球：《日本手：太平日据三年八个月》，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6 年。，单汝洪（Shan Ru-hong）的《森美兰抗日游击战争回忆录》③单汝洪：《森美兰抗日游击战争回忆录》，香港南岛出版社，1999 年。后来该书被翻译为英文出版：The War in South,The Story of Negeri Sembian s Guerrillas,Bangkok:Mental Health Publication,2003。，和谢育德（Chia Yuk Tet）对沙巴的神山游击队的研究④谢育德：《神山游击队抗敌史》，斗湖日报社，1978 年。。单汝洪的作品是他早期中文作品的翻译版本。根据作者作为游击队领导人的个人参与，它揭示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PAJA）在森美兰州的活动。这部作品还突出了许多日本暴行事件。谢育德的作品叙述了华人领导的神山游击队的故事。

他于1943 年10 月在亚庇发动反抗日军的起义。他提供了一个华人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不同于前殖民地管理员之前叙述的英文版本。⑤许多年来麦克斯韦·豪（Maxwell Hall）的著作是神山游击队的标准参考文献，该书与谢育德的著作略有不同，更多地依赖前政府公务员提供的账目，缺乏华人的观点。参见Maxwell Hall, Kinabalu Guerrillas,Kuching:Borneo Literature Bureau,1949.

这些关于战争的著作不可避免地强调日本占领军对华人族群造成的痛苦，以及华人对抗日军的贡献。这是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年轻一代的华人现在能够更多地了解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PAJA）抵抗日本人的成就，他们被视为英雄甚至爱国人士，但他们的贡献在官方的“民族”叙事中显然不存在。甚至关于神山游击队的故事也已从国家历史教科书中删除。

尽管华人作家在书写马来西亚华人中存在语言差异，但这两个群体至少一致地表达了族群对国家历史发展的贡献，以及华人在塑造马来西亚国家方面所起的作用。

马来西亚华人的一种新的历史著作类型提供了一些被主流（甚至国家）历史边缘化的视角——左翼和马来亚共产党（MCP）。这一历史学家和作家群体主要出现于1989 年，当时马来亚共产党结束了长达39 年的武装斗争，并与马来西亚政府和泰国南部的军事指挥官签署了和平协议。共产党对安全的威胁结束了，随后，新的政府政策修改了1989 年之前实施的安全措施，包括马来西亚人轻松前往中国的个人旅行。更重要的是：放松了对与共产主义有关的文学的控制。在审查“解冻”之后出现的第一个出版物是马来亚共产党第十支队前成员的作品。最初在香港出版的这些回忆录是由马来亚共产党的主席阿都拉西迪（Abdullah CD）和他的华人妻子应敏钦（Suriani Abdullah）撰写的。⑥Abdullah CD,Perang Anti-British dan Perdamaian,Hong Kong:Nan Dao Publisher,1998;Abdullah CD,Darurat dan Kemerdekaan,1948-1998,Hong Kong:Nan Dao,1998;Suriani Abdullah,Rejimen ke-10 dan Kemerdekaan,Hong Kong:Nan Dao Publisher,1999.尽管这些早期出版物并未直接涉及华人，然而它们在鼓励其他党的前成员撰写回忆录方面是一个分水岭。

不久，陈平的政治自传随后于2002 年在新加坡出版。这有助于为马来亚共产党的其他前成员公开他们的个人甚至集体回忆录或自传打开心门。当然，从华人一方来看，单汝洪关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森美兰与日本军队作战的战争回忆录于1999 年早些时候出现①单汝洪：《森美兰抗日游击战争回忆录》，香港南岛出版社，1999 年。后来该书被翻译为英文出版：The War in South,The Story of Negeri Sembian s Guerrillas,Bangkok:Mental Health Publication,2003.，揭示了作为自由战士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游击队员对日本军队的反抗。

在加影（Kajang），为了纪念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成员和在加影与英国安全部队作战的马来亚共产党，加影烈士家属委员会出版了一本书。它列出了在紧急状态期间死于与安全部队作战的加影的马来亚共产党部队的241 个人的名单。尽可能提供简要的个人数据，对于从事雪兰莪共产党历史工作的人来说，这本书绝对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信息库。像这一类型的所有著作一样，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替代国家官方历史版本的视角。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和马来亚共产党被视为为了使国家从英帝国主义手中获得自由而战，几乎没有人提到他们继续战斗到1957 年，即国家获得独立且英国殖民主人离开后。

然而，有一本著作试图解释为什么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成员以及后来的马来亚共产党继续他们的武装斗争，尽管马来亚1957 年获得独立并于1963 年成立了一个更大的马来西亚联邦。第六独立支队的指挥官张佐在其回忆录《我的半世纪》中讨论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和像他这样的马来亚共产党成员所理解的自由概念。对他而言，该国在1957 年实现的独立以及马来西亚的建立主要是通过马来亚共产党的决定性斗争实现的。②张佐：《我的半世纪：张佐回忆录》，张元，2005 年，第4—6 页。因此，他的回忆录证明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和马来亚共产党在击败独立后依然存在的英国新帝国主义中的抗争和贡献，这有助于国家的独立。

这一类型的文献还包含有关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和马来亚共产党的前成员的传记信息。《激情岁月》就是这样一部马来亚共产党成员们的简短的回忆录，他们是被马来亚流放并在马来亚紧急状态期间（1948—1960）被送往中国的。③彭国强主编：《激情岁月》，香港见证出版社，2005 年。在陈平发表他的回忆录之后，来自《星洲日报》的记者小组采访了他，并公布了他的采访记录，以及他们对当时的警察总监的采访以及其他文件，其中突出了马来亚共产党的事例，并包括了马来亚共产党人物的简介。④刘鉴铨主编：《青山不老：马共的历程》，星洲日报，2004 年。

在沙捞越，北加里曼丹共和党在20 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初期吸引了华人的参与，也出现了类似性质的著作，主要是为了纪念那些参与反抗政府斗争的人。田农 [Tien Rong（田英成，Tien Yin Chen）]《森林里的斗争》是关于沙捞越共产党的斗争，其全体成员是华人。⑤田农：《森林里的斗争》，香港东西文化事业公司，1990 年。该研究追溯了党的起源和愿望，它的扩张以及后来的斗争是如何崩溃的。这是对该党的第一次全面研究，它表达了华人族群中对国家政治和发展感到失望的一部分心怀不满的声音。

自2000 年以来，已有更多关于沙捞越共产党前成员的回忆和回忆录的著作。就像他们在西马的马来亚共产党的同志一样，这群人相信他们的行为是正确的。①《往事》，诗巫友谊协会，2000 年；
《林中猎奇》，诗巫友谊协会，2000 年；
《悠悠岁月话当年》，诗巫友谊协会，2001 年；
《风雨年代》，诗巫友谊协会，2002 年。他们试图证明他们的斗争和“牺牲”是正当的。就像他们的西马来西亚同志一样，他们将死者称为“英雄和殉道者”。

这些作品几乎全部用中文出版，对于只能用英文或马来文阅读的大部分马来西亚公众来说，这些作品是无法阅读的。由于它们涉及较小的读者圈，所以影响有限。然而，在过去的6 到7 年中，这种类型肯定有助于在国家更广泛的历史中出现关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和马来亚共产党的地位的替代观点。因此，听到一位反对派政客表达不同意见并不奇怪，他们认为马来亚共产党成员是真正的自由战士，他们比国家独立之父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更具国家意识。②这是刘天球（Ronnie Liu）的观点，他是民主行动党（DAP，Democratic Action Party）中央委员会委员。他的观点通过互联网上的媒体声明表达出来，引起了亲当权派政客的骚动，他们要求他公开道歉。参见Sunday Star,11 September 2005.

这种类型作品对当前的国家叙事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声称马来亚共产党的斗争的合法性及其对国族主义的贡献，并将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和被安全部队杀害的马来亚共产党成员描述为“真正的或真实的自由战士”和“烈士”。

自从50 多年前巴素对马来西亚华人的开创性研究发表以来，华人研究不断发展，并引起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将其重点放在其他方面：如种族间关系，华人本土（混合）社区、土生华人、改变华人身份和华商网络等。

虽然这些面向对社群来说都是真实的，但它们尚未引起历史学家的足够重视。这可以部分归因于历史学家的方法和对文件证据的需求（特别是官方的文件）。这些研究主题的本质涉及方法论及其他研究学科，尤其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因此，历史学家需要在他们的“盒子”之外思考采用多学科方法，或者学习借用其他学科的一些方法来帮助加强他们对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研究。

历史学家需要冒险超越官方资料。大多数这些研究较少的主题缺乏官方文件，阻碍了历史学家进行此类研究。私人文件、宗族会议记录和寺庙碑铭是研究这些主题的非官方来源的一些例子。③以沙巴为例，参见Danny Wong Tze Ken（黄子坚）,“Historical Sources on Sabah:Some Recent Observations”,Malaysia dari Segi Sejarah,No.30,2002.尽管这是一项普通的工作，但很多实例都是从华人社群的研究中得出的。这是一种主要由半学者或民间学者研究当地历史的途径。他们无法或不愿查找档案中的书面资料，转而使用更容易获得的资料，以便以寺庙墓碑或家庭（私人）文件中的碑铭材料的资料建构当地历史。

这项关于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编纂的考察并未是细密无遗的。其目的是揭示已有的对该主题进行的大量研究，并表明该领域仍在不断发展，以获得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和关注。

对于马来西亚华人来说，由于族群思考集体的未来，及其在马来西亚人口比例中的下滑，研究他们自己的历史已成为一个更紧迫的目标。为了使华人对马来西亚的贡献有意义，学者和学生都应该大胆地冒险超越现有的界限，探索新的领域。

如本文所描述，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著作大致分为两个语言领域，在作者方面亦然。在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方面，能够在这两大领域和语言中游刃有余的学者非常稀少，更不用说愿意用两种语言来书写研究成果了。除非尝试弥合差距，否则华裔马来西亚人如果不是倾向一边的话，对其历史的了解仍然不足。这个领域需要更多的双语学者来获取资料并协调双方的研究结果以弥合差距，从而产生一个更全面的、研究型的马来西亚华人族群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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