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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职教高考”制度建设研究

发布时间:2023-03-18 15:50:08 浏览数:

◎宋 冰 冰

当前,职业教育正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而“职教高考”制度是中高职教育衔接的关键性制度,是普职融通的重要环节,也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枢纽”,更是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的“催化剂”。因此,研究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职教高考”制度建设,是加强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客观需要,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2021年颁布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加强省级统筹,确保公平公正”。因此,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建设“职教高考”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职教高考”制度建设是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必然选择

一直以来,职业教育被认为是“断头教育”,绝大多数职业学校毕业生在取得职高、中专或大专文凭后只能选择就业,无法进入更高层次阶段接受教育。虽然国家已为职业教育毕业生提供了诸如“专升本”“专转本”“专接本”等渠道提升其学历,但学历的含金量、社会认可度不高,且学生所能选择的专业种类十分有限。随着中考后普职比的逐年下降,基础教育界的焦虑感越发严重,儿童早教、课外补习、学区房等问题成为社会热点。这些问题一方面体现了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全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和不信任,学生和家长从担心考不上大学变成担心考不上普通高中,从而引发了全社会非理性的教育内卷。“职教高考”制度作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制度,为职业教育打通了从中等教育阶段向高层次、高质量的高等教育阶段发展的通道,为职业学校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发展空间,也为职业教育留住了更多优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让他们有机会继续深造,从而促进了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

(二)“职教高考”制度是促进职业教育过程与评价优化的客观选择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因教学目标不明确、教学理念陈旧、生源质量不高、教学投入不足及评价体系不完善等,未能做到因材施教、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潜力,导致职业教育质量不理想,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大众期望。“职教高考”制度是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两个阶段的关键衔接,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职教高考”通过考试大纲的科学设计,规范中高职教育定位,促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有效衔接,发挥高等职业教育对中职教育的拉动效应,倒逼中职教育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推动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从而提高了职业教育教学过程及评价的科学性、有效性。

(三)“职教高考”制度是改善高等职业教育生源结构的基本保障

当前,高职院校的生源大部分来自普通高中毕业生和中职学校毕业生,少量来自企业在岗人员及非传统生源(如退伍军人等)。从高职院校反馈情况看,相比于中职学校毕业生,高职院校更倾向于招收专业学习与发展更优的普通高中毕业生。这反映出中职学校在教学质量、专业衔接、学生能力素质培养等方面的不足。然而,“在传统的高等职业院校考试招生体系之下,以普通高考成绩为参考依据的招生办法存在明显的制度性缺陷”。如果高职院校选拔人才的标准长期依附于普通高考,既不利于专业型和职业型高等学校招收到适合的生源,同时也挤压了中职学校学生升学发展的空间,阻碍了职业教育体系人才的内部提升。“职教高考”制度建设可促进中职教育提高质量,从而提高中职学校毕业生的竞争力;
同时,“职教高考”制度的考试招生办法能够凸显职业教育特色,能以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方式为高职院校招收到更为匹配的生源,充分发挥其人才选拔优势,为高等职业教育提供更合适、更优秀的生源。

当前,“职教高考”制度还处于建设完善阶段,在现实中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一)“职教高考”影响力不足、吸引力不高

受“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传统文化和教育观念的影响,社会民众普遍认为职业教育是低于普通教育的“次等”教育。在“层次教育”价值取向下,职业教育在法规政策等顶层设计中无法获得较高的合法地位,以致职业教育长期被忽视。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技能型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的需求不断攀升,构建和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显得愈加紧迫。《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因此,“中职教育+高职教育”与“普高教育+学术本科”应该是不同类型教育的人才培养途径,重要性相当而非有优劣等级之分。同样,“职教高考”制度作为衔接中高职教育的关键制度,应该与普通高考制度地位相当。然而,受制度惯性与认识惯性影响,当前“职教高考”制度并未获得足够的重视和影响力。

“职教高考”制度由于尚未形成较成熟的考试体系,在适用对象范围的划分、考试内容的确定、招生及录取等政策制度的设计上尚未统一明确,因而对其推广造成一定程度的阻碍。此外,“职教高考”还未能在制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发挥出“旋转门”机制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考试的选拔性作用,真正为高等职业院校及应用型本科院校选拔出高质量的、适合的生源,因而在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过程中公信力不足、说服力不强。同时,高职院校在生源不足的压力下,通过自主招生等多种渠道补充生源,大大减弱了“职教高考”的适用性,不利于“职教高考”制度的推广。

此外,应用型大学由于尚处于新建或转型过渡期,其主要生源仍为通过普通高考的普高学生,而通过“职教高考”进入应用型大学的生源名额不足,尚不足以达到调动中职学生学习积极性、促进中职学校提升教育质量水平的目的。同时,过度强调文凭的社会认知导致职业教育学生在形势日趋紧张的就业市场中受到歧视,尤其是热门职位在招聘中往往以名校或高层次文凭设置“门槛”,将职业院校毕业生拒之门外,并且在经济社会待遇中也未能体现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视,重文凭轻能力现象依然严重。这也导致“职教高考”制度吸引力不强。

(二)“职教高考”生源差异大,多元招生形式标准不统一

普通高考是学术型本科招收学生的主要方式,招收对象绝大多数为普通高中毕业生;
“职教高考”是为高等职业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招收合适生源的主要方式。与普通高考的同质化生源不同,“职教高考”的生源种类多、类型差异大,很难通过同一张考卷满足对不同类型生源的选拔需求。普通高中毕业生文化基础相对较好,但缺乏职业技能;
中职学校毕业生专业技能较强,但文化基础较弱;
而包括企业在职员工、退役军人、下岗失业员工、农民工等在内的非传统生源在专业学习发展方面明显不如前两种生源。生源差异导致“职教高考”无法简单采用一种方式来考查不同类型生源,但若针对各类生源设计不同的考查方式,则在考试的公平性和简易性上挑战极大。

“职教高考”不仅生源类型差异大,而且多元招生形式标准不一。除了“职教高考”这种升学途径外,常见的考试形式还有自考、对口单招等。这虽然为中职学生提供了多种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机会,增强了高等职业教育招生的灵活性和主动性,但是也带来了高等职业教育招生的随意化、无序化问题。各种形式的自主招生都是由高职院校自主制定考试标准、执行考试流程、完成招生过程,由于缺少外部监督,缺乏系统性及长效化的制度安排,招生标准不统一,容易出现各院校之间为争夺生源而竞相降低入学门槛的问题,从而陷入生源质量下降的恶性循环,不利于高职教育的长远发展。

(三)“职教高考”考试内容缺乏确定性,操作程序复杂

虽然《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职教高考”应采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方式进行,但并未确定具体的考试框架和内容。职业教育专业种类多样复杂,给“职教高考”制度的落地执行带来极大挑战。

首先,职业教育的跨界性特征决定了“职教高考”的复杂性,增加了其执行难度。“职教高考”要求在短期内进行大规模的、严格保密的、多种类型的职业技能考试,这对考点设置,尤其是对专业实践考试所需要的专业设备、场地条件等要求较高,在保证公平和防止考试内容泄露方面挑战很大。

其次,当前中高职教育定位不明确,不同中职学校培养标准不统一,导致“职教高考”内容设计难度较大。另外,由于职业教育不同专业特点鲜明、差异大,横向比较难度大,且不同专业由于其专业特点,对文化基础科目的偏重有所不同,不同专业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考试也难以放在统一的标准下进行比较,其复杂性难以协调,因此,文化考试、专业理论考试及专业技能考核的科学性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最后,职业教育受地域特征影响,考试的内容、难度、侧重点等难以统一协调。由于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区位优势不同,造成产业结构、产业形态各异,作为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职业教育,其学生培养的侧重点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此外,职业院校受人才需求、资金投入、教育资源、考生数量等多方面的影响,不同地区的学生的录取几率和发展机会也差异悬殊,这对考试的公平性挑战很大。因此,全国统筹实施统一的“职教高考”制度可行性不强。

“职教高考”制度是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需要从“职教高考”地位提升、政策完善、内容设计、考察方式选择、制度制定等方面采取措施,加强建设,以充分发挥“职教高考”应有的作用。

(一)加强技能型社会建设,提高“职教高考”社会地位

提高“职教高考”的社会地位需要加强宣传、加大投入、完善相关政策制度,以增强“职教高考”影响力,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首先,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应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和渠道,加强正面宣传,构建技能型社会文化,建立不唯学历看能力的评价系统,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加大力度宣传国家职业教育政策,明确“职教高考”与普通高考具有同等地位,形成社会各界支持“职教高考”制度建设的舆论氛围。其次,国家应统筹规划“职教高考”的制度建设,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建立保障机制,推动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统筹兼顾高职院校和行政主管部门各方利益,建立协同工作机制,建立和完善经费保障机制,给予“职教高考”必要的政策支持。最后,应加大投入促进“职教高考”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建设通用性强、功能齐备的职业技能考试基地,作为区域性的“职教高考”专门场所;
同时,加强职业学校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改善职业学校实训条件。大力倡导技能型社会建设,提高“职教高考”的社会地位、经费投入和完善相关制度,有助于提高“职教高考”影响力,提升职业教育质量。

此外,确保职业院校学生的就业前景广阔有利于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破除“职教高考”结果应用孤岛化,增强中职学生就业竞争力,大大提升社会对职业教育的信心。“对于进入职业教育体系学习的学生而言,其生涯发展的内在需求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的提升实现个体收入、社会地位等的提升及职业资格的获得、个体终身学习和职业能力的发展而实现的”,但是,就业市场上越来越高的入职门槛却成为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缺乏信心的主要因素。为此,“职教高考”除了可以应用于高等职业教育的生源筛选外,还应该作为中职学生求职的重要参考,帮助用人单位迅速选择合适人才,对取得优秀成绩者在工资待遇、实习期限上予以优待,特别是一些国企或事业单位应该开放一定的就业岗位给他们,以增强社会对“职教高考”的认可度。

(二)明确“职教高考”目标生源,加快应用型本科建设

高考改革牵涉千家万户,不易采用激进的变革方式,只能采用渐进式的改革方式。“职教高考”由于其生源种类多、类型差异大,并不适合进行统一选拔,因此,在“职教高考”建设初期应把中职学校应届毕业生作为生源主体。中职学校毕业生相对于其他生源来说,虽然所学专业各有不同,但培养模式相似,培养质量符合技术技能型人才要求。另外,在“职教高考”建立初期,将中职毕业生作为主体生源,可以防止普高毕业生挤压高等职业教育招生名额的现象,保障“职教高考”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发展。未来在“职教高考”制度逐步完善和成熟之后,可以逐渐扩大招生范围,逐步完善升学路径,实现普职融通。普通高中毕业生作为高职院校的主要生源之一,当前仍以其普通高考成绩作为选拔条件较为稳妥。针对企业在职员工和退役军人、下岗失业员工、农民工等非传统生源,由于其技能和文化差异大,显然也不适合纳入“职教高考”的统一考试。这类生源由于人数少、情况复杂,更适合通过自考、对口单招等自主招生渠道进入高等职业教育阶段学习。

此外,大力发展本科职业教育有助于提升“职教高考”吸引力和认可度,有利于高层次、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当前,我国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规模小、专业布局狭窄,限制了“职教高考”制度的建设和落实,因此,应该增设本科层次高职院校,鼓励更多办学实力强、教育质量好的专科院校升格为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加快推动部分普通本科高校转型为应用型技术大学,并增设本科职业教育专业的数量。这类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能够充分体现“职教高考”的权威性与价值,能够促进中职学生增强学习动力和学习信心,激发其学习自主性,增强其参加“职教高考”的信心,提高其参与度,从根本上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当然,高职本科与高职专科的数量、结构分布要合理,二者应分工有序、协同发展,防止高职本科与高职专科在生源方面的恶性竞争。

(三)明确中高职教育专业定位,发挥“职教高考”的“指挥棒”效应

当前“职教高考”实施的难点之一是中高职教育专业定位不明确,教学内容衔接不畅。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大规模发展的背景下,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应由过去完全的以就业为导向转为就业与升学导向并重,注重专业基础教育,专业应该以专业大类进行划分,将专业大类中的基础性教育内容进行提炼,成为教学和考试的科目;
高等职业教育应定位为专业教育,专业在这个阶段可以作更细致的专业区别。这样不仅能给考生提供更多的专业选择空间,也有利于“职教高考”制度落地,再通过“职教高考”的反推作用,在教学内容层面明确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之间的界线及衔接关系,增强课程标准执行力。

“职教高考”在内容设计过程中,必须兼顾职业院校的升学导向和就业导向的双重特性,体现地域性。“职教高考”的主要作用是为高等职业教育选拔合适的生源,因此必须要兼顾考试的适应性和选拔性。一方面要针对中职学生的特点进行设计,在考试内容和评价标准上能科学鉴别考生的知识、能力、素质,兼顾高职本科和高职专科的职业教育标准;
另一方面要能为高等职业教育招收到优秀生源,促进考生公平竞争优质稀缺的高等职业教育资源,进而促进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职教高考”虽是高等职业教育选拔人才的通道,但不意味着其可以为了追求升学而脱离职业特性。为了促进考生努力提升自身的技术技能水平,也为了引导行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主体认可并积极应用“职教高考”考试结果,“职教高考”的内容设计要能反映考生的职业能力,真实客观地考察考生的岗位适合性。此外,由于经济发展的地域性特征,“职教高考”应由省级部门组织设计考试内容,确保人才选拔的标准性和公平性,促进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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