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泰国华侨反对强迫教育运动的历史考察*

刘春玉 刘维一

（成都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6）

1933年，泰国华侨教育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因泰国教育部实施强迫教育条例，引起了泰国华侨大规模的反对运动，运动聚焦于反对泰国教育部强迫华侨学校施行泰语教育。这场运动像一面镜子折射出20世纪上半叶中泰两国政府在华侨语言教育上的争夺。泰国当时的国籍法采用“血统与出生地平行主义”，依据其国籍法①依据泰国当时的国籍法，凡是符合以下五种情况之一者，即属泰国人：一、生时父为泰国人者，二、父无可考，母为泰国人者，三、生于泰国境内者，四、夫为泰国人之外国人者，五、外国人以归化取得泰国国籍者。据此规定，泰国华侨国籍上多属于泰国国民。资料来源：陈其文编译：《中暹国籍法规汇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华侨子弟多属泰国国民，泰国政府将华侨子弟纳入强迫教育实施范围。通过强迫泰语教育，促使华侨子弟认同于泰国的语言、文化，进而认同于民族、国家。南京国民政府的国籍法则采用“血统主义”，依据1929年的国籍法，②国民政府1929年《国籍法》规定，符合以下四种情况之一者，为中华民国国民：一、生时父为中国人者，二、生于父死后，其父死时，为中国人者，三、父无可考，或无国籍，其母为中国人者，四、生于中国地，父母均无可考，或均无国籍者。资料来源：《国籍法及国籍法施行条例》，《.行政院公报》1929年第21期。华侨仍属中华民国国民，华侨教育属于国民政府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南京国民政府在华侨学校推行国语教育，通过普及国语构建统一的华侨社会，培养华侨认同于中华民族。20世纪上半叶中泰两国民族意识觉醒，民族主义思潮盛行，教育成为塑造泰国华侨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语言因其在构建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作用受到重视，中泰两国在华侨的语言教育上展开较量。

20世纪以前，泰国的华侨教育大体类似国内的私塾，内容以“三、百、千”和“四书五经”为主，主要培养华侨子弟学习中国的语言和传统文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华侨庞大的社会群体和雄厚的经济实力，革命党人和保皇党人纷纷奔赴华侨聚居地宣传各种政治主张。为争取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孙中山四次前往泰国进行革命活动，创办同盟会泰国分会、中华会所，创办书报社、报馆，发表演说、宣传革命思想，为革命募捐。1909年中华会所创办华益学堂，同年保皇党人创办中华学堂，开启了泰国现代意义上华侨学校之滥觞。之后受革命思潮影响泰国华侨各属会馆纷纷开办华侨学校，至1933年泰国华侨学校数量达到271所。①赵惠霞、秦娟：《泰国华文教育发展演变及影响》《东南传播》2019年第10期，第66页。这一时期泰国华侨学校的成长和华侨民族意识的觉醒相辅相成，各属华侨开始打破因地缘、业缘形成的帮派之分，逐渐走向一个融合的华侨社会。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一个名义上统一的中国成为当时华侨心目中祖国形象的寄托。国民政府重视华侨教育，补助华校经费、培养华校师资、编印华校教材、鼓励侨生回国深造；
由国民政府教育部、侨务委员会、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海外各级党部具体负责华校事宜。由于华侨多出自东南沿海省份，广东、福建等省也设置有负责华侨教育的部门。华侨民族意识高涨，在泰国华侨社会中开始出现“效忠于谁”的问题，引发泰国政府对于华侨民族意识归属问题的担心，为以后泰国政府加紧管控直至查封华侨学校埋下伏笔。

1910年拉玛六世继位，在泰国民众中广泛宣扬“民族、君主、宗教”三位一体的民族主义思想，要求国民热爱泰族、忠于国王、崇敬小乘佛教。他以狭隘的民族主义眼光看待泰国华侨，认为华侨会对泰国政治经济稳定造成潜在威胁，推出了一些旨在打压华侨的政策与措施，彻底改变了泰国王室数百年来优待华侨的历史，打开了泰国统治阶级排华思想的“潘多拉盒子”。②[泰]黄瑞国：《拉玛六世的民族主义与排华思想及其影响》，《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第72页。拉玛六世的排华措施中针对华侨教育的有《强迫教育条例》和《民校管理条例》，这两项法律文件规定华侨子弟必须接受泰语教育，华校教师须通过泰语程度考试，不得在华校传播三民主义等。虽然拉玛六世在位期间并没有严格执行这两项文件，但是为后来泰国政府排华政策的进一步发展拉开了序幕。1932年人民党发动政变以后，改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人民党延续了拉玛六世的排华思想，限制华侨的政治经济权利，压制中华文化在泰国传播。1933年泰国教育部规定自当年4月1日起，严格实施《强迫教育条例》，要求华侨学校每周须授泰语25小时。此举激起了华侨学校的强烈反对，引发了华侨社会大规模的反对强迫教育运动。1935年，泰国教育部以施行“十年教育计划”为由，规定华侨中小学校自当年4月1日起一律停办。消息传到国内，舆情汹涌，社会各界纷纷致电国民政府敦促其采取措施、保护华侨。在国民政府暗中支持下，沿海各省市出现了联合抵制泰米的行为。

为弥合两国日渐紧张的关系，中泰两国派出考察团沟通磋商，情势稍有缓和。在两国关系紧张与缓和的夹缝之中，华侨教育颠簸前行，发展壮大。到1938年，泰国华侨学校数量达到293所，教师492人，学生16711人。③李谋：《泰国华文教育的现状与前瞻》，《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第60页。1938年12月，亲日的披汶·颂堪第一次执政，在日本的支持下，披汶政府推行泛泰主义的民族意识。作为一种泛民族主义理论，泛泰主义不顾泰国为多民族共存，存在复杂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事实，强行推行民族同化政策，以确立和强化泰族的主体地位。在华侨教育方面，表现为查封华侨学校，切断华侨与祖国文化的联系，实现对华人泰化的教育政策。至1940年6月，泰国当局查封了242所华校，另外51所为避免强行查封自动停办，至此全泰293所华校荡然无存。①周南京主编：《华人华侨百科全书》教育科技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第278页。华侨教育陷于停滞，至1944年7月，因日军溃败，披汶政府倒台，华侨教育迎来发展的新契机。1946年中泰签订《中暹友好条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条约明确了华侨受教育之自由，不仅被查封的华校逐渐复苏，新诞生的社团和工会还创办了新的华校，华侨学校迎来短暂的发展高潮。1947年底，泰国共有华侨学校426所，学生6万多人。②赵惠霞、秦娟：《泰国华文教育发展演变及影响》，《东南传播》2019年第10期，第67页。1948年4月披汶·颂堪第二次执政，他延续了之前的排华政策，严厉管控华校，禁止新办华校，并逐渐减少华校数量，最终只保留152所。华校发展再次遭受重创限于沉寂，直至上世纪70年代，新中国和泰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华文教育逐渐迎来发展的转机。

华侨学校是建构华侨认同的重要场所，是中泰两国争夺华侨民族认同的舞台。1933年泰国政府着手实施强迫教育，要求华人子弟年龄在十至十四岁之间者应受泰国强迫教育条例的限制，每周须读泰语25小时。该规定只针对华侨子弟而其他外侨子弟却免受强迫教育限制,彰显了泰国政府视华侨为威胁，从语言入手实施积极同化政策的意图。针对这一规定，泰国华侨学校和其他团体在中华总商会和曼谷学会的领导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强迫教育运动。运动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部分接受强迫教育，反对运动以减少泰语教学时数、相应增加华文时数为目的；
第二阶段转而完全拒绝强迫教育。其经过如下：

1933年1月6日中华总商会召集华侨学校代表开会商讨反对实施强迫教育，到会者共一百余人，计有55所学校代表、4家华文报馆记者和中华总商会执监委员。1月6日华校代表大会以及之后的三次华校代表大会执委会会议商议结果为向泰国教育部请愿，请求华校每周教授泰语15小时，其余时间教授华文。请愿书于1月24日呈送泰国教育部，2月3日泰国教育部回复：所呈各节，因法律关系，未能照办。请愿未能达到预期效果，部分代表对中华总商会和华校代表大会执委会感到不满，认为应完全拒绝强迫教育。曼谷学会为拒绝强迫教育的坚定支持者，此时加入到反对运动。华侨学校第二次代表大会因参会人数不足而流产。

2月6日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一改先前部分接受强迫教育，转而完全拒绝。泰国教育部因担心激发大规模的反对运动，遂提出部分妥协的方案，将泰语授课时数减少至每周21小时15分钟。华校代表大会未接受妥协方案，重组执委会，并决定向泰国人民议会请愿。重组后的执委会积极推进工作：订定宣传大纲，由教员向学生讲演强迫教育不应实施于华侨的理由，再由学生向亲友宣传；
同时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求援，国民政府明令中华总商会“据理反对”，后商会迫于国民政府压力召集华侨各团体代表大会商议办法。

华侨学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3月3日举行，会议通过请愿呈文，拒绝强迫教育；
会议决定由全体华校教职工、男女学生、团体代表参与请愿；
请愿书除各学校、学生家长签名外，各团体、商店联名以增加力量；
同时还安排童军维持请愿秩序，派定看护、聘请医生担任请愿救护。3月5日中华总商会召集华侨各团体代表大会，代表百余人，来自于18个团体、47所华校和4家报馆。会议决定按照华校代表大会决议请愿，每商号派代表一人参与请愿。

泰国政府注意到请愿活动已从华侨教育界蔓延到整个华侨社会，随即推出了一系列的高压政策，阻止请愿：一、警告总商会不要参与非商务方面的事宜；
二、警告华校代表大会执委会、各校校长、曼谷学会不要带领学生集队请愿，不要私自集会；
三、国务院拟规定请愿办法，请愿只准派一二人为全权代表；
四、警告华校教员不得怂恿学生及家长参加反抗运动。华侨团体代表大会执委会在泰国政府的高压之下退缩，搁置代表大会议决案，大幅修改请愿呈文。3月27日各团体派代表前往请愿，呈文交人民议会收发处，呈文签名代表计9人。15日后泰国政府答复“碍难照准”。泰国华侨社会反对强迫教育运动告终。①泰国华侨反对强迫教育的经过，其资料来源于黄澄官所写《暹罗华侨反对暹罗强迫教育之经过：附表》，发表于《中华教育界》1934年第22卷第2期，第67-78页。黄澄官本人为此次运动的亲历者，依据其所见所闻，并综合当时泰国华文报纸对这次运动的报道，撰写了这篇文章。

泰国华侨反对强迫教育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以民间力量对抗政府压迫的运动，尽管虎头蛇尾，却大范围地动员了泰国华侨社会的力量。当时的请愿人数为：各行当商人332名；
华侨学校学生家长6137名，其中曼谷计有23所华校，2581名学生家长签名，其余各地计有40所华校，3556名学生家长签名。②黄澄官：《暹罗华侨反对暹罗强迫教育之经过：附表》，《中华教育界》1934年第22卷第2期，第67-78页。彰显泰国华侨反对强迫教育之决心，反映出部分华侨对祖国的认同。泰国华侨的民族主义思潮在中日战争爆发后促使他们捐资输力，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总商会代表的商人阶层和曼谷学会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在运动中展现了保守和激进两种不同的属性。华侨在泰国经商的传统久远，与泰国国民经济密不可分，商人阶层也支持请愿、支持华侨教育，却不愿采取暴力流血的方式，反映出这一阶层认同的模糊性，即他们不是简单的认同于国民政府或是泰国政府；
他们在认同的选择上是保守的，是有所取舍的。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成长于民族主义正在形成的中国以及泰国华人社会，在民族认同上更倾向于中国，因而在反抗泰国同化政策方面表现更为激进。在反对强迫教育运动中，琼侨公立育民学校自动向泰国教育部注册并遵行强迫教育要求。育民学校此举，联系到上文请愿人数以及同时期华侨华校数量,③这一时期泰国华侨学校的数量为271所（见前文）；
根据1930年《中央侨务月刊》上刊登的暹罗华侨人数数据，华侨自统计人数在180万至250万之间（“暹罗华侨人数之统计”，《中央侨务月刊》，1930年第5、6期，第1页）。有关泰国华侨人数的统计一直没有较为统一的说法，但不管哪一种说法，该时期泰国华侨数量均在百万以上。反映出泰国华侨在认同问题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针对华侨反对强迫教育的运动，泰国一方面在国内严厉镇压，另一方面又派出考察团来华考察，做出尚有转圜余地的姿态。考察团团长为教育部秘书彼耶伟雪，1933年4月21日从曼谷启程，5月13日抵达上海，15日参观上海暨南大学。在校长郑洪年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彼耶伟雪说：“此次来华，自香港、广州行抵上海，沿途所见所闻，印象甚佳。而教育方面，尤为进步。就以今天参观的贵校而论，各种设施，在暹罗任何一个学校中，莫能比肩。”“兄弟回国至暹罗后，当将所得的良好印象报告蔽国政府，希望能够增加华校习读华文的时间，减少暹文的讲授。”④陈刚父：《暹罗教育代表团来华感言》，《南洋情报》1933年第二卷第2期。转引自余定邦、陈树森：.《中泰关系史》，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60页。而此后事态的发展表明泰国并无意于放松对华侨教育的管控，1935年，泰国教育部以施行.“十年教育计划”为由，规定华侨中小学自4月1日起一律停办。消息传到国内，舆情激昂，上海、广东、广西等地的民众和米商在国民政府明里暗里的支持下开始抵制泰米；
国民政府外交部派驻日公使蒋作宾与泰国驻日公使提出交涉，“迅速交涉，成立中暹条约，发生正式邦交，俾便根本解决旅暹侨民痛苦”⑤外部电蒋作宾，《催订中暹条约》，《申报》，1934年4月25日。。

为弥合两国紧张的关系，泰国再一次派出考察团访华。1935年6月5日，泰国远东考察团抵达南京，前往上海、广东考察。期间，考察团就排华问题、中泰建交、互设领事等与国民政府进行交流。作为对泰国远东考察团来华考察的回应，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35年秋筹组考察团，于1936年5月26日赴泰考察。考察团的使命，一为回访泰国、谋建邦交，二为告知侨胞，开辟国货之海外市场。①《三国货团体昨午欢宴赴暹考察团》，《申报》，1936年5月23日。考察团赴泰后受到泰国国王、摄政委员会主席、国务院长、议会议长的接见，并会见了外交部的官员。国民政府做了外交上必要的努力，争取中泰建交，设领护侨。中泰两国通过互派考察队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沟通，然而在缓和华侨教育问题上收效甚微。泰国排华思潮一路高涨，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30年代后期，泰国国内泛泰主义思想盛行，泰国企图统一相邻各国境内的傣泰民族，对国民政府提出了领土要求，出现国家利益冲突。亲日是泰国排华的另一个原因，随着亲日的披汶·颂堪上台主政，日泰结盟，在日本的煽动下，泰国加紧对华侨学校的管控，查封华侨学校，以达到教育同化之目的。

强迫教育的核心内容是泰语学习，华侨子弟每周须读泰语25小时。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符号，是民族文化身份建构的基础；
不仅传播民族文化，还肩负着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使命。泰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自拉玛五世执政以来，泰国就致力于用中部泰语作为单一语言对民众进行教育，对汉语和马来语长期施行压制政策。泰国强迫华侨子弟修习泰语，通过对泰语语言和文化的学习加速华侨和泰国社会的融合过程；
同时减少汉语的学习时间，防止中华文化和思想的传播对融合过程产生逆向作用力。“泰国施行的单一民族语言政策属于一种同化政策，即通过强制性地推行泰语这一种语言文化，限制、排斥和消除其他语言文化，促进各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的融合和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从而保证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发展。”②谭晓健：《19世纪中叶以来泰国语言教育政策嬗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育与研究版）》2015年第1期，第72页。在这一语言政策的指导下，泰语成为泰国政府同化境内少数民族和华侨的重要武器，迫使他们放弃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同化于主流泰族社会。

由于强烈的故土观念和宗亲意识，华侨普遍认同中华文化。王赓武认为这种文化认同是“历史”的认同、回顾性的认同：

他们知道他们的家系，他们在中国的原籍（他们的原籍贯通常决定语言群体，或我们今天所说的次种族群体，如福建人、广东人、客家人、海南人等），以及他们同中国国内或东南亚各地其他华人的联系。这些因素造就出某种情操核心。由于中国过去的历史，由于某种抽象的对中国文明“伟大传统”的自豪，这种核心可能受到加固，得到扩大。这种文明传统就产生一种可以称之为“历史”的认同。这种认同之所以称为“历史”认同是它强调传统的家庭价值、氏族起源和对次种族的忠诚以及代表华族光荣历史的象征。这一切都有助于维持华人性。③[澳]王赓武：《东南亚华人认同问题研究》，《南洋资料译从》1986年第4期，第93页。

20世纪上半叶，华侨这种对于中华语言、历史、文化的认同在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和中国辛亥革命的影响下演化成为一种民族主义的认同，它是民族认同的基石。泰国政府强迫华侨子弟接受泰语教育既削弱了华侨的中华文化传统，即王赓武所谓之“华人性”，间接地又使华侨的民族意识无所依托。失去“华人性”的华侨即失去了其典型的文化特征，更易于融入主流社会，同化于泰族。

除强行要求华校学生泰语学习时间外，泰国教育部还要求华校校长、教员必须通过泰语程度考试。华校师资本就匮乏，国民政府出台政策鼓励教员执教于南洋，办理侨民师范学校培养华校师资。但是泰国教育部要求的教员泰语程度考试使得华校师资面临更大挑战。因无法通过泰语程度考试，1935年的侨师班中只有一位学员因本是泰国华侨得以通过考试外，其余人员均无法执教于泰国华校。④卢卓辛：《暹罗华侨教育改革方案》，《侨务月报》1935年第2卷第2、3期，第57-77页。一些华校因缺乏师资而关闭，另外一些华校不得不聘用泰国人担任校长、教员。鉴于此种情况，西南政务委员萧佛成建议，在国立和省立学校开设泰语课程，为泰国华校培养师资。萧佛成生于泰国，长期在中泰两国活动，他对泰国的华侨和华侨学校有下面五点认识和建议：一、土生华侨因与祖国文化隔膜，同化于泰国的程度高；
二、华侨教育旨在搭建华侨子弟与祖国之间的文化桥梁，培养华侨子弟对祖国的文化认同；
三、为扼制华校发展，泰国政府要求华校教员通过泰语程度考试，华校出现大面积的师资短缺；
四、国民政府拟专门培养泰语人才，派往泰国华校任职；
五、国民政府拟资助青年赴泰留学，渗透泰国各界，推广中华文化。①广东省档案馆、广州华侨志编委会：《华侨与侨务史料选编》第二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8-409页。可见，近代泰国华侨教育始终承担着文化认同的使命，泰国秉持积极同化政策，强迫华侨子弟接受泰语教育，要求华校教员通过泰语程度考试，沉重打击了华侨教育的发展。泰国政府这一系列的举措旨在切断华侨与祖国文化上的联系，加速华侨同化于泰国的进程。

1902年，受明治维新推行国语（东京话）的影响，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向管学大臣张百熙写信，主张在学校教育中推行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这是“国语”一词被首次提及。从其肇始之初“国语”就与民族国家统一联系在一起；
国语运动以普及教育、弥补方言造成的文化隔膜、挽救国家于危亡为目的。“国语运动涵盖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个方面，言文一致在于使知识能够普及到一般民众，通过现代新型国民的塑造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
而国语统一试图通过造就一种全民通用的语言以达到团结国人之目的，借助语言共同体的形成以强化民族共同体的语言认同，从而进一步巩固民族国家的统一。”②刘进才：《国语运动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人文杂志》2010年第4期，第93页。古代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两千多年的封建体制使得乡民被束缚于土地，滋生出强烈的血缘和宗亲观念；
乡土意识浓厚，国家观念淡薄。这种囿于本乡本土的情结因为方言的千差万别得以强化，难以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情感。国语的统一旨在通过共同的语言衍生出文化上的认同，进而促进民族国家的统一。1926年1月3日，全国国语运动在《申报》上打出口号为“有统一的语言，才有统一的国家”，可谓对国语运动的经典诠释。

我国海外侨民多出自沿海省份，这些地区方言差异大，同一方言区的风俗大同小异；
侨民因身处异域往往抱团而居，对操持同一种方言的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在华侨社会中形成以方言划分的小团体。这样的团体除操持同样的方言外，通常还有血缘、地缘上的联系；
因为互相帮助，往往还从事同样的行业谋生。血缘、地缘和业缘上的关系加强了团体内部的紧密性，滋生出对外的排斥性。20世纪前泰国的华侨社会以方言为基础分成了潮州帮、福建帮、广肇帮、客家帮、海南帮五大集团。“在这些方言集团之间，缺乏横向的团结，各种组织，如秘密会社，都是直线关系，且在华人内部树立分裂的势力。庙宇是华人内部分开而不是统一的象征，每个语系集团供奉自己的神明；
在各大市镇中，没有哪个华人组织能够包括整个华人群体。”③罗杨：《历史深度中的‘华人问题’——以施坚雅〈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为例》，《海交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108页。针对这种华侨社会内部的割裂，普及国语成为大势所趋。华侨学校成为推广国语的重要场所。1920年，教育部规定初小“语文”科改为“国语”科；
1923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制定《中小学各科课程纲要》，规定初中、高中的“语文”科亦改为“国语”科。1935年“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成立，专门从事国语普及工作。

1929年6月南洋华侨教育会议在上海暨南大学召开，新加坡道南学校提出议案：国语是团结民族和发展国家的基础，尤其是南洋华侨社会，因方言复杂，华侨社会诸多隔阂；
凡事对内不能通诚合作，对外不能团结一致。道南学校提案的解决办法是：第一、教育部应派国语专才到南洋各埠筹设国语学校，以造就国语人才，并广为宣传；
第二、南洋各埠华校须添设夜校，教授国语以期普及；
第三、国语教材应以教育部审定为标准。①陈国华：《先驱者的脚印——海外华人教育三百年》，Toronto:.Royal.Kingsway.Inc.,.1992年，第227页。道南学校的提案表明普及国语不只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作为海外华校，它们清楚方言教育对于华侨社会造成的割裂，统一国语有助于弥合这一割裂，建立华侨社会共同的语言文化基础。1932年12月，侨务委员会颁布了《侨民学校应一律改用国语教授令》，通令华侨学校使用国语进行教学，并鼓励举办国语演说会、辩论会等。此后国民政府颁行的《侨民教育实施纲要》《侨民中小学规程》等一再重申国语教学的要求。国语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泰国华侨各属帮派之间的横向联合，促成了华侨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华侨民族意识的觉醒。而觉醒的民族主义又促进了国语的普及和华侨社会的融合，以对抗泰国政府强迫的泰语教育。

语言是族群认同的核心要素。它具有强烈的文化属性，不仅是族群内部的社交工具，还是传承族群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的文化属性使其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成果和标志，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形式。②王锋：《论语言在族群认同中的地位和表现形式》，《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72-74页。1933年泰国华侨反对强迫教育运动本质上就是国民政府支持下的华侨团体、华侨学校与泰国政府对于华侨族群认同的争夺。几个世纪以来，泰国华侨学校教授华语，使用华语作为媒介语言，这样的方式有助于维持华侨社会的“华人性”。20世纪上半叶中泰两国民族意识觉醒，在这一背景下，语言作为族群认同的核心要素受到重视。泰国政府要求提高华侨学生修习泰语的时数，力图构建华侨子弟对于泰族文化的认同；
而国民政府推行国语教育，则是意识到了方言教育对于华侨社会造成的隔阂，旨在通过语言的统一来弥补这一隔阂，促成统一的、心向中华的华侨社会。语言成为中泰两国争夺华侨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

早期的华侨教育源于华侨为了在侨居地谋得生存和发展，必须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化、学习做生意和记账、学习其他的生存技能，往往通过家庭教育或师徒教育来实现，没有固定的场所和教学形式。随着华侨人数增长，他们因血缘、地缘聚族而居，形成小型的华侨社会。由于华人强烈的宗族与故土情结，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敬畏，催生出对传授中华文化的需求。某一家族或宗亲、乡亲组织聘请流寓海外的旧式文人，常以祠堂或会馆为场地教授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等中华文化。这类教育主要的起到维系故土观念及文化传承目的，与政治意识无涉。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现代性思潮冲击亚洲各国，引起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上的广泛变革。华侨社会较早地感知到了这一思潮，在教育上表现为创办新式学校，旧式的私塾、书院教育开始现代主义转向，不仅传授科学知识，还要培养华侨的民族意识。海外华侨成长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一支重要的进步力量。国民政府重视华侨事务，扶植华侨教育，在华侨学校推行国语教育，塑造华侨的民族意识，培养华侨认同于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由于国民政府和东南亚各国在国籍法上采行不同的原则，华侨多具有双重国籍。华侨在民族意识上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引发侨居国政府的高度警惕。泰国一改长期以来优待华侨的历史，颁布了一系列的排华政策，不仅在入境上严格控制华人数量，对于境内华侨严厉实施同化政策，在教育上表现为推行泰语教育、禁止传播三民主义、监控华校的日常运转，逮捕、拘押、遣返违规教员，查封违规华校。尤其是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由于泰日关系亲密并最终结盟，泰国国内的排华思潮更加严峻，华侨教育陷于停顿。1933年泰国华侨反对强迫教育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该运动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关于使用华文还是泰语的语言之争，实质上是对华侨民族国家认同的争夺，是中泰两国国家利益冲突在华侨教育上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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