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研究热点与趋势—基于知网资源的知识图谱分析

□谢 梅 赵 森 臧雨琪

[1.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1731；
2.厦门大学 厦门 361005]

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非遗”）不仅是一个民族或者群体所特有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底蕴的体现，而且是一个民族或群体的情感纽带。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仅仅依靠其文化系统自身的内部力量难以为继，需要从外部采取各种形式的保护措施。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在下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相应的档案和数据库。”[1]拉开了我国非遗数字化建设的序幕。近年来，随着数字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识别、存储、展示和传播已经成为非遗传承与保护的重要途径，开辟了一个非遗文化传播交流的全新领域，而非遗数字化也愈发成为业界与学界的关注热点。

本文以CNKI数据库中的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作为文献数据来源，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为主题进行检索，共得到212篇相关文献。其中，最早的文献发表于2006年，因此本研究的文献时间跨度为2006～2020年。截至2020年12月31日，经过人工剔除新闻报道、期刊文摘、专栏介绍、书评、动画作品等非学术文章和重复文献后，最终获得188篇有效文献。

运用CiteSpace软件对以上文献进行计量及可视化分析，并梳理非遗数字化的研究现状，发现2006～2020年，非遗数字化相关研究的发文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且研究热度居高不下，但各发文机构之间的研究相对独立，该领域内持续产出的作者较少。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突现词分析及关键词聚类分析发现，非遗数字化研究的演进趋势呈现出“技术驱动”与“政策导向”的双重特征，并大致遵循“保护–传承与传播–利用与发展”的路径。在这一分析框架下，对已有研究文献的研究概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视角等进行梳理与总结，探讨我国当前非遗数字化研究存在的不足，以期获得对未来研究与实践的有益借鉴与启示。

（一）文献时间分布

发文数量与时间分布可以从宏观层面反映出学界对于该领域关注程度的变化。通过对上述检索的188篇有效文献以发表时间为标准进行人工统计查证，并对历年来非遗数字化领域的文献数量进行统计分析。如图1所示，我国非遗数字化研究的年发文量虽有小范围波动，但从发文数量的拟合线性来看，我国非遗数字化领域的研究文献数量呈稳定上升趋势。

图1 非遗数字化研究文献的发文统计

（二）发文机构

通过选择CiteSpace的“institution”节点类型，对188篇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经梳理发现，发文达到3篇及以上发文量的机构共有11家，从研究机构的分布来看，国内非遗数字化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华中师范大学（15篇）、中山大学（10篇）、杭州师范大学（9篇）、河南理工大学（7篇）、山东大学（6篇）等高校。发文数量在3篇及以上的机构共有11家。而对研究文献的发文机构进行合作网络（Co-institution）分析发现各个机构之间的合作网络分布较为分散。

（三）高被引文献

高被引文献是在某一领域具有突出贡献且被广泛认可的重要文献，表1为非遗数字化研究前10位的高被引文献。从统计结果中可以发现，黄永林等学者的观点受到广泛引用，另外，黄永林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研究》一文虽然发表于2012年，被引用频次却高达471次，比2006年发表被引频次排名第二位的文章高出197次，该文从采集、保存、展示与传播等维度全面梳理了数字化技术对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重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数字化技术在非遗保护与传承中的深度开发与运用路径，且不局限于对非遗数字化技术的简单罗列，而是通过对技术的总结归纳，涵盖了非遗保护过程中的各个关键环节，响应了近十年来我国非遗从静态保护到动态保护、活态保护的原则。此外，还创新地提出了要处理好技术与文化生态、学科交叉、人才培养、文化产业的关系，高屋建瓴，为非遗数字化的进一步发展阐明了方向，也预见了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该文在此后十年的非遗数字化研究中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表1 非遗数字化研究前10位的高被引文献

（一）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共现分析是对数据中的关键词进行计量分析，通过统计关键词在论文中出现的频次，形成共现网络。其中，关键词时区分析体现了关键词首次出现的年份及其在时间轴上的变化，可以直观发现不同关键词在不同时间节点上的情况，从而了解学界在不同时间段对非遗数字化研究的关注热点。

如图2所示，每一个十字架代表一个关键词，十字架越大，表示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节点的数目代表关键词的个数，可以直观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数字化”为该研究领域的核心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数字化保护”作为关键词首次出现于2006年，并与以后的多个关键词存在共线关系。从图2中可以看出，2006～2011年大量涌现了“虚拟现实”“信息空间”“数字化传播”“信息技术”等关键词；
2012～2014年，非遗数字化相关关键词出现频次降低，研究热度也相应降低，但在2015年，新关键词又大量涌现，并在2015年以后，出现了“一带一路”“世界记忆工程”“人工智能”等关键词。

图2 非遗数字化研究的关键词时区图

综上所述，根据不同阶段关键词的特征，可将其大致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并在不同阶段内，对其呈现出的特点与趋势进行解读。

1.2006～2010年：重视非遗数字化保护

2005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数字化保护”作为关键词同期出现，且二者之间联系较为密切。国务院《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的颁发首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数字化”相联系，因此出现了“非遗数字化”这一概念，学界随之展开相关研究。同时期，涌现了“虚拟现实”“orb-fv”“unity-3D”“移动增强现实”等技术类关键词，并且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两大关键词有着非常显著的共线关系。非遗数字化保护建立在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之上，可见非物质文化数字化首先是一个技术问题[2]。

2006～2010年，“虚拟博物馆”“数字图书馆”“数据库”等关键词出现。这一现象的出现同样以国家政策的出台为指引，2006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组织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有条件的地方，应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或者展示场所。”[3]该规定强调了非遗数字化工作中信息平台的重要地位。因其具有完备的信息保护机制与技术特长[4]、面向公众的开放性[5]，通过对非遗资源的保存与展示，在非遗数字化建设中发挥着基础作用。学界以信息平台建设为起点开始探索非遗数字化的建设方式与实现路径。

2.2010～2016年：关注非遗的数字化传播

2010年，“数字化传播”首次作为关键词出现，标志着“非遗数字化”的进程从“保护”到“传播”的阶段转变，非遗传播也逐渐从口传心授式的人际传播逐渐转变为以数字信息技术为主要特征的大众传播[6]。一些学者认为新媒体生态环境变迁以及新媒体技术手段的演进对非遗的传播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7]，改变了文化传承和创新的路径，丰富了多元化信息的传递方式[8]。但我国非遗保护依然存在“重申报，轻传播”的现实问题，尤其欠缺数字化传播[8]和以对外传播为主要内容的跨文化传播[9]。重视非遗传播对非遗保护的作用刻不容缓。影像传播在资源共享、空间展示和教学科研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0]，虚拟现实和可视化展示技术、新媒体传播对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借鉴[11]。2015年，非遗数字化传播研究达到顶峰，随后研究重点逐渐向非遗数字化“利用”转移。

3.2016年～2020年：非遗数字化研究向纵深推进

2016年以后，非遗数字化研究的视野得到拓展，主要表现在：首先，对非遗保护参与者的关注，尤其是“公众”作为参与主体在非遗数字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例如，范小青提出引入从下而上的“众包”机制，利用新媒体平台，发挥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大集市”效应[12]。牛金梁提出，在非遗传播过程中，人人都是“广播站”和“传承者”成为必然[13]。其次，出现了一些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的研究，国际间的合作交流受到关注。有学者提出，非遗的跨文化传播将受到关注，需要借助信息技术搭建起非遗信息跨文化传播平台，提升我国文化的软实力与影响力[14]。此外，开始出现对非遗数字化的反思。例如，由于非遗数字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随之出现了“技术主导”的现象，开始有学者关注到了技术主导下的伦理反思[15]。

（二）突现词分析

为了对非遗数字化领域的研究前沿与演进趋势进行揭示，利用CiteSpace软件对上述188篇相关文献进行突现词分析，得到2006～2020年突现词序列表，其结果如图3所示。突现词是指在较短时间段出现或使用频率突然增加、增长速度突然提高的关键词或专业术语，并且突现词的突现度越高，越能代表该时间段的最新研究动态及其发展趋势。从图中可以发现，非遗数字化研究突现词随着时间变化在不断地变化与发展，其中，红色标志其突现词成为热点的时间段。可以发现，研究热点的变化也具有一定的技术决定论色彩，自2006年起，“unity3D”“移动增强现实”“orb-fv”“信息技术”等关键突现词曾作为研究前沿出现。2008年起，图情领域的关键突现词逐渐增多。

图3 非遗数字化研究的突现词表

基于对图3的分析，可总结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2006年出现的突现词包括“unity3d”“移动增强现实”“orb-vf”“信息技术”，这说明技术手段是非遗数字化研究中最早受到关注的研究热点。其中，Unity3D是一款强大的3D程序开发引擎，Unity3D的创始人在2004年创立名为“Over the Edge Entertainment”的公司，并发布首款游戏“GooBall”，游戏引擎Unity1.0于2005年正式诞生。关键词“unity3d”随之作为非遗数字化的发展探索方向而出现。此外“移动增强现实”突现度最高，并且一直持续到2010年。移动增强现实，即“AR”，它最早由波音公司的研究员 Tom Caudell提出，是将虚拟信息叠加在真实场景中的数字复原和再现技术[16]。2005年出现了可以在移动端安装的“AR Toolkit”，AR技术在非遗领域的应用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可，移动增强现实技术的突现也说明了信息技术在非遗数字化研究中的驱动作用。

第二，“信息空间”作为突现词首次出现在2008年，并一直持续到2013年。“信息空间”是经济学模型，从编码、抽象和扩散三个维度对非遗的数字化形态和特性进行分析，对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采集、数字化呈现、数字化传播三大路径，可以有效地指导非遗数字化实践的开展，该技术模型为文化研究学者与信息技术专家开启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合作领域[17]。

第三，“数字图书馆”“图书馆”的突现分别出现在2008年与2009年，非遗数字化得到图情领域学者的关注。首先，在技术层面上，这一时期档案和数据库建设依然是对非遗进行数字化保护的主要方法，且仅处于初步的技术实现阶段。其次，在功能发挥上，图书馆和档案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发挥着贮存、保护、展示等重要功能[4]，必然在该阶段的数字化保护中担任主体。此外，在实践成果上，21世纪初，四川、浙江、北京等地的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积极开展数字化实践，已取得一系列数据库建设成果[18]，也在使用制度[19]、保护方式[5]上暴露出一些问题，为图情领域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

第四，“保护”“传播”“利用”等突现词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出现，这是非遗数字化相关研究逐渐深化的趋势，也体现了文化文明发展的自然规律。这意味着“非遗数字化保护”的内涵从形式向内容的延伸，从针对非遗项目本体的简单存留，逐步着眼于文化内涵的挖掘、传播与广泛应用。学界不断拓展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场景，并致力于更好地发挥非遗的时代价值。

第五，“少数民族”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别在2010年与2016年突现。自2005年国务院发布《意见》以来，各地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相继出台非遗数字化保护条例（文件），广泛推动非遗数字化建设。截至2010年，云南省、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少数民族非遗资源丰富的地区已经制定了省级非遗地方性法规，且对记录性数字化保护有具体说明，为少数民族相关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指引。以传统武术为代表的体育类非遗是我国少数民族非遗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因此受到学界的关注。

第六，“元数据”作为突现词在2015年出现，是该阶段在非遗数字化领域中最热门的信息技术之一。这一技术出现以前，非遗信息资源的储存与管理普遍存在描述标准不统一、组织性较差的问题，数据库间相对独立，建设框架比较简单，尚未形成整合性、交互性的信息平台。元数据技术的应用、通过制定元数据统一框架，将丰富的非遗文化资源进行整合，解决难以用标准编目规则和词表描述的非遗资源的问题，便于不同数据库平台的统一管理和共享，也能满足公众“一站式检索”的需求。

（三）研究热点主题

关键词聚类分析是以该领域特征明显的词或短语作为聚类对象，在分类系统的大规模层级分类语料库中，利用独特文本分析的特征提取算法进行词语的领域聚类。通过聚类分析，可以精准把握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如图4所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的时区关键词聚类分析。顺序是从0到5，数字越小，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越多，每个聚类由多个紧密相关的词组成。

图4 非遗数字化关键词时区聚类图

非遗数字化研究领域的聚类结果为六个热点词，分别是：“数字化”“数字化传播”“数字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古琴艺术”与“乱针绣”。通过文献梳理与深入分析，将六大热点词分为“数字化理论性研究”和“数字化技术应用个案研究”两个类别。

1.数字化理论性研究

数字化理论性研究是指从理论层面对非遗数字化的概念、原则、特点等内容进行的探讨。学界普遍采用王耀希对非遗数字化概念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就是采用数字采集、数字储存、数字处理、数字展示、数字传播等技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换、再现、复原成可共享、可再生的数字形态，并以新的视角加以解读，以新的方式加以保存，以新的需求加以利用[20]。此外是对非遗数字化原则的研究，包括非遗数字化过程中与文化生态平衡、多学科交叉融合、复合型人才培养、文化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21]、非遗数字化的价值取向[22]，数字化保护的合法性、主体性、可能性与其未来发展趋势[23]等。这些研究从学理的层面阐明了非遗数字化的内涵、使用原则和内在逻辑。

其次，研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一些学者以数字化技术为手段，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目的，提出非遗的原真性、活态性、完整性保护原则，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赋予以及原生态保护目标[2]。学界逐渐认为，如果过度强调非遗数字化保护中的技术应用，可能会造成“重形式轻意义”[24]“技术话语统治和文化情感‘零度化’”[15]等问题。因此，既应把其历史地理环境连同它的多种文化样态一起进行整体性保护[25]，又需赋予传承人和拥有者参与非遗数字化保护的权利，“参与式数字化保护”理念[26]与“众包模式”[12]应该是非遗保护的“非遗—环境—人”系统性原则。

最后，从传播学角度开展学科特征研究。非遗数字化的传播研究最早聚焦于“虚拟现实”“数字博物馆”等多媒体技术在非遗传承中的应用[27]；
后来发展至新媒体语境下，尤其是互联网与大众媒体为媒介的大众传播研究[6]，虽然大众传播媒介发挥了积极的社会舆论和技术方面的优势，但也存在渠道受限、小众传播等弊端[28]。因此，要构建有利于非遗文化传播的新媒体创新应用，打造以新媒体传播为主导、新媒体传播与传统媒体传播相结合的全媒体、立体化传播形态，最大限度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播[29]。有学者还以新疆、西藏、黑龙江等少数民族非遗数字化传播研究为切入点，开展新媒体技术与民族非遗的系列研究[30～31]，以及民族体育类非遗的数字化传播研究[32]；
此外，动画也成为大众在现代视觉文化语境下，为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可借鉴的范式[33]。还有学者从信息空间、文化再生产等理论的维度研究了非遗数字化传播的内涵和特征[34]。

2.数字化保护应用研究

借助前沿信息技术对非遗进行数字化保护的实践一直以来都是非遗数字化研究的核心内容。

首先，非遗web数据库将非遗文化的丰富内容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演示出来，并实现了非遗资料的实时检索与下载，有利于用户深切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又有利于保留非遗文化的原貌[35]。数字三维成像技术为非遗的保护及开发提供了新的手段，将非遗场景中的内容全方位记录，弥补了视频图像只能局部记录的缺点[36]。数字化舞蹈编排与声音驱动技术将相关舞蹈动作、音频生产动作，与音频数据库，对舞蹈类非遗的视觉效果和音频效果进行了最大程度的保护[37]。利用新媒体技术将基于非遗开发的相关产品进行推广，将非遗文化融入信息环境，形成新的产业链条[28]。通过数字交互设计技术，将非遗成果转化为可娱乐化和产品化的文化产业优势，实现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到文化创意产业的成果转化，实现非遗数字化传承与创新。在智能推荐算法、LBS、智能终端等技术支持下，内容分发平台通过传感器和定位系统感知用户所处的环境，实现非遗产品与非遗内容的精准推送[38]。区块链、深度学习等诸多前沿技术正逐步应用至非遗领域，为非遗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其次，非遗数字化的个案研究。在188篇非遗数字化研究文献中，采用个案研究方法的文献有75篇，占比约40%。个案研究是目前学界进行非遗数字化研究的重要手段，通过对非遗数字化的具体案例进行深入分析，研究非遗数字化的建设标准和技术应用细节。一方面，以中国古琴为代表的音乐数字化服务标准体系建设研究[39]、以常州乱针绣为代表的计算机辅助制作与数字化展示发布技术的应用研究[40]、以广陵刻书和金陵刻经为代表的典籍数字内容资源库建设研究[41]揭示出非遗数字化技术应用的广泛性和可以贯穿于采集、存储、整理、管理、共享等各个环节的全面整体性。另一方面，基于Haar小波的土家族织锦图案的水印算法研究[42]、基于SNA的舞蹈类资源改进的关系强度计算方法研究[43]展示出信息技术在非遗保护中的前瞻性、及时性与有效性。

（一）研究述评

本研究利用CiteSpace对2006～2020年中国知网中的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中有关非遗数字化的188篇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分析。从发文时间来看，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发文量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稳定上升特征；
从发文机构与发文作者来看，其关联性较弱，机构之间的学术交流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虽然目前也已经形成了部分稳定的研究群体，但其相关研究较为分散，核心网络尚未显现。

从研究内容来看，每一次研究的爆发式增长都出现在国家出台非遗数字化保护的相关文件之后，呈现出“政策导向”的特点；
同时还体现出“保护–传承/传播–利用”纵深推进逻辑，“利用”就意味着文化资源的转化在理念、思路与方法上扩展与创新，意味着产业的跨界融合和学科的交叉。此外，以VR、AR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发展与非遗数字化研究紧密联系，“unity3d”“移动增强现实”“orbvf”“元数据”等关键词的频繁出现体现了非遗数字化研究的“技术驱动”特点及其所引发的技术创新。

从研究视角和方法上来看，跨学科研究占比约40%，具体学科分布如图5所示。在采用跨学科方法的研究中，研究者采用的学科涵盖了计算机科学、档案学、图情学、艺术学、传播学、经济学、心理学、民俗学等众多领域，吸纳了信息空间理论、文化生态学、符号语言学、马克思主义等诸多理论体系，这为非遗数字化的研究提供了开阔的思路与可持续的发展，尤其是跨学科与个案研究、信息技术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数字化路径研究等逐渐显示出非遗数字化整体理论建构的学术愿景和学科战略构建，是学科融合视野下问题研究积极的思想成果，意义十分重大。

图5 跨学科研究统计图

以上研究表明，非遗数字化研究仍存在重技术应用、轻体系构建的问题。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理论建设上尚未形成完整的研究框架与研究范式，且部分理论研究脱离实践现状，目前学界聚焦于非遗数字化的研究具有显著的跨学科特点，但不同学者受限于各自领域的研究框架与研究范式，比如现有的诸多理论研究成果片面强调前沿技术的应用，强调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与非遗的深度融合，却未能厘清融合的机理与具体操作过程，也忽视了非遗数字化本质上是一种对非遗资源从文化内涵到呈现形式的深度“活化”。二是，针对非遗数字化的技术伦理与技术边界讨论的研究存在空白，作为技术发展对保护的深度影响多引发的伦理问题的讨论是必要且迫切的，尤其需要进一步研究数字化技术嵌入非遗的边界与原则，如何在确保保护非遗本体的同时延续其原生性的文化内涵以获得可持续的发展。三是，非遗数字化个案研究单一要素探讨显著的问题，在一个问题研究上的系统性和聚合性缺乏；
具体操作路径模糊；
现状描述多，深度探索少；
缺乏对数字技术与非遗文化相结合的模式与机制、非遗数字化传播体系等关键问题的系统性深入研究，尤其缺乏以非遗数字化传播激活社会各类资源的研究、发挥非遗数字化传播对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作用的研究。

（二）未来展望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推进，在我国不断强调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非遗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已然成为业界与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应立足于已有研究成果，结合当前我国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信息技术、文化传播、文化产业、管理学、区域经济发展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视角出发，在研究路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继续推进和完善。未来，非遗数字化的进一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第一，加强非遗数字化及传播的系统性理论体系建设。从概念内涵、基本特征、内在机制、影响因素、核心制度、作用机理等方面构建非遗数字化研究的理论体系，厘清非遗数字化保护与传播的基本进路，并构建起非遗数字化的研究范式与理论框架。

第二，深化跨学科研究合作。进一步促进多学科融合交叉，以计算机科学为中心，结合心理学、经济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共同推进非遗数字化研究，丰富理论与实践成果。同时，跨学科研究不应流于形式，首先，深入把握不同学科的理论基础与学科思维，增强跨学科研究的规范性与融合性；
其次，推进各学科领域的前沿理论与技术在非遗保护领域进行实验性应用，增强研究的开创性与创新性。

第三，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注重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协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当前的非遗数字化研究仍以定性研究为主，在188篇文献当中只有5篇定量论文以及1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文献，因此要综合运用案例分析、内容分析、问卷调查、模型构建等方法进行规范扎实的实证研究。

第四，注重前沿技术发展，加强对技术伦理问题的探讨。注重前沿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探索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技术在非遗保护中的应用前景与路径。要格外重视数字化技术对于非遗的多元影响，积极探索数字化技术应用的边界与伦理研究，从多个角度探讨数字化技术对非遗保护与传承发展的多重影响。

第五，研究多受政府政策导向的牵引。2021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决议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同时，“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44]。《十四五规划》为非遗数字化的推进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指引，期望未来在通过非遗数字化传播实现保护传承、文化遗产资源转化利用激活区域经济发展、重塑非遗要素实现非遗传承系统效应等研究领域获得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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