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初年张议潮遣使活动探究——以P.2686V、P.3481Vc为中心

魏睿骜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848年,张议潮联合敦煌当地僧俗两界,率众起事,赶走吐蕃守将,一举收复瓜、沙二州,并随即遣使长安献捷。由于当时河西诸州仍在吐蕃的控制之下,致使凉州通长安的两条驿道皆不通,沙州使节唯有绕道漠北才能顺利到达长安。学界针对大中初年沙州入唐使团的成员、批次和路线等问题进行过细致的分析和讨论,但由于相关资料记载的缺略,彼此之间又多有抵牾,致使观点不尽相同①[日]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 (一)》,《东方学报》第12册第3分,京都,1941年,第87-88页；
赵贞《大中二年 (848)沙州遣使中原路线蠡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3期,第89-99页；
荣新江、余欣《沙州归义军史系年示例》,《华学》第7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7页；
李并成、解梅《丝绸路上敦煌与夏州间的交通和文化交流考》,郑炳林主编《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392-393页；
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3-49页；
李军《唐大中二年沙州遣使中原路线献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1期,第100-105页；
杨宝玉《大中二年张议潮首次遣使入奏活动再议》,《兰州学刊》2010年第6期,第1-4页；
陈涛《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本 〈驿程记〉地名及年代考》,《南都学坛》2014年第5期,第28-31页；
陈涛《唐大中年间沙州遣使中原路线新说——以敦煌本 〈驿程记〉为中心》,《兰州学刊》2015年第8期,第46-49页；
杨宝玉、吴丽娱《悟真于大中五年的奉使入奏及其对长安佛寺的巡礼》,载《归义军政权与中央关系研究:以入奏活动为中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3-26页；
白玉冬《沙州归义军政权大中五年入朝路再释》,《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2016年第1期,第83-87页；
杨宝玉《大中五年张议潭入奏相关问题辨析——以杏雨书屋藏羽032-1〈驿程记〉为中心》,《敦煌研究》2016年第6期,第124-129页。。本文拟在学者已有研究基础上,对P.3481Vc《发愿文》的撰写年代、大中二年至四年沙州与长安间的使者往来、瓜州节度使的敕授、悟真奉使入奏等问题做进一步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法藏敦煌写卷P.3481Vc《发愿文》,前残后全,现存19行,郑炳林②郑炳林、郑怡楠辑释《敦煌碑铭赞辑释 (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458页。、杨富学③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0页。等都曾过录,并进行了定名。为便于论述,现依图版并参照学者已有录文,将相关内容迻录如下:

(前缺)盗。又三世慈善,外流七辨;十方旌觉,内建三明。破头之重昏,救四生之沦溺。挥白毫,德放元胜,慈闻□□□,我大师之盛业也。伏惟我圣神赞普,总掘天记,四海廓清,威服八荒,德冠区宇,翘心至觉,大启玄宗。豪祚广阐于宕中,佛日再兴于海内。僧等一窥宝偈,虔溢心灵;英寮等三赜幽宗,喜盈身意。大哉赞普,难可在言。粤有千寻石祥侧,万龛灵塔,安布四□翘一心,孰欤?则我大檀越大蕃部落使、河西节度、太原阎公。伏惟公操列 (烈)寒松,心横劲草,在官固慎,清异人知。令誉远闻于天朝,政化大行于道路。故得敕书将降,独庆一门;宠荣自天而赐来,光华九族。□万姓喜节感,部落讴歌。……公报佛恩,答□□□疾疠,息甲兵,延大吉祥,行檀清福,寮深缁黄。耆寿百姓等沐大人造戴荷难胜,竖碑碣,彰千载之能;征贞石,表万代之业。……国夫人早年以善佐,君子受信,诸之宠荣,晚岁以训子,艺能来方面之重寄。自大夫辕门拜命,阃外空域,所缘捵拣塞途,不皇朝谢。一昨春,制使回车。乃令贤郎君等躬躯征轩,造谒明主,布露肝胆,敷奉阙庭,郎君□自荣驾长惭,言登岐洛,阔别如昨,自经三旬。国夫人与其娘子□比睽,离那恐悽,断言念思,……长途通泰,人畜平安,得谒圣颜,别承宠锡,速传王命,早达归宁。①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10页。郑炳林、杨富学录文自“粤有千寻石祥侧”起,本文依照图版将前部分内容补录。

P.3481,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伯希和劫经录:“3481,1.脉经 (仅存十三行)；
2.晋书何曾列传存廿二行 (今本卷三十三)。背录斋文二篇,一为 ‘大蕃部落使河西节度太原阎公’佛会用。”②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88页。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伯希和劫经录:“P.3481a脉经,说明:仅存十三行。P.3481b晋书何曾列传,说明:存廿二行,相当于今本卷三十三。P.3481V斋文二篇、南寺和尚舍堕文一篇,说明:一为 ‘大蕃部落使河西节度太原阎公’佛会用。”③敦煌研究院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84页。两者均注意到了卷背所抄文字,但对具体内容的判别上有所区别。《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4册将卷背内容定名为《释门文范》。P.3481有明显的拼接痕迹,卷背现存54行,其中1-24行抄于一纸,25-54行抄于一纸,包括四部分内容,本文所录属第三部分。文中有对“圣神赞普”“阎公”“国夫人”“郎君”等人的祈愿,因此将这部分内容定名为《发愿文》更加确切。

目前对“太原阎公”的比定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即领导沙州人民进行抗击斗争的阎朝,他投降后被吐蕃统治者任命为“大蕃部落使河西节度”④刘进宝《关于吐蕃统治经营河西地区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1期,第20页；
刘安志《唐朝吐蕃占领沙州时期的敦煌大族》,《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89页；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346页；
陆离《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职官四题》,《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第28页；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98页。；
另一种认为乃归义军时期出任部落使、瓜州刺史的阎英达⑤郑炳林《敦煌碑铭赞三篇证误与考释》,《敦煌学辑刊》1992年第1、2期合刊,第101-102页；
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第191页。。愿文的记载可以为人物的比对提供一定的线索。阎公因“令誉远闻于天朝”,故“敕书将降”,以某大夫为首的使团出使沙州,第二年春,制使⑥“制使”一般是指中央派遣的使者。返回。阎公派郎君等人“造谒明主”,两批使团理应是一同返回。一些学者据此认为阎公派人出使的是吐蕃王朝,愿文所言为“岐洛”,即岐山和洛水,这里代指唐都长安,由此可判断,某大夫是由唐政府而非吐蕃所遣。吐蕃统治河陇时期虽亦有民众往来于河陇与长安之间,例如颜鲁公《宋广平碑》侧记文字云:“公第八子衡,因谪居沙州,参佐戎幕,河陇失守,介于吐蕃,……与节度周鼎保守敦煌仅十余岁,遂有中丞常侍之拜,恩命未达而吐蕃围城,兵尽矢穷,为贼所陷。吐蕃素闻太尉名德,……遂赠以驼马送还,大历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骑尽室护归。”⑦[清]王昶撰《金石萃编》卷97《颜鲁公宋广平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590-1591页。玄宗朝著名宰相宋璟之子宋衡曾经协同周鼎据守敦煌十余岁,最后在战斗中被吐蕃俘获,受到吐蕃的优待礼遇,专派军队将其全家护送回唐朝,时间在776年。P.2259V《龙勒乡部落管见在及向东人户田亩历》残卷记载:“龙勒乡部落,合当部落管见在及向东人户总二百十(?)五户。九十二全家向东,□廿八有田。”可知当时敦煌普通民众也被容许东归唐朝。但阎朝作为“寻盟而降”的唐朝将领,在吐蕃占领敦煌后,很难想象能够继续与唐王朝保持使者往来。因此,本文认为这里的“太原阎公”是指阎英达,这也与他曾在蕃占期间担任过部落使一职相符合①P.3301V《吐蕃时期僧人分配布施名单》中记载有“阎部落使”,人名中还记载有“英达”。。

愿文中“国夫人”应即阎英达的妻子,《旧唐书·职官志二》载:“凡外命妇之制,皇之姑,封大长公主,……王母妻,为妃。一品及国公母妻,为国夫人。三品已上母妻,为郡夫人。”②[后晋]刘昫《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21页。按唐制,一品及国公的母妻称国夫人。在P.3774《吐蕃丑年 (821)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里有一段龙藏在吐蕃占领初期经历的文字:“□□至阎开府上,大蕃兵马下,身被捉将,经三个月,却走,来在家中潜藏六个月。齐周谘上下,始得散行。至佥牟使算会之日,出钿贝镜一面与梁舍人,附在尼僧脚下。”③[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账研究》,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第539页。“阎开府”,乃指沙州陷落前坚持抗蕃守城的阎朝④陈国灿《敦煌学史事新证》,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81页。。开府即开府仪同三司的简称,文散官,从一品。吐蕃采取父死子继的制度,阎英达很有可能是做为阎朝之后⑤陆离《敦煌的吐蕃时代》,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36页。,继承了这一官职,其妻也就顺理成章地称国夫人。

在判断P.3481V《发愿文》的年代之前,我们需要先对文中“圣神赞普”“大蕃”等词进行辨析。敦煌文献特别是吐蕃时期的发愿文中多将吐蕃赞普记载为圣神赞普,像P.2431《燃灯文》:“我当今圣神赞普”；
P.2358V《发愿文》:“奉为圣神赞普”等等。如果仅从这两者来看,很容易将文书的年代判定为蕃占时期。然而联系到阎英达与唐王朝之间的使者往来,加之下文研究,在唐朝使者来到沙州之前,张议潮已先于大中三年九月前接受了吐蕃瓜州节度使的敕授,并直到唐廷在沙州设归义军之后才完全打出反抗吐蕃的大旗。愿文中出现了对吐蕃赞普的祈愿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样看来,这件文书的写作年代就只能在大中二年至五年张议潮收复敦煌之初。

据敦煌文献记载,张议潮是在大中二年收复瓜、沙二州之地的。《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以下均简称为《张淮深碑》)记载道:

敦煌、晋昌收复已讫,时当大中二载。题笺修表,纡道驰函。(沙州既破吐蕃,大中二年,遂差押衙高进达等,驰表函入长安城,已 (以)献天子。)上达天闻。皇明披览,龙颜叹曰:“关西出将,岂虚也哉!”百辟欢呼,抃舞称贺。(表达天庭,大中大悦,叹曰“关西出将”。将者,即祁连古往出于名将,卢思道之辈是也。)便降驲骑,(驲骑者,即驿马传递是也。)使送河西旌节,赏赉功勋,慰谕边庭收复之事,授兵部尚书,万户侯。图谋得势,转益雄豪。次屠张掖、酒泉,攻城野战,不逾星岁,克获两州。再奏天阶,依前封赐,加授左仆射。①荣新江《敦煌写本 〈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周绍良等编《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年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08页。

张议潮收复瓜、沙二州后,随即派遣高进达等人献捷长安,唐宣宗在得知沙州归服后龙颜大悦,“便降驲骑,使送河西旌节”。据已有研究表明,为张议潮求得节度使的是大中五年到朝的张议潭使团,并非张议潮所遣的首批使团。此处敦煌文献记载与正史记载有一定出入,唐朝政府实际授予张议潮的官职总是低于或晚于敦煌文献中之记载,“使送河西旌节”,当属碑文的溢美之词。

《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五年载:“春,正月,壬戌,天德军奏摄沙州刺史张义潮遣使来降。义潮,沙州人也,时吐蕃大乱,义潮阴结豪杰,谋自拔归唐；
一旦,帅众被甲譟于州门,唐人皆应之,吐蕃守将惊走,义潮遂摄州事,奉表来降。以义潮为沙州防御使。”②[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五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166-8167页。材料中之“正月”实乃二月之讹③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306页。。《通鉴考异》引《宣宗实录》也有此类记载:“(大中)五年,二月,壬戌,天德军奏沙州刺史张义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阎英达等差使上表,请以沙州降。”④[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五年胡三省注引《考异》,第8171页。实际上,大中五年二月十九日乃唐宣宗颁布圣旨的时间,而使团到达长安的时间是在大中四年底⑤苏莹辉指出:“由于道途的险远,和跋涉艰难,从大中二年出发,大约四年岁暮始能到达；
五年方赐诏敕。”冯培红亦认为大中四年七月抵达天德军的敦煌使团,抵京时间或许已近年底。苏莹辉《敦煌学概要》,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88年,第139页；
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第48页。。目前学界基本认同大中四年在天德军的帮助下,到达长安的沙州使团正是张议潮所遣的首批使团。然而仔细分析上引史料,会发现,大中四年底到朝的这批使团,实际上是张议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阎英达等人共同派遣。上引P.3481V《发愿文》记载阎英达曾遣郎君等人出使长安,这与《宣宗实录》所载正相合。唐廷设归义军之后,阎英达先后出任部落使、瓜州刺史等职,能够继续与节度使张议潮共同派遣使者前往唐廷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本文判断,两者实属同一批使团。这就说明以某大夫为首的唐朝使团到达沙州的时间就要早于大中四年底。唐王朝于此时得以遣使沙州,正是张议潮所遣首批使团出使长安的结果。阎英达能够与张议潮、安景旻一同遣使,与他在沙州的地位是分不开的。荣新江指出张议潮代表的是沙州地区的汉人,安景旻代表昭武九姓粟特人,而阎英达则代表的是退浑、通颊等部落百姓⑥荣新江《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初探》,《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第26页。。P.3481V《发愿文》记载他:“公报佛恩,答□□□疾疠,息甲兵,延大吉祥,行檀清福,寮深缁黄。”这里息甲兵,指的应是张议潮起事之初,阎英达协部落百姓主动投靠了张议潮,免去了百姓战乱之苦。

那么这批唐朝使团究于何时到达沙州?正史文献中未予记载,我们可以利用敦煌文献中“大中”年号的使用情况来间接加以证明。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最早使用大中年号的敦煌文献是P.2825《太公家教一卷》,卷末有1行题记:“大中四年庚午正月十五日学生宋文显读,安文德写。”其他相关文献还有日本京都有邻馆藏敦煌文书51号《大中四年十月沙州令狐进达申请户口牒》；
S.1350《唐大中五年二月十三日僧光镜赊买车小头钏契》；
S.705《开蒙要训一卷》,末书“开蒙要训一卷”,卷后有1行题记:“大中五年辛未三月廿三日,学生宋文献诵,安文德写。”这些文献都可说明,早在大中五年二月前,沙州当地民众就已开始使用大中年号了。自张议潮起事至大中四年,敦煌文献中多采用的是干支纪年。例如S.6485《佛说贤劫千佛名经》,卷末题:“戊辰年(848)四月二十九日,经生侯珣为王庭仙敬写毕,愿法界有情,同沾此福”；
S.4429《五台山赞》,卷尾有1行题记:“戊辰年 (848)六月四日,莲 [台]寺僧应祥、启得、智常、智悟住持”；
P.3852《戊辰年 (848)九月七日点勘龙兴寺藏经历》；
BD06301V(咸001)《七阶佛名经》,卷背有1行题记:“己巳年 (849)正月日柱字记”等。从这些例证可知,大中三年初沙州当地还在使用干支纪年,而到了翌年正月,就已开始使用“大中”年号。两者的交替,可据之了解沙州和中原王朝之间的往来情况,因为改元的消息往往是由使者或游方僧人传到沙州的,敦煌地区使用新年号的时间距改元时间的长短,透露了双方交往的疏密情况①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4页。。可以说正是因为唐朝使团的到来,使沙州了解到了中原地区的一些情况,包括此时年号的使用。唐朝使团是在来年春返回,最终在大中四年底到达长安,据这一时间推算,这批使团到达沙州的时间最有可能就在大中三年底或四年初。上引《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五年正月条及《宣宗实录》所记张议潮、阎英达上书唐王朝时的职官分别是沙州刺史和部落使,既然已经得到唐王朝的承认,这就说明该职官并非两人自称,而应是大中三年底或四年初到达沙州的这批唐朝使团所授。

《张淮深碑》言:“不逾星岁,克获两州。再奏天阶”,大中三年张议潮收复甘、肃二州后,沙州方面再一次派遣使团远赴唐朝,该使团或即大中四年春张议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阎英达遣使随同某大夫等人返回长安的这一批。P.2748V《大中四年七月二十日天德军奏状》记载道:“大中四年七月廿日,天德/已下七人至。忽奉/赐臣金帛锦彩/蒙荣赐菏泽,承/诚欢诚惧,顿首/当回发使细人,探/拟接掠,所以淹/等七人于灵州□/猎。吐浑不知委/不敢说实情,往/知不达/六人奉河西地图/上。今谨遣定远”①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362页。状文粘连在P.2748V悟真撰《国师唐和尚百岁书》的序言与诗之间,下半段截去,郑炳林、齐陈骏由此判断状文的作者即为悟真②齐陈骏、寒沁《河西都僧统唐悟真作品和见载文献系年》,《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2期,第7页；
郑炳林、郑怡楠辑释《敦煌碑铭赞辑释 (增订本)》,第391页。。文书的性质和内容,荣新江、余欣指出:“似为天德军使上宣宗之牒。其中奉河西地图而来之七人,或即沙州使人高进达辈。”③荣新江、余欣《沙州归义军史事系年示例》,第227页。李军则认为状文所述并非一事,而是至少互不相关的三件事:“(1)文书第1-5行,述上表者曾受到唐朝 ‘金帛锦彩’的赏赐,故其在表文中对宣宗表示感谢。(2)第6-11行由于文书残缺,所述不甚明了,似言文书作者曾派遣 ‘细人’刺探情报,由于遇到特殊情况,有七人滞留在灵州,而此事或与吐浑即吐谷浑有关。(3)第12-13行,叙沙州入朝使者六人奉河西地图抵天德军,为使其顺利抵达长安,文书作者遣人护送。”又言:“‘定远’并非指朔方节度治下的 ‘定远军’,而是唐代武散官系统中正五品上阶的 ‘定远将军’④李军《唐大中二年沙州遣使中原路线献疑》,第102、104页。。冯培红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第2行中,到达天德军的7人应该就是张议潮所遣以高进达为首的入京使节,第7、8行说他们在灵州淹留,可能是受到了党项部族的劫掠,其结果是1人可能遇害,6人得到解救,天德军遂派遣定远城的官兵沿路护送入京⑤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第47-48页。。学者们的观点虽有冲突,但均将大中四年七月到达天德军的这批使团看作是高进达等人。唐太宗贞观元年 (627),划天下为十道；
睿宗景云二年 (711),又从十道中的陇右道析出河西道。同年,为加强西北边防,始置河西节度使,辖凉、甘、肃、瓜、沙、伊、西七州；
玄宗先天元年 (712),从河西节度中再析出伊、西二州,另建伊西节度使,后来又移隶北庭节度使⑥冯培红《论晚唐五代的沙州 (归义军)与凉州 (河西)节度使——以“河西”观念为中心的考察》,张涌泉、陈浩主编《浙江与敦煌学:常书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39页。。先天元年后,河西节度所辖实则只有五州之地。至大中四年春沙州使团前往长安之际,张议潮已收复瓜、沙、甘、肃等州,河西重镇凉州于此时虽仍处在吐蕃的控制之下,但已基本控制原河西节度所管大半州郡,符合状文“奉河西地图”的描述。当时吐蕃还盘踞在河西走廊东部,故张议潮遣使长安必须绕道而行,当时唯一安全可行的路线就是走北面的沙碛之路,穿越今内蒙古阿拉善盟境内的沙漠。大中四年春从沙州出发的使团,七月到达天德军也是合理的。而无论是6人或者7人,从规模上来看,他们仅是沙州所遣的使节,并不包括某大夫等人。

大中四年初从沙州出发的使团,于是年七月就已到达天德军,而为何直到年底才抵达长安?按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文献羽032-1《驿程记》记载:八月“廿三日发,至天德军城南馆宿,廿四日天德打毬设沙州专使。至九月三日发天德,发至麦泊食宿。”①[日]高田时雄《李盛铎旧藏写本 〈驿程记〉初探》,《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5号,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西陲发现中国中世写本研究班,2011年,第2-3页；
陈国灿《读 〈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札记》,《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118页。沙州专使于八月廿三日至天德军城,九月三日从天德军出发,天德军以西的路线为:谷南口→……→西受降城→西城→四曲堡→吴怀堡→天德军城南馆→天德军。陈涛指出:“敦煌本《驿程记》中所言 ‘八月廿四日’, ‘沙州专使’极有可能就是指大中五年八月沙州使团到达天德军一事。”②陈涛《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本 〈驿程记〉地名及年代考》,第31页。杨宝玉亦认为这里的“沙州专使”应指张议潭使团,并指出该使团到朝的时间是在大中五年十月③杨宝玉《大中五年张议潭入奏相关问题辨析——以杏雨书屋藏羽032-1〈驿程记〉为中心》,第124-129页。。《驿程记》中张议潭使团是经天德军绕道雁门关,最后抵达长安,用时近两月。如若大中四年七月到达天德军的这批使团,经由灵州或夏州赶往长安,所用时间会更短。而之所以会晚至年底才到达,原因应正如冯培红所言,可能是受到了党项部族的劫掠,在灵州淹留了一段时日。

大中五年二月十九日,唐宣宗颁布圣旨,任命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关于此事,上引《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五年正月条、《新唐书》《敦煌县志》等史料中均有记载。其中《新唐书·吐蕃传下》言:“明年,沙州首领张义潮奉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以献。始义潮阴结豪英归唐,一日,众擐甲譟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缮甲兵,耕且战,悉复余州。以部校十辈皆操挺,内表其中,东北走天德城,防御使李丕以闻。帝嘉其忠,命使者齎诏收慰,擢义潮沙州防御使,俄号归义军,遂为节度使。”④[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07-6108页。《敦煌县志》卷5《人物》“张议潮”条:“张义潮,本沙州首领,大中时吐蕃衰乱,阴结豪杰归唐,一日,众擐甲譟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缮甲兵,且耕且战。使其兄义泽领部校十余辈皆操挺,内表其中,东北走天德城。防御使者,齎诏收慰,先擢沙州防御使,升为归义军节度使。”⑤[清]苏屡吉修,曾诚纂《敦煌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51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205-206页。分析以上三则材料,会发现《敦煌县志》张议潮条所载内容应来自《新唐书·吐蕃传下》,但在传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讹误。《新唐书·吐蕃传下》中所引的这一段史料,实则包含四个事件,即:(1)张议潮遣张议潭等人以瓜、沙、伊、肃等十一州图籍入长安,唐王朝于大中五年十一月在沙州设归义军,以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
(2)大中二年张议潮率众起事,一举推翻了吐蕃在这一地区的统治,随即以“部校十辈”东北走天德军出使献捷,这批使团后来在李丕的帮助下成功到达长安；
(3)张议潮继续征战,收复余州；
(4)擢张议潮沙州防御使。《新唐书·吐蕃传下》并未详细记载擢张议潮沙州防御使的原因,仅言“帝嘉其忠,命使者齎诏收慰”。《资治通鉴》则记载了此次事件的经过,“义潮,沙州人也,……奉表来降”,实乃穿插其中的文字,擢张议潮沙州防御使的原因就是史料开头所言:“天德军奏摄沙州刺史张义潮遣使来降”。唐后期除了节度、观察等使所在的会府州外,在一些较重要的州,其刺史例兼防御使或团练使,这些防御、团练使是一州的军政长官①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页。。这里张议潮是以沙州刺史例兼防御使,掌管沙州的军政大权。

总的来说,大中二年张议潮率众起事后,随即派遣高进达等人出使长安献捷。使节抵达长安后,宣宗也很快差以某大夫为首的使团前往沙州,该使团于大中三年底或四年初到达沙州,并授予了张议潮、阎英达等人沙州刺史和部落使之职。与此同时,张议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阎英达又于次年春遣使随同某大夫等人返回长安,该使团在大中四年七月二十日到达天德军,并在天德军防御使的帮助下最终于大中四年底到朝,次年二月宣宗任命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张议潮大中四年所派遣的使团是携河西地图以献,希望继承之前驻节于沙州的河西节度使的政治遗产,然而唐廷却仅授张议潮沙州防御使一职。正如李军所言:“在沙州陷蕃60余年且与唐中央长期音信不通的情况下,张议潮在大中五年突然派使团携河西地图归附,唐朝君臣对此心存疑虑也是应有之义。”②李军《控制、法定与自称:唐宋之际归义军辖区变迁的多维度考察》,《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4期,第112页。唐朝将沙州从普通州改为防御州,是为了防止吐蕃势力的反扑,巩固张议潮在沙州的成果③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第49页。。

敦煌写本P.2686V《大蕃沙州敦煌郡摄敕授节度张公功德记》,抄写字迹潦草,以往很少有学者予以关注,但却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敦煌文献,反映了张议潮起事之初的一些重要细节,相关内容记载道: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 敕授节度张公

本郡器等谨贺。

右三危故境,列积垓壤之封;五郡城域,逐併南蕃之化。虽仍併一旅,承问天阙;幕府倾移,旌信不散。全城纳效,爰及六十余载。又遇陷落蕃庭,灾害随生;运属艰危,声复律吕;举国倾坏,兵甲竞兴。彼此相攻,父南子北;铜头铁额,同马狡而煞人;结憎连郡,隳山村而掠野。伏惟节度公心如铁石,志等松筠,知去就之心,识存亡之兆。孤贞绝域,抗节危城,丑类披犀汗血。或列千乘雷振,曳红旗而闪天;或进骑云屯,声鼓鼙而动地。昼攻夜守,春候秋防;一郡赖大树之荫,四塞怯接飞之手。是以南蕃匍匐,北狄来济,杂舍羌浑,悚然归伏。既而王祥有修,易俗移风之教,缮行来,歌息盗。所以轻云夜散,[得]睹苍天;重雾晨开,还瞻白日。伏惟节度公功方德厚,瀚海之勋靡申;调下琴悲,际天之劳须奏。□□□□,□□坎分。①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7册,2001年,第245页。录文参郑炳林、郑怡楠辑释《敦煌碑铭赞辑释 (增订本)》,第148页；
郑炳林、魏迎春《敦煌写本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研究》,《敦煌学辑刊》2019年第4期,第44页。本文依图版对录文略有改动。

P.2686,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伯希和劫经录:“2686借劵三通。第一通有印,有手节押。”②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第270页。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伯希和劫经录:“P.2686借卷三通。说明:第一通有印,有手节押。背有文字,字迹草,且已不清,内有 ‘伏惟节度’等等。”③敦煌研究院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第250页。前者未注意到卷背内容,后者虽注意到,但鉴于字迹模糊,未予叙录和定名。《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7册将卷背内容定名为《呈大蕃国沙州敦煌郡节度公贺文》。郑炳林、魏迎春对此篇文书有过专文研究,将文书定名为“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认为文书的写作年代是在大中四年十月,节度使指张议潮,张议潮得到敦煌的控制权但是还没有归附唐朝,他名义上还是吐蕃管辖下的一个节度使。从内容来看,自“右三危故境”至“全城纳效”,记载的是吐蕃对敦煌的占领；
“又遇陷落蕃庭”至“隳山村而掠野”,叙述的则是论恐热追击尚婢婢到瓜州的战争④郑炳林、魏迎春《敦煌写本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研究》,第43-59页。。郑炳林将文书首行释录作“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然据图版,“摄”字后所书实乃“敕授节度张公”,这篇文书从文体来看,属于功德记性质。因此,P.2686V应定名为“大蕃沙州敦煌郡摄敕授节度张公功德记”,这里的“张公”应正如郑炳林所言即为张议潮无疑。文书第二行,郑炳林录作“本郡窦夫子谨贺”,“本郡”与“谨贺”之间用草书书写,从笔画来看,应为“器等”二字。器即窦良器,又作窦良骥、窦夫子等,主要活动在吐蕃至归义军早期。

838年,热衷奉佛的吐蕃赞普赤祖德赞被贵族刺杀,其弟达磨继位。在他统治时期,由于大肆毁灭佛教,842年在大昭寺唐蕃会盟碑前被高僧拉隆·贝吉多杰刺杀身亡。达磨卒后,其妃綝氏之兄尚延力的儿子乞离胡被立为赞普,綝氏掌握了朝政大权,反对派则拥立次妃蔡邦氏之子微松为主,两派之间互相争斗,混战不已。随着国都逻些的政变,驻守在边境河陇地区的将帅也很快地卷入了内乱。汉文史籍对陇右史事记载较详,至于河西,敦煌藏文文献有所提及,如P.T.999《祈愿文》记载:“鼠年季夏 (六月)八日,沙州二部僧伽,为赞磨王妃潘母子宫殿微松 (光护)之功德,也为沙州地方百姓之功德举行回向供施法会。从宫廷指令及信函、教法大臣及安抚大臣之信函中得知,在2700人法会之时,教法大布施所奉献之财务,交与长老僧人洪辩和旺乔登记,并由管经僧人云海和李丹贡核对经卷记录和正是凭据付账。以后结算经卷总账之时,以此登记账目和总账本 (底数)相核对,如吻合则登记偿付,并发给盖有印章之凭据。”①陈楠《P.T.999号敦煌藏文写卷再研究——以往汉译本比较及相关史事补正与考辩》,《中国藏学》2008年第3期,第23页。该文献自1978年公布以来,学者们争相译释,已经推出了多个译本,并对吐蕃末期的相关史事作了探究。所谓“鼠年”,被公认为是844年,正值达磨赞普死后吐蕃内讧时期。从这个文献可知,在乞离胡、微松两派斗争过程中,河西走廊西端的沙州站在了支持微松一方,来自微松宫廷的旨令在沙州得到了贯彻。法会布施财务的掌管者之一长老僧人洪辩,在归义军初期曾出任河西都僧统。大中二年张议潮赶走的正是支持微松的吐蕃势力,“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就应该是乞离胡一派所敕授。根据汉、藏史料,吐蕃占领河陇地区后,在这一地区设置了五节度使,分别是青海节度使、鄯州节度使、河州节度使、凉州节度使和瓜州节度使。吐蕃瓜州节度使治瓜州,管辖的范围大致是唐朝的瓜、沙、肃、伊、西等州②杨铭《吐蕃统治敦煌西域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6-10页。。张议潮被乞离胡敕授的节度使应即瓜州节度使,另外从“大蕃沙州”来看,此时的治州也由瓜州转移至沙州。

陇右地区的情况较为复杂,形成了鄯州节度使尚婢婢、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两派军阀,双方之间攻战不已。鄯州节度使尚婢婢属于支持乞离胡一方,是陇右地区的一支强劲势力。848年底,论恐热派遣部将莽罗急藏率军两万西击尚婢婢,但在南谷遭到尚婢婢部将拓跋怀光的阻击,急藏兵败投降。翌年初,论恐热亲率大军,屯次河州。尚婢婢部下诸将求胜心切,不服将令,擅自出兵。河州一战,尚婢婢为论恐热所败,退守鄯州。尚婢婢兵败河州后,因乏粮往甘州西就水草,被论恐热率三千骑追至瓜州。《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四年云:“婢婢粮乏,留拓拔怀光守鄯州,帅部落三千余人就水草于甘州西。恐热闻婢婢弃鄯州,自将轻骑五千追之,至瓜州,闻怀光守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杀其丁壮,劓刖其羸老及妇人,以槊贯婴儿为戏,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③[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四年,第8165-8166页。此事件在《新唐书·吐蕃传下》中也有记载:“(大中三年)婢婢粮尽,引众驱甘州西境。以拓跋怀光居守,恐热麾下多归之。恐热大略鄯、廓、瓜、肃、伊、西等州,所过捕戮,积尸狼藉,麾下内怨,皆欲图之。乃扬声将请唐兵五十万共定其乱,保渭州,求册为赞普,奉表归唐。宣宗诏太仆卿陆躭持节慰劳,……恐热既至,诏尚书左丞李景让就问所欲。恐热倨夸自大,且求河渭节度使,帝不许。”④[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传下》,第6106页。两者记载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此事《资治通鉴》记载为大中四年九月,《新唐书·吐蕃传下》记载则为大中三年。据李军研究,论恐热入朝以及宣宗诏陆躭慰劳等事等均发生在大中三年之际⑤李军《三州七关的收复与唐宣宗大中政局》,《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0期,第111页。。如此看来,尚婢婢就食甘州西一事也就应发生在大中三年,《资治通鉴》记载有误。《新唐书》未载月份,《资治通鉴》所载虽然年份有误,但有确切月份,或可信。

张议潮是在大中二年三、四月份率众起事的①李正宇《张议潮起义发生在大中二年三、四月间》,《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2期,第25-28页。,瓜、沙二州的收复在随后不久。《张淮深碑》载:“次屠张掖、酒泉,攻城野战,不逾星岁,克获两州。”即不到一年的时间又接连攻克甘、肃二州,这两州的收复也就当在大中三年九月之前。P.2686V《大蕃沙州敦煌郡摄敕授节度张公功德记》所记张议潮经过艰苦战斗才最终击退论恐热,取得了“瀚海之勋”和“际天之劳”。功德记未载“须奏”即上奏吐蕃王朝之后的事情,说明张议潮的瓜州节度使并非此事件之后所授,只能是在大中三年九月之前,功德记的撰写时间也或许即在是年。尚婢婢就食于甘州西,并被论恐热追至瓜州,就直接与张议潮方面发生了关系。陆离言:“论恐热率轻骑五千追击至瓜州,却突然不追,而掉头去进攻拓跋怀光据守的鄯州,其中必有隐情。对此合理的解释就是尚婢婢率众三千进入与之结盟的归义军控制地区就食,……面对人数众多的归义军和尚婢婢联军,知难而退。”②陆离、陆庆夫《张议潮史迹新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1期,第102页。郑炳林亦言:“张议潮接受了鄯州节度使尚婢婢的就食,实际上等于建立张议潮与代表河西陇右地区正宗吐蕃政权的联合。”③郑炳林、魏迎春《敦煌写本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研究》,第59页。尚婢婢之所以会选择张议潮为联合对象,一来张议潮赶走了支持微松的吐蕃势力,这也就间接与尚婢婢有了共同的支持对象；
二来张议潮此时名义上还是吐蕃管辖下的一个节度使。

可以发现,张议潮大中二年起事之初,在派遣使团前往唐朝献捷的同时,也派遣了一批使团出使吐蕃。出于距离或交通路线畅通等因素,张议潮在唐朝使团来到沙州之前,已先于大中三年九月前接受了乞离胡一派敕授的瓜州节度使一职。待某大夫等人于大中三年底或四年初到达沙州后,又接受了唐朝沙州刺史的敕封。可见张议潮起事之初并没有完全打出反抗吐蕃的大旗,而是采取两边通好的政策,这种政策也为此后的曹氏归义军政权所继承。事实证明,这一策略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大中五年二月唐廷授予张议潮的仅是沙州防御使,远远低于他的期许。待消息传回沙州后,张议潮又立马组织规格更高的使团出使长安。《资治通鉴》记载大中五年十月,张议潮遣张议潭等29人奉十一州图籍入长安,被唐廷授予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发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义泽奉十一州图籍入见,于是河、湟之地尽入于唐。十一月,置归义军于沙州,以义潮为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④[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五年,第8171页。杜牧《樊川文集》收录有《西州回鹘授骁卫大将军制》和《沙州专使押衙吴安正等二十九人授官制》,现将前者抄录如下:“敕:故者天子守在四夷,盖以恩信不亏,羁縻有礼。……西州牧首颉干(于)伽思俱宇合逾越密施莫贺都督宰相安宁等,……今者交臂来朝,稽颡请命。……可云麾将军守左骁卫大将军 [员]外置同正员,余如故。”①[唐]杜牧《樊川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04-305页。此制大约作于大中五年冬②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419页。。对于安宁的归属,荣新江认为很可能是原漠北回鹘的守土封臣,并指出张议潮大概是通过外交手段与西州的回鹘取得联系,并招引其与之一起向唐朝入贡③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354页。森安孝夫认为安宁系由焉耆的庞特勤派遣治理西州的；
刘美崧则认为安宁受张议潮控制。[日]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の西迁について》,《东洋学报》第59卷第1、2号,1977年,第120页；
刘美崧《论归义军节度与回鹘关系中的几个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第131页。。

张议潮在大中三年收复甘、肃二州后,又挥师西向,于次年收复了西域东部的重镇伊州,S.367《沙州伊州地志》“伊州”条云:“大中四年,张议潮收复,因沙州卌户居之,羌、龙杂处,约一千三百人。”大中五年时,张议潮的实际统治区域为河西五州之地,并没有遍及上述全部十一州,所列十一州中的鄯、河、岷、廓一带还是吐蕃边将混战之地。直到大中十一年 (857),吐蕃酋长尚延心方以河、渭二州部落降唐④[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十一年,第8186页。。甚至到咸通七年 (866),论恐热还寓居廓州⑤[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50唐懿宗咸通七年,第8235页。。当时兰、鄯、岷等州基本上都是由尚婢婢部将控制。所以,大中五年张议潮得以奉十一州图籍入长安,究其缘由在于他名义上还是吐蕃管辖下的一个节度使,与尚婢婢、尚延心等吐蕃部将保持着一种联合关系。这样一来,张议潮就给唐朝一个他有能力控制河陇十一州的印象。同年十一月,唐朝于沙州设归义军⑥“归义”一词,过去经常赐给慕义归化的少数民族,而如今却用作藩镇的军号 (赵贞《归义军史事考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4页)。唐王朝除了考虑到张议潮起兵逐蕃,奉表降唐,有慕义来归之意外,应该还与张议潮曾接受吐蕃王朝瓜州节度使的敕封有关,大中五年十一月唐廷在沙州设归义军之前,张议潮名义上还是吐蕃管辖下的一个节度使。,以张议潮为首任节度使。张议潮目的达成后,便改变了他以往两边通好的政策,开始完全打出反抗吐蕃的大旗,这在此后的敦煌文献中可以找到充足的例证,至此沙州政权成为了唐朝河西的一个边鄙藩镇。

学界围绕张议潮所遣首批入朝使团的成员进行了细致的讨论,齐陈骏、冯培红认为首批使团中除了高进达之外,悟真也在其中⑦齐陈骏、寒沁《河西都僧统唐悟真作品和见载文献系年》,第7页；
冯培红《归义军时期敦煌与周边地区之间的僧使交往》,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06页。。杨宝玉则认为悟真并非首批派出的使者之一,他率领的乃是后续使团,列出四条理由:(1)《新唐书·吐蕃传》记载使者身分为“部校”,未言僧人；
(2)《张淮深碑》未记悟真而仅记押牙高进达；
(3)大中五年时悟真在长安的活动相当从容；
(4)唐廷对悟真及洪辩的封赐是在大中五年五月⑧杨宝玉《大中二年张议潮首次遣使入奏活动再议》,第2-3页。。

悟真本人对这次入奏也非常重视,在辑录自己引以为荣的重要官告等文献时,他特意编入了长安高僧与自己相互唱和的诗文,并撰《自序》(P.3720)称:“河西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僧录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悟真,自十五出家,二十进具,……特蒙前河西节度 [使]故太保随军驱使,长为耳目,修表题书。大中五年,入京奏事,面对玉阶,特赐章服。前后重受官告四通,……题之于后。”①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7册,2002年,第113页。另据P.3720《悟真文集》第一件告身、黄牒所载,悟真入朝的时间是在大中五年。经上文讨论,张议潮所遣首批入朝使团回到沙州的时间是在大中三年底或四年初,抵达长安的时间就应该在大中二年底或三年初。若悟真也在首批使团中,他定会在自序中大书特书,然而却未加任何说明,这就说明悟真所率领的只能是后续使团。

本文认为悟真所率领的使团与大中四年春从沙州出发的使团属于同一批,理由有四:

其一,据《宣宗实录》记载:“(大中)五年,二月,壬戌,天德军奏沙州刺史张义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阎英达等差使上表,请以沙州降。”上引荣新江指出,张议潮代表的是沙州地区的汉人,安景旻代表昭武九姓粟特人,而阎英达则代表的是退浑、通颊等部落百姓。三人代表了沙州地区的主要势力,而势力强大的佛教僧团也理应派人随使团一同出使,《实录》中“等”当即僧团代表洪辩等人。

其二,正如上文郑炳林、齐陈骏所言,P.2748V《大中四年七月二十日天德军奏状》的作者为悟真,悟真只有作为使团成员之一,才有可能将出使经过详细记录下来。

其三,张议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阎英达等人派遣的使团于大中四年底抵达长安,大中五年二月,唐廷任命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从P.3720《悟真文集》第一件告身及黄牒来看,唐王朝授予洪辩“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悟真“京城临坛大德”的时间是在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若悟真率领的使团与大中四年底抵达长安的使团并非同一批,悟真从沙州出发的时间就应在大中四年春之后不久,沙州地区应该不会有如此密集的出使活动。

其四,据现有史料,悟真等人到达长安后颇受礼遇,唐宣宗不仅亲自召见他们,还下诏特许他们巡礼京城左右街的诸多佛教寺院,悟真得与两街众多高僧大德相互赠诗酬答②杨宝玉、吴丽娱《悟真于大中五年的奉使入奏及其对长安佛寺的巡礼》,第20页。。其中宗茝《七言美瓜沙僧献款诗二首·其一》云:“沙漠关河路几程,师能献土远输诚。因兹却笑宾獒旅,史籍徒章 (彰)贡赋名。”③汪泛舟《敦煌僧诗校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9页。胡可先指出:“‘献土’很有可能指的便是献上地图,因为地图是非常重要的军事资料,献地图就相当于将疆土拱手让人,所以悟真使团为表忠诚很可能进献了河西地图。”④胡可先、虞越溪《由 〈悟真受牒及两街大德赠答诗合钞〉论归义军建立初期与唐中央的宗教交往》,《敦煌学辑刊》2020年第3期,第66页。这与P.2748V《大中四年七月二十日天德军奏状》中“六人奉河西地图”的记载也正相符合。

既然悟真于大中四年底就已到朝,唐王朝为何会晚至次年五月才对洪辩和悟真进行封赐?P.3720《悟真文集》第一件告身记载道:“敕释门河西都僧统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洪辩、入朝使沙州释门义学都法师悟真等,……或倾向天朝,已分其觉路；
或奉使魏阙,顿出其迷津。……仍荣紫服,以耀戎缁。洪辩可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悟真可京城临坛大德,仍并赐紫,余各如故。大中五年五月廿一日。”①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3页。告身所记与黄牒、莫高窟第17窟《洪辩碑》上半部基本一致。依照P.3720《悟真文集》第二件、第三件、第四件告身的书写格式,“敕”字后所书乃某人此前的职官,并非是正要授予的官号。也就是说,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唐廷分别授予洪辩、悟真的是“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及“京城临坛大德”,“余各如故”所指即两人此前的职官“河西都僧统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和“沙州释门义学都法师”。从“仍荣紫服”“仍并赐紫”来看,在大中五年五月之前,唐廷对两人已有过封赐,这次封赐当即是年二月的这一次,唐廷在授予张议潮沙州防御使的同时,也授予了洪辩和悟真上述称号。只是这次封赐未颁给悟真相应的告身,以至于在自序里,只记有“前后重受官告四通”。

悟真在大中五年二月和五月接连两次被赐予官号,这期间悟真应是一直留在长安未归。据大中五年五月所授“京城临坛大德”的称号,悟真正是利用这三个月时间奉诏巡礼了京城左右街的诸多佛教寺院,并与众多高僧相互赠诗酬答。悟真得以出使并留守长安数月,该是出自张议潮的刻意安排。经过唐武宗会昌法难后,中原地区的佛教经论遂多有散失,其时敦煌地区早已被吐蕃攻陷并受其控制,因吐蕃人也崇信佛教,故中原地区的毁佛浪潮未能波及敦煌。沙州出使唐朝的首批使团在返回后,可能也带回了唐王朝的一些情报,得知此时正值崇佛的继帝唐宣宗大力恢复佛法之际。在这样的情况下,张议潮为了能够顺利求取旌节而派遣悟真进京,并安排悟真在长安逗留数月,可能也有着投好唐廷的意味②胡可先、虞越溪《由 〈悟真受牒及两街大德赠答诗合钞〉论归义军建立初期与唐中央的宗教交往》,第68页。。

要而言之,P.2686V、P.3481Vc是两篇非常珍贵的敦煌文献,通过对相关内容的重新校录,可以发现,大中四年底到朝的沙州使团,并非是张议潮所遣的首批使节,在此之前实已有唐朝使团来到沙州。张议潮起事之初并没有完全打出反抗吐蕃的大旗,反而还接受了吐蕃王朝瓜州节度使的敕封。张议潮所遣首批入朝使团成员,今日可确知姓名者仅有高进达一人,悟真率领的乃大中四年春从沙州出发的使团。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探讨,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张议潮归义军节度使的授予过程,以及起事之初面对当时的河西环境所采取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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