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调查研究：道路选择与新发展

朱婷婷，朱冬亮

(1.集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2.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并依靠调查研究，党因调查研究而立、而成、而兴[1]。调查研究是一门科学,广泛应用于各领域，有学者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术界的学者们开展的社会调查；
另一类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展的社会调查[2]。毛泽东是党内最早重视并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实践的领导人[3]。调查研究思想既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支撑毛泽东思想根植于中国大地的关键所在。党的调查研究是以毛泽东为倡导与引领，逐渐在党内形成的一套调查研究之风气、传统、方法及思想体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提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逻辑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不断发展着的国情实际间的互动与互嵌。中国具体实际是动态变化着的，需要不断通过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研究来更迭社会认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形成，总体上要历经理论本土化、理论实践化与实践理论化这3个阶段。理论本土化是共产党人开展调查研究实践的缘起，是基于对本国国情实际充分掌握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实践而进行的本土化适应与调整；
理论实践化是将初步本土化的理论用于指导具体实践；
实践理论化是对实践中的理论与经验再进行总结、归纳与升华，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已历经百年，在理论与道路的探索实践中历经从理论经验的复制、借鉴到创新的过程。这一逻辑转变，一方面源于党和国家对具体实践的反思、归纳与总结；
另一方面源于党的自主意识在实践中逐步成长与成熟。回溯之，我国曾历经两个里程碑式的道路选择：一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选择；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选择[4]。这两次道路转折的共性在于实现了“中国化”，即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而进行的道路选择。

(一)党的调查研究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选择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让我国关注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马克思主义代表社会最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相契合，是党始终坚持的基础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于欧洲工业革命爆发后城市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矛盾日益锐化的背景之下，因而指导革命形成以城市工人阶级为主要力量的“城市中心论”。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还仍处于农民占人口80%以上的传统农业社会阶段，城市工业发展水平很低且工人阶级力量极其薄弱。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舶来品，其理论背景与中国实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马克思曾在给俄国查苏利奇的回信中明确指出：“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5]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我国指导思想的前提必然要先进行理论中国化。

然而，党在“幼年”时期，尚难以意识到“舶来理论”与“本国实际”之间存在的供需错位问题。革命初期党内话语权主要掌握在熟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国际手中，导致党内形成严重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进而带来惨痛的革命失败的教训。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逐渐将革命重心从城市转移至农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农村中心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力量主要在农村的实际国情而探索出的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农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选择，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调查研究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正如邓小平所言，“毛泽东同志说，他从一九二五年起，差不多用了六七年的时间，才开始真正了解农民”[6]341。

按时间维度来梳理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实践及其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毛泽东青年时期，总体可以分为4个阶段[7]。第一阶段(1913年至1923年)是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调查研究，以“游学、夜校、访谈、实地调查”等方式开展，范围主要在湖南省内，也涉及部分省外地区(1)毛泽东早期在湖南的宁乡、益阳、安乡等十多个县的农村和工厂开展调查研究，于1923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湖南工人运动》的报告。他也曾利用一些外出机会在上海、山东、北京、江西等省份的部分农村开展过调查研究。。调查对象主要为农民和工人，目的是为了了解当时我国整体社会现状。第二阶段(1924年至1936年)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时期，在大革命前后与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开展了多次大规模调查研究实践，主要的调研区域为湘、赣、闽这3个省份(2)毛泽东在此期间的社会调查包括：1926年在广州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期间，以学员为调查人群，通过问卷的形式来收集全国农村资料；
随后他在从广州到上海的路途中，又收集了江、浙、沪一带农民状况的资料；
1927年1月至2月在湖南的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等五县又开展了调查研究，并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8年春季在江西的遂川县、宁冈县和永新县调查研究；
1929年在福建闽西地区开展调查研究；
1930年在江西的寻乌县、兴国县、永丰县和福建的长汀县开展调查研究；
1931年11月在江西的东塘乡开展调查研究；
1933年在江西瑞金多县区、兴国县的长冈乡以及福建上杭县的才溪乡开展调查研究。，对象为农村各个阶层的农民。调研内容主要为农村贸易、土地及农民生活等，目的是为了了解农村社会阶层和经济状况，做出阶级估量并制定出正确的革命策略[8]5。第三阶段(1937年至1949年)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总结阶段，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继续在陕北和河北等地区开展调查研究实践，同时进行理论的梳理和总结，目的在于指导党内同志正确开展调查研究实践、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并清算“左”倾教条主义。第四阶段(1949年以后)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丰富与发展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对地方进行视察和与地方干部举行会议、座谈等方式开展，调查研究内容站位更高且领域更广，目的在于指导新中国的建设。

毛泽东不仅自己开展调查研究实践，他还极力倡导在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强调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必须要掌握的重要能力之一，无论职务大小都一定要亲自从事实际调查，不能仅凭书面报备[8]9。

(二)党的调查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如何在积贫积弱的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党面临的新挑战。基于彼时的主客观因素考虑，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成为必然选择。而在学习苏联模式的实践中，我国再次陷入“照搬照抄”的教条化陷阱。1956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意识到苏联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并提出“以苏为鉴”的思想。在苏联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影响下，新中国在很长时间内处于计划经济阶段，且对“社会主义”形成了刻板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邓小平同志的引领下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改革开放初期，落后的生产力、9亿多的农村人口及7.7亿的农村贫困人口是我国当时的国情。邓小平说道：“国家这么大，这么穷……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9]10“贫穷不是社会主义。”[9]225他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就中国实际出发，解决农村问题是首要[9]63。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逐渐打破固有的意识形态束缚，彻底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从而走上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中国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底气源于他对中国实际国情的足够了解。邓小平深受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影响，1961年邓小平在顺义开展的调查研究实践是受毛泽东的指引。毛泽东希望邓小平能够下基层去了解社会情况并做到“心中有数”[10]。在历时半个月的农村调查实践中，邓小平通过与地方干部座谈、实地探访农民生产生活状况等，发现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存在的诸多问题[11]。此次调查研究促使邓小平深刻意识到调查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为什么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了削弱呢？……首先是，我们不少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不大注意调查研究。”[6]302改革开放实践中，邓小平强调调查研究在经济、政治等各项工作实践中的前提性与基础性作用[9]22，164。

(三)党和国家话语权的重构与回归

上述两次历史性转折，共性在于对舶来理论与实践经验从“教条化”“照搬照抄”走向基于本国国情出发的中国特色道路选择。其外显结果为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与富起来，内里则为党和国家对本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话语权重构与回归。这一进程伴随着党和国家思想从稚嫩走向成熟。

党和国家在成立之初，犹如“新生儿”初出世界，对于所认同的理论和经验会呈现出绝对的依赖。虽然这种依赖性在短期内会加速自身的成长，但长期来看则会导致自主意识的迷失与思想、体制的僵化。在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缺乏对理论解构与本土化重构的能力，因而在决策上往往受制于理论的条条框框。而当国家理论体系的建构完全被舶来理论和经验所绑架时，则容易忽视本国的国情实际与本土化经验。但随着实践的不断推进，舶来理论与经验必然要在具体实践中接受检验，其经验教训将引导人们进行反思。在我国具体表现为：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党内“本本主义”思想的反思和清算；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苏联模式的适用性进行反思与改革。

党和国家对本国发展道路与制度建构的话语权重构，就是从本国国情实际出发，促进理论与国情实际之间的互动与互嵌。而话语权的回归，则体现在凸显“中国特色”为主导的理论与制度建构。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12]以本国国情实际和解决现实问题为出发的理论本土化建构逻辑，是赋权马克思主义持续解决中国历史性课题的根本所在。而党的调查研究在帮助党内同志全面把握本国国情和问题解决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

毛泽东关于党的调查研究有着非常丰富且系统的论述。从实践层面开展调查研究实践而写就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一系列调查报告，到思想理论层面的《农村调查》(3)《农村调查》一书收录了毛泽东前期大部分的调查研究报告(部分丢失)，较为完整地呈现他的调查研究思想。1982年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收录了他在革命战争期间(1926年至1941年)的调查研究报告，该书包括《反对本本主义》《关于农村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调查》《才溪调查》以及11篇短篇幅的调查技巧及补充调查文章。系统概述调查研究经验与方法以指导党内大兴调查研究，再到哲理层面的《实践论》以剖析社会实践对探寻真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毛泽东时期的党内社会调查研究已建构起“实践—制度—理论”的完整体系。有学者研究认为，党的调查研究实践在延安时期就被固化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调查研究制度[13]。也就意味着，调查研究思想在毛泽东时期就已经走向系统化与制度化。基于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相关文本分析，可以将党的调查研究从4个面向进行系统性梳理。

(一)理论基础面向：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党的调查研究是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理论指导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一文中就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而人的认识需要在反复多次的社会实践中逐渐从“感性认识的阶段”发展到“理性认识的阶段”[14]。调查研究往往需要历经“实践—认识—实践”的循环过程。前者的实践是对事物毫不认识或仅片面认识状态下认识事物的实践；
后者的实践则是在调查研究实践过程中对事物有了全面认识后运用到解决问题中的实践。调查是具体的实践，研究是对社会事实进行分析以获得新认识的实践，而新的认识又将促进新的实践，如此反复才能对事物形成较为全面且完整的认识。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历经了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为“空”且最终走向失败，源于理论建构的理想化与悬浮化。而马克思、恩格斯所建构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科学，源于他们长期扎根于欧洲底层工人阶级的社会实践与社会运动，对社会现象进行系统的调查、分析与归纳。自下而上的实践理论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具备科学性与真理性的关键。马克思认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5]恩格斯曾在《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文章中讲述自己如何融入工人阶级并开展调查研究的经过[16]，扎实的调查研究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列宁也曾写道：“他不是只坐在工厂的办事处里，他常常到工人栖身的肮脏的住宅区去，亲眼看见工人贫穷困苦的情形”[17]，“马克思丝毫没有陷入空想主义……他以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为基础。”[18]

(二)思想驱动面向：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与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党内同志开展调查研究的思想驱动。实事求是是党的重要法宝之一，调查研究是党的优良传统，二者间的逻辑关系呈现为思想驱动与实践落实。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将实事求是阐释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去研究。”[19]801在实事求是的思想驱动下，调查对象就是客观存在着的社会现象与问题，基于调查所掌握的信息而对事物进行内在规律性的研究与分析而达成“求是”的目的。

党在革命与建设时期都曾面临过严重的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而导致国家发展严重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开篇明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8]1这一经典论断。毛泽东认为这一论断虽被议为“狭隘经验论”(4)参见：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M].高级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翻印,1961:3.，但他却坚信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发展形势和其内在联系[20]，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地谏言。毛泽东曾分辨过“学习马克思主义”与“本本主义”间的内在关系，他将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但成为革命叛徒与不识字却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进行比较，而认为应撕掉“先哲”这一形式主义神秘标签，而将“本本”与国家实际结合起来学习[8]4。对主观主义，毛泽东曾直言批判一些对问题不甚了解就发表政见和指手画脚的党内干部，认为那些错误且纯主观的“瞎说”不仅坏了事情、解决不了问题，还失掉群众基础[8]2。党内领导干部作为政策的制定者，更应该要在调查研究中夯实自己的决策论据，才不至于做出唯心且错误的判断。

(三)实践路径面向：群众路线

党的调查研究是群众路线的实践表达，群众路线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实践的一根红线[21]。把握中国国情要“从群众中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制度最终要落实“到群众中去”。群众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力量[22]61，坚持走群众路线就是“集群众之思，惠万民之福”。毛泽东指出，“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皆是符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集中群众意见—研究群众意见—到群众中宣传和解释—在实践中检验—集中群众意见”的反复实践与研究中，才能获得一个正确、生动且丰富的认识[19]899。具体实践层面来看，调查研究可分为调查和研究两个环节。调查实践是要“到群众中去”，研究依据则要“从群众中来”，调查研究成果则又要“回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实践路径就是循环往复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因此，调查研究就是群众路线的实践化表达。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群众路线思想始终是我党治国理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3]。在调查研究中践行群众路线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1)实地调查研究就是要扎根于人民之中，在人民群众中倾听、体察、感受、探讨和总结他们当前所遇到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和难题，才能准确把握国家制度建设的方向。(2)循环往复的开展调查与研究实践，在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实践与理论、调查资料与政策制度之间不断磨合与互动的过程中，不仅能拉近党群距离，增强政府部门的公信力，还能制定出获得百姓拥护的好政策与好制度。

(四)目标导向面向：解决问题

毛泽东明确指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8]2调查研究是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和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探究实践。毛泽东批评那些遇事只会唉声叹气、恼火、请求调动的领导干部为“懦夫”。他认为解决问题需要走向人民群众，像孔子一样“每事问”。毛泽东将调查研究比作“十月怀胎”，解决问题比作“一朝分娩”，形象且生动地呈现出调查研究与解决问题之间内含量与质的逻辑关系[8]2，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深入农村开展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其目的在于了解农村社会阶级状况以做出阶级估量，进而指导革命事业向前推进。由此而开展的土地革命，不仅解决了当时农民所面临的严重人地不均的矛盾(5)毛泽东在兴国调查时发现，该县80%的土地集中在6%的地主、公堂及富农手中，15%的土地集中在20%的中农手中，而只有5%的土地在60%的贫农手中。参见：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99-200.，还解决了当时党所面临的人员和物资不足的问题。

习近平同样指出，解决问题应“深入群众，拜群众为师”[22]61，并提出衡量调查研究成效的3个标准——调查研究的实效、研究成果的运用以及能不能把问题解决好[24]7。3个标准中，前两者是以过程为导向，注重调查与研究这两个方面在明晰问题与分析问题方面的实效性，进而关注研究者是否掌握正确的调查技巧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第3个则是以结果为导向，注重调查研究在解决问题方面的目标导向。有效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走进问题发生的场域，去澄清问题的原委和分析问题产生的原由，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抓手，问题才能如抽丝剥茧般迎刃而解。这意味着，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基础，而解决问题是调查研究的最终目标。

调查研究作为党的优良传统，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代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这一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25]。基于对习近平调查研究实践与相关文本的研究，可以明确习近平通过示范带头与制度化来推动党内大兴调查研究，在新时代党内掀起调查研究新高潮。

从时间维度来梳理习近平调查研究实践，可总结为以下几个阶段：(1)7年知青岁月，深入黄土地与民“同吃同住同干”是习近平扎根基层与深埋农村情怀的关键时期。(2)正定县工作时期，习近平通过普查、专题调查、实地走访或者直接在“大街上临时摆桌子”等方式来摸清“家底”，力求做经济发展的实干家[26]。(3)福建工作时期，习近平走访各市县乡村以了解地方经济、生态及贫困等具体情况，从“调查研究”到“决策实践”，因地制宜地探索出发展地方经济、生态治理与贫困治理等经验。(4)浙江工作时期，习近平从调研中掌握地方发展状况与资源禀赋，总结出“八八战略”和“两山”理论，力求做到“干在实处，走在前列”[27]。(5)中央任职期间，习近平调查研究范围遍布国内外，内容涉及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

自下而上的调查研究实践服务于自上而下的政策设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基础路径，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调查研究实践是习近平把握新时代新现象新问题的主要途径，也是思想不断完善与发展的动力源泉。新时代的党内调查研究在习近平引导下，逐步朝制度化、经常化、决策化和信息化方向发展。

(一)调查研究制度化

调查研究制度化是指以制度规范来约束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实践。习近平认为应从3个方面着手制度化的建设：(1)建立先调研后决策的重要决策调研论证制度，落实“不调研不决策、先调研后决策”的工作制度。(2)完善领导干部的调研工作制度，对领导干部的调研次数、时间以及撰写调研报告等做具体规范。(3)完善领导干部的联系点制度，开展“领导干部下基层”“进千村入万户”的活动，实现领导干部与基层干部及群众的切实联系[24]7-8。正如习近平一贯倡导的，调查研究制度化能够有效地洁化党内不同程度上存在的好高骛远、弄虚作假等不良之风气，形成党员干部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

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就提出“四下基层”的工作制度，这里的“四下基层”具体是指信访接待、现场办公、调查研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四下基层。他强调领导干部要有实实在在的“做功”而非“唱功”。“四下基层”工作制度，是习近平从调查研究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一套拉近群众距离与直接为群众服务的工作制度，是以为人民服务为中心理念在实践中的升华，是领导干部练就基本功的实践准则，是党的调查研究在实践层面的创新性发展[28]。在习近平的引领下，福建宁德的“四下基层”之风已然形成，并深得当地群众的欢迎和称赞[29]。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要求要建立健全调查研究制度，并对省部级领导干部的调研天数及调研报告作了具体要求。随后，在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八项规定，对领导干部基层调研期间的行为规范作了明确规定，明令禁止搞形式主义的调研和做铺张浪费的接待。2017年印发的新八项规定，根据上一份意见实施情况，又作了进一步规范、细化和完善。以制度化的形式来规范党内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实践的内容、次数以及行为规范，使得党内调查研究进一步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

(二)调查研究经常化

习近平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制度，保证调查研究经常化。制度化是为保证领导干部调研经常化，而经常化是在实践层面建立和完善制度化的具体体现。将调查研究纳入到每个领导干部的工作任务和考核绩效中，通过制度化促进经常化，而通过经常化又能促进党员干部将调查研究内化于本职工作制度之中，最终促使党员干部对调查研究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实行。

当前，党内调查研究经常化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以制度文件来明确领导干部每年基层调查研究的天数。《意见》明确了各级领导下基层调研的天数——省部级为30天，市、县级为60天，并且还需每年撰写1至2篇调研报告。习近平说：“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30]无论是对各级领导干部调研天数还是调研区域的规定，其目的在于督促领导干部经常化地深入基层和动态掌握其所管辖区域的情况。(2)建立领导干部与基层组织和贫困群众之间的挂钩帮扶联系，促进调查研究的经常化。在脱贫攻坚期间，我国农村基层组织出现了一批“第一书记”、包村干部、驻村干部等常年扎根在基层的领导干部。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中，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皆有相应的帮扶责任人，他们主要由各级领导干部承担，(6)笔者调研了解到，不同地区因贫困人口基数存在差异，因而在帮扶责任人数量和相应的级别有所差异。如在贵州省，当地因贫困人口基数大，所需帮扶责任人数量随之增多，因此地方政府将地区所有公务员编制和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皆纳入帮扶责任人群体；
在福建省，因贫困人口较少，所需的帮扶责任人的数量也随之减少，因此帮扶责任人只需要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来担任。肩负着贫困户精准脱贫的重要任务。为实现如期脱贫，地方政府往往会将领导干部的工作绩效与贫困户脱贫情况关联起来，要求干部必须每月入户两次以上，动态地了解贫困户的生活状况，并且每次都要以台账的形式记录下来。在监督机制上实行双向考察，一方面领导干部要随时被查问帮扶贫困户的脱贫状况，另一方面则向贫困户了解其对帮扶责任人的印象和看法。甚至不少地区还专门建立党员干部入户定位系统，通过手机APP进行定位和上传帮扶照片，来实现精准监督。

从笔者近5年在全国20多个省份的调查研究来看，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已经实现经常化。这一方面得益于党的调查研究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得益于领导人的示范带头作用。习近平指出，调查研究是每位领导干部都必须要学习和掌握的基本功，他要求“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以身作则，推动各级干部动起来、深下去，使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风”[31]。

(三)调查研究决策化

习近平提出，“不调研不决策、先调研后决策”[24]7，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是衡量干部整体素质和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领导干部在实践中磨砺自己的眼力、脑力、听力和脚力，从而促进党的理论、道路与制度的创新。调查研究有助于把握事物变化的新规律，有助于时刻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是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关键途径。新时代党和国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错综复杂，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也在不断更新迭代，这就要求领导干部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对新现象与新问题形成客观、立体和全面的认识，避免汇报材料中有隐瞒或偏颇之处，并且在调研实践中提高自身的认识力、判断力和领导力。

调查研究决策化，凸显出顶层设计与调查研究实践之间的天然联系。调查研究服务于决策，而决策依赖于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之于决策的重要性，正如陈云所言：“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32]尤其在我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异性极大的国度里，一项顶层制度的设计如若没有大规模调查研究作为基础，则将难以落地生根。一项行之有效并获得人民群众赞许和支持的政策，必须要对问题本身进行实际层面的考量、差异化的考量以及时效性的考量，而最好的方式便是开展大规模实地调查研究。它有助于决策者把握事物部分与整体的辩证关系，不至于陷入“狭隘的经验论”[22]166和“办公室拍脑袋”的唯心决策。

(四)调查研究信息化

调查研究信息化，是将调查研究实践与信息化发展相结合，充分将科学技术的便捷性运用到调查研究实践中。调查研究需要讲究方法与技巧，毛泽东曾根据自身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一套供党内同志学习的调查研究方法。习近平认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门求真的学问和实践的科学，更是一门讲求方法的艺术。调研者不能局限于过去的蹲点式调查和“解剖麻雀”等方法，而要在遵循调查研究的特点和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各地综合部门、各界社会力量以及现代化信息手段，做到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点面结合、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的调查研究[22]166。新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调查研究方法也需随之与时俱进。

在互联网时代，智能化工具的设计、普及与运用为调查研究信息化发展提供了平台。调查研究实践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便捷的交通工具以及智能化的电子产品，为信息的快速获取、传递、记录、转化和利用创造条件。互联网平台可以为调查者提供信息的传递和获取服务。通过网上相关信息的搜索，能为实地调查作前期准备，从而提高调查效率。交通工具的便捷，大大缩短了实地调研在路上的时间，使大范围的调查研究成为可能。而智能化电子产品的普及，如录音设备的出现，不仅解决了传统“一边访谈，一边做笔记”的低效问题，还能防止访谈信息被漏记或错记等状况。还有，智能手机的普及使用以及各类手机APP的兴起，为信息的传播和交流创造了极大的便捷性。从笔者调研来看，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地方政府都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并动态推送地方新闻。调研者可以通过关注地方微信公众号的推文来提前把握调研点的信息或做后期的动态跟踪调查，还能依托微信、QQ等平台建立交流群，来促进信息的交流与分享。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信息化发展只能服务于调查研究，使其更加快捷、便利和高效，却不能代替实地调查研究。“身至”与“心至”相结合，才能促使调研者对地方情况有着更深的理解和认知。

本研究纵向地梳理了党的调查研究与中国特色道路选择之间的天然联系，横向地梳理了党的调查研究的4个面向，分析了党的调查研究在新时代的新发展。宏观层面来看，党的调查研究理论是引领我国社会主义往中国化和特色化方向发展的科学方法论,是不同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基础，也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微观层面来看，党的调查研究思想能促进党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促进政策制度与具体实际的相呼应，保障党的人民性、先进性和纯洁性。总而言之，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宏观还是微观，党的调查研究在国家道路发展中，都具有非常重要且不可替代的理论与实践地位。

从调查研究具体实践层面来看，由于党的调查研究制度化和规范化仍处于摸索阶段，决策和制度设计的“悬浮化”现象依旧不可避免。领导干部“被调研”现象——“旅游式”的调研行程、“盆景式”的调查地点和“乖顺型”的调查对象，依旧一定程度存在。领导干部从“被动调研”向“主动调研”的转变，尚需时间的引导和制度文件的约束才能逐步完成。近几年，随着精准扶贫等惠民工程的大力推行，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多，甚至从原先的“一面难求”到而今的“不堪其扰”。虽然其中可能存在诸多的形式主义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弱化了领导干部官本位思想，强化了党员干部的服务意识，密切了党群关系。由此可见，最好的党建路径便是密切联系群众和在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毛泽东曾言：“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8]7在社会快速转型与变迁的当下，唯有在党内大兴调查研究实践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引领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十分重视并带头践行调查研究，引领党的调查研究往制度化、经常化、决策化及信息化的方向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仍需要党员干部了解中国情况才能得以实现。调查研究应是我党始终坚持不渝的一份初心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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