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的学术赏誉、德行标榜及与宦官的斗争——以汉代的“儒林歌谣”研究为中心

白振奎,董霄玥

□文学研究

儒林的学术赏誉、德行标榜及与宦官的斗争——以汉代的“儒林歌谣”研究为中心

白振奎,董霄玥

（上海财经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 200083）

“儒林歌谣”是汉代歌谣大家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汉代的政治、文化有着密切而深刻的关联。本文从儒林人物标榜、儒林学术交流、儒林与宦官的斗争三个方面展示儒林歌谣的内容。儒林人物标榜类歌谣，具体又分为标榜儒者学问成就、标榜儒者道德人格、标榜儒者综合影响力三个角度；
儒林学术交流类歌谣，细分为太学讲论活动歌谣、朝廷经学辩论歌谣两个小类；
儒林与宦官斗争的歌谣，具体分为西汉时期儒林与宦官斗争的歌谣、东汉时期儒林与宦官斗争的歌谣、太学歌谣三个方面。

汉代；

歌谣；

儒林

汉代社会，广大民众创作歌谣以臧否时事，涌现出了大量时政类歌谣；
受时代大环境激励，作为汉代知识精英的儒者阶层也当仁不让，他们自创歌谣互相标榜，甚至将歌谣作为宣传和“统战”的武器，与把持朝政的宦官展开斗争，从而形成了汉代歌谣园地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儒林歌谣”。在笔者所搜集到195首时政类歌谣中，“儒林歌谣”有51首，占时政类歌谣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对于这一论题，尚未见专门研究，本文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同行的深入讨论。

所谓“儒林歌谣”，是以儒家士人的社会生活为关注重心的歌谣。这里所说的“儒林”，既包括未出仕的儒者，也包括儒家出身的朝廷官员。从创作者来看，儒林歌谣虽然也是集体创作，但作者是受过儒家经典教育的学者、士大夫，或是与儒林关系密切的人物；
从歌谣的内容上看，主要是标榜儒者的人格气节、学术造诣、学术影响、师徒传承，以及儒林的学术讲论、学术交流，甚至还包括儒林与宦官势力集团的斗争等内容，总之都是围绕儒者的生活而展开。儒林歌谣看似与政治有一定距离，实则与汉代政治的关联仍然较为紧密，是汉代政治风气下的产物，也对汉代的政治生活具有一定的影响。从传播角度看，儒林歌谣作为精英阶层的小众创作，主要在儒林士人和儒家官员中间传播。

下面从儒林人物标榜、儒林学术交流、儒林与宦官的斗争三个方面展示儒林歌谣的内容。

儒林人物标榜，是指汉代儒林同人为了宣传、称扬某一儒者，以简短歌谣的形式，对其学术成就或道德人格加以鼓吹和赞美，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集中于儒者的学问成就，二是针对儒者的道德人格，三是指向儒者的综合影响力。

（一）儒林歌谣对儒者学问成就的标榜

这里又分为对学者专经成就的标榜，对学者五经成就的标榜。

汉代儒学门户林立，学者以专攻一经为能，且多专主一经的某一家法，如治《诗》的有鲁、齐、韩、毛，治《尚书》的有大小夏侯、欧阳，治《易》的有施、孟、梁丘、京等诸家。不少歌谣就是对学者专经成就的标榜，这方面的歌谣有《诸儒为匡衡语》《诸儒为张禹语》《时人为陈嚣语》等。《诸儒为匡衡语》（“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1]标榜西汉元帝时期的名儒匡衡（字鼎），他讲解《诗经》生动有趣，使听者开颜欢笑。匡衡师从“齐诗学派”，这一派受齐学影响，着重从阴阳灾异的角度推论时政，是汉代今文经学的主要一脉，对汉代政治走向及施政路径影响很大。《诸儒为张禹语》（“欲为论，念张文”），标榜的对象是汉成帝的老师张禹，他针对成帝的提问编成《论语章句》一书。《后汉书》本传说：“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寝微。”[2]张禹学说虽晚出而尊贵，成为学者入门的必读书。《时人为陈嚣语》（“关东说诗陈君期”）[3]，标榜的是学者陈嚣（字君期），他以善说“韩诗”而名闻关东。

东汉以降，儒者治学逐渐出现了综合化、贯通化的趋势，学者专主一经的拘泥气氛被打破，兼通五经的大儒不断涌现，儒林标榜方式也与时俱进，顺应了这种风气变化。这方面的歌谣有《关中〔东〕为鲁丕语》《时人为许慎语》《京师为周举语》《京师为井丹语》等。《关中〔东〕为鲁丕语》（“五经复兴鲁叔陵”），是汉章帝时期关东人对鲁丕（字叔陵）的标榜。《后汉书•鲁恭列传附鲁丕传》曰：“（丕）性沉深好学，孳孳不倦，遂杜绝交游，不答候问之礼。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经》，以《鲁诗》《尚书》教授，为当世名儒……门生就学者常百余人，关东号之曰‘五经复兴鲁叔陵’。”[4]“复兴”之评，大概是着眼于鲁丕教授门生众多，对于传播、复兴儒学做出了巨大努力。章帝时期另一位大儒许慎（字叔重），精通儒家经籍，获得了“五经无双许叔重”（《时人为许慎语》）的美誉。《后汉书》本传载：“（慎）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又载：“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5]由此可见，世人对许慎“五经无双”的标榜，并非浮泛的虚誉，许慎能获得至高的评价，是凭借着《五经异义》和《说文解字》这样的学术巨著而奠定地位的。《五经异义》今已失传，《说文解字》则成为了语言学研究史上的一座无法绕过的丰碑。“五经纵横周宣光”（《京师为周举语》），其主角是东汉安帝时期的学者周举（字宣光），《后汉书》本传称：“（举）博学洽闻，为儒者所宗，故京师谓之语曰：‘五经纵横周宣光。’”[6]“纵横”云云，指周举学问游刃有余、纵横自如，横说竖说都能说通。再如，《京师为井丹语》（“五经纷纶井大春”）标榜的对象井丹（字大春），年少时曾受业于太学，“通五经，善谈论，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纶井大春’”。本传注引李贤注曰：“纷纶犹浩博也。”[7]井丹与周举的特点相近，也以讲说见长，他知识渊博，又旁征博引而纷纶不绝。

（二）儒林歌谣对儒者道德人格的标榜

这类歌谣涉及儒者道德人格的方方面面，下面具体分类说明：

标榜儒者孝道的歌谣。这方面的歌谣有《京师为黄香号》《京兆乡里为冯豹语》《敦煌乡人为曹全谚》等。东汉黄香居母丧尽礼、侍奉父亲“扇枕温衾”，因而年少成名，京师为其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8]东汉明帝、章帝时期的儒者冯豹敬事后母的故事广为流传，《后汉书》载：“豹字仲文，年十二，母为父所出。后母恶之，尝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谨，而母疾之益深，时人称其孝。长好儒学，以《诗》《春秋》教丽山下。乡里之语曰：‘道德彬彬冯仲文’。”[9]东汉灵帝时期敦煌效谷人曹全，收养叔祖母，又孝敬继母，被乡人誉为道德典范，为之谚曰“重亲致欢曹景完”。《郃阳令曹全碑》中记载了曹全孝行并收录了此则歌谣，其文曰：“贤孝之性，根生于心。收养季祖母，供事继母。先意承志，存亡之敬，礼无遗阙，是以乡人为之谚曰：‘重亲致欢曹景完’。”[10]

标榜儒者高洁、清廉品格的歌谣。这方面的歌谣有《长安为王吉语》《范史云歌》等。《长安为王吉语》标榜西汉昭、宣时期的著名儒者王吉：“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11]王吉的妻子不过是随手摘取了东邻垂枝过墙的几颗枣子供他品尝，王吉竟然要休妻。这既反映出王吉个人的高道德标准，也折射了当时的儒林注重修身细节的道德倾向。“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歌谣标榜的范冉字史云，桓帝时曾被任命为莱芜长。如果说王吉的义利之辨体现在对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小事的苛责，范冉的坚守则体现了儒林士人对宦官势力压迫的隐忍的反抗，《后汉书•独行列传》记载了范冉遭党锢之祸后的流亡生活：“遭党人禁锢，（冉）遂推鹿车，载妻子，捃拾自资，或寓息客庐，或依宿树荫。如此十余年，乃结草室而居焉。所止单陋，有时粮粒尽，穷居自若，言貌无改，闾里歌之曰：‘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范冉在宦官势力的迫害下，不屈服不求饶，“穷居自若，言貌无改”，这正是儒家士人追求高洁人格的体现。

标榜儒者敦朴、正直品格的歌谣。这方面的歌谣有《人为高慎语》《乡人谣》等。《陈留耆旧传》介绍高慎的个性特点道：“敦质少华，口不能剧谈，默而好沉深之谋。为从事，号曰‘卧虎’，故人谓之‘嶷然不语，名高孝甫’。”[12]《乡人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中对歌谣的背景有简单的交代：“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13]2185-2186对于这首歌谣可以有不同侧重点的解读，这里不妨将重点放在前一句，即房植靠着自己的能力和品德、而不是靠攀龙附凤登上高位的，为天下士人树立了做官的“规矩”。蔡邕在《司空房植碑》碑文中的介绍使我们加深了对房植的了解，蔡邕碑文曰：“公，言非法度，不出于口。行非至公，不萌于心。治身，则伯夷之洁也。俭啬，则季文之约也。尽忠，则史鱼之直也。刚平，则山甫之励也。总兹四德，式是百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14]虽然一般来说，碑文难免有夸张的成分，但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通过碑文各方面的赞美之词，不难看出房植的品德堪为士大夫表率。

赞美易代之际儒者贞正品格的歌谣。这类歌谣有《时人为王君公语》《光武述时人语》《蜀中为费贻歌》等。王莽篡位以后，儒林士人中既有谄媚逢迎之辈，也有持贞守正、拒绝与新莽政权合作者，《时人为王君公语》中的王君公就是典型一例。值新莽之乱，“君公遭乱独不去，侩牛自隐。时人谓之论曰：‘避世墙东王君公’”[15]。再如《光武述时人语》“关东觥觥郭子横”，表彰的是关东名士郭宪。“觥觥”，《后汉书•方术列传•郭宪传》唐李贤注曰：“刚直之貌。”郭宪的刚直表现在哪里呢？郭宪因曾劝谏东海王仲子坚守师道、不要急赴王莽之招，而为王莽所关注。王莽篡位后，“拜宪郎中，赐以衣服。宪受衣焚之，逃于东海之滨。莽深忿恚，讨逐不知所在。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征宪拜博士”[16]。郭宪的刚直，就表现在不接受新莽的任命，表现出了儒林士人执贞守正的气节。表现易代之际儒者品格的歌谣还有《蜀中为费贻歌》。公孙述据蜀称帝时，费贻“漆身为厉，佯狂避世”，《华阳国志》载：“公孙述时，（贻）漆身为厉，佯狂避世。述破，为合浦守。蜀中歌之曰：‘节义至仁费奉君，不仕乱世避恶君。’修身于蜀，纪名交趾，后世为大族。”[17]

还有标榜朋友道义的歌谣，如《乡里为茨充号》。东汉初年儒者茨充与同伴举孝廉赴京，同伴马死，茨充先到前亭，然后舍车持马相迎，故时人发出了“一马两车茨子河”[18]的赞叹，歌颂了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儒家的交友之道。此外，还有对儒者德行综合标榜的歌谣，如《寿春乡里为召驯语》。儒者召驯，“博通书传，以志义闻，乡里号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19]。“恂恂”，温恭貌也。唐陆德明《经典释文》释《论语•乡党》篇“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中的“恂恂”为“温恭之貌”[20]。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引王肃注亦云：“恂恂，温恭之貌。”[21]426两处“恂恂”意思相同，歌谣里的召驯正是这样一位德行温恭的蔼然儒者。

以上所举数例，涉及到了儒家道德的忠君、孝道、朋友道义、处事原则等方方面面。

（三）歌谣对儒林士人综合影响力的标榜

还有一部分歌谣标榜了儒者的综合影响力，如《时人为扬雄桓谭语》《时人为王符语》《诸儒为杨震语》《时人为任安语》《人为许晏谚》《时人为缪文雅语》《颍川为荀爽语》《天下为贾彪语》《公沙六龙》等。

《时人为扬雄桓谭语》载于东汉王充《论衡·佚文篇》，其文曰：“孝成玩弄众书之多，善扬子云，出入游猎，子云乘从。使长卿、桓君山、子云作吏，书所不能盈牍，文所不能成句，则武帝何贪？成帝何欲？故曰：‘玩扬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
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22]扬雄、桓谭都是儒家人物，若让他们从事具体的行政案牍工作恐不能胜任，但作为学者文人，他们的文章和著作散发出了迷人的魅力，超过了权位和财富对人的诱惑。《时人为王符语》（“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表现了布衣儒生王符的魅力。《后汉书·王符列传》中对比描写了皇甫规对花钱买官的雁门太守和无钱无势的儒生王符截然不同的两种接待方式，对待前者不屑一顾、冷嘲热讽；
对待后者则待若上宾、礼敬有加[23]。“缝掖”是对汉代儒服之称，后成为儒生的代称。皇甫规的做法，说明了他是一位有人文情怀的儒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王符在儒林的影响力之大。《诸儒为杨震语》标榜儒者杨震（字伯起），《后汉书》中描述杨震道：“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常客居于湖，不答州郡礼命数十年，众人谓之晚暮，而震志愈笃。”[24]之所以被称为“关西孔子”，因为杨震是弘农华阴人，弘农地处关西；
又因为杨震学问博大、对学术用心精专，颇有先圣孔子的气象。《时人为任安语》标榜汉末以私学教授的大儒任安（字定祖）的学行。《后汉书•儒林列传》介绍任安道：“从同郡杨厚学图谶，究极其术。时人称曰：‘欲知仲桓问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学终，还家教授，诸生自远而至。”[25]“居今行古”指任安行事坚守古道，“欲知仲桓问任安”，指的是如果想了解杨厚的造诣，可以去请教他的学生任安。这就说明任安学到了其师杨厚的精髓。“仲桓”，杨厚字。”《人为许晏谚》标榜大儒许晏（字伟君）。《陈留风俗传》曰：“晏字伟君，授鲁诗于琅玡王政学，曰‘许氏章句’，列在儒林，故谚曰‘殿上成群许伟君’。”[26]2267歌谣并不直接说明许晏的学术成就，而是选取这样一个具体场景来烘托许晏的学术魅力。《时人为缪文雅语》标榜的是学者缪斐（字文雅）：“素车白马缪文雅。”[26]2267这一时期弥漫的是重经学、重德行的时代氛围，歌谣超越了这一氛围，选取缪斐乘骑“素车白马”的气质风采，以突出其人的卓尔不群，在当时比较罕见。

“贾氏三虎，伟节最怒”（《天下为贾彪语》），标榜的是贾氏三兄弟中的贾彪（字伟节）。《后汉书·贾彪列传》曰：“彪兄弟三人，并有高明，而彪最优，故天下称曰：‘贾氏三虎，伟节最怒’。”[27]这里的“怒”，非愤怒、生气之义，乃“健”义。清人王念孙《广雅疏证》中引多例以证此义。贾彪不负众望，在“党锢之祸”发生后解救被禁锢的党人，显示出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荀氏八龙，慈明无双”（《颍川为荀爽语》）标榜的是著名儒者荀爽（字慈明）。颍川望族荀淑八子，知名当世，时人谓之“八龙”。荀爽是荀淑第六子，在儒林中人望特隆，获得了“无双”[28]的美誉。“公沙六龙，天下无双”（《公沙六龙》）标榜的是公沙穆的六个儿子。《后汉书》置公沙穆于“方术列传”，可见他有一些平常人并不具备的神奇本领，但公沙六龙为世人称道，原因恐不在此。《后汉书》本传注引谢承《后汉书》记载了一则公沙穆卖病猪向买家坦诚相告、不取全价的故事[29]，可见他重义轻利、为人诚信，这样的做人原则对于六子的精神影响不可估量，“公沙六龙，天下无双”可谓其源有自。

以上所列歌谣集中于对儒林人物经学成就、道德境界或综合影响力的标榜，这些歌谣，或展现了汉代文化精英们努力建设时代文化的态度以及所达到的学术高度，或彰显了他们在为人处世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克己为人、重义轻利等品质，他们的行止为时代立下了标杆，也成为后世效仿的榜样。

汉代儒林学术交流活动密切而频繁，其中，既有纵向的师徒授受，包括京城太学里博士、弟子间的讲授活动，以及地方上名儒硕学的私人讲授活动；
也有横向的不同学术流派、不同师法、家法间的辩论、交锋。汉代皇帝常把朝廷作为儒学辩论的大讲堂，鼓励大臣之间唇枪舌剑地辩论交锋，并亲自为之裁决评判；
有时，皇帝还临幸太学，主持博士之间或博士与名儒之间的辩论、切磋，这些自上而下发起的学术交流对儒学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辩论中脱颖而出的儒者声誉鹊起，因“辩论高明”而被征为博士或升官者大有人在。儒者们为了出人头地，抓住一切机会表现自己，相关内容的儒林歌谣随之而产生。汉代儒林学术交流活动，包括说经（讲经）以及辩论（论难）两种形式，均以口头表达为主，对于学者的口头表达能力要求非常高，歌谣也重点表现了这个方面。下面分类说明：

（一）表现太学讲论活动的儒林歌谣

《京师为杨政语》（“说经铿铿杨子行”）标榜的是光武帝时期儒家学者杨政（字子行）。《后汉书》本传载：“少好学，从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说经书。京师为之语曰：‘说经铿铿杨子行。’教授数百人。”[30]2551-2552“铿铿”，《玉篇》释曰：“铿铿，金石声也。”[31]“铿铿”用于人，则形容人的声音响亮有力，有金石之声。《礼记•乐记》曰：“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孔颖达正义曰：“钟声铿者，言金钟之声铿铿然矣。铿以立号者，言铿是〔声〕坚刚，故可以立号令也。”[32]言为心声，“铿铿”之音见出杨政说经时有尚武之气。《后汉书•儒林列传》中记载了杨政为师请命的一件豪义之举[30]2552，将杨政为人处世的特点与其讲经的风格联系起来考虑不难发现，杨政果敢任情、舍我其谁的个性是一贯的，这种风格在儒林中非常鲜明。《京师为祁圣元号》（“论难幡幡祁圣元”）[33]标榜祁圣元的说经风采。“幡幡”当为“番番”的假借字。许慎《说文解字》释曰：“兽足谓之番。从釆，田象其掌。”[34]此处“番番”当从“兽足”义引申而来。《尚书·秦誓》载秦穆公语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孔安国传曰：“勇武番番之良士，虽众力已过老，我今庶几欲有此人而用之。”[35]故此处“番番”为勇武之义，形容祁圣元在儒学论辩中一往无前的勇武之貌。《诸儒为贾逵语》（“问事不休贾长头”）标榜的是明帝时期的学者贾逵，着重描述其切问、近思的学习态度。《后汉书》本传载：“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谷梁之说。自为儿童，常在太学，不通人间事。身长八尺二寸，诸儒为之语曰：‘问事不休贾长头。’”[36]“不休”一词言约意丰，表现出了贾逵“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求知态度。

（二）表现朝廷经学辩论的儒林歌谣

汉代儒学兴盛，一个重要标志是皇帝多参与其间，经常亲临太学倾听博士讲论，或是在朝廷上组织儒学辩论以睹儒者风采，根据现场说经、论辩的效果决定水平高下，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
对儒者个人而言，朝廷公开辩论是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方式，只要有一经之长，勇于抓住机会一逞锋芒，就能快速升迁、誉满儒林。朱云由一介布衣而征为博士，戴凭因一次精彩表现而由禄秩六百石的郎中超升为比二千石的侍中，丁鸿因“论难最明”受到赏赐并被擢为九卿之一的少府，无不表现了注重儒学的时代氛围。

《诸儒为朱云语》（“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描写的是汉元帝朝堂之上的一次易学辩论。据《汉书·朱云传》载：少府五鹿充宗以治“梁丘易”擅名当时，汉元帝要考察梁丘易与其他易学师派的异同，遂令五鹿与诸“易”家辩论。充宗利口善辩，又是汉元帝宠臣，诸儒皆称疾不敢应答。有人推荐布衣朱云入宫辩论，朱云“摄衣登堂，抗首而请，音动右左。既论难，连拄五鹿君。故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37]朱云因这次精彩表现而被元帝征为博士且迁官。《京师为戴凭语》（“解经不穷戴侍中”）标榜的是东汉名儒戴凭。据《后汉书•儒林列传•戴凭传》：“（凭）年十六，郡举明经，征试博士，拜郎中。时诏公卿大会，群臣皆就席，凭独立。光武问其意。凭对曰：‘博士说经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光武帝遂令戴凭上殿辩论，戴凭果然表现出众，受到光武帝的欣赏，拜为侍中。本传又载：“正旦朝会，百僚毕会，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余席。故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38]“戴凭夺席”的典故由此而来。“殿中无双丁孝公”（《时人为丁鸿语》）标榜的是儒者丁鸿（字孝公）的辩论水平。歌谣的背景是汉章帝时期的白虎观会议，据《后汉书•丁鸿列传》载，在这场论定五经同异的大讨论中，楼望、成封、桓郁、贾逵等名儒荟萃，“鸿以才高，论难最明，诸儒称之，帝数嗟美焉。时人叹曰：‘殿中无双丁孝公。’数受赏赐，擢徙校书，遂代成封为少府。门下由是益盛，远方至者数千人”[39]。这是以辩论才能升迁、进而促使师门兴旺的又一实例。《诸儒为刘恺语》（“难经伉伉刘太常”）标榜的主角是汉安帝时的太常刘恺。华峤《后汉书》曰：“刘恺为太常，议论常引正大义，诸儒为之语曰：‘难经伉伉刘太常。’”[40]所谓“难经”，是针对儒学经典中某些难点的论难、辩论。“伉”，清王念孙《广雅疏证》释“亢”条，列举了典籍中诸多例句后概括道：“亢、伉、抗并通。”[21]303“抗”，《说文解字》释曰：“扞也。从手，亢声。”[34]358“干”指盾牌，“扞”从手从干，则表示手执盾牌，乃自卫、抵御之义，故“抗”亦有自卫、抵御之义。又《说文解字》释“健”字曰：“伉也，从人建声。”[34]223是故“伉”有扞、健等义。综上，“难经伉伉刘太常”中的“伉伉”指抵抗、抵御之义，用以形容刘恺在难经过程中引正大义、不容侵犯。

以上这些歌谣，也有一定程度的“标榜”特点，单看歌谣字面本身，与本文第一部分“标榜”类歌谣似无本质上的区别；
但若深入了解歌谣背后的“本事”，可知这些歌谣的重点不在标榜儒者经学方面的成就，而是着重表现他们讲论、论辩的风采，故将这些歌谣单独列出加以归纳分析，这就有利于更细腻地把握汉代儒者学术生活的各个侧面以及儒林歌谣的细微差异。

宦官专权的事情两汉时有发生，东汉桓、灵之际宦官为害更为酷烈。宦官得宠专权、垄断政治资源、败坏政治风气、侵犯正直士人的政治空间，儒家士人必然拼死抗争。在此过程中，儒家士人以歌谣为“批判的武器”，营造声势、声援同道、配合朝廷官员反对宦官集团，具有时代特色。

（一）表现西汉时期儒林与宦官斗争的儒林歌谣

宦官专权，早在西汉元帝时已端倪初显，儒林批判宦官的歌谣也应运而生。较早的歌谣如《诸儒为朱云语》：“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岳岳”，《汉书》颜师古注曰：“岳岳，长角之貌。”[37]2914五鹿本为姓，这里语意双关，又取义自然界的长角公鹿。自然界的公鹿，一般鹿角越长，攻击力越强。这里的鹿角被折，传达出的是五鹿的傲气受挫。歌谣具有双重象征含义，它既表现了朝廷上朱云与五鹿之间的学术较量，同时也折射出了当时儒家与宦官势力集团的政治斗争。五鹿本人虽不是宦官，但他攀附大宦官石显，可以说是宦官势力集团的重要成员，朱云的胜利，使颐指气使的宦官集团遭到了一次教训。汉元帝时期还有一首《牢石歌》：“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41]3727“累累”“若若”，《汉书·石显传》颜师古注曰：“累累，重积也。若若，长貌。”[41]3728歌谣摄取了得势者官印硕大、绶带飘逸的傲慢神态，揭露了中书令石显、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党营私、互相依附的事实。在石显的构陷之下，诸多朝臣或自杀、或被禁锢、或抵罪。石显是令人不齿的小人，但因为他掌握权力，趋炎附势之流不请自来，“印何累累，绶若若邪”正是对这些以攀附得势者的摹写。汉成帝时期《长安谣》曰：“伊徙雁，鹿徙菟，去牢与陈实无贾。”歌谣描写了元帝驾崩、成帝即位后清除前朝宦官势力的情况，于是有了这首大快人心的《长安谣》。伊嘉迁为雁门都尉，五鹿充宗迁为玄菟太守，牢梁、陈顺二人皆免官而无求取，“贾”应读若“古”，求取之意[41]3729-3730。

（二）表现东汉时期儒林与宦官斗争的儒林歌谣

汉末桓、灵之际，“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13]2185，中常侍在朝廷上控制朝政，在地方上则把持选举，以致出现宦官“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42]的荒唐局面，良性的政治环境被破坏，太学生和郡国生徒不能按照正常途径进入政治舞台。儒家士人在政权上虽处于弱势，但他们与朝臣互通声气，掌握了舆论主导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13]2186，因而扩张了影响力、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大量的儒林歌谣产生于这一社会环境下，表达了与宦官势力的激烈抗争，同时也传播了儒家士人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理想。

桓帝时期有《天下为四侯语》：“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批判桓帝时期左悺、具瑗、徐璜、唐衡四名宦官，写出了他们的骄横、凶残和毒辣。《后汉书•宦者列传》载：“其后四侯转横……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又养其疏属，或乞嗣异姓，或买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左回天”言左悺有回天之力，“徐卧虎”言徐璜似猛虎般凶残，这两句语意较明。“具独坐”“唐两堕”何意？唐李贤注曰：“独坐言骄贵无偶也”“两堕谓随意所为不定也。今人谓持两端而任意为两堕。诸本‘两’或作‘雨’。”[43]这四名宦官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恣意横行，在于他们帮助桓帝铲除外戚梁冀后，居功自傲，继而成为朝廷新的政治毒瘤。《桓帝时京都童谣》（“游平卖印自有平，不辟豪贤及大姓”）赞颂桓帝时期外戚窦武。桓帝病亡后，窦太后临朝称制，窦武以太后之父执掌朝政，成为清流派士大夫的领袖，与陈蕃合作整顿朝政、剪除宦官，“引同志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
又征天下名士废黜者前司隶李膺、宗正刘猛、太仆杜密、庐江太守朱寓等，列于朝廷；
请前越巂太守荀翌为从事中郎，辟颍川陈寔为属：共定计策。于是天下雄俊，知其风旨，莫不延颈企踵，思奋其智力”[44]。这就是歌谣的时代背景。

（三）儒林歌谣中的特殊类型——“太学歌谣”

自汉武帝尊儒术、立太学之后，太学既是培养人才的教育机关，是国家未来官员的储备摇篮，还是国家教化风俗的发源地。所以，太学生怀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对自身有很高的政治期许。东汉后期，太学生势力壮大，他们以歌谣“寻其友声”，将歌谣的斗争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一类歌谣被称为“太学歌谣”。“太学歌谣”是儒林与宦官集团斗争的一种特殊方式，其特点比较鲜明，故单独拈出。

《太学诸生语》（“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歌颂李膺（字元礼）、陈蕃（字仲举）、王畅（字叔茂）3位正直的朝廷官员。《后汉书·党锢列传》描述太学生与朝廷官员互相往还、互相标榜的情况道：“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13]2186太学生们之所以为李膺、陈蕃、王畅等正直的朝廷官员做颂谣，称他们是“模凯”“俊秀”，是对他们整顿混乱秩序、使政治重回健康轨道寄予了厚望。太学生反抗宦官的歌谣规模最大的要算《太学中谣》五首了。第一次党锢之祸后，正直儒林士人遭到废黜，但他们毫不气馁，以歌谣互通声气、相互砥砺。他们模仿上古传说中“八元”“八凯”之名目，赋予诸多官员和名士以“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称号。《太学中谣》其一，标榜“三君”曰：“天下忠诚窦游平，天下义府陈仲举，天下德弘刘仲承。”“三君”为窦武、陈蕃、刘淑。“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13]2187太学生以“忠”“义”“德”等儒家道德标榜这三人。在三君中，“不畏强御”的陈蕃是清流派士大夫官僚的代表，是党人集团的政治领袖；
窦武则以外戚的身份成为党人政治的靠山；
宗室刘淑则为党人集团精神信仰的依托。《太学中谣》其二标榜“八俊”曰：“天下模楷李元礼，天下英秀王叔茂，天下良辅杜周甫，天下冰凌朱季陵，天下忠贞魏少英，天下好交荀伯条，天下稽古刘伯祖，天下才英赵仲经。”“八俊”为李膺、王畅、杜密、朱寓、魏朗、荀昱、刘佑、赵典八人。“俊者，言人之英也。”[13]2187《太学中谣》其三歌咏“八顾”曰：“天下和雍郭林宗，天下慕恃夏子治，天下英藩尹伯元，天下清苦羊嗣祖，天下珤金刘叔林，天下雅志蔡孟喜，天下卧虎巴恭祖，天下通儒宗孝初。”“八顾”为郭泰、夏馥、尹勋、羊陟、刘儒(1)、蔡衍、巴肃、宗慈。“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13]2187《太学中谣》其四标榜“八及”曰：“海内贵珍陈子鳞，海内忠烈张元节，海内謇谔范孟博，海内通士檀文友，海内彬彬范仲真，海内珍好岑公孝，海内所称刘景升。”名曰“八及”，不知何故歌谣中只有七人，即陈翔、张俭、范滂(2)、檀敷、范康、岑晊、刘表，《后汉书》中另有孔昱，则共八人。“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13]2187《太学中谣》其五标榜“八厨”曰：“海内贤智王伯义，海内修整蕃嘉景，海内贞良秦平王，海内珍奇胡母季皮，海内光光刘子相，海内依怙王文祖，海内严恪张孟卓，海内清明度博平。”“八厨”为王章、蕃向、秦周、胡母班、刘翊(3)、王考、张邈、度尚。“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13]2187这一组《太学中谣》，声势浩大，无论是标榜的人物数量，还是歌谣的用词风格，都独具一格。笔者通过对歌谣中所标榜人物遭际的统计发现，除王章、蕃向、秦周3人情况不详外，其余的32人中，有13人死于宦官的迫害，其中或被杀害，或被迫自杀。被杀的有陈蕃、李膺、朱寓、荀昱、巴肃、范滂6人，被迫自杀的有窦武、刘淑、杜密、魏朗、尹勋、刘儒、刘翊7人。可见，儒家士大夫与宦官之间的斗争是极其惨烈的。

与西汉相比，东汉时期批判宦官的歌谣数量更多，也更成规模。《太学中谣》5首，标榜的人数多达35人，将当时重要士大夫悉数赞赏了一番，可见其社会影响力更大、更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证东汉时期宦官势力远比西汉时期更为强大、为害更为酷虐，儒林士人不得不高扬舆论，广结同盟。此外，歌谣中只出现了儒林士大夫，宦官的姓名并未直接出现，这是为了着力凸显党人的才德和人缘，鼓舞同道者的士气，以形成针对宦官势力的正义联盟。

以上我们从儒林人物标榜、儒林学术交流、儒林与宦官的斗争三个方面概括介绍了汉代儒林歌谣的全貌，通过这样相对集中的归纳和梳理，无疑将使读者对汉代儒林歌谣有更深的了解。儒林歌谣是汉代歌谣大家族的一个类别，它的产生及兴盛，除了植根于“观风察政”的传统外，还受时代政治、文化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并对时代政治、文化形成一定的反作用。具体来说，歌谣与官员选拔及升迁方式、歌谣与儒学生活方式、歌谣与汉代宦官专权等诸方面都有密切的关联。限于文章篇幅，这个话题笔者将另外撰文探讨。

(1)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八顾”中无刘儒而有范滂，第2187页。

(2)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八及”中无范滂而有翟超，第2187页。

(3)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八厨”中无刘翊而有刘儒，第2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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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ars’ Academic Praise, Moral Flaunting and Their Struggle with Eunuchs——A Study on the Confucian Ballads in the Han Dynasty

BAI Zhen-kui，DONG Xiao-yu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083)

“Confucian scholars balla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ballad family in the Han Dynasty, which is closely and deep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the Han Dynasty. This paper shows the content of Confucian scholars Ballad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publicity of Confucian figures, the academic exchange of Confucian circles, and the struggle between Confucian circles and eunuchs. The ballads advertised by Confucian figures are to advertise Confucian academic achievements, Confucian moral personality and Confucian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Confucian academic exchange ballads consist of Taixue lecture activity ballads and Imperial Court Classics debate ballads. The ballads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Confucian scholars and the eunuch are composed of the ballads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Confucian scholars and the eunuch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ballads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Confucian scholars and the eunuch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ballads of the Imperial College.

Han Dynasty; ballad; Confucian scholars

10.14096/j.cnki.cn34-1333/c.2022.03.11

I207

A

2096-9333（2022）03-0073-08

2022-01-19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代歌谣与政治的互动研究”（19FZWB051）。

白振奎（1971— ），男，辽宁海城人，文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董霄玥（1999— ），女，江苏南京人，上海财经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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