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日本家庭变迁的范式“家庭的战后体制”——评《21世纪的日本家庭：何去何从(第4版)》

朱安新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21世纪的日本家庭：何去何从(第4版)》(郑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的日文原名为《21世紀家族へ：家族の戦後体制の見かた·超えかた(第4版)》(東京：有斐閣選書，2019年)，是以“家庭的战后体制”(又称“五五年家庭体制”)为关键词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家庭变迁的学术著作。作者落合惠美子是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教授、日本家庭社会学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也是代表日本学界水平的院士级别学者(1)落合惠美子是“日本学术会议”第22期会员。日本学术会议(Science Council of Japan)是代表日本最高学术水平的机构，由210位学者组成，成员从分布于人文、社会科学等所有学科领域的约87万名日本学者中选出。。

“家庭的战后体制”是落合惠美子提出的原创性概念，也是贯穿全书的问题意识核心。作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曾存在一个社会结构较为稳定的时期，在此时代背景下的家庭存在形式可以用“家庭的战后体制”来统摄解释。当下，“家庭的战后体制”仍然构成理解日本家庭领域状况的重要框架，日本社会“依然没有新的时代拉开序幕的切实之感”，由此，“用社会科学的视角尽力将还不清晰的社会结构描绘出来，既是作为社会科学学者也是作为本书作者的责任”[1](P 9)。

该书以通俗易懂的口语化文风写成，是从“女性视角”审视日本家庭变迁的重要研究书籍，内容中穿插介绍了作者个人的家庭生活体验。该书的日文版第1版出版于1994年，25年间数度增写。第4版不仅基于最新数据在内容上进行了更新、修改，而且值得关注的是，为回应“‘家庭的战后体制’是否终止”这一疑问，特意新增了论及21世纪社会状况的两章篇幅。用作者的话讲，第4版新追加两章的原因在于，她曾经一度“认为日本社会将与欧洲各国、美国一样向基本相同的方向发展”，即日本也将走向“以个体为单位的社会”，然而事与愿违，进入21世纪以来，作者“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日本社会并未沿着欧美社会曾经走过的道路发展，而是走向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且“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陷阱”[1](P 10)。

“家庭的战后体制”是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经济处在稳定时期的日本家庭状况的核心概念，也是构成当前日本家庭变迁起点的重要社会状况。该书第1章到第4章阐述了日本“家庭的战后体制”的形成过程及特点，作者总结该体制有三个特征：女性主妇化、生育方面的人口再生产平等化、基于人口学世代特征的家庭制度。第5章重在对前四章内容进行回顾和总结。“家庭的战后体制”指涉的是私人生活领域稳定存在的社会结构。作者曾一度主张“家庭的战后体制”开始于1955年，终止于1975年。但是，基于对日本家庭的持续关注和研究，她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家庭的战后体制”依然迟迟未能终结。围绕此论点的讨论集中在该书的最后两章，着重说明不断变化的家庭领域状况因政策层面的滞后而无法得到有效应对的尴尬局面。

第1章侧重从产业结构变化的角度解释战后日本女性如何成为家庭主妇。作者认为日本女性自古以来就不是全职主妇，她们还承担着家务以外的大量工作[1](P 47)。作者也不认可日本女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断进入社会的观点，而是认为二战后日本女性呈现出滞留在家庭之中的“主妇化”倾向[1](P 43)。其社会根源是发生在该时期的产业结构转型。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从以农户和自主经营者为主的社会向以受雇者(即工薪阶层)为主的社会转变，“随着工薪家庭不断增多，女性逐渐地‘主妇化’了”[1](P 46)。基于此，作者明确指出，“女性应该是主妇”“家务、教育子女应该是女性第一要务”这类被日本大众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性别规范其实并非日本社会历来就有的，而是在战后经济高度增长期产业结构转型中才得以确立的新型社会规范。

第2章立足于历史变迁，回答“何谓家庭主妇”的问题。作者认为，在日本，承担“全部劳动中未被市场化的那部分劳动”(即“家务”)的主妇群体形成于大正时期(1912-1926年)。其背后的原因是，随着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和产业发展，社会中出现了一定规模的从事管理劳动的中产阶层。这部分人群中的丈夫外出工作，其收入能够负担一家人的生活费用，能够让妻子留在家中，专门从事家务。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公司职员和工场劳动者的比例及其收入不断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妇成为日本女性中的绝大多数。“女性应该成为主妇”、专心做家务和养育孩子的性别规范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得以形成。

第3章的重心转移至“儿童”，通过讨论生育率变化以及与此联动而发生的儿童价值的变化，指出日本战后家庭生命历程趋同化的事实(即女性在24岁时结婚成为全职主妇，生育两到三个孩子，成为疼爱孩子、管理孩子的母亲)，并基于此形成“人口再生产平等主义”的社会。这是基于统一家庭模式的社会，用作者的话讲，有“像做噩梦一样的感觉”[1](P 91)。基于上述人口学指标的特征，日本当时的总和生育率维持在人口置换水平。

第4章“核心家庭的真相”聚焦于日本“家庭的战后体制”得以成立的人口学意义上的特殊性，即活跃于战后的那一代人(作者将之称为人口学过渡期世代)兄弟姐妹众多。“我们常常说过去兄弟姐妹很多，但正确地讲兄弟姐妹多且都能长大成人的”，实际上仅仅是过渡期世代的特征而已[1](P 102)。而过渡期世代正是支撑日本战后社会的中流砥柱。日本社会在战后的一段时期，直系家庭数量没有减少，同时核心家庭数量增加的真相即在于此。作者直截了当地指出，在人口条件的支撑下，不需要和传统的直系家庭制度决裂(也就是不否定传统文化制约)而同时呈现出旺盛的核心家庭化倾向，便是20世纪60年代日本社会的特征[1](P 99)。第4章在解释“战后家庭主义”所含有的传统直系家庭制度与现代核心家庭制度并行而立的特征之后，继续指出家庭社会网络方面的特征，即“相当强有力”的以过渡期第二代兄弟姐妹关系网为内核的亲属网络[1](P 107)。正是有赖于此种具有特殊性的人口学世代的社会状况，当时的人们得以“即使不求助近邻网络、社会设施，也能养大孩子、照顾老人”。

在第5章中，作者指出当下许多人所熟悉且认为理所当然的日本“家庭”其实只不过是“20世纪现代家庭”的日本版而已，而“家庭的战后体制”正是理解“20世纪现代家庭”在日本社会得以存在的关键所在。具体而言，日本“家庭的战后体制”的三个特征——女性主妇化、生育方面的人口再生产平等化、基于人口学世代特征的家庭制度——普遍可见于各个阶层的家庭，具有大众化的特点，特殊化情况很少发生[1](P 113)。这也正是所谓“体制”的内在意涵。

从第6章开始，作者论及“战后的家庭制度”在时代变迁下的变化。涉及主题广泛，包括女性解放与家庭解体(第6章)、新家庭(第7章)、育儿焦虑和亲子问题及育儿支持网络重组(第8章)、亲属关系的“双系化”和“家庭”变迁走向(第9章)。

在笔者看来，第6章“女性解放与家庭解体”令人颇感兴趣的是作者对女性解放运动两次浪潮的社会学解读。从历史上看，西方女性解放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分别兴起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60年代末。而日本社会的女性解放运动略微滞后，第一次浪潮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的一段时期，其内容聚焦于在公共领域(政治、经济)实现女性的权利诉求[1](P 142)。第二次浪潮以20世纪70年代初为鼎盛时期，其中心议题是对“女人是主妇、妻子、母亲”这种被社会建构的所谓女性特质的质疑[1](P 142)。依据作者关于女性解放运动和现代家庭之间关系的假设，如果说女性解放运动的第一次浪潮与现代家庭体制的成立和延续具有兼容性，那么第二次浪潮则奔向现代家庭体制的坍塌而去[1](PP 144-145)。由于日本社会“半压缩现代性”的特点，女性解放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同时面临传统直系家庭制度、现代家庭制度的双重状况。

第7章“新家庭的思秋期”关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女性“团块世代”(出生于1947-1949年)的生活安排。“团块世代”是日本“家庭的战后体制”下最具典型生活方式的世代，由工薪阶层和家庭主妇构成。本章所说的新家庭即指“团块世代”组建的家庭，其一度被认为具有新型的消费观念和平等的夫妻关系。但是，“在日本出现的这种友爱家庭的黄金期并没有持续多久”，“像转瞬即逝的海市蜃楼一样仅仅浮现了一下就无影无踪了”[1](P 160)。以婚育为契机辞去工作的她们恰恰是成为家庭主妇比例最高的一代人。事实上，在“团块世代”活跃于社会领域的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一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大众心理普遍安于“现代家庭”的性别分工：经济状况如此之好，何来改革之必要呢？所以，日本的“团块世代”没有像欧美同时代的人那样成为制度改革强有力的推进者。本章所说的“思秋期”具体是指“孩子脱手”后的空巢期家庭主妇陷入茫然、烦恼不安的人生之秋[1](P 162)。此种状况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社会，典型表现在对女性解放运动有一定了解的“团块世代”女性身上。“家庭的战后体制”第一个特征的主妇化趋势开始发生逆转的原委，即基于此[1](P 191)。

第8章“家长已经无能为力了吗”论及育儿焦虑、亲子问题、育儿支持网络重组。同第7章讨论的“思秋期”一道，亲子关系病理被作者视为“家庭的战后体制”之下日本女性的两个重要特征。这两个问题皆由女性主妇化、少子化所引起，是战后日本家庭中不足为奇的现象。在此意涵上，“家庭的战后体制”成为决定女性命运的结构性因素[1](P 186)。在此结构性状况的制约下，女性在育儿方面陷入的焦虑、“无能为力”感往往由“缺少配偶的帮助”和“自身社会网络过于狭窄”所引起，也就是说，当时的“社会性别分工将女性封闭在家庭领域”里了[1](P 185)。由家庭(主要由主妇)独自抚育孩子，这种“在任何时代都没有过的”状况，成为导致“家庭的战后体制”第二个特征“再生产平等主义”趋向瓦解的机制之一。从1975年开始，日本总和生育率再次下降[1](P 191)，“再生产平等主义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由此，以“大家都结婚”“生两三个孩子”为内涵的日本现代家庭体制迎来变局，渐趋式微[1](P 192)。

第9章的内容是亲属关系的“双系化”和家庭变迁走向，探讨日本家庭在作为其背后支撑的人口学条件变化之后将如何转型。与20世纪60年代创造“家庭的战后体制”全盛时期的“兄弟姐妹众多、人口规模庞大的”人口学第二代相比，于1975年前后进入婚姻的“人口学第三代”的特征是兄弟姐妹很少，这种状况导致这一代人组建家庭的形式悄然转变，引起“家庭的战后体制”的华丽转身[1](P 195)。其中，作者提及的“双系化”隐含着亲子两代家庭的代际结合原则有从传统社会规范到实用主义转变的倾向，具体表现在“夫妻各自对自己的父母进行更多的帮助”[1](P 265)。而且，由于“当代的年轻夫妇不愿意进入男方或者女方的任何一个家庭中生活”[1](P 206)，和父母共同居住的方式“不得不完全改变”[1](P 206)。这种状况使得支撑日本老龄化的社会网络成为亟需建设的政策目标。

第10章是高度对应书名“21世纪日本家庭”的内容，展望了日本家庭今后的发展方向。第11章、第12章是第4版中新增加的内容，作者此举的目的在于说明日本社会在家庭领域变化中遇见的“意想不到的陷阱”。

第10章“走向以个体为单位的社会”是作者基于学术研究而表明政策立场(制度批判、政策建言)的重要部分。作为本书的评论者，笔者建议读者从这部分内容开始阅读，然后带着相应的问题意识去阅读全书。在本章中，作者主张应该致力于变革迄今为止的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社会福利制度，而代之确立以个体为中心的、基于“中立生活方式”的社会制度体系。“中立生活方式”实质上是对以家庭为基础单位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反思。就女性而言，这种社会制度体系意味着多元生活方式将受到认可，无论结婚与否，女性都能获得法律的公平对待[1](P 273)。本章中值得注意的是最后部分——“以个体为单位的社会与主妇问题”[1](PP 239-244)，即论述在新社会制度体系中家庭主妇如何定位的部分。作者依据戴安·森泽贝里(Diane Sainsbury，主张推进“以个体为单位的社会建设”的代表性学者)提倡的理论，主张有必要消除对家庭主妇地位的社会保障，而代之以赋予母亲(包括单亲妈妈)、照护者以社会保障资格。作者认为这种资格原本就是社会个体应该有的资格，无需通过婚姻家庭等条件而获得[1](P 243)。作者主张基于“以个体为单位的社会”原则来设计日本社会保障制度，认为这种制度不仅能涵盖主妇，还能涵盖无法得到现行制度有效保障的其他女性个体，虽然有不完善之处，但比“以家庭为单位的制度”更清晰、更公平[1](P 243)。作者呼吁，“到了应该进一步讨论的时候了，我们要制定出能很好地预见女性一生的制度。可以说，对于日本的女性来说，这一时期是需要好好思考的关键时期”。“如果日本现行的制度依然这样实行下去的话，女性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落入制度改革的夹缝中，且无论是否选择做主妇，都很难做好，最终被逼上死胡同。”[1](P 244)

在第11章中，对于“家庭的战后体制结束了吗”之设问，作者的结论是：基于当代日本社会家庭状况方面的三大特征，即女性的去主妇化、人口再生产平等主义的瓦解、“家”的终结，可以判断“家庭的战后体制”已然发生变化。第11章中的“日益严重的孤立化育儿”部分可以视为“‘家’的终结”的补充解释。“随着日本人口学世代的更替，亲属网络整体在缩小。20世纪80年代，在兄弟姐妹人数减少的人口学第三代成为父母时，为弥补缩小的亲属网络，他们在自己居住周边发展出育儿网络。”然而，“从亲属援助网络转换到近邻援助网络的情况并不乐观”[1](P 266)。也就是说，在亲代、子代家庭的代际同住习惯已然发生变化且家庭规模和亲属网络不断缩小的情况之下，在养育婴幼儿方面，日本社会存在的问题是，尚未确立起有效的新型育儿援助关系来替代曾经的“家庭主义”方式。不过，对于作者“家庭的战后体制”已然发生变化的观点，许多人仍持有异议，认为“家庭的战后体制”并未有实质性的变化。因此，作者在该书的第12章“超越20世纪社会体系”中，对此异议进行了回应。

在第12章中，作者的回应观点是，这种异议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尽管家庭的形态已然处于变化之中，但是以传统家庭为前提而制定的社会制度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1](P 277)。基于日本社会的这种现实和制度之间存在的偏差，作者后续提出重要概念“萎缩的战后体制”[1](P 282)，进一步展开对罔顾现实变化而继续顽固运行的家庭主义制度的批判。作者认为，指涉日本“20世纪现代家庭”具体样貌的“家庭的战后体制”的成立前提是“日本社会几乎所有人都拥有相似的家庭”[1](P 268)。“20世纪现代家庭”是“20世纪社会体系”的组成部分，是由国家(福利国家)、经济体制(大规模生产和大量消费)、作为私人生活领域的家庭(男主外，女主内)合力搭建的结果。1985年，中曾根政权开始实施的确立家庭主妇养老金权利(“第三号被保险者”)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实际上加固了试图以家庭为根基的“家庭的战后体制”。中曾根首相将“男主外，女主内”的三代同堂称为“日本社会的最小单位”，认为家庭主妇的存在是日本社会的历史传统。对此，作者持明确的批判态度，她认为所谓家庭主妇绝非日本传统，它不过是日本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现代的传统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幻想而已[1](P 281)。在作者看来，没有客观地展开社会科学分析而实施加固“家庭的战后体制”的日本制度改革(1985年)实属违背时代潮流之举，为后续的日本发展埋下隐形绊脚石。日本此后陷入被称作“失去的20年”的经济低迷期，该举难逃其咎[1](P 282)。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时，日本“家庭的战后体制”受到巨大冲击[1](P 269)。“家庭的战后体制”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变化，然而制度层面却未做出相应改变。作者认为现在的日本社会可称作“萎缩的战后体制”。战后的社会系统依然存在，只是萎缩了，围绕在其外部的是无法进入该系统的人[1](P 282)。当下日本社会的重要状况——“内外双重”结构，即由此而来[1](P 284)。“萎缩的战后体制”产生了被排斥在社会体系之外、无法得到社会体系有效对应保护的众多社会个体，比如非正式员工、女性、移民等。在当下的日本制度安排之下，被期望成为日本社会未来劳动力的女性和移民在“萎缩的战后体制”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这部分人群正是维持“萎缩的战后体制”被隐蔽化的社会牺牲者。也就是说，作者认为日本女性贫困的产生机制之一是有些女性未能被纳入市场、国家、家庭的任一系统[1](P 298)。基于这种情况，作者呼吁有必要提出改善现状的新构想、新框架。具体而言，一是建设能够包容偏离20世纪规范而实践多元化人生的个体的社会制度[1](P 290)；
二是实现身处不同领域和处境的人们能够携手的社会[1](P 302)。基于家庭领域的状况，作者指出，当下日本社会的问题是“拖着‘20世纪’”的身姿“走在21世纪的路上”[1](P 292)，因此殷切呼吁“不再执着于20世纪”而应“建立真正属于21世纪的社会”[1](P 290)。

该书已经被翻译成英文、韩文，相信此次中文新版的出版将使它收获众多中国读者。本书写作有三个特点：一是关注家庭历史变迁；
二是带有同亚洲、欧洲诸国比较的国际视角；
三是作者在每次版本更新时对自己的已有理论、观点不断加以审思。关于第三个特点，我们可以从“导论”前面的五个“序言”得以察知，即“中文第2版序”(写于2021年)、“日语第4版序”(写于2019年)、“日语第3版序”(写于2004年)、“在新版发行之际”(实际上的日语第2版序，写于1997年)、“前言”(实际上的日语第1版序，写于1994年)。作为评论者，笔者建议读者在拿起这本书时，熟读每个版本的序言，这样能够较好、较快地了解作者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心路历程。虽然作者说“经过历时25年的持续写作，此书可告完成了”，但我们仍然期待更新版本的问世，以探知作者基于家庭领域分析21世纪日本社会变迁的最新理论思考。

该书无疑为我们了解日本社会提供了事实层面的客观信息和研究层面的概念、逻辑体系。目前，反映日本社会普通人生活、社会基本结构的信息有待积累。在这个意义上看，该书的中文出版具有重要意义。综合人口学(世代特征)和社会学(家庭组织、规范、制度)学科视角的该书将有效帮助我们了解日本社会战后经济高速发展、低迷发展背后的社会状况。这种状况的核心内容正是在现实生活中“家庭的战后体制”趋向瓦解的变化。但由于日本制度层面未做出基于现实生活变化的相应变革，现实与制度之间的偏差导致日本部分民众难以得到制度保护而生存艰难[1](P 291)。这是该书最想表达的当下日本社会的问题症结。

在家庭社会学研究方面，作者贯穿始终的学术立场是对源于欧美的社科理论保持距离，力图在东亚实情和一般社会科学理论之间探寻有效对应东亚社会实际的理论性解释。作者指出，“本书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对以往社会科学的中心——欧洲、北美地区的社会给予研究定位，将日本社会作为真正的研究对象(而非欧美社会构建起来的样子)，为此我绞尽脑汁。因为既无法单纯地使用欧美的理论框架，又必须避免过分强调自己独特的文化而落入东方主义的陷阱”。她呼吁“为解决时代问题，需要超越民粹主义的方法论”，“将建立能够与近邻、世界各地的人们共同思考的方法论作为我们努力的方向”[1](P 10)。对于此点，作者提倡的用于分析东亚社会的“压缩现代性”“半压缩现代性”概念，以及基于此概念的分析亚洲家庭变迁的现代化理论框架[2]，值得引起关注。

该书以社会健康运行发展为学术研究初衷的姿态，也使我们深深触动。作者自1984年女儿出生时，就产生并秉持着对于将来时代走向的憧憬，“女性‘既能选择事业，也能选择家庭’”，即事业和家庭，哪一个都不能放弃。然而直至今日，“距离女性‘既能选择事业，也能选择家庭’的社会依然有很长的路，年轻一代依然很艰辛”。“看到这样的现状，我不禁感到羞愧，我们这代人到底做了些什么啊！有了社会阅历，上了年纪的人，真的不能事不关己地仅仅去批判社会了。”[1](P 246)她希望通过此书，能与读者共享历史，能将反省变为教训和前车之鉴，同时期待下一代年轻人接起推动社会变革的接力棒[1](P 292)。就在本文执笔即将结束时，作者的新著《怎么办？日本家庭政策》(『どうする？日本の家族政策』，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21年11月)问世，可见作者在研究上的问题意识更进一步地进入了政策设计领域。

2021年11月，日本新一届领导人岸田文雄首相准备接受公明党的要求，将“向未满18岁的每个孩子发放10万日元补助金”作为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经济对策。而此举广受单身纳税人的不满和诟病。其根源在于作者提到的日本目前的各种制度多以“夫妇、儿童”式的家庭状况为设计基础，而诸如单身者之类的纳税人则被排除在此种带有福利性质的政策关照的对象之外，从而使其产生相对剥夺感。不仅如此，与单身纳税人相比，进入婚姻、育有子女的劳动者在日常的薪酬计算方面还能获得配偶豁免、抚养豁免等优惠待遇，由此能够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此外，在养老保险金、健康保险金的缴纳方面，亦存在单身纳税人受损的状况。同时，日本社会的现状却是“夫妇、儿童”类型的住户已非主流。根据日本国势调查(人口普查)数据，早在2015年，“夫妇、孩子”住户类型就仅占所有住户类型的26.9%，相比之下，单身户的比例更高，达到34.6%。此外，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数据，终身独身者的比率(50岁时未曾有过结婚经历的人的比率)趋高，男性占比趋近25%。也就是说，随着时代的变化，脱离曾经的标准生活方式的人逐渐增多。21世纪的日本家庭，在现实状况、制度安排等方面应何去何从？对于这个问题的跟进了解、研究，既是了解日本社会进一步变迁的重要切入点，也将是我们反过来审思中国社会家庭状况的有益契机。

猜你喜欢 主妇体制家庭 不做闲置主妇好日子(2022年3期)2022-06-01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构建及体制机制创新现代企业(2021年2期)2021-07-20一体推进“三不”体制机制唯实(2021年12期)2021-04-12家庭“煮”夫安邸AD(2019年2期)2019-06-11完善地方人大主导立法体制机制浅析人大建设(2019年12期)2019-05-21最俗的创业故事是“离开体制”时代人物(2018年2期)2018-06-22恋练有词新东方英语·中学版(2017年1期)2017-02-25俏主妇的笃定 把生活过成诗Coco薇(2016年7期)2016-06-28寻找最美家庭家教世界·创新阅读(2014年12期)2015-02-04寻找最美家庭家教世界·创新阅读(2014年10期)2014-11-07

推荐访问:日本 家庭 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