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感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的影响——兼论责任意识的中介效应

贾亚娟，赵敏娟

全面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是乡村振兴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关乎6亿农村居民的生活福祉以及生态宜居的建设成色。近几年，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由此产生的生活垃圾数量大、种类多、成分杂，按照人均产生量0.80千克/天来算(1)唐林, 罗小锋,张俊飚.社会监督、群体认同与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基于面子观念的中介和调节作用[J].中国农村观察,2019(2):20-35.，2018年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1.65亿吨。然而，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水平还较低，其中约有1/4的生活垃圾没有收集和处理(2)中国新闻网.农业农村部:全国近1/4农村生活垃圾未获收集和处理[EB/OL].(2018-09-30)[2021-09-10].http://www.xinhuanet.com/gongyi/2018-09/30/c_129964054.htm.，而且多数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处理仍然以混合填埋和焚烧为主，这种处理方式不仅给水源、土壤以及空气带来了严重的二次污染(3)贾亚娟,赵敏娟.环境关心和制度信任对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意愿的影响[J].资源科学,2019(8):1500-1512.，而且破坏了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系统间的平衡。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4)中国新闻网.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EB/OL].(2016-12-31)[2021-09-10].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12-21/8100967.shtml.，随后几年，国家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强调要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就地分类、源头减量处理(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2017-03-30)[2021-09-10].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3/30/content_5182124.htm.(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EB/OL].(2019-07-15)[2021-01-10].http://www.gov.cn/xinwen/2019-07/15/content_5409694.htm.(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EB/OL].(2020-02-05)[2021-09-10].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2/05/c_1125535347.htm.。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是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以及根本可持续治理的有效途径，是建设“生态宜居”美丽家园以及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举措，是实现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保障。因此，全面推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已刻不容缓，特别是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COVID-19)等传染病多发时期显得尤为重要。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主要包括四个环节：源头的分类投放，中端的分类收集、分类运输以及末端的分类处置(8)贾亚娟,赵敏娟.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愿及行为研究——基于陕西试点与非试点地区的比较[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5):44-50.。源头分类投放是整个分类系统的基础环节，也是其他三个环节有效推行的重要基础。农村居民是生活垃圾的生产者，也是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源头主体，他们是否愿意从源头上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直接关系着后续三个环节的进展以及分类处理的成本与效果。农村生活垃圾带来的污染问题不仅关系整个生态环境、人居环境，而且影响农村居民的身心健康，关乎农村居民的村庄归属感和生活幸福感。近几年，在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策推动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已逐步拉开帷幕，但收效甚微，关键问题在于农村居民的主体作用发挥不明显(9)王学婷,张俊飚,何可,等.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研究:基于心理感知和环境干预的分析[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9(2):459-468.。因此，要彻底解决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问题，必须坚持农村居民的主体地位(10)贾亚娟,赵敏娟,夏显力,等.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模式与建议[J].资源科学,2019(2):338-351.，调动农村居民的积极性，激发其源头分类的主动性，实现农村生活垃圾的持续分类治理。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投放是指其将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收集，然后分类投放到指定地点的环境保护行为(11)曲英.城市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的理论模型构建研究[J].生态经济,2009(12):135-141.，具有一定的益社会性(12)郭利京,赵瑾.非正式制度与农户亲环境行为：以农户秸秆处理行为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11):69-75.。这种环保行为与个体所能感知到的环境污染严重程度相关，也就是与个体对于外界环境变化以及产生的负面影响、深层的认知与评价的环境污染感知相关(13)GIFFORD R.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J].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principles & practice,1987(4):53.。因此，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不分类、简单混合处理产生污染的心理感知，比如对随意堆放引起的垃圾围村、恶臭弥漫等显性直观现象以及水源土壤污染，甚至威胁居民身心健康等隐性深层问题的认识，会直接影响农村居民的源头分类投放意愿。另外，农村居民是否愿意采取分类等环保行为与其环境责任意识紧密相关(14)邱成梅.农户参与度视角下的农村垃圾治理绩效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5):37-43.，环境责任意识是居民自觉主动地做好分内分外一切既利己又益于社会与自然的责任义务感(15)李馨,刘培肖,晨洁,等.组织中权力如何促进亲社会行为？责任感知的中介作用[J].心理科学进展,2020(9):1586-1598.，即农村居民对于自身解决垃圾污染、生态破坏等环境问题所形成的主观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农村居民解决环境问题时的决心和奉献精神等方面，从而形成强大的内在推动力，驱动其承担环境保护责任(16)彭远春,毛佳宾.行为控制、环境责任感与城市居民环境行为:基于2010CGSS数据的调查分析[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143-149.(17)VAN K D, DUNLAP R E.Moral norms and environmental behavior:an application of schwartz’s norm-activation model to yard burning[J].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1978(2):174-188.。目前，很多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随意堆放、不分类仅仅简单混合处理产生的污染认知还不够全面，通常来讲，农村居民相对比较关注生活垃圾不分类的显性和短期不良影响，比如说垃圾随意堆放、臭气熏天、蚊虫萦绕等直观现象，但隐性和长期不良影响还没有得到重视，比如生活垃圾混合处理产生的酸性和碱性污染物，造成严重的水体与土壤污染，威胁居民的身心健康等问题。这种不全面的认知会影响其保护环境以及改善居住环境的责任意识，降低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预期收益，从而挫伤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的积极性，影响其采取分类行为。

综观现有研究，已有学者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及行为差异(18)贾亚娟,赵敏娟.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愿及行为研究——基于陕西试点与非试点地区的比较[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5):44-50.(19)康佳宁,王成军,沈政,等.农民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意愿与行为差异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8(12):100-104.、分类行为(20)贾亚娟,赵敏娟.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社会资本对农户垃圾分类水平的影响:基于陕西1 374份农户调查数据[J].资源科学,2020(12):2370-2381.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但无论研究对象选择还是研究内容设计上均存在进一步的拓展空间。具体来说，研究内容设计上，当前关于环境污染感知、责任意识对农村居民分类意愿的探讨，主要停留于线性关系的实证检验，环境污染感知通过责任意识对农村居民源头分类意愿的间接内在机理等深层次研究匮乏。鉴于此，本文立足陕西省1 374份农村居民调研数据，就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展开专门研究，在精确测度环境污染感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贡献机制基础上，进一步挖掘环境污染感知通过责任意识对农村居民源头分类意愿的间接影响机理，构建“环境污染感知—责任意识—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的中介效应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拓展环境污染感知、责任意识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研究边界，丰富和深化相应理论成果，以期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有效开展提供实证参考依据，为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提供新的思路。

(一)环境污染感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的影响

个体对环境污染所产生的心理感知是其环保意愿的心理基础，而且会引导其采取合理的环境保护行为(21)贾亚娟,赵敏娟.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社会资本对农户垃圾分类水平的影响:基于陕西1 374份农户调查数据[J].资源科学,2020(12):2370-2381.。心理感知是个体通过身体器官对外在事物感知后在脑海中产生的反应，一般来讲，个体会通过器官从接触到的客观事物及环境中获取信息，然后借助自己的知识进行评价、判断好坏，从而作用于意愿及行为(22)同①.。因此，农村居民的环境污染感知会作用于其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投放意愿，农村生活垃圾随意堆放、简单混合处理在生态环境、社区环境及身心健康等方面会产生一定的污染及影响，而农村居民对这种污染及影响会产生心理感知并进行相应评价，其感知到的环境污染及影响越严重，就越愿意进行分类投放，采取环保行为以减少因生活垃圾混合处理带来的污染。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1：环境污染感知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

(二)环境污染感知对农村居民责任意识的影响

个体的环境心理感知即环境污染可能带来的风险不仅体现在环境评价、环境污染的可容忍度方面，而且体现在个体的环保责任观、责任感等方面(23)何可,张俊飚,张露,等.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与农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以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为例[J].管理世界,2015(5):75-88.。由于农村生活垃圾随处堆放、不分类或者简单混合处理，不仅破坏整个生态系统，而且严重影响农村居民的居住环境、身心健康以及生活幸福感。因此，农村居民根据自己的知识价值体系对农村生活垃圾产生的这种污染进行判断，评价其带来的后果，由此而形成的心理感知会作用于居民的环境保护责任义务感，即农村居民认为生活垃圾随处堆放、简单混合处理产生的污染越严重时，进行环境保护的责任意识就越强。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2：环境污染感知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环境责任意识

(三)责任意识在环境污染感知与农村居民源头分类意愿中的中介效应

责任意识属于社会道德心理范畴，其形成和增强受个体感知判断、心理意识形态的影响。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污染等外界环境问题的直观或深层认知会在其脑海中形成一定的精神意识形态和污染感知，从而作用于环境保护的责任意识。价值—信念—规范理论认为在资源开发利用及管理保护中，个体为防止资源过度利用、生态环境恶化，努力为解决环境污染及破坏问题所承担的责任及义务(24)魏静,方行明,王金哲.环境责任感、收入水平与责任厌恶[J].财经科学,2018(8)：81-94.，会驱使其采取相应的环保行为，而且个体的环境保护责任意识对其环保意愿，参与环保绿色行为以及亲环境行为所产生的作用已逐步得到认可(25)聂伟.环境认知、环境责任感与城乡居民的低碳减排行为[J].科技管理研究,2016(15):252-256.(26)HINES J M, HUNGERFORD H R, TOMERA A N.Analysis and synthesis of research on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 meta-analysis[J].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1987(2):1-8.。因此，农村居民的环境污染感知会通过影响责任意识对其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产生间接作用。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3：环境污染感知通过影响环境责任意识间接提升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

(四)关系理论模型

综上，本文尝试将环境污染感知、责任意识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探究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了“环境污染感知—责任意识—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中介效应传导路径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环境污染感知—责任意识—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的理论模型

(一)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2018年4～5月以及2019年1月在陕西农村地区开展了问卷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垃圾污染感知、分类责任意识以及农村居民基本信息等。实地调查通过“区/县—街道/乡镇—自然村—农村居民”分层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实施，调查覆盖18个乡镇，共72个村庄，其中，陕南19个村庄(381个农村居民样本)，关中33个村庄(617个农村居民样本)，陕北20个村庄(376个农村居民样本)。两次调查的有效问卷合计为1 374份，有效率为97.45%。

(二)变量选定与描述

1.被解释变量。研究调查中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的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其问题设置：“农村生活垃圾随意堆放，简单混合处理破坏生态环境，影响村民的居住环境，生活垃圾分类可以减少占用土地以及环境污染，实现资源化处理，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了解决生活垃圾的环境污染问题，您愿意对您家的生活垃圾进行源头分类投放吗？” 答案选项设置为“是=1，否=0”。由表1的描述统计来看，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均值为0.894 5，说明目前陕西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较强，大多数农村居民愿意进行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投放。

表1 变量含义及其描述性统计

2.核心自变量。环境污染感知可以通过农村居民对目前生活垃圾污染产生的影响评价进行衡量反应(27)郭利京,赵瑾.非正式制度与农户亲环境行为：以农户秸秆处理行为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11):69-75.(28)贾亚娟,赵敏娟.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社会资本对农户垃圾分类水平的影响:基于陕西1 374份农户调查数据[J].资源科学,2020(12):2370-2381.。因此，本文结合调研的实际情况以及目前农村生活垃圾产生的危害，运用五级量表调查农村居民的环境污染感知，主要包括三个问题：(1)生活垃圾随意堆放、简单混合处理对农村生态环境(土壤、水源和空气)的影响；
(2)生活垃圾随意堆放、简单混合处理对社区环境(村容村貌和村内生活秩序)的影响；
(3)生活垃圾随意堆放、混合处理对您身体健康和心情(滋生病菌、病毒和害虫等)的影响。本文借助探索性因子分析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降维处理，因子方差贡献率为74.058%，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为1 511.057，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3.中介变量。农村居民对于自身采取措施解决生活垃圾问题，防止环境恶化所承担的责任意识，本文通过“您认为您家庭是否有责任进行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投放？”进行调查分析，答案选项为“完全没责任、没太大责任、一般、有一定责任、完全有责任”五级量表，赋值分别为1、2、3、4、5，得分越高表示农村居民环境责任意识越强。本次调查的1 374个农村居民的环境责任意识均值3.759 8(见表1)，调查样本具有较高的环境保护责任意识，也就是较多的村民认为家庭有责任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4.控制变量。已有不少研究指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政治身份以及家庭人口数等会对农村居民的环境保护意愿以及行为产生一定影响(29)唐林, 罗小锋,张俊飚.社会监督、群体认同与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基于面子观念的中介和调节作用[J].中国农村观察,2019(2):20-35.(30)池上新,陈诚,许英.环境关心与环保支付意愿:政府信任的调节效应:兼论环境治理的困境[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72-79.(31)颜廷武,张童朝,何可,等.作物秸秆还田利用的农民决策行为研究:基于皖鲁等七省的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2017(4):39-48.。鉴于此，本文引入以上几个控制变量进行分析。根据表1的样本描述，被访问的农村居民中，男性占总样本的67.83%，平均年龄约为49岁，表明男性和40岁以上的调查对象较多；
调查样本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约8年以上，基本上是初中文化水平；
家庭人口数平均在4人以上；
考虑到样本分布的陕南山地地区、关中平原地区以及陕北高原地区之间存在着某些不易观察的差异，如自然环境、人文风俗等，可能会对农村居民的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产生影响，因此，控制变量中纳入了地区虚拟变量，表1统计显示3个地区的样本分布比较均衡。

(三)模型设定

农户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是典型的二元选择问题，考虑到责任意识在环境污染感知与村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中可能发挥中介作用。因此，本文借鉴温忠麟等学者对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及流程(32)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5):731-745.，采用逻辑回归方法，通过建立二元Probit模型、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回归分析，具体的方程构建和模型公式如下：

(1)

(2)

本研究的中介变量环境责任意识为离散有序变量，因此，运用排序Probit模型进行估计：

(3)

(4)

综上，中介效应理论模型如公式(5)所示：

(5)

上述公式(1)至(5)中，Xj为核心自变量，即农村居民的环境污染感知；
Kj为影响第j个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身份、家庭人口数、样本地区分布等控制变量；
c、a、c′、b、α、β、γ为待估计参数；
εj为农村居民j的随机扰动项。

本文运用逻辑回归分析的具体检验流程如下：第1步，检验(1)式中的回归系数c，如果c显著，假设存在中介效应，进行下一步检验，否则就停止中介效应分析；
第2步，依次对(3)和(5)式中的回归系数a和b进行检验，若a和b均显著，表明中介效应显著，进行第3步检验；
若有系数不显著，则进入到第4步；
第3步，检验(5)式中系数c′是否显著，如果不显著，说明直接效应不显著，为完全中介效应；
若c′显著，且c′第4步，Bootstrap检验，如果a×b≠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否则说明中介效应不显著，停止分析。

本文运用Stata 15.0进行实证检验，有关环境污染感知、责任意识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的直接影响及中介效应检验分别通过三个模型来实现，从下页表2的统计结果看，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

(一)多重共线性检验

在实证分析前，首先运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判断检测各个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多重共线性的判定标准是VIF值是否大于3。鉴于篇幅限制，仅以性别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VIF诊断，本研究所有解释变量的VIF都小于2，最大的VIF为1.45，VIF均值为1.23，说明性别与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身份、家庭人口数、地区分布、环境污染感知以及责任意识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二)直接效应分析

表2的模型Ⅰ是对公式(1)的检验，核心自变量环境污染感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的直接影响效应，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环境污染感知每提升1个单位，农村居民的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提高21.13%，说明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带来的环境污染心理感知越强，源头分类的意愿就越高，也就是说农村居民利用自己的知识体系、价值判断对生活垃圾随意堆放、简单混合处理在生态环境、社区环境以及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价，判断生活垃圾产生的污染越严重时，其参与分类的意愿越强，积极性越高。研究假说H1在这里得到验证。

表2的模型Ⅱ是有关公式(3)的检验，分析环境污染感知对农村居民责任意识的影响，自变量环境污染感知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其责任意识，环境污染感知每提升1个单位，居民的环境责任意识提高18.23%，表明农村居民感知的生活垃圾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越严重，比如对生活垃圾随处堆放，简单混合处理带来的空气恶臭、水源污染、土壤变质，社区居住环境破坏以及传播病菌和滋生蚊虫等认识越明确，其防止环境继续恶化，改善环境状况的信念越坚定，自觉主动地参与保护环境的责任义务感就会越强。在这里，研究假说H2得到验证。

(三)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检验环境污染感知是否会通过责任意识间接影响农村居民的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按照模型设定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进行诊断。

模型Ⅰ中环境污染感知对农村居民的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效应，假设存在责任意识的中介效应，可以进行下一步检验；
模型Ⅱ中自变量环境污染感知和模型Ⅲ中的中介变量环境责任意识均显著，也就是公式(3)和公式(5)中的a、b显著并且为正，表明中介效应显著；
表2模型Ⅲ中的核心自变量污染感知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直接效应显著，环境污染感知每提升1个单位，农村居民的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的概率提升14.48%，而且模型Ⅲ与模型Ⅰ中的环境污染感知显著系数0.144 8<0.211 3，说明中介变量环境责任意识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农村居民的环境污染感知通过影响其环境保护的责任意识，进而对其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产生间接提升作用，即农村居民对于生活垃圾产生的污染认识越清楚，感知越强烈，愿意通过自身行为改善环境的责任意识就越强烈，从而更愿意在家中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保护自己的家园。假说H3在这里得到验证。进一步，本文根据中介效应计算公式a×b/c分析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计算得到，环境责任意识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8.50%(0.182 3×0.446 2÷0.211 3=0.385 0)。

表2 实证检验结果

Bootstrap法被认为是直接检验中介效应较好的估计方法(33)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5):731-745.。为此，本文运用Bootstrap方法(抽样5 000次)进一步检验环境责任意识的中介效应(见下页表3)，间接效应95%置信区间为0.000 6～0.016 3，不包含0，而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再一次验证责任意识在环境污染感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的正向促进作用中具有中介效应。

表3 Bootstrap方法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四)控制变量影响分析

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政治身份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居民的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说明党员或村干部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意愿更强，更愿意在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中发挥带头引领作用，这与实地调查访谈情况相吻合；
相较于陕南地区，陕北地区的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更强，可能的解释是，陕北高原地区相较于陕南秦岭山区，自然生态环境较差，风沙大、气候干燥、植被覆盖率较低，农村居民更愿意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通过自身参与增强生活垃圾的治理效果，从而改善农村环境；
其他的控制变量对农村居民源头分类意愿并没有显著影响。从控制变量对农村居民环境责任意识影响来看，控制变量中的受教育年限、政治身份这两个变量均正向显著增强其环境责任意识，表明文化水平越高，党员或者村干部的居民接受理解能力越强，越容易将身体器官感知的外界环境污染问题通过传导机制而增强内在的环保责任意识；
其他的控制变量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并没有显著影响。另外可以发现，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责任意识具有显著影响，而对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没有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而且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更多的是与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相关联。这一实证检验结果与部分学者研究发现的教育对农村居民环境保护意愿及行为没有直接影响相一致(34)唐林, 罗小锋,张俊飚.社会监督、群体认同与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基于面子观念的中介和调节作用[J].中国农村观察,2019(2):20-35.(35)闵师,王晓兵,侯玲玲,等.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因素:基于西南山区的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观察,2019(4)：94-110.。

(一)研究结论

本文构建了“环境污染感知—责任意识—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的中介效应模型，并利用陕西1 374个农村居民的微观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污染感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的直接影响效应以及通过环境责任意识对其产生的间接影响效应。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农村居民具有较强的生活垃圾源头意愿，1 374个调查样本中，有1 229个(89.45%)农村居民愿意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第二，环境污染感知直接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而且环境污染感知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其责任意识。第三，责任意识在农村居民环境污染感知与源头分类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得到了验证，而且责任意识的中介效应比例为38.50%。第四，控制变量中，政治身份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即党员或村干部更愿意进行分类投放；
受教育年限及政治身份均显著增强农村居民的环保责任意识，但农村居民的受教育年限对其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并无显著影响。

(二)讨论

本文的贡献在于提出了“环境污染感知—责任意识—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中介效应传导路径并进行了实证检验，有利于从农村居民的环境污染认知、责任意识层面进一步审视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工作，有利于强化农村居民的分类意愿，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进而改善农村环境。需要指出的是，从调查样本看，农户具有较强的分类意愿，但要真正把意愿转化为实际行为，落实到生活中，从而避免“说一套做一套”，最终达到言行统一，还需要后续进一步拓展研究，拿出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另外，本文调查样本中40多岁的男性较多，因受农村家庭“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年男性从事家务劳动时间相对较少，据此，需要在家庭内部增强各成员间思想交流与传播，促进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意愿与行为。

(三)启示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与讨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首先，政府、公益组织、农村基层组织等可以借助公益广告、公众活动、居民组织等形式多样的宣传讲解，让农村居民充分了解环境污染问题带来的严重危害，尤其是农村生活垃圾传统混合处理方式深层次的弊端以及不足，认识生活垃圾简单混合处理的隐性及长期不良影响，增强农村居民的环境保护责任意识，提高其源头分类意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其次，不同主体、不同层级共同推动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的普及与宣传，发挥农村居民的主体作用，消除农村公共事务特别是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仅仅是政府、社区之事，而与自己无关的模糊认识，有效提升农村居民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责任意识，增强其源头分类投放的意愿及行为，促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有效实施。然后，通过教育引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各地可以借助社区教育、学校教育以及家庭教育来提升农村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引导其真正理解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经济、社会及生态等预期效益，从而强化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意愿。最后，要发挥党员和村干部的积极带头作用，产生“你带头，我随后”的层级带动效应，全员参与，共同解决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难题，优化农村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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