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古代疫病与社会关系之探讨

李芳谕

疫病史研究一直都是中国医学史研究的重点内容，陈邦贤等奠基者一开始就给予了其充分的关注，如，陈邦贤在《中国医学史》中深入探讨了中国古代传染病的内容①。此外，如鼠疫、霍乱、天花等历史上常见的疫病也备受学界关注②。学术界展开对疫病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是复原、探索历史时期社会变迁的重要一环，同时，回顾与分析历史时期的抗疫、防疫经验，对当下及未来社会的抗疫、防疫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自中国医学史独立以来，医学界一直都是医学史研究的主力军，然而“有关明清时期的疾疫，医史学界的研究关注点较多地局限在技术与病理层面，除范行准等少数人外，资料利用上也基本限于历代医籍。所以，他们的研究虽然对我们认识中国传统病名的内涵、症候和演变，疾病的治疗手段和疗效等方面助益良多，但在疫病流行状况、流行的相关因素分析，特别是国家和社会对疫病的反应、疫病对社会及民众心态和信仰的影响等方面，可供借鉴的内容还非常有限”③。与医学界相比，史学界对中国医学史的关注起步较晚，直到1970年代史学界才开始关注中国医学史。开启史学界从社会史角度探讨疫病史先例的是邓海伦的《明末时疫初探》④一文。其后，受其影响，国内史学界在1980年代也开始逐渐展开对疫病史的探讨，虽然较之国外稍晚，但是随后国内关于中国疫病史的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史学界针对疫病史研究已进行了较多的梳理，特别是余新忠、吴博文等学者对中国古代疫病史的整体研究已进行了诸多方面的总结。不过，目前学界尚无专文系统总结疫病与社会关系之探讨，有鉴于此，笔者拟对20 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在疫病史的研究中涉及到疫病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内容进行归纳与总结，以便于学界系统了解并为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提供借鉴。

尽管医学界对疫病史的研究起步较早，但大多集中在医理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关于疫病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而史学界最初就从社会史角度入手研究疫病史，其中不乏疫病与社会之间关系之省思，这在相关述评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余新忠发表的多篇综述反映了史学界在疫病史领域探索的路径。其2002年的综述主要对明清疾疫史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文章主要从医史学界与历史学界两个维度展开讨论⑤。其中，医史学界的研究关注点较多集中在技术和病理层面，所用资料也基本局限于历代医术，对疫病流行的社会因素以及造成的社会影响等内容关注较少；
历史学界则对疫病造成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应对等内容关注更多。2003年，他发表的《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⑥一文的第一部分“作为社会史的疾病医疗史探索”指出，1980年代，国内史学界在国内外学术环境的影响下开始关注社会生活、社会人口、社会救济等研究方向，疫病与社会相关的话题也主要从这几个方面展开讨论。2017年，其与陈思言发表的述评文稿则以清代医疗史为例，从国际医史的脉络中梳理国内医疗史的发展，强调跨学科的视野与理念，论述医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提出了从医学与社会文化的角度发现、思考、解决问题的意义⑦。

同样是在2002年，赖文、李永宸等人发表了《近50年的中国古代疫情研究》一文⑧。这篇文章从古代疫情资料的辑录以及资料整理的方法、古疫情病种的考证、疫情流行史、气象地理医学与中医瘟疫学等几个角度进行了总结，其中“瘟疫病流行史”与“古疫情流行病学讨论”两小节涉及了对于造成疫病流行的社会背景以及疫病产生的社会影响的研究，其中针对南方的研究相对较多。

甄尽忠于2010年发表的《近30年来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及社会应对机制研究综述》⑨一文是以中国古代疫病流行情况以及社会应对机制为专题的研究综述。该文对中国古代疫病流行的状况以及防治方法的成果有所提及，其中在第三节重点整理了疫病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应对机制的相关研究，认为在疫病防治及社会应对机制方面的研究还需更加深入。

彭庆鸿在2016年发表的综述中梳理了21 世纪以来疾病史研究的脉络，对研究热点进行了归纳整理⑩。从该文可以看出史学界对疾病史的研究仍较多集中在疫病上，同时，疫病与社会变迁、文化习俗、政策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其中作者对疫情下的谣言、迷信行为等内容的归纳、整理、分析对处理疫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意义。

2020年，吴博文所发表的《近二十年中国古代瘟疫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是一篇比较全面的综述。此文将2000年前后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瘟疫史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分析，对中国古代瘟疫史研究的理论、史料学、长时段研究、断代史、基于特定内容展开的瘟疫史研究、中医科技史以及当代瘟疫史新方向等几个内容分别展开了梳理。其中第三节“长时段研究”中的“大区域综合研究”部分特别强调了人口流动与战争是影响瘟疫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
而“瘟疫对策及文化史研究”部分则总结了社会面对瘟疫的对策以及瘟疫思想史等相关研究内容。值得提出的是，其“断代瘟疫史研究”中的“史学界对医疗社会史的关注”部分则对瘟疫与社会变迁、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及社会反应情况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上述梳理不仅在于相关成果在学术史意义上的呈现，同时也包含了相关学者在疫病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断思考，其中以余新忠等学者最具影响力。综合来看，目前史学界对疫病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省思主要围绕疫病造成的社会影响以及社会面对疫病时采取的应对措施等几个方面展开，对于影响疫病产生的社会因素也有所涉及，而对于疫病影响下的社会文化、习俗、民众心理等研究则起步较晚，这几个领域近年来才逐渐得到关注。

社会因素是疫病史研究中绕不开的内容，因此，整体史视阈下的疫病史研究大都有对疫病与社会之间关系展开讨论的内容。

我国第一部通论性的中国疫病史著作是张剑光的《三千年疫情》。该著对我国从先秦时代至清后期出现的疫情的发生情况、救助与医疗举措、疫病产生的后果、比较重要的疫情和医者与疫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论述。作为拓荒性著作，它勾画出了明清疫情的大致脉络，对引发人们对疫病以及疫病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的关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吴晓煜编著的《瘟疫纵横谈》一书主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疫病史展开讨论。该书共分为五辑，分别介绍了与疫病有关的名人轶事、历史上有关地区发生的疫病及其具体情况、文学作品与书记中描述的疫病、古代避瘟祛疫的方法以及民间送“瘟神”的传统和革命领袖对疫病的看法等内容。该书反映了人们对待疫病的态度与疫病对社会生活习俗的影响，同时，该书对文学作品与名著等材料的运用及对研究资料方面的开发与创新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鉴于明、清时期留存下来的资料形式多样、数量丰富等原因，多年来学术界针对疫病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考察比较集中在明清两代，相关成果也比较丰富。《关于明代传染病的初步考察》一文是梅莉、晏昌贵对明代疫病的地理分布情况的探讨，文中论证了灾荒、战争、南方山地开发与流民移动等因素是导致疫病在南方的分布形势比在北方广的重要原因，这些实际上还是社会因素在疫病发生过程中产生的影响。余新忠2003年出版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 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一书是史学界从医疗社会史角度展开疫病史研究的重量级研究成果。该书以江南为研究区域，“从医疗社会史重构了清代的社会变迁情况”，其中讨论了疫病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有第二章第二节“清代江南疫病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和第六章“清代江南瘟疫与社会之间的互动”。重点在第六章，此章分别从时人的防疫观念与行为、各界救疗疫病的举措、医学的发展与疫病的关系以及疫病对社会的影响几个角度展开深入讨论，使读者对清代江南疫病与社会的互相作用关系有较为清晰的了解。其后，史学界对于疫病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关注越来越多。

鉴于国内史学界20 世纪80年代以来断代区域综合性史学研究的不断拓展，对明清两代疫病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在区域性上也得到了足够的彰显，这方面的成果较为丰富，如谢琦的《瘟疫与晚清广东社会》、孔潮丽的《1588—1589年瘟疫流行与徽州社会》、张业敏的《明清山东瘟疫与社会》等等。上述研究普遍从时空角度描述疫病的分布情况与特点，同时结合各自区域社会历史的实际情况进行探讨，从而彰显了不同区域的社会历史特点。

除上述断代区域综合性研究外，尚有不少学位论文或以断代综合性研究或以区域通论性研究，也较有特色。

和付强的学位论文《元代疫病史初步研究》对元代的疫灾状况进行了总结与分析。文章在其第一部分中总结出元代疫灾具有伴随战争而发、与极端气候相随以及大疫灾较多的特点，联合第三部分对疫灾发生原因的分析可知，战争、极端气候对社会生产活动的影响以及进一步导致的饥荒，都是疫病爆发的社会成因。论文第二部分分析说明了元朝疫灾对社会的影响主要在国家战争和社会安定两个方面。第四部分则是关于社会面临疫灾时的应对，对医疗体系和社会救治情况进行了总结与分析。本文很清晰地反映了疫病与社会互相影响这一事实。

陈旭的学位论文《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是关于明代疫病与社会关系的综合性研究。该文在大时空范围内对明代疫病的分布情况进行了概述，指出了历史时期疫病发生时社会上出现的非理性现象，挖掘了民间救助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富民阶层的作用、救助者受损的方面以及医者在明代疫病中的角色等新的视角。同时，该文还对疫病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其中除了人口、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影响外，还重点讨论了其对社会心态变迁的影响，具有一定新意。

吴娅娜的学位论文《湖湘疫病史研究》中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对湖湘疫病流行情况以及学术史进行了梳理，其中第一部分的第五小节“重要影响因素”部分强调了“人口、环境、交通”等因素在疫病流行过程中的重要影响作用，而这三个因素实际上就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说明了社会对疫病发生、发展情况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文章还从官、医、民三个角度分析了社会对疫病的认识与反应，其中最大的亮点在于给合湖湘地区的特点对疫病影响下的巫医文化进行了论述。

王晓琳的学位论文《陕西古代疫情研究》是针对古代陕西地区疫情展开的综合研究。文章对陕西古代疫情的年代、季节、地点的分布情况、疫病的种类和烈度以及伴随疫病发生的自然、社会灾害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对古代医、民的疫病防治问题、政府在疫病发生时采取的行动等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李峰的学位论文《山西古代疫情研究》与之类似，也主要运用了统计学的方法对山西古代的疫情进行了统计分析。其中，除了对古代政、医、民对疫病的防治问题进行讨论外，该文还就古代疫病对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进行了讨论。这两篇文章最大的亮点都在于运用了统计学方法来探讨疫病的发生、分布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杨青海、宝音图所撰《古代蒙古地区疫病史考》一文对学界较少涉及的蒙古地区的疫病史进行了探讨，重点分析了蒙医学在对抗疫病中的产生与发展问题，这实际上探讨的是社会对疫病的应对问题，“这对民族地区瘟疫史的研究实践起到了开拓作用”。

上述研究大多从整体史视角开展综合研究，研究发现：影响疫病发生的社会因素最多的是人口、战争、文化交流等。与此同时，政府、医家以及民众也会对疫病展开力所能及的应对措施，并在这个过程中促进社会医疗救助事业以及地方医学的产生与发展。此外，疫病亦会对社会心理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民众对疫病的认识与反应也是经过了非常长的时间才从“不理性”逐渐变得“理性”。近年来，由于研究时空范围的缩小、史料的运用更为集中等原因，学界开始更多地关注到疫病影响下的不理性行为以及心理转变等研究方向，这一新趋向无疑值得关注。

自20 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也有不少学者针对疫病发生过程中的某些社会因素展开较为详细的探讨，从而形成了若干专题性研究，其中关注比较多的是疫病流行的社会背景、社会影响以及社会应对等因素。

疫病的流行往往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社会背景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李永宸、赖文的《岭南古代瘟疫流行的社会背景》一文说明了兵乱、经济结构的变动导致的人口增减、人员流动都是造成疫病流行的社会原因。张丽芬的《明代华北瘟疫成因探析》除了对气候变迁导致的水灾、旱灾、虫灾以及地理环境、生态条件等导致疫病发生的自然因素进行了总结外，还指出“水旱灾害—饥荒—疫灾”是疫灾发生的恶性循环过程。余新忠的《大疫探论：以乾隆丙子江南大疫为例》主要讨论大灾与大疫的关系，说明水灾、旱灾、饥荒等灾害会导致民众的生活水平和体质水平降低，这增加了感染疫病的可能性，同时也分析了社会对疫病的认识不足也是导致防疫不到位从而诱发疫病大规模爆发的重要原因。徐素娟、费杰等的《1691—1692年陕西瘟疫发生原因初探》则强调了人口流动、社会风俗、落后的治疫政策是导致疫病发生的社会因素。上述研究表明，造成疫病流行的社会因素主要有人口、灾荒、战乱等，而在某些时段某些地区，疫病的流行还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外交往导致新型疫病的传入与爆发以及社会对疫病的应对不足等因素有关。

疫病的流行无疑会对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程度不同的影响。其中，人口的变化是最直观的表现。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从清代的八次大疫的史料中总结说明了疫病的发生会导致人口骤减这一消极事实。学界就疫病对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情况多有关注，如赖明生、杨进的《浅议疫病流行对社会的影响》一文除了对上述的消极影响进行了总结与分析外，也从史实上说明疫病还有推进医学发展、促使人们改变卫生习俗习惯、促进国家相关制度与机制的进步等积极影响，这是学界少有提及的内容。

学界关于疫病发生后的社会反应也有相对集中的讨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余新忠的一系列研究。他的相关论文与专著对政府、民间、医疗组织等对疫病的应对等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其指出，政府组织地方抚恤灾民、调动医疗组织延医施药，医疗组织则参与延医施药等救治工作，民间一些善会或善人主动捐款赈灾、收容灾民、向灾民布施，一些民间宗教组织也会在此时乐善布施，并且以宗教的方式抚慰民众的恐慌心理等，都是历史时期社会面对疫情时的应对措施，三个系统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并在救灾过程中完善各自的运作机制。其他学者对此亦有不少涉及，如焦润明的《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刘涛、高金霞的《明代山东的瘟疫与政府应对》和张艳丽的《清代北京地区瘟疫流行的社会影响及政府应对》主要讨论了政府在疫病流行中的应对措施，相关研究成果表明，疫病流行时，政府主要有延医施药、抚恤灾民、掩埋尸骨以及旌表义民等举措，政府的统筹和积极应对在一定程度上有安定民心、维护秩序、缓解疫情等维护社会安定的作用。另外，苏卫平在其学位论文中也提到了宗族力量应对疫情的举措，宗族或号召族医救治族人，或令族内学医者参与社会救治行动，或参与地方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这些举措都进一步地推动了地方医疗系统的发展。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在应对疫病的过程中，政府、民间组织以及医疗组织的举措是密切相关、互相影响、共同作用的，在社会各界防疫的过程中，这些举措共同推进了社会医疗、地方医学的进一步发展。

当然，在大多数时期上述三者之间并非截然自立，往往也是有机联系的。因此，亦有学者对其予以综合讨论，如翟磊的《清代山东疫灾的时空分布及其社会影响与反馈》、金贤善的《明清两湖疫灾：空间分布、影响因素与社会应对》两篇文章就对疫灾发生的社会背景、疫灾造成的影响以及社会应对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综合探讨。

通过对疫病流行中的社会背景、社会影响以及社会应对的研究，可以发现疫病与社会之间是互相影响的，在应对疫情时，各方组织也是共同作用的关系，这也充分说明了疫病问题的社会综合性特征以及疫病史研究的综合交叉性特点。

通过学术史回顾可知，目前国内史学界对中国古代疫病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主要围绕疫病发生的社会背景、疫病造成的社会影响以及社会面对疫病时采取的应对措施等几个方面展开，其中，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代，研究区域以南方居多，相较之下，明清以外的其他时段以及南方以外的广大地区的相关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另外，国内史学界对于疫病影响下的社会文化、习俗、民众心理等相关话题的研究则起步较晚，不过，近年来上述薄弱点已逐渐成为疫病与社会之间关系研究的新趋势。例如，余新忠、杨晓越等人从医者角度看待疫病以及疫病中的医者角色、医患关系。而余新忠、胡勇、张瑞、杨鹏程和赵献海等又讨论了民众心态转变过程及其中产生的谣言、民间信仰与社会应对情况等内容。学界对于历史时期医患关系与医者角色的探讨，对了解、处理当下的医患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对于历史时期疫病流行下民众心理的讨论，特别是对谣言问题的产生、流布以及民众应对疫病的心态变化、举措乃至相关信仰的产生等问题的探讨，这有助于做好现实社会疫病流行下民众心理的调适、舆论的引导等工作。

当然，基于疫病问题的社会综合性特征以及疫病史研究的综合交叉性特点，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疫病发生的社会背景、其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疫病流行情况下的社会应对等几个角度依然会是探讨历史时期疫病与社会之间关系话题的重点，除此之外，历史时期疫病流行下的医患关系、民众心理、社会习俗等角度以及新材料的运用也都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与此同时，目前学界对中国古代疫病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在时空上的不平衡性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还会存在，这既与历史时期疫病流行的环境有关，也与历史资料的遗存有关，但这也说明了明清以外的其他时段以及广大的北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史料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探索的空间，相关研究亦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

注释：

① 参见陈邦贤：
《中国医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参见伍连德：《中国之鼠疫病史》，《中华医学杂志》1936年第11 卷；
伍连德：《上海之霍乱》，《中华医学杂志》1937年第7 卷；
余云岫：《猩红热与中国旧医学》，《中华医学杂志》1941年第5 卷；
余云岫：《流行性霍乱与中国旧医学》，《中华医学杂志》 （重庆版）1943年第6 卷；
于景枚：
《痘疮源流》， 《中华医学杂志》1941年第11 期；
井村哮全：《中国疫疠考》，《现代医学》1944年第12 期等。

④ 海伦邓：
《明末时疫初探》， 《清史问题》 1975年第3 期。

⑥ 余新忠：《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4 期。

⑦ 余新忠、陈思言：《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百年来清代医疗史研究述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3 期。

⑧ 赖文、李永宸、张涛、庞宏广：《近50年的中国古代疫情研究》，《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2 期。

⑨ 甄尽忠：《近30年来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及社会应对机制研究综述》，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0年第8期。

⑩ 彭庆鸿：《21 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关于疾病史研究综述》，《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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