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上海市徐汇区居民的抑郁、焦虑、失眠症状及其相关因素研究*

赵文清 陈双艺 胡 俊 周 卿 仇剑崟

自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以来，新冠疫情对人类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成为了目前对全球健康最大的威胁[2]。既往的研究表明，重大的经济危机或自然灾害通常伴随着抑郁症、焦虑症、创伤后应激障碍、药物滥用和自杀倾向增加[3,4]。新冠疫情期间对普通民众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中发现，在疫情暴发初期超一半受访者的心理健康受到了中至重度的影响，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存在中至重度的焦虑症状[5]，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的抑郁水平显著下降[6]。2020年4月29日以来全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7]，虽然疫情的严重程度减轻，但仍限制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及出行[8]，对人们的心理健康造成持续的影响，给我国卫生保健系统带来巨大压力。这要求我们对民众的心理健康状态保持持续的关注。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上海市徐汇区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新冠疫情期间心理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1.1 对象 于2020年6月～2020年8月期间，对14～79岁的上海市徐汇区的普通民众进行调查。本研究采用滚雪球的调查方式，使用问卷星电子版收集被试资料，对无法完成电子问卷的被试采用纸质版的问卷填写，再由评估员收集后统一进行数据的录入。本研究共回收问卷2 502份，剔除无效问卷262份，共纳入分析问卷2 24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9.5%。所有的被试均签署知情同意书。该研究通过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伦理委员会伦理审批。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2.1.1 一般资料调查表 (1)收集一般人口学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月收入、婚姻状况、家庭关系、家庭年收入、居住状况、运动情况、饮酒情况、吸烟情况、重大躯体疾病、精神疾病等。(2)自制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相关量表，包括本人及亲属疫情感染情况、疫情的参与程度、对疫情知识的了解程度、对疫情的关注程度、对疫情的恐慌程度等。

1.2.1.2 症状量表评定 (1)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9]：该量表用于评估个体抑郁状态轻重程度。量表包含20个项目，采用四级计分。按照中国常模结果，53分以下为无抑郁症状，53～62分为轻度抑郁，63～72分为中度抑郁，73分及以上为重度抑郁。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α=0.794。(2)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10]：该量表用于评估个体焦虑状态轻重程度。量表包含20个项目，采用四级计分。按照中国常模结果，50分以下为无焦虑症状，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69分以上为重度焦虑。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0.770。(3)失眠严重程度量表(Insomnia Severity Index,ISI)[11]：该量表是用于评估个体最近一周对失眠的主观感受的自评量表。量表共7个项目，采用五点评分。分数越高，表明失眠越严重，对个体造成的困扰越大。分数范围为0～28分，其中0～7分为没有失眠困扰，8～14分为失眠困扰介于临界范围之内，15～21分为有中等程度的失眠困扰，22～28分为有重度失眠困扰。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0.808。

1.2.1.3 其他量表 (1)心理韧性量表(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12]：该量表是用于评定个体的心理韧性水平的自评量表。采用五级计分，无反向计分条目。中文版由Yu X等[13]修订。分数越高，代表心理韧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0.965。(2)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14]：该量表是用于评估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总程度的自评量表。采用七级计分，包含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3个维度。分别计算各维度总分和各条目总分，分数越高，代表感受到的支持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0.967。(3)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15]：该量表是用于评估当个体在生活中经受到挫折打击或遇到困难时可能采取的态度和做法的自评量表。采用多级评分，有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组成，包括20个项目，其中积极应对维度由条目1～12组成，消极应对维度由条目13～20组成。本研究中，该量表的积极和消极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分别为0.927和0.833。

1.2.2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各量表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计数资料用例数(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
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与抑郁症状、焦虑症状、失眠的相关因素，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1 抑郁症状、焦虑症状、失眠症状的检出率 2 240名被试中，共检出抑郁症状457例(20.4%)，其中轻度抑郁401例(17.9%)，中度抑郁53例(2.4%)，重度抑郁3例(0.1%)；
共检出焦虑症状191例(8.5%)，其中轻度焦虑163例(7.3%)，中度焦虑25例(1.1%)，重度焦虑3例(0.1%)；
共检出失眠症状的52例(2.3%)，其中亚临床失眠44例(2.0%)，中度失眠8例(0.4%)，重度失眠0例(0%)。比较不同人群症状检出率，抑郁症状检出率随着年龄的增大而降低，14～29岁年龄组抑郁症状检出率最高(P<0.05)；
未婚的抑郁症状检出率高于已婚和离异/丧偶(P<0.05)；
家庭关系绝大部分时间和睦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的检出率最低(P<0.05)，小部分时间家庭和睦组失眠的检出率最高(P<0.05)。见表1。

表1 2 240名被试抑郁、焦虑和失眠的检出率单因素分析[(n)%]

2.2 阳性症状组与非阳性症状组各量表评分比较 除失眠的阳性症状组与非阳性症状组SCSQ消极应对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阳性症状组SDS、SAS、ISI、CD-RICS、PSSS、SCSQ的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评分均高于非阳性症状组(P<0.01)。见表2。

表2 阳性症状组与非阳性症状组各量表评分比较

2.3 抑郁症状、焦虑症状及失眠症状相关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将SDS、SAS、ISI任一结果为阳性者视为为阳性症状组，结果均阴性者视为非阳性症状组。以是否有阳性症状作为因变量，以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年收入、是否独生子女、婚姻状况、居住状况、运动情况、饮酒情况、吸烟情况、重大躯体疾病、精神疾病、本人及亲属疫情感染情况、疫情的参与程度、对疫情知识的了解程度、对疫情的关注程度、对疫情的恐慌程度、PSSS、CD-RISC、SCSQ评分为自变量，进行Logstic回归分析。模型的NagelkerkeR2为0.403，提示模型整体有效性较好。结果显示中等家庭年收入(8～80万)、家庭关系绝大部分时间和睦、较好的心理韧性、更多的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积极的应对方式是抑郁症状、焦虑症状和失眠的保护因素(P<0.05)；
独居、重大躯体疾病和SCSQ消极应对是抑郁、焦虑症状和失眠的危险因素(P<0.05)。见表3。

表3 2 240名被试抑郁焦虑症状和失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本研究发现疫情进入防控常态化下，普通民众的焦虑、抑郁和失眠症状的检出率分别是8.7%、20.5%和2.4%，这与疫情爆发期间一项针对来自31个省市共192 020名中国普通居民开展的研究[16]结果，广泛性焦虑症、抑郁症状和失眠的总患病率分别为27.5%、31.2%、33.7%相比，抑郁、焦虑和失眠症状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可能原因是对于处于疫情非核心爆发区的上海市的这个阶段来说，疫情处于境内散发，境外输入基本控制的状态，生产、生活也得以恢复。

既往研究表明，疫情下民众心理健康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除了年龄、性别[4]、婚姻状况、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外，还包括生活地点、与COVID-19患者的密切接触、共患身心健康问题、接触COVID-19相关新闻和社交媒体、卫生沟通、对卫生服务的信心、个人防护措施、感染COVID-19的风险和感知的生存，当地医疗资源的可用性、地区公共卫生系统的效率以及对疫情采取的防控措施[4,6]等。这些因素很多是与个体自身与环境受疫情影响的程度的交互作用有关。而本研究发现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除了维持中等的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外，个体内在的心理状态和外部的支持程度成为影响民众心理健康水平的更加突出的因素，如个体的心理韧性，应对挫折/困难的方式以及感知到的家庭朋友和社会的支持和理解等。在疫情下，尽管每个人遭受的社会心理压力可能类似，但是每个人对压力事件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韧性和应对机制，这可能导致不同的个体之间的心理健康结果。对于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更高程度的心理韧性的个体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可以更少遭受抑郁、焦虑和失眠症状的影响。其他的研究也发现，心理韧性与个体的抑郁焦虑程度、创伤后症状水平呈负相关[17～19]。心理韧性会在创伤和个体心理健康状况之间起中介作用，因此可以通过增加个体的心理韧性来改善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20]。社会支持同样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有研究发现COVID-19期间，缺少心理社会支持的个体对COVID-19心理社会应激源影响较高[21]，更容易产生焦虑和抑郁[22]。对于心理韧性越好的个体，能够采用更积极的应对方式，积极进行自我调适，更多的向周围的亲朋好友及同事寻求精神及物质上的支持，并积极利用这些支持来应对工作生活中产生的负性情绪，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
反之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更能够利用自身和外部的支持系统，采取相关措施减少身心不良状况，从而更加积极乐观地去应对工作生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心理韧性水平[23]。

独居的个体，往往缺乏有效的家庭互动和人际支持；
重大躯体疾病更容易增加对身体的担忧和感染的风险，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就医保障，鼓励以积极的方式应对疫情下的疾病治疗，促进疾病恢复。以及对于有不良应对方式的个体来说，更容易造成情绪的累积，增加抑郁、焦虑和失眠的易感性。对于这种特征的人群需要得到更多有效的心理支持和专业的干预。从个人层面，面对负面情绪时，提高情绪应对能力，采取多种积极方式调节负面情绪；
另一方面，鼓励积极沟通，增加心理社交技能，建立更多的社会支持和人际连接，必要时寻求专业的帮助。从政府层面，增加心理健康的宣教，倡导和谐的家庭关系的建立，发挥社区和家庭的联动作用，为特殊时期下需要就医的群体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保障。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的局限是本研究使用了横断面设计，这不能提供强有力的证据的因果关系。另外，本研究采用的是自我报告问卷，存在主观性和信度问题。进一步的研究将采用纵向设计，深入探索该地区新冠疫情对心理健康的动态影响。

新冠疫情除了造成生命健康的危险，给人类带来的心理健康方面的影响仍在继续。基于本研究的结果，反映了新冠疫情防疫常态化阶段下，上海市社区民众的抑郁、焦虑水平及失眠的水平以及其保护因素和危险因素，以期为进一步开展新阶段下民众心理健康管理和重点人群的心理干预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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