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诗歌中的灾害书写

刘 伟 楠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2400)

元朝立国不足百年，各类自然灾害有史料记载的便多达3409次(1)和付强著《中国灾害通史·元代卷》(郑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统计：“元代水灾的次数最多，按行政区划有600多次，按一月一地的一次历史记录则有1870次。旱灾按一月一地的一次历史记录有约710次。震灾等地质灾害有189次。虫灾有195次。雹灾有案可查289次。疫灾约有66次。霜灾有63次。风沙灾害有27次。总共约有3409次。水旱灾害次数约占总数76%，水旱震雹虫则占了约95%。”，出现了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的悲惨社会现实。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使元代诗人关注现实，创作的灾害之作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现状，书写方式以叙事为主，以诗纪事，通过诗作表达了对生民疾苦的同情，具有强烈的现实和人文关怀，同时，元代各民族诗人创作的灾害诗歌作品也一同展现出元代诗歌作品所特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灾害诗歌的研究多集中于先秦两汉时期，关于元代灾害诗歌的研究仅见于王家龙《元代疾疫诗谫论》(《中国医学人文》2019年第5期)，文章指出，元代疾疫诗具有文学价值和医学价值的双重属性，具有其特殊的地位。其他关于元代自然灾害的研究多见于史学和医学，因而对元代灾害文学的研究显然有待开掘。

纪事是中国古典文学叙事传统中的一种观念及表现形式(3)周剑之《宋诗纪事的发达与宋代诗学的叙事性转向》(《文学遗产》2012年第5期)一文认为：“纪事”观念由史入诗，首先是在史学中发展成熟起来，向诗歌领域的发展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纪事”观念在诗歌领域的日益发达是在宋代，“诞生于史学领域的‘纪事’观念，事实上暗含了一重潜在的规定性，亦即纪实。纪事观念在进入到诗学领域之后，仍然保持了纪实的内在规定性。纪事观念在诗歌领域的发达，直接影响了宋代诗学对于纪实的追求。诗歌的纪实性追求，又反过来强化了诗歌纪事的叙事性。”，《春秋·公羊传》载：“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所谓纪实，即记录事实真相，文学从根源上来讲都具备纪事功能。“元代诗文有一个‘被忽略’的特点，那就是‘叙事化’倾向。”[1]7元代灾害文学，尤其是灾害诗歌，更加看重对灾荒事实的记录与书写，有的诗前更是写有长序，宛如一部长篇灾荒实录，全面完整地记录了灾难发生的全过程。

(一)写实笔法记叙灾难事件

元代自然灾害频发，包括水灾、旱灾以及地震灾害均在诗人诗作中有所反映，诗人们用写实的笔法如实记录灾害的发生与灾害过后造成的损失和伤害。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自然灾害的发生是不可抗拒的因素，会给生活带来深重的灾难，这些重大的灾难事件在诗人作品中都得到直接表现。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是元朝的重大水灾年，水灾范围广、破坏严重。(4)参见陈高华、张国旺著《元代灾荒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55页。其年六月，江浙发生水灾，到灾地视察灾情的元淮作《水灾行》记录了当时江浙发大水时的事实，诗云：

丁亥六月十九日，此日立秋秋叶碧。连宵汹汹雨滂沱，万顷圩田尽作河。高田得此禾倍出，低田不能收一粒。只今斗米值万钱，纵有金珠无处觅。哀哉田夫遭此荒，苏湖富户吃糟糠。富户吃糠犹可为，贫民山中掘野齑。君不见小舟累累若鱼贯，奔入中原乞饭椀。中原有客念尔饥，余哺剩粟悉与之。饥民饥民心勿欺，尔今饱后当自思。不是中原多米麦，浙西无术疗尔饥。[2]第10册，141

诗作开篇便如同一篇纪实文学，首先交代灾害发生的详细时间，记述了水灾发生时，万顷良田皆被毁，“霖潦大作，苏、湖、常、秀与溧阳，圩田禾苗悉为水毁。黎民绝食，渔舟衔尾过江乞食于中州。”[2]第10册，141其时斗米值万钱，即使是苏杭的富户纵有千金也买不到粮食，因而也只能吃糟糠之食，更为悲惨的是普通百姓连糟糠也吃不到，只能去山中寻找野菜。同时大量的饥民乘船涌入中原，“秋风江上路，忽见渡江船”(5)周密在《浩然斋雅谈》卷中载：“近岁浙右洊水，田野流离可念。震泽小寺壁间一诗云：民力久已竭，天乎不见怜。三年两遭水，十室九无烟。田没官征赋，家贫子卖钱。秋风江上路，忽见渡江船。——真不减聂夷中也。”周密撰，孔凡礼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浩然斋雅谈》，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8页。，渡江后中原百姓也用多余的粮食接济灾民。诗作通篇如一部灾荒实录，记叙江浙地区水灾的发生及灾害发生后灾民所面临的困境和遭遇，诗人只是如实地记述灾害的发生与自己的亲眼所见，并未流露太多的个人思想感情，诗歌的结尾写“饥民饥民心勿欺，尔今饱后当自思。不是中原多米麦，浙西无术疗尔饥”也表明诗人是站在旁观者的位置看待这场灾难。

同样是视察疫情，任松江府掾史的袁介作为“检田吏”赴灾区观察并上报灾情，期间创作记录灾情的诗篇《踏灾行》，读之“彼苛吏者不恻然，可谓无人心矣”[3]。作为诗人的袁介，只留下这一首诗歌，但这首诗歌被认为“是元代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不多见的优秀叙事性作品。”[1]303诗云：

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毵瘦如鬼。晓来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钱米。时予奉檄离江城，邂逅一见怜其贫。倒囊赠与五升米，试问何故为穷民。老翁答言听我语，我是东乡李福五。我家无本为经商，只种官田三十亩。延祐七年三月初，卖衣买得犁与锄。朝耕暮耘受辛苦，要还私债输官租。谁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绝无湖又竭。欲求一点半点水，却比农夫眼中血。滔滔黄浦如沟渠，农家争水如争珠。数车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涂。官司八月受灾状，我恐征粮吃官棒。相随邻里去告灾，十石官粮望全放。当年隔岸分吉凶，高田尽荒低田丰。县官不见高田旱，将谓亦与低田同。文字下乡如火速，逼我将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开旱仓，主首贫乏无可偿。男名阿孙女阿惜，逼我嫁卖陪官粮。阿孙卖与运粮户，即日不知在何处。可怜阿惜犹未笄，嫁向湖州山里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饥无口食寒无衣。东求西乞度残喘，无因早向黄泉归。旋言旋拭腮边泪，我忽惊惭汗沾背。老翁老翁无复言，我是今年检田吏。[4]

延祐七年(1320年)，松江地区发生罕见的灾荒，作为检田吏的诗人所创作的这首《踏灾行》通篇采用口语化的形式，直陈灾情，通俗易懂，借由一受灾老翁的悲惨经历记述了当时百姓所遭受的深重苦难，而在听完老翁自叙遭遇之后，诗人“忽惊惭汗沾背”，在结尾处陈言“我是今年检田吏”，敢于宣称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表现出一名正直地方官员被责任心所驱使的深深的忏悔与责任感。

除了水旱灾害，地震灾害也在元朝频发，诗人们用纪实性的笔触记录这突如其来的灾难，以写实的笔法记录了地震发生瞬间地动山摇的场景。古典诗歌中很早就有反映地震灾害的作品，如《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5]至宋代，出现了专门吟咏地震灾害的诗歌，地震成为诗歌着重表现的内容和主题。(6)李朝军在《论宋代的地震诗》(《井冈山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宋代以前，中国诗歌关于地震的书写很少。宋代出现了多首专门吟咏地震灾害和以地震命名的诗作。”直至宋代，才出现了所谓的“地震诗”。到了元代，记录描述地震灾害的诗歌更是大量出现。地震在元代频发，其中有史料记载者仅大都即发生十余次，《元史·五行志》载：“皇庆二年六月京师地震。己未，京师地震，丙寅又震，壬寅又震。”[6]1083其时正在京师的诗人范梈作《己未行》记录了当时这一灾难的实时现场：

二年六月己未朔，京城五更大地作。卧者颠衣起若吹，起者环庭眩相愕。室宇无波上下摇，乾坤有位东西却。自我南来睹再震，依微初震不今若。昨朝展席坐堂上，耽玩图书坐无觉。堂下群儿又惊报，方馔饔人丧杯勺。栉者仓皇下床榻，门屋铿锵振铃铎。祇今犹自腾妖讹，旦暮殊言共郛郭。大家夜卧张穹庐，小家露坐瞻星落。焉知怪变不可屡，安巢尽有南飞鹊。昔闻上帝忧瀛洲，亲敕巨鳌十二头。特为群臣举首戴，万古不与水东流。岂其九州亦类此，此事或诞或有由。上帝甚神吾甚愚，戴者勿动心优游。[7]

该诗记述了皇庆二年六月十五日五更时京师发生的地震，开篇交代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之后描述地震发生时那种地动山摇、“栉者仓皇下床榻，门屋铿锵振铃铎”的恐怖场面。因为发生在晚上，所以百姓只能在室外露宿，并且不断受到余震的侵扰，其悲惨窘迫不难想见。诗作纪实性特质明显，从个体亲临地震的感受出发，铺写了地震发生时的灾况。同类诗歌还有陆文圭直接以“地震”为题的《和心渊雷雨地震诗》，诗写：“海运三山动，江高数尺彊。”[8]纪实的语言描述了地震发生时大自然的剧烈变动；
杨维桢的《地震谣》记叙了至正二年发生在江浙的大地震：“四月一日南省火，七月一日南地震。地积大块作方载，岂有坏崩如杞人。如何一震白毛茁，泰山动摇海水泄。便恐昆仑八柱折，赤子啾啾忧地裂。唐尧天子居上头，贤相柱天如不周。保国如瓯驭民如舟，吁嗟赤子汝何忧。”[9]写出了当时“地震如雷，民屋杌陧，土出毛如白丝”(7)杨维桢《地震谣》诗前序。的现实场面，记录真实，如在眼前。

(二)长篇诗序记述灾难实录

元代诗序数量丰富(8)据杨匡和《元代诗序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一文统计，现存元代诗序总量约3600首，既包括处于诗题和诗歌正文之间的诗前序，也包括可以独立成篇的诗集序、诗文集序、诗词集序、诗引等，数量可观。，元代灾害诗歌多长篇诗前序，详细地记录灾害发生事件、时间、地点和人物，这样详实的记录有助于了解灾害发生的真实过程，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一个具体可感的创作背景，从而增加了诗歌的纪实性特征，同时增强了诗作的艺术感染力。

前一年记录了江浙水灾的元淮第二年再次被上级派往灾区视察灾情，诗人看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灾民，在广德路建平县，再次写下了一首水灾纪实之作《书建平县驿》，诗前有长序写道：

广德路建平县临湖西北之田，与苏、湖、常、秀、溧阳河道相邻，丁亥秋夏之间，霖潦不止，禾苗悉为水毁，农家非唯失望，而官租亦不能免。兹蒙上司委予亲行体访，已得其实。力为保申，少解倒悬，此去不特蠲租，其赈恤之惠兼行矣。就书五十六字，寄邑之驿舍，以为民田水潦之证印也。戊子春仲。[2]第10册，139

诗序交代了建平县所处的具体地理位置，介绍了该地所受的灾情，说明了自己此行的原因和目的，内容可谓翔实。完整地交代完写作背景之后，诗人在诗作中发出“老夫捧檄苏民力，且免田夫日夜啼”的慨叹，道出了自己责任的重大和面对灾民时对自身的反思。

大德十一年(1307年)夏，江西鄱阳发生重大饥荒，当地百姓只能以竹实为食，诗人汪炎昶作《次韵竹米》记录这一事件，诗前长序介绍了困顿之际，百姓如何采食竹米以自救：

父老相传，前丙午、丁未皆大饥。今丙午之饥，民用困甚。自里之南入穷山，处处皆有竹实，始或采以自给，卒转相告，无老稚毕往，日至数千百人，涉旬乃已。其竹甚细，野人呼为“苦油竹”。露苞攒绿，既实而槁，实圆大，色深紫，酷侔麦粒，凿则灿如，可淅可糜，气味宛类赤小豆，或屑为汤饼。自穷源迤逦而东北，逾修宁界，民得之尤多。通计户与丁日采不下三千石，民赖以安。而壤与衢接，彼数未预也。或云方麦熟时，其实正蕃，至是所得才十二三耳。聊因暇日，次石卿江先生韵，因并纪其事云。[2]第20册，26

饥荒发生，民用甚困，百姓不得已到山中采集竹实为食，但是受灾人口众多，竹实不多时便被采完，终究没办法抵抗灾难，现实仍是“性命豪毛轻，骨肉草芥捐”，读来使人毛骨悚然。然而灾害的发生并非一时一地能够解决，饥荒如同传染，很快便由江西波及浙江，甚至三年之后，异常的蝗灾又一次置百姓于水火之中：“至大己酉，江浙大饥，疫死者众。自徽衢以南，则稍安，然多艰食。明年夏六月，有蝗自东北蔽天而南，其稍迟于此者，惟食野草及竹叶、粟苗而已，禾黍无大伤也。”[2]第20册，28诗序介绍了蝗灾发生的缘由、经过及结果，为诗歌提供了确切的背景，营造了氛围。

诗序除了记述灾害发生时所造成的黎民困境，有的作品也记录了官府在灾害发生后组织灾民进行救灾的过程，史伯璿组诗《代颂常平》诗前有长序，如同一篇微型救灾实录：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古者国有凶荒，民不至捐瘠者，蓄积多而备先具故也。切见常平之法，创自汉制，至隋朝行之，独为尽善，唐宋以来皆莫能及。国朝常平之制，官给其本，谷贱则增价而籴，贵则减价而粜，良法美意，又当非隋氏所及。絜诸古而无愧矣。平阳为州，介山濒海，土狭人稠。丰年民食仅足，歉岁必至不敷，全赖苏湖广米舡接济。近岁水旱相仍，民贫已甚，虽米无钱可籴矣。今秋收虽云小稔，然冬收尤为民食所赖。近者八月十九，风雨大作，晚禾已出而未实者，并皆损坏。白稴弥望，全无可收者有之。是月二十一日，本州管下二都、三都，农民百有余人，割刈白稴晚禾四十余担，到州告诉，本州欲与申闻上司，又恐差官体覆，重为民困，以此之故不与受理。今蒙本路发下常平官钞钱本若干锭，欲令本州增价收籴，但本州境内晚禾损失之故，谷价涌贵倍常，若又增价收籴，则所籴之谷为价甚贵，将来若遇岁歉，出粜虽照原价量减，亦不为贱。以是言之，恐无益于民，徒有损于官，深为未便。今来本州贤侯，公同讲究，商确时事，莫若依时价收籴，既不为厉民，将来谷倘腾贵，则减价出粜，庶得官民两利，实为至便至当，千古救荒良法也。故作歌以纪之。[2]第41册，236

该组诗歌共有11首，诗前长序主要介绍了“谷贱则增价而籴，贵则减价而粜”这一常平仓制度在元代的施行以及在灾荒发生后的确起到一定的作用。常平仓制度肇始于西汉，成熟于唐宋，到了元代，先以“和籴”粮和漕粮拨充常平仓谷本，继以所征铁课之资作为籴本，在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的诏令中，第一次明确提到了在县一级行政单位上设常平仓。这一制度在灾荒发生时产生了积极作用，诗人赞其为“千古救荒良法”，故而作组诗11首来歌颂常平之制。

“诗言情”是诗歌的本质之一，灾害诗歌是叙事文学的典型，但诗人在记录灾害的同时必然也蕴含着自己内心的情感，灾害诗歌在纪实的基础上，广泛深入地反映了自然灾害给百姓所带来的悲惨境遇和精神伤害。元代灾害诗歌在表达作者情感时最突出的特点是表达了诗人的忧国忧民情怀，本节选取张养浩和朱思本这两位典型诗人的灾害诗歌作品，从官员与平民两个视角来看元代灾害诗歌中所体现的诗人忧国忧民情怀。

天历二年(1329年)，此前已辞官回乡，“凡七征而不起”[6]4092的张养浩获知关中灾情严重，饥民相食，于是临危受命为陕西行台中丞夕闻命而朝就道，“既闻命，即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登车就道，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6]4092到职救灾四个月，尽职尽责、终日劳碌，最终也因积劳成疾，病死在救灾过程中。令人稍感慰藉的是，虽然最终病死在救灾现场，但作为文学家的张养浩却也因此在救灾过程中写下诸多名篇。张养浩于二月接到任命赶往灾区，而后的大雨为酷旱的灾区带来了希望和生机，灾区的旱情得到缓解，“道经华山，祷雨于岳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阴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复祷于社坛，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人大喜。”[6]4092张养浩为此写下两套以“喜雨”为题的散曲，表达自己难以名状的兴奋。小令〔双调·得胜令〕《四月一日喜雨》道：

万象欲焦枯，一雨足沾濡。天地回生意，风云起壮图。农夫，舞破蓑衣绿；
和余，欢喜的无是处。[10]412

散套〔南吕·一枝花〕《咏喜雨》写道：

用尽我为民为国心。祈下些值玉值金雨。数年空盼望，一旦遂沾濡，唤省焦枯。喜万象春如故，恨流民尚在途，留不住都弃业抛家，当不的也离乡背土。

〔梁州〕恨不的把野草翻腾做菽粟，澄河沙都变化做金珠。直使千门万户家豪富，我也不枉了受天禄。眼觑着灾伤教我没是处，只落的雪满头颅。

〔尾声〕青天多谢相扶助，赤子从今罢叹吁。只愿的三日霖霪不停住，便下当街上似五湖，都淹了九衢，犹自洗不尽从前受过的苦。[10]444

两首散曲语言通俗易懂，朴实无华，紧紧围绕“喜雨”这一主题，抒发了久旱逢甘雨后那种情不自禁的喜悦心情，两首散曲既反映出作者对农民疾苦的关心和同情，同时又充分表现了作者的忧民爱民之心、与民同乐之情。在前往灾区途中和救灾过程中，张养浩写下了七题九首元曲名篇〔中吕·山坡羊〕，这一系列的“怀古”名篇既有现实的针对性，又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本质，其中尤以《潼关怀古》为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散曲名作：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10]435

作品记述了救灾途中的所见所感，总结出历朝历代的兴亡带给百姓的都是灾祸与苦难这一历史现实，诗人虽是怀古实是伤今，以深邃的历史眼光表达了对人民疾苦的同情，以悲天悯人的情怀表达了关心民瘼的情愫。张养浩“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少怠。每一念至，即抚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6]4092可以说，救灾短短的四个月时间，张养浩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都落到了实处，“作为文学家，为人为文在他是一致的。作为政治家，他体现出应有的人文道义情感。”[1]351虞集曾作诗赞曰：“十年七聘不还朝，起为饥民夜驾轺。嘉树百年谁忍伐，生刍一束讵能招”[2]第26册，105。

元代地理学家朱思本早年在龙虎山学道，后于大德三年(1299年)离开龙虎山，考察游历山川二十载，“跋涉数千里间，山川风俗，民生休戚，时政得失，雨潮风雹，昆虫鳞介之变，草木之异”[11]第38册，103，后绘成“长广七尺”的《舆地图》。在考察途中，这位久居深山的道士开始接触社会，同时也了解人民生活的艰辛与疾苦。其时江浙等地都有各种自然灾害发生，人民生活困苦，江浙地区发生水灾，诗人在目睹百姓受灾惨状后写下《东吴行》：

君不见浙右良田千万顷，陈陈积粟深于井。又不见东南漕运输上京，舳舻千里浮沧溟。去岁江淮丁旱暵，黎民饿死殆将半，米舟来者皆东吴，处处延颈争欢呼。今岁东吴遭海溢，太湖涌波高百尺。夏秋之间阴气凝，十旬风雨韬阳精。吴江浙水不复辨，仿佛蓬莱眼中见。稽天巨浸十六州，良田漭漭蟠蛟虬。豪家发粟赈贫乏，室如垂罄无余留。饥民即死不能舍，聚为盗贼横戈矛。此邦租赋半天下，安得不贻黄屋忧。明年海运何自出，必藉邻境交相求。江闽湖广迭兵旱，比岁疮痍殊未瘳。救荒有术在青史，河东河内非良谋。太平天子至神圣，亿万苍生仰司命。一念通天天必从，普天愿见年年丰。[12]

在大水的侵袭下，百姓流离失所，夺走了无数百姓的生命，造成人间悲剧。而大水过后，扬州一带又发生旱灾、蝗灾以及瘟疫等一系列灾害，困扰着当地的百姓，诗人的《广陵行》诗云：

广陵城外秋草肥，广陵城中车马稀。斗鸡蹴踘不复见，朱箔青楼尘掩扉。圣世承平六十载，何事繁华一朝改。长老未说泪先垂，听我长歌尔应骇。去年春旱天无雷，种不入土心已摧。夏秋日色烈如火，万里良田俱草莱。三冬杀气更严酷，运河冻合光如玉。十室八九无炊烟，父兄愁叹妻孥哭。今春雨滑动犁锄，忍饥力作交相呼。奈何螟蠛蔽天起，所至草木无遗余。捕蝗作食已云恶，疫疠无端扇余虐。死亡枕籍无人收，赖有王官为掩胳。广陵城中十二门，抱关老卒记甚勤。舆尸一门日百数，两月渐见无行人。庙堂赈济颁良策，宣阃爱民心甚力。县胥里正肆奸欺，远者那能沾帝泽。十人今有几人留，况值秋田又半收。只今痛定更思痛，转觉涕泗纵横流。人生有情须怆恻，惆怅龚黄难再得。大书传作广陵行，持斧何人应动色。[12]

朱思本目睹发生在江浙地区的灾祸，所作诗篇既是纪实也是哀歌，诗人的出游虽为考察地理方志，但眼前的灾祸又让诗人体悟到作为传统诗人的忧国忧民情怀，意识到封建统治的残暴腐朽。他记录“满眼流亡何日复，伤心凋瘵几时瘳”[12]《浙江》“壮健多流亡，老羸转沟洫”[12]《庙山九日》灾民流亡的悲惨境遇，敢于揭露“守令肆豺虎，里胥剧蝗螟”[12]《御河》“见说田家更憔悴，催科随处吏成群”[12]《南昌道中》统治阶级的腐朽黑暗，痛斥“庙堂赈济颁良策，宣阃爱民心甚力。县胥里正肆奸欺，远者那能沾帝泽。”[12]《广陵行》贪官污吏在灾情发生时的位居食禄却无所作为，表达“东南千万斛，岁漕输上国。今兹民力竭，何以继供亿”[12]《庙山九日》对统治者不顾民力横征暴敛的不满。可以看出，朱思本书写灾害的诗作都表达出其作为诗人所具有的忧国忧民情怀，他一生不仕，但其始终都在关注百姓和社会现实，敢于揭露统治的腐朽，同情百姓的苦难。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代文坛也由多族文人构成，少数民族诗人的涌现，使元代文坛充满生机。“中国的元代文学是一个整体，元代的文坛具有整体性，不管华夷，不论南北，都融入了这一整体。元代文坛不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作者的组合，更不是不同板块的拼接，它本身具有一体性。这一整体性，源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诗人共同的国土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1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亲近、相互关怀、相互依存的多元一体情怀，共同的国家观念与文化观念在元代是双向的，面对灾难发生后各族诗人书写的灾害诗歌作品展现出强烈的国家认同，反映出特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元代各族诗人在灾害发生时，面对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区域的受灾群众都表现出共同的情感。天历元年(1329年)，东南各地发生严重水灾，次年，关陕各地又发生严重的旱灾，连年的水旱灾害，百姓流离失所，灾区各地饿殍遍野，甚至出现人食人、卖儿鬻女的人间惨剧。民族诗人萨都剌写《鬻女谣》描写了灾害发生时的悲惨景象：

扬州袅袅红楼女，玉笋银筝响风雨。绣衣貂帽白面郎，七宝雕笼呼翠羽。冷官傲兀苏与黄，提笔鼓吻趋文场。平生睥睨纨袴习，不入歌舞春风乡。道逢鬻女弃如土，惨淡悲风起天宇。荒村白日逢野狐，破屋黄昏闻啸鬼。闭门爱惜冰雪肤，春风绣出花六铢。人夸颜色重金璧，今日饥饿啼长途。悲啼泪尽黄河干，县官县官何尔颜。金带紫衣郡太守，醉饱不问民食艰。传闻关陕尤可忧，旱荒不独东南州。枯鱼吐沫泽雁叫，嗷嗷待食何时休。汉宫有女出天然，青鸟飞下神书传。芙蓉帐暖春云晓，玉楼梳洗银鱼悬。承恩又上紫云车，那知鬻女长欷歔。愿逢昭代民富腴，儿童拍手歌康衢。[2]第30册，254

全诗采用对比的手法，写出了受灾百姓和达官贵人贫富差距的无比悬殊，一边是饿殍遍野、弃耳卖女，另一边却是花天酒地、艳歌美人，强烈的对比起到了震撼人心的作用，揭露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实，表达了诗人对社会底层人民不幸遭遇的同情以及对社会贫富悬殊的强烈不满之情。作为色目诗人的萨都剌，在元代推行的族群等级制度中本属于统治阶层的一员(9)元朝的国策之一，是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这四个等级划分了治下的人群。，但其站在“华夷一体”的立场上关心人民的苦难，敢于揭露统治阶级的腐朽，甚至将笔触指向最高的统治阶层，用大胆的诗笔广泛地表现社会现实，深刻地表达出对各民族人民疾苦的同情。

葛逻禄诗人廼贤被称为是元代“最后的”色目诗人[14]，至正五年(1345年)一路北上访学旅行的廼贤见到了自上年起发生在黄河南北两岸的大饥荒一直蔓延持续到今年，饥荒导致的瘟疫使“民之死者过半”(10)《颍州老翁歌》诗后有元代唐兀诗人余阙所作跋语，同为色目文人的余阙记述了当时灾荒发生的场景：“至正四年，河南北大饥。明年，又疫，民之死者过半。朝廷尝议鬻爵以赈之，江淮富人应命者甚众。凡得钞十余万锭，粟称是。会夏小稔，赈事遂已。然民罹大困，田莱尽芜，蒿蓬没人，狐兔之迹满道。时余为御史，行河(北)河南，请以富人所入钱粟贷民，具牛种以耕，丰年则收其本。不报。览易之之诗，追忆往事，为之恻然。八年三月，翰林待制武威余阙志。”《全元诗》第48册，第30页。，诗人根据自己的见闻，借助一个颍州老翁的视角记述了这场愈演愈烈的灾难：

颍州老翁病且羸，萧萧短发秋霜垂。手扶枯筇行复却，操瓢丐食河之湄。我哀其贫为顾问，欲语哽咽吞声悲。自言城东昔大户，腴田十顷桑阴围。阖门老稚三百指，衣食尽足常熙熙。河南年来数亢旱，赤地千里黄尘飞。麦禾槁死粟不熟，长铲挂壁犁生衣。黄堂太守足宴寝，鞭扑百姓穷膏脂。聒天丝竹夜酣饮，阳阳不问民啼饥。市中斗粟价十千，饥人煮蕨供晨炊。木皮剥尽草根死，妻子相对愁双眉。鹄形累累口生焰，脔割饿莩无完肌。奸民乘隙作大盗，腰弓跨马纷驱驰。啸呼深林聚凶恶，狎弄剑槊摇旌旗。去年三月入州治，踞坐堂上如熊罴。长官邀迎吏再拜，馈送牛酒罗阶墀。城中豪家尽剽掠，况在村落人烟稀。裂囊剖筐取金帛，煮鸡杀狗施鞭笞。今年灾虐及陈颍，疫害四起民流离。连村比屋相枕藉，纵有药石难扶治。一家十口不三日，藁束席卷埋荒陂。死生谁复顾骨肉，性命喘息悬毫厘。大孙十岁卖五千，小孙三岁投清漪。至今平政桥下水，髑髅白骨如山崖。绣衣使者肃风纪，下车访察民疮痍。绿章陈辞达九陛，撤乐减膳心忧危。朝堂杂议会元老，恤荒讨贼劳深机。山东建节开大府，便宜斩础扬天威。亲军四出贼奔溃，渠魁枭首乾坤夷。拜官纳粟循旧典，义士踊跃皆欢怡。淮南私廪久红腐，转输岂惜千金资。遣官巡行勤抚慰，赈粟给币苏民疲。获存衰朽见今日，病骨尚尔难撑持。向非圣人念赤子，填委沟壑应无疑。老翁仰天泪如雨，我亦感激愁嘘欷。安得四海康且阜，五风十雨斯应期。长官廉平县令好，生民击壤歌清时。愿言观风采诗者，慎勿废我颍州老翁哀苦辞。[2]第48册，30

诗作记述了一个老病衰朽的老翁因连年的灾祸从一个东城大户迅速破败的过程，诗人用质朴的语言，叙事化地记录了这场灾祸给广大人民带来的苦难，同时也提出“肃风纪”“察民痍”“勤抚慰”“赈粟币”等措施来使百姓获存。面对灾情，富裕的“东城大户”尚且如此，那么普通百姓更该如何面对各类灾难的侵袭？廼贤的另外一首诗作《新堤谣》记叙水灾泛滥时广大农民的悲惨境遇：

老人家住黄河边，黄茅缚屋三四椽。有牛一具田一顷，艺麻种谷终残年。年来河流失故道，垫溺村墟决城堡。人家坟墓无处寻，千里放船行树杪。朝廷忧民恐为鱼，诏蠲徭役除田租。大臣杂议拜都水，设官开府临青徐。分监来时当十月，河冰塞川天雨雪。调夫十万筑新堤，手足血流肌肉裂。监官号令如雷风，天寒日短难为功。南村家家卖儿女，要与河伯营祠宫。陌上逢人相向哭，渐水漫漫及曹濮。流离冻饿何足论，只恐新堤要重筑。昨朝移家上高丘，水来不到丘上头。但愿皇天念赤子，河清海晏三千秋。[2]第48册，46

诗前有序：“近岁河决白茅东北，泛滥千余里。始建行都水监于郓城以专治之。少监蒲从善筑隄建祠，病民可念，予闻而哀之。乃为作歌。”水灾使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然而幸存的百姓却要面临“调夫十万筑新堤”的征役，相比于天灾，人祸给百姓带来的苦痛更为严重。百姓面对灾祸苛政，只能“家家卖儿女”“逢人相向哭”，而诗人也只能发出“但愿皇天念赤子，河清海晏三千秋”的呼声。作为色目诗人，廼贤的灾害书写始终着眼普通百姓的遭遇，不分民族、不论阶层，并在关注同情生民疾苦的同时也向统治阶级提出减轻徭役、整顿吏治的愿景。

元代统治者在文化政策上“粗放式”的管理，使得元代文人在此期思想上获得空前自由，“回回人直言敢谏的民族性格，‘也里可温’(基督教)爱人爱神的宗教心理作用下，讽喻诗揭露社会不平，更加大胆，也更广泛地关注民生疾苦。”[15]在这样大的文化环境下，少数民族文人与汉族文人一道书写记录下了元代的灾害现实，诗人们虽然族属不同但表达的情感却是相同的，都表达出关心民生疾苦的共同情感，展现出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元代自然灾害频发，给受灾的百姓造成严重伤害，史书只记录灾祸和冰冷的数字，但诗歌作品却能表达出生民的疾苦和情感。元代诗人用叙事化的笔触详实地记录灾害发生的全过程，表现灾害发生后灾民的困苦，表达出对百姓的同情和对统治者腐朽黑暗统治的批判，而当元代文坛所特有的多民族诗人的表达参与进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民族诗人的灾害诗歌作品中都得到鲜明的印证，各民族诗人的灾害书写表现出“华夷一体”观念下元代文坛的一体性特征。诗歌作品中的灾害书写能够补史之阙，记录社会现实，同时也极具现实意义，至正四年(1344年)九月发生在广昌的瘟疫导致“时广昌县官俱死”(11)隐士诗人黄河清在《至正四年秋疫疾大作书所见》诗前序中写：“至正四年秋，疫疾大作。书所见。时广昌县官俱死。”《全元诗》第30册，第419页。，肆虐的瘟疫竟使一个县级建制被排除出行政管理的运行体系，灾情无从上报，救灾措施无从下达，“吾州之人疫大作，八月九月死如麻”[2]第30册，419，这样骇人听闻的灾难让如今身处疫情时代的我们读来依旧震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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