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嵌入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操纵的抑制作用分析

于未东 胡耀丹 王稳华

技术创新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也是国家增强产业竞争力、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增强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国家产业竞争实力，20 世纪90 年代，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提出要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高新产业。

在高新技术企业的认证过程中，“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率”是一个重要门槛，因此，上市公司往往具有通过特定财务手段，进行研发操纵以获取认证的动机。①Hall,B.H.and D,Harhoff,Recent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s of Patents,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Vol.4,No.1,pp.:541-565.、②黎文靖、郑曼妮：《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经济研究》2016 年第4 期。例如，企业有可能会参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使自身研发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在特定的取值区间（30%—35%），形成“阈值效应”。研发操纵行为不仅占用政府资源、侵蚀税基③史方：《研发操纵与税负扭曲——基于中国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1 年第6 期。，还严重降低技术创新效率，造成资源错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形成不利影响④杨宗翰、雷良海、廖东声：《研发操纵行为是否抑制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系统工程》2020 年第4 期。。如何有效抑制企业研发操纵、保障高新技术企业实至名归，使有限的国家资源得到合理分配是政学业三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现有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专业背景、具有行业专长的分析师和海归经理人可以实现知识与能力互补，从而有效识别盈余操纵行为。①楚有为：《审计委员会专业背景与企业研发活动盈余操纵》，《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8 年第10 期。国际化的董事会能够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且丰富的财务和管理知识能够更好识别管理层的投机行为，抑制企业研发操纵。②丁潇君、杨秀智、徐磊：《国际化董事会、研发操纵与创新绩效》，《财经论丛》2020 年第5 期。作为中国特色公司治理模式，党组织通过与董事会和管理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嵌入公司治理结构时，能够缩小管理层权力过大及年报语调操纵行为。③鲍晓静、李亚超：《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否抑制了年报语调操纵行为?》，《财经论丛》2021 年第6 期。“党管干部”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经理人行为，阻止国有资产流失，很好地控制了内部人行为，更加契合本土特征的新型政府市场关系。那么，该治理模式是否有助于抑制研发操纵行为？现有文献尚未做出解释。

因此笔者从党组织嵌入对高新技术企业认证中研发操纵行为抑制的角度再次探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本研究对于正确把握党组织在企业和市场中的职能和作用有一定意义。此外，针对公共政策落实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柠檬市场现象，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通过加强党建，积极稳妥推进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机制，有助于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确保政策落实效率和效果。

（一）文献回顾

1.党组织嵌入相关研究

随着“国资管理部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有企业”三级体制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制的确立，学者便开始探讨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④卢昌崇：《公司治理机构及新、老三会关系论》，《经济研究》1994 年第11 期。在中国特殊的行政体制下，国有企业中存在着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层级，分别是企业组织层级和党组织层级，只有“找回政党”才能对市场化转轨有着清晰的认知。⑤Bhojraj,S.P.;Hribar,M.Picconi and J.Mcinnis,Making Sense of Cents:An Examination of Firms that Marginally Miss or Beat Analyst Forecasts,Journal of Finance,Vol.64,No.5,pp.:2361-2388.随着国有企业不断变革，党组织嵌入在社会主义制度的驱使下得到进一步强化。事实上，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决定了无论国有企业处于哪个发展阶段，党组织在其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⑥郝云宏、马帅：《分类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效果研究—兼论国有企业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模式选择》，《当代财经》2018 年第6 期。党组织嵌入例如“双向进入”程度与公司治理水平呈倒“U”型关系，与董事会效率正相关，“交叉任职”可以显著影响公司治理水平。⑦马连福、王元芳、沈小秀：《中国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效应研究——基于“内部人控制”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12 年第8 期。

2.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创新的相关研究

学术界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认证观点不一。持积极观点的学者认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和生产成本都能得到缓解，从而激励企业进行科研成果转化等科研活动，认证过程中的质量审查与认证通过后的各种优惠可以向外界传递利好信息，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减少企业创新活动受滞对市场环境的影响，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等。⑧许玲玲：《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管理评论》2017 年第9 期。持消极观点的学者认为，认证工作繁荣的背后可能存在着各种不为人知的问题，高新企业认证并没有对中国的创新活动产生激励作用。⑨徐长生、孔令文：《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基于A 股上市公司数据的断点回归分析》，《华东经济管理》2017 年第10 期。相反，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所滋生的“政企合谋”促使信息更加不透明，企业为获取政府补助更多地进行研发操纵行为，不少企业通过造假申报材料等手段，造成“伪高新”乱象频发。这种为跨进政策门槛而进行研发操纵的迎合行为，盲目增加企业科研经费与科技人员投入不利于提升创新绩效，且抑制了高新认定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激励作用。①万源星、许永斌：《高新认定办法、研发操纵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科研管理》2019 年第4 期。

（二）研究假设

长远看来，“伪高新企业”一方面导致高新技术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不利于国家资源的合理配置；
另一方面企业通过操纵研发投入虚增反而不利于自身长久成长，是两败俱伤的结果。基于党组织的战略堡垒作用及其在现有研究中体现出的治理效应，结合企业在高新技术认证过程中进行研发操纵的动机、机会和能力来看，本文认为党组织嵌入在3 个层面均有助于管控研发操纵行为。

首先，党组织嵌入有助于塑造良好的企业文化，促进企业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纠正经理人的逆向选择，从研发操纵动机角度抑制操纵行为。对于企业来说，在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后可获得一系列政府补贴并享受税收优惠，形成并巩固良好的政企关系以及更好地迎合监管需求。管理层可以根据职业判断自发决定研发技术是否满足5 个资本化条件，对研发费用的确定有着很大的自主权，甚至在获得政府补助后增加个人薪酬。党组织具有天然先进性，在企业中发挥着政治核心作用②陆浩：《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有效途径》，《求是》2011 年第3 期。，组织的能动性促进党组织与管理层的相互合作，有党组织嵌入的企业中，党组织的理念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管理层，进而对管理层的经营决策产生影响。针对企业研发操纵这种不良的动机，党组织有责任、有义务规整企业的寻租行为，积极参与到企业的管理中，将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带入到企业中。因此，党组织嵌入有助于减少研发操纵的短视行为，促进企业合规稳健发展，减小企业在获取高新技术认证过程中的研发操纵动机。

其次，党组织嵌入使得企业高管具有政治责任人与市场主体的双重属性，党内监督有助于约束经理人的自利行为，从研发操纵机会角度抑制操纵行为。随着科技强国战略的推进，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成为了衡量地区科技创新活力的重要指标，尤其是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高新技术企业在疫情防控攻坚战中提供了技术支持与产品援助，进一步奠定了高新技术企业在中国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③李贞：《高新技术企业为战“疫”添翼》，人民日报网，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20/02/11/content_1970285.htm。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重视以及地方主管部门的指标追求和巨大的利益诱惑给了企业“钻空子”的欲望。党组织较高的“参与度”有利于发挥实质的先进带头作用，有效发挥政治关联作用，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政府和市场是优化资源配置的两种有效工具，政府承担了弥补市场失灵的职能，目前已形成的契合本土特征的新型政府—市场关系中，在政府、市场之外需要引入党的领导力量，形成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④高帆：《新型政府—市场关系与中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机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6 期。党组织嵌入是党和政府连接微观企业的重要实现方式，党组织参与到微观企业的治理中，能够在微观企业中掌握科技研发实际情况，预防市场在调节资源配置方面出现滞后或不公平的现象，保证了企业获得公平的竞争机会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资源补助。还可以利用组织优势，及时准确地将政府政策、市场变化等信息传递给企业，帮助其减少对制度环境的误判、更快适应环境变化，从而减小企业操纵盈余迎合政策的机会，抑制研发操纵行为。

最后，党组织嵌入的监督效应削弱了企业研发操纵的能力。企业可通过真实盈余管理，购置未投入运营的设备虚增研发支出⑤朱红军、王迪、李挺：《真实盈余管理动机下的研发投资决策后果——基于创新和税收的分析视角》，《南开管理评论》2016 年第4 期。、调整会计科目、实际业务等方式操纵研发费用。例如根据需求灵活操纵盈余、以满足研发技术资本化的5 个条件⑥谢德仁、廖珂、郑登津：《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隐性选择》，《会计研究》2017 年第3 期。，迎合监管需求，获取高新技术的标签及其附带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等诸多好处。然而，通过调整会计科目虚增与研发活动无关的研发费用无法提升创新绩效，购置未投入运营的设备，导致研发资源的无效配置，付出更大的代价。由于研发活动具有复杂性、专业性和不透明性，导致在研发创新投资项目上企业与政府以及投资者间存在很大的信息不对称，且审核研发费用的审查成本较大，往往形成形式审查，缺乏实质性、系统性审查①万源星、许永斌、许文瀚：《加计扣除政策、研发操纵与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科研管理》2020 年第2 期。，从而为企业进行研发操纵提供了空间。党组织可以通过党内网络对企业进行监督，近距离观察企业的经营细节，更好协调政府对微观企业的监管。出于营造和谐内部氛围、维系社会稳定、缓解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促使企业诚信经营等目的，党组织嵌入能够发挥较大的监督效应，削弱高新技术认证过程中研发操纵的能力，压缩舞弊空间，抑制研发操纵行为。

综上所述，提出假设H：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有助于抑制企业研发操纵行为。

（一）模构构建

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中国上市公司研发投入信息披露于2008 年才开始规范②杨国超、芮萌：《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的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经济研究》2020 年第9 期。，2008 年出台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首次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扩大至高新技术开发区外的企业，且认定标准和操作程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统一，因此本文将样本的起始年度定为2008 年，以2008—2017 年A 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参考现有研究，③柳学、孔晓旭、王凯：《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与董事会异议——基于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投票的证据》，《管理世界》2020 年第5 期。剔除了金融类、ST、ST*以及PT 企业，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最后得到15468 个观测值。党组织嵌入的相关数据是作者根据高管简历整理而来，其余数据均来源于CSMAR 和Wind 数据库。

2.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本文假设，构建如下的回归模型。

被解释变量MBB1 和MBB2 度量企业是否为了获得高新技术认定资格而进行“研发操纵”，借鉴Bhojraj et al.的研究，将研发投入强度恰好高于法规门槛的公司定义为研发操纵公司④Bhojraj，S.P.Hribar，M.Picconi，and J.Mcinnis，Making Sense of Cents:An Examination of Firms that Marginally Miss or Beat Analyst Forecasts.，以研发投入强度超过门槛0.5%或1%作为临界点对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进行度量。即当企业的销售收入小于2 亿元时，公司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之比在［4.0%，4.5%） 或［4.0%，5.0%） 时，MBB1 为1，否则为0；
当销售收入大于等于2 亿元时，该比例在［3.0%，3.5%） 或［3.0%，4.0%） 时，MBB2 为1，否则为0。

解释变量Party 与Party_total 分别为“党组织是否嵌入”的哑变量、“党组织嵌入程度”的连续变量。具体做法是通过查阅上市公司高管简历，筛选出党委会成员与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双向进入”的人数，除以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的总人数，作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程度的替代变量。进一步地，用党委会成员和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重合人数与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总人数之比分别衡量党组织双向进入董事会（Party_ds）、监事会（Party_js）和管理层（Party_gg）的程度。参照现有研究，在模型中对其他因素进行控制，具体定义见表1 变量定义表。

表1 变量定义表

（二）描述性统计

针对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统计结果来看，企业研发操纵MBB1 与MBB2 的均值分别为0.16 与0.09，表明样本中存在进行研发操纵的企业，现有研究通常将MBB1 定义为达标型研发操纵，MBB2 定义为避税型研发操纵，本文样本中大约16%的企业为了达到高新技术认定标准，进行了达标型研发操纵，有9%的企业进行了避税型研发操纵。党组织嵌入（Party）的均值为0.38，表明5939 个样本企业有党组织参与治理；
党组织嵌入程度（Party_total）均值为0.051，即表明样本企业中既是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管理层成员的人数大约是企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管理层总高管人数的5.1%；
党组织不同的参与层面（Party_ds、Party_js、Party_gg）的标准差均小于1，表明党组织实现嵌入方式的差异性较小。

（一）主回归结果

本文实证结果由Stata 输出，表2 列示了党组织嵌入对研发操纵抑制的关系。回归结果显示，无论被解释变量是MBB1 还是MBB2，党组织是否嵌入的虚拟变量（Party）及党组织嵌入程度（Party_total）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党组织嵌入能抑制研发操纵行为，党组织在企业中发挥了良好的治理效应，能够抑制企业为达到高新技术认定而进行研发操纵，有助于企业规范经营。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Size）越大，越不可能进行研发操纵；
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Subsidy）能有效抑制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
成长性（Growth）越好的企业，越不可能进行研发操纵；
高管薪酬激励（Pay）发挥了良好的治理作用，对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形成了抑制。

表2 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研发操纵

（二）稳健性检验

由于党组织嵌入并非完全随机事件，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①程海艳、李明辉、王宇：《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国有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中国经济问题》2020 年第2 期。；
在手工收集数据的过程中，有可能存在企业有党组织嵌入但未在相关报告中体现，导致样本存在选择性偏误。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文章采用Heckman 两阶段回归、工具变量及PSM-DID 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1.Heckman 两阶段回归

为了控制样本选择性偏误对实证回归结果的影响，参考现有研究①陈仕华、卢昌崇：《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能够有效抑制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吗?》，《管理世界》2014年第5 期。，本文在第一阶段构建影响党组织嵌入的probit 模型，并估计出逆米尔斯比（IMR），将估计出的逆米尔斯比（IMR）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模型1 中，若逆米尔斯比显著不为0，则表明本文的结果具有稳健性。表3 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加入了IMR 后，党组织是否嵌入（Party）与嵌入程度（Party_total）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且IMR 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对样本的选择性偏误问题进行控制后，党组织嵌入依然能显著抑制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嵌入程度越高，对研发操纵的抑制作用越明显。

表3 基于Heckman 两阶段方法的检验结果

2.基于工具变量法的检验

运用工具变量法的关键是找到与党组织嵌入高度相关，但是不会影响企业研发操纵行为的外生工具变量，借鉴现有研究，以同年度同行业企业党组织嵌入的行业均值作为工具变量，②于连超、张卫国、毕茜：《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社会责任》，《财经论丛》2019 年第4 期。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 所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工具变量mean_party 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工具变量的选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表明，党组织嵌入的拟合值Party 与Party_total 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于企业的研发操纵，表明在对可能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后，党组织嵌入依然能显著抑制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

表4 基于工具变量检验的结果

3.基于PSM-DID 方法的检验

为了检验党组织参与前后对企业研发操纵行为的影响，本部分设置treat 变量，经倾向得分匹配后得到的实验组样本，treat 取值为1，控制组样本treat 取值为0；
同时设置post 时间变量，样本企业党组织嵌入前的年份post 取值为0，嵌入后的年份post 取值为1，根据treat 变量和post 变量构建二者的交乘项post_treat=post*treat，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反映了党组织嵌入前后，企业研发操纵行为的变化情况。表5 第（1）（2）两列是经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样本的回归结果，（3）（4）两列为DID 结果。Party 及交乘项post_treat 的系数在表5 中均显著为负，表明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党组织嵌入依然能显著抑制企业的研发操纵，党组织嵌入前后，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存在差异，体现为党组织嵌入后研发操纵行为受到明显的抑制。

表5 PSM&PSM-DID 检验结果

（三）进一步分析

1.不同层面实现的党组织嵌入

党组织可以通过与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管理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方式实现嵌入，由于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管理层在企业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因此党组织从不同层面嵌入所发挥的治理效应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国有企业的党组织成员嵌入董事会或者监事会时，党组织对并购溢价水平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在当党组织嵌入管理层时并不存在①陈仕华、卢昌崇：《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能够有效抑制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吗?》。；
当党组织通过嵌入董事会和管理层参与公司治理中时发挥的治理作用最明显②陈红、胡耀丹、纳超洪：《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管理者权力与薪酬差距》，《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8 年第2 期。。因此，为了检验党组织从不同层面嵌入的治理效应，本部分分别检验了党组织嵌入董事会（Party_ds）、监事会（Party_js）以及管理层（Party_gg）对企业研发操纵的影响。

表6 结果显示，党组织嵌入董事会（Party_ds）和监事会（Party_js）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但是嵌入管理层（Party_gg）未能抑制研发操纵行为。说明对于研发操纵行为，党组织主要从监督层面，而非执行层面发挥相应作用，更多体现出党组织的监督职能。

表6 不同层面的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研发操纵

2.外部监督环境、党组织嵌入和研发操纵行为

税收征管力度有效度量了一个地区将税收能力转化为税收收入的努力程度，是一种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一个地区的税收征管力度越强，企业实施避税行为难度就越高，税务机关发现企业研发操纵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导致企业进行研发操纵行为的成本上升，此时，党组织嵌入发挥的增量作用较小，因此预测在税收征管力度较低的情况下，党组织对研发操纵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此外，由于研发操纵需要采取复杂且不透明的交易才能完成，提高了股东的监管难度，同时也增加了股东与管理层的信息不对称，有自利动机的高管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会利用研发操纵所带来的监管真空和信息优势获取私人利益。作为网络治理主要载体的媒体在信息收集、传播、减少信息不对称以及降低代理成本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治理作用，媒体的信息传递功能有助于外部投资者和监管者全面掌握企业的内部运营状况等，进而能够降低企业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管理层很难通过复杂且不透明的交易进行研发操纵。媒体的关注还会使企业研发操纵行为面临更大的曝光风险，增加研发操纵行为的成本。因此，在媒体关注度强的情况下，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会有所收敛，此时，党组织嵌入所发挥的增量作用就会相应地降低。

本文根据税收征管力度的高低设置了哑变量TE_DUM，每一年按照各个地区的税收征管力度排序，如果地区所在税收征管力度位于当年样本的中位数以上，TE_DUM 取值为1，表明税收征管力度大；
对于每家上市公司，通过新闻搜索引擎和百度新闻对标题中含有该公司股票名称的新闻报道进行分年度搜索，输出相应的新闻报道数，新闻报道数越多，媒体关注度越高，再根据媒体关注度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关注度高的组（Media=1）和关注度低的组（Media=0）。

上表7 列示了在不同的外部监督环境下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研发操纵行为的影响，Panel A 显示，在税收监督力度弱的情况下，党组织嵌入更能抑制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与前文的预期结果一致；
Panel B 表明，在媒体关注度较低时，党组织嵌入对研发操纵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但是党组织嵌入程度对企业研发操纵行为的抑制作用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7 外部监督环境、党组织嵌入和研发操纵行为

3.内部监督机制、党组织嵌入和研发操纵行为

信息透明度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企业信息的不对称程度①周晓苏、吴锡：《稳健性对公司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视角》，《南开管理评论》2013年第3 期。，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越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也就越高，而信息的不对称程度为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此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越低，越可能进行研发操纵，这时党组织参与治理所能发挥的治理作用就越显著；
同时，在企业的内部监督监督机制较好时，企业的研发操纵等机会主义行为越能被发现和制止，因此在企业的内部监督机制较好时，企业进行研发操纵的可能性较低，党组织参与治理所能发挥的增量作用也会较小。

本文以盈余激进度作为信息透明度的反向指标，将企业盈余激进度的值大于行业中位数的样本定义为信息透明度低的样本，反之为信息透明度高的样本；
以内部控制五要素中的内部监督衡量企业的内部监督机制，内部监督得分越高，内部监督机制越好，并按照内部监督机制的行业中位数将样本分为内部监督机制好的组合内部监督机制弱的组。结果如表8 所示，无论是按信息透明度还是内部监督分组，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在内部监督机制较弱的情况下更能抑制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

表8 内部监督机制、党组织嵌入和研发操纵行为

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党组织嵌入数据，实证检验了党组织嵌入对高新技术认证过程中企业研发操纵行为的抑制作用，发现作为中国特色公司治理模式，党组织嵌入有效地抑制了研发操纵行为。该结论在采用Heckman 两阶段二乘法、工具变量、PSM+DID 等方法重复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党组织嵌入董事会或监事时，对研发操纵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证明了其“监督效应”；
而嵌入管理层时，抑制作用不明显。在税收监管力度弱和媒体监督力度弱的组别中，党组织对研发操纵行为有更强的抑制作用，说明其与外部监管形成替代，在外部监管力度不足时，发挥着更为积极的“监督效应”；
在内部监督不到位、信息透明度较差的组别中，党组织更能抑制研发操纵行为，说明其与内部信息环境互相补充，当企业处于较差的经营环境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发挥“改善效应”。

本文的研究结论首先是通过加强公司治理，尤其坚持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中国特色治理模式，有助于抑制企业通过研发操纵获得高新技术认证，成为“伪高新”企业的行为。但同时也应重视党组织嵌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所产生的治理效果存在差异，应进一步完善党组织嵌入的相关制度。其次，党组织嵌入同时具备监督效应和改善效应，企业应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加强内部监督，从多层面促进企业合规经营。最后，应当进一步从政策层面完善上市企业党组织建立和治理的路径，明确规定党组织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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