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谢孟州，和佳慧，吴映梅，焦 敏，胡培红

（云南师范大学 地理学部，云南 昆明 650500）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国内外经济环境正经历着深刻变化，经济发展仍面临众多问题和挑战。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新常态”，经济发展虽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但在新旧动能转化过程中，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地方经济发展分化等问题突出[1-2]；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形势面临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国际经贸摩擦加剧、世界经济供求双重萎缩等重大挑战以及疫情防控常态化等带来的考验[3-4]。如何在复杂多变的新环境下，应对新挑战，提高经济效率、增强经济韧性，从而使经济系统维持自身健康，增强自身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绿色经济效率和经济韧性作为衡量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成为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国内外学者从不同领域对二者展开广泛深入的研究。就现有研究来看，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研究已较为成熟，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绿色经济效率的测算[5-6]、时空演变特征[7-8]、影响因素分析[9-10]等。二是测算方法，以随机前沿分析法（SFA）[11-12]、数据包络分析法（DEA）[7，13]为主。三是研究尺度，多以省域[14-15]、市域[5，16]等行政单元为主，也出现了城市群[17]、经济带[18]等地域单元，研究尺度呈多元化特征。相较而言，对经济韧性的研究则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随着韧性研究从基于均衡论的工程韧性和生态韧性再到基于演化论的演化韧性，“韧性”一词被广泛引入到区域经济学研究当中[19]。目前，学术界尚未对经济韧性的概念形成统一的定义，但基本可以概括为经济系统在面对冲击时的抵御、恢复能力以及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通过创新转型实现路径突破，从而不断调整自身结构、组成部分，以适应环境变化的属性[20-21]。在研究内容方面，以文献总结评述[21-22]、韧性测度[23-24]、影响因素分析[24-25]等方面为主；
在韧性解释方面，以往主要关注对冲击的抵抗、恢复[26]，目前开始加强对区域长期经济韧性动态的演化分析[27]；
在韧性测度方面，主要有指标体系法[24，28]和核心变量法[25-26]；
在研究区域方面，以国家[24-26]和东部地区[27，29]为主。

综上，学术界对绿色经济效率及经济韧性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仍存在几点不足：一是绿色经济效率及（和）经济韧性的相关实证研究，多集中于国家层面或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研究较少；
二是对（关于）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韧性的耦合协调关系的研究鲜有涉及。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肩负建设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和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任，是建设西部高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三大生态安全屏障的重点区域，是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交汇、聚集区，也是我国绿色能源大省。但其地处生态环境脆弱敏感区，资源利用效率偏低，经济发展总体较薄弱。如何使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韧性融合互动、协调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系统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是重点也是难点。鉴于此，本文以2008-2018年云南省16个州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数据源，运用超效率SBM模型、熵值法等数理统计方法及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云南省绿色经济效率及经济韧性的时空特征，并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云南省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韧性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探讨，揭示云南省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韧性发展的一般规律。

2.1 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韧性的耦合协调机制

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韧性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一方面，经济韧性强是绿色经济效率提高的保障和前提。经济韧性的提升有助于不断增强社会经济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转型能力，为区域绿色经济发展提供较为安全、优良的社会经济环境，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升级，从而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最终实现社会经济的高质量绿色发展。另一方面，绿色经济效率的高低也影响着经济韧性的强弱。在绿色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绿色经济效率不断提高，从而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带动区域人口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使得区域经济韧性不断增强，促进经济系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此外，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韧性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程度，反作用于二者自身的发展，只有二者良性互动发展，才能使绿色经济效率和经济韧性不断提升，共同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增强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能力。

2.2 研究方法

2.2.1 超效率SBM模型

超效率SBM模型属于数据包络分析法中的一种模型，被广泛应用于解决存在非期望产出的多投入多产出的效率评价问题，该模型结合了超效率DEA模型和SBM模型的优势，能够有效解决投入产出的松弛问题和区分处于前沿面的有效单元[30]。因此，本文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来核算云南省绿色经济效率值，具体模型如下：

式（1）中：ρ为绿色经济效率值，λ为投入产出权重，xk、yrk为投入向量和产出向量，S-、S+为投入松弛变量和产出松弛变量。

2.2.2 修正标准化公式

鉴于经济韧性各指标量纲不同，对各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有助于消除单位异质性。参考王常凯等[31]的“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标准化公式进行修正，从而保证面板数据的“保类、保序、保距”。由于个别指标在部分年份出现“0”值，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对所有数据统一进行平移，平移幅度为0.000 1。修正后公式如下：

2.2.3 熵值法

熵值法是根据各指标所提供信息来确定其权重的客观赋权法，具有能够最大限度降低主观因素影响的优点，且适用于多指标权重的测算。[32]因此，本文使用熵值法确定经济韧性各指标权重，并测算云南省经济韧性值。

2.2.4 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协调模型主要用于分析描述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相互作用的现象[33]，耦合度是多系统相互作用程度的衡量标尺，耦合协调度则是多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协调程度的度量。因此，本文引入耦合协调模型对云南省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韧性相互作用及协调程度进行探讨。具体模型如下：

式（4）（5）中：C为耦合度，D为耦合协调度，T为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韧性的综合协调指数，α和β为待定系数，α+β=1，在本文中分别取值为0.5。

2.3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2.3.1 指标选取

本文在参考绿色经济效率相关研究[13，34]的基础上，考虑云南省的地域特征以及数据的可得性和对比性，构建云南省绿色经济效率的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云南省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绿色经济的效率指标体系较为成熟，主要考虑社会经济效率与生态环境效率的最大化，即最小投入到达最大期望产出、最小非期望产出。因此，云南省绿色经济效率的指标体系为：①投入要素（社会经济要素和自然资源要素）。其中以固定资产投资额、就业人数来表征社会经济要素，以用水总量和建设用地面积来表征自然要素。②产出要素（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其中以GDP总量来表征期望产出，以工业“三废”（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来表征非期望产出。鉴于经济韧性的评价指标尚无统一标准且不成熟，在借鉴经济韧性相关研究[20，24，35]的基础上，同样考虑基础数据的可获取性、科学性及云南省的区域特征，从抵御和恢复能力、创新和转型能力、调整和适应能力3个维度、12项指标构建云南省经济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

2.3.2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单元为云南省16个州市，研究时段为2008-2018年。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云南统计年鉴》（2009-2019）、《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2019）、16个州市统计年鉴（2009-2019），以及16个州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8-2018）等，个别缺失的数据通过年平均增长率等方法进行插值补齐。

3.1 云南省绿色经济效率的时空特征分析

借助MAXDEA8软件的超效率SBM模型核算2008-2018年云南省16个州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值，并使用ArcGIS10.4中的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云南省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分为4类，即高度效率区、较高效率区、较低效率区、低度效率区。由2008-2018年云南省绿色经济效率值（图1）和2008年（图2）、2018年（图3）云南省各州市绿色经济效率水平空间分布可见，时间序列上，2008-2018年，云南省绿色经济效率值均维持在较高水平（0.7～0.8），效率值从2008年的0.785 5上升至2018年的0.852 1，绿色经济效率值呈增长趋势，但增长幅度较小。表明云南省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绿色经济发展速度较为缓慢。2014年绿色经济效率值出现一个“波谷”，绿色经济效率值为0.730 7，此后效率值呈不断增长的趋势，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是2014年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新旧动能转化的过程中，由于云南省自身经济结构内部矛盾突出及创新驱动能力不强等问题，还未真正适应“新常态”，绿色经济效率降低，但随着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不断转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绿色经济效率不断提高，并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这也是近些年云南省立足“美丽”基础，加快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图1 2008-2018年云南省绿色经济效率值

图2 2008年云南省各州市绿色经济效率水平空间分布

图3 2018年云南省各州市绿色经济效率水平空间分布

空间分布上，云南省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区域差异较大，空间分布规律不明显。西双版纳州一直处于高度效率区，以旅游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较发达，且经济发展为全省先进行列；
较高效率区主要有昆明市、大理州、丽江市等州市；
较低效率区主要有怒江州等州市；
低度效率区主要有文山州、红河州、德宏州等州市。各州市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年际变化较大，其中玉溪市和迪庆州的变化最为明显，迪庆州依托独特的资源，旅游业得到大力发展，经济水平大幅度提高，但在经济高速发展、各类投入不断加大的同时，资源消耗和以“三废”为代表的产出不断加大，绿色经济效率降低，这也是经济发展基础较为薄弱地区在依托某些优势快速发展时不可忽视的问题；
玉溪市作为云南省的工业强市，在新旧动能转化过程中，绿色发展的任务艰巨，产业发展乏力、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等问题突出，绿色经济效率降低。云南省如何在依托自身独特绿色能源优势的基础上，实施绿色发展战略，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实现区域绿色经济协同推进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3.2 云南省经济韧性的时空特征分析

运用熵值法计算2008-2018年云南省16个州市的经济韧性值，并结合ArcGIS10.4中的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云南省经济韧性水平分为4类，即高度韧性区、较高韧性区、较低韧性区、低度韧性区。由2008-2018年云南省经济韧性值（图4）和2008（图5）、2018年（图6）云南省各州市经济韧性水平空间分布可见，时间序列上，2008-2018年，云南省经济韧性值均在较低水平（0.1～02），韧性值从2008年的0.112 0上升至2018年的0.174 4，经济韧性值呈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较小,表明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革期，云南省经济韧性不断增强，但由于自身经济发展基础较为薄弱，韧性水平不高，在适应新发展环境时与其他省份相比稍显竞争力不足。

图4 2008-2018年云南省经济韧性值

图5 2008年云南省各州市经济韧性水平空间分布

图6 2018年云南省各州市经济韧性水平空间分布

空间分布上，云南省经济韧性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大致形成以昆明市为单核心的“核心-边缘”式空间结构。具体来看，昆明市一直处于高度韧性区，其作为云南省会城市，经济发展条件好；
较高韧性区主要有大理州、楚雄州、玉溪市、曲靖市、红河州等州市，这些州市为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区、重点培育城市群，基础设施条件较好，开发强度较高，发展基础较牢；
较低韧性区主要有丽江市、德宏州、保山市、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等州市，这些州市由于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第二产业较为落后，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
低度韧性区主要有怒江州、迪庆州等州市，这两个州市地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南延部分横断山脉纵谷地带，生态环境脆弱，属于我国“三区三州”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在研究时段内，各类韧性水平区年际变化较小，仅有昭通市的韧性水平发生变化，且由低度韧性区转化为较低韧性区，主要是由于昭通市依托其区位优势，积极抓住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带来的机遇，使得各类投融资不断加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由此经济韧性水平得到增强。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大环境下，云南省如何增强自身韧性，发挥“开放前沿”作用，成为“双循环”新格局中的重要节点，是云南省的重要任务。

3.3 云南省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韧性的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分析

基于云南省绿色经济效率值与经济韧性值，结合耦合协调模型测算2008-2018年云南省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韧性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由2008-2018年云南省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图7）可见，云南省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韧性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分别从2008年的0.212 0、0.242 5上升至2018年的0.332 2、0.314 1，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其中耦合协调度增长较为平稳，且二者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表明云南省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韧性间相互作用不断增强，这是云南省不断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经济实现平稳健康发展的结果；
也表明只有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经济韧性增强，才能实现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协调、更为安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图7 2008-2018年云南省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

为了进一步探讨云南省各州市间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利用ArcGIS10.4软件中的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云南省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韧性的耦合协调度分为4类，即高度协调、较高协调、较低协调、低度协调。由2008（图8）、2018年（图9）云南省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可见，云南省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韧性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格局特征明显，且呈现出“东部高西部低，中部高边缘低”的空间分布格局，较高协调和较低协调州市的数量多于高度协调和低度协调州市的数量。具体来看，仅有昆明市为高度协调，其作为西部重要的城市，地处众多经济合作圈的交汇处，经济发展基础好，经济系统内部结构较为完善，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韧性均处在高水平；
楚雄州、玉溪市、曲靖市、红河州、文山州等州市长期处于较高协调，其中文山州虽经济发展基础较差，但依托与广西、越南接壤的独特区位优势，受到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带来的政策红利影响，经济发展前景较好，其余州市均属于滇中城市群，在国家城市化、西部大开发及长江经济带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等的影响带动下，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迎来发展机遇期；
丽江市、大理州、保山市、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等州市均处于较低协调，其中西双版纳州因其自身资源优势，绿色经济效率较高，但存在产业结构中实体经济所占比重较小，以及区域创新转型能力不足等问题，面对“不确定”因素时加大对经济系统带来的冲击；
而怒江州、迪庆州等州市则处于低度协调，二者依托独特资源优势，以投入较少、污染产出较少的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绿色发展水平较高，但均受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经济系统结构优化程度低，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变化方面，昭通市从低度协调转化为较低协调，德宏州从较低协调转化为较高协调，这些变化与国家重大战略的带动作用紧密相关，特别是德宏州作为处在我国通往缅甸及东南亚的咽喉要道，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发挥着作为“门户”的重要作用，从而也带动其以贸易、加工、仓储、旅游等为一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同处于滇西地区的其他州市相比，耦合协调度较高。

图8 2008年云南省绿色经济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

图9 2018年云南省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

本文以云南省为研究案例，综合运用超效率SBM模型、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等方法，并结合MaxDEA 8、ArcGIS10.4等软件，对2008-2018年云南省各州市绿色经济效率、经济韧性进行测度以及探讨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主要结论如下：（1）云南省绿色经济效率整体水平较高，且在波动中缓慢提升，绿色经济效率水平空间差异较大，其中西双版纳州均保持高效率发展，玉溪市和迪庆州效率水平变化最大。（2）云南省经济韧性逐年增强，空间分布格局稳定，形成以昆明市为单核心的“核心—边缘”式空间结构，仅有昭通市的韧性水平发生了变化。（3）研究时段内，云南省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韧性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处于较低协调、较高协调的州市较多，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锁定特征明显，呈现出“东部高西部低，中部高边缘低”的显著空间分布格局，其中昆明市的耦合协调关系最优，昭通市和德宏州的耦合协调关系存在明显变化。

基于上述讨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绿色能源大省，保持绿色经济效率稳步增长的同时，构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联动机制，切实转变发展理念，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淘汰落后产能，严格控制工业污染，应更注重高质量、高效益、生态环保的项目，将生态文明建设落实到绿色经济发展的每一处，为生态经济、绿色经济发展，提升绿色经济效率创造良好的体制机制与政策环境。

（2）提升创新能力，扩大对外开放深度。在“大变局”环境下，应贯彻落实“六稳六保”任务，以创新发展路径进一步提升经济韧性，增加科技投入与创新力度，激发创新活力的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创新驱动作为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第一动力，提升创新质量。延边地区要加快同周边国家、省市的互联互动，积极主动参与国家、省市重大发展战略，发挥外资产业技术外溢效益，提升本土产业绿色生产力，提高对外开放质量与内涵。

（3）以“两型三化”为核心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和产业体系，在“核心—边缘”分布基础上，构建新型绿色经济协调耦合发展新模式。以滇中城市群为核心优化高质量新型产业布局，构建绿色生态产业链，发挥辐射及引领示范作用，带动外围地州发展特色产业，提升绿色发展水平和生态品质。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韧性的良性协调发展，必须结合各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精准分类施策，充分把握政策红利，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从而更好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高度协调与较高协调区要大力发展先进性与创造性服务业，稳步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更强更优；
较低协调区加强实体产业发展，注重产业集中度提高，提高产能利用率；
低度协调区坚持发展保护结合，在保护好环境的前提下，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推动高效农业与高质量旅游业的实践发展，着力发展绿色经济，提升经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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