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维廉的文化身份与古典诗词深度翻译之互动探析❋

黄 勤

曾 惠 婷

华中科技大学

【提 要】本文主要以叶维廉的汉语古典诗词译著《汉诗英华》增订版为具体个案，探讨译者的文化身份与其深度翻译策略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叶维廉的海外离散经历使其具有华裔作家、汉学家和离散译家等多重文化身份，由此决定其在译本中运用了多种形式的深度翻译策略，而深度翻译策略的运用也有效提升了译本的学术性与接受度，进一步彰显了译者的多重文化身份。

叶维廉（Wai-lim Yip）是著名华裔作家、汉学家和翻译家，在海内外比较文学领域享有极高的学术影响力与知名度。他毕生耕耘于中西比较诗学和诗歌翻译研究，向英语世界译介了大量优秀的汉诗作品，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与沟通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然而，叶维廉及其译作在当前并没有受到国内翻译学者的足够重视，截至2021 年12月，在中国知网检索到的叶维廉古典诗词英译研究相关期刊文献仅有4 篇1。

叶维廉的主要古典诗词译著《汉诗英华》初译版（Chinese Poetry: Major Modes and Genres）最早由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于1976 年出版，该译著收入《诗经》以降至元曲的汉诗作品共150 余首的英译。叶维廉在该书中不惜篇幅地详尽阐释其诗学理念与汉诗英译思想，为各种专业术语提供细致注解，还呈现了他所独创的三级译文模式，通过“原文—注释—译文”三种汉诗形态的并置来重构原文的诗意境界，彰显出鲜明独特的学术翻译与深度翻译特征。在西方读者中广受好评，并被广泛用作美国高校教材，在欧美汉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1997年，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Duke University Press）发行了《汉诗英华》增订版（Chinese Poetry: An Anthology of Major Modes and Genres），修订再版后的《汉诗英华》不仅对第一版中的注解进行了改进优化，还增加了更为丰富的副文本元素，被誉为汉诗英译选集卓越之作，成为许多热爱中国文学的西方读者与学者了解和品鉴古典汉诗的重要窗口。本文拟对叶维廉《汉诗英译》增订版中的深度翻译现象进行研究，并尝试结合叶维廉的特殊文化身份对其深度翻译策略进行归因分析，探讨两者之间的有效互动关系，以期为深度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同时拓宽古诗词翻译研究的视野。

“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理论最早发轫于文化人类学的解释性研究，它的前身应追溯至文化学家Geertz 在1973 年提出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理论。1993 年，文化学家Appiah 正式提出“深度翻译”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一种积极的学术翻译策略，即通过添加文本注释，将译文置于源语文本丰厚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中，进而帮助读者真正地了解并尊重他者（Appiah 1993：817-818）。翻译学者Hermans 将“深度翻译”与翻译研究相结合，指出跨文化翻译中的译者须充分挖掘、再现原文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内涵，而深度翻译对帮助译者再现源语文化具有积极意义（Hermans 2003：387）。

thick translation 理论引入中国后，衍生出厚翻译、深度翻译、厚重翻译及丰厚翻译四种译名，国内学者也对它的理论渊源和应用形式等多个层面展开了探讨。段峰（2006）从阐释人类学角度探究深度翻译的理论来源，认为译者添加的文内注释和按语可实现历史语境的重建和对文本的再阐释；
赵勇（2010）以《瓦尔登湖》为个案，指出译者需通过添加注释、评注实现对原作文化语境的重构；
李雁（2014）借助Yealia 及“副文本理论”将“深度翻译”进一步细分为“文本内”和“文本外”两类，分析《红楼梦》法译本的深度翻译策略；
宋晓春（2014）引入“存在境域论”对《中庸》译本的深度翻译特征进行阐释；
周领顺、强卉（2016）探究“厚译”的层次和“厚译者”身份属性，指出“厚译”是翻译批评研究的有效理论工具。许明武、王烟朦（2017）从资本视角考察任以都《天工开物》的深度翻译策略；
蒋辰雪（2019）论证文树德《黄帝内经》译本的深度化语境在意义阐释、凸显文化特质与学术特性方面的功用；
张虹（2020）探讨《孝经》中的深度翻译与译者主体性间的关联；
廖志勤（2021）则从“多元因果论”角度解读小畑薰良《李白诗集》中深度翻译现象的社会文化动因。上述研究或对深度翻译理论进行追溯、批判与反思，或将深度翻译理论引入翻译批评当中，均肯定了深度翻译在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中的应用价值，拓展了深度翻译的理论内涵，丰富了深度翻译的实践方法。然而，目前国内的深度翻译研究多聚焦于古代小说、散文、科技论著等文化典籍，对于汉语古典诗词的深度翻译的研究尚未受到学界足够关注。

叶维廉的译著《汉诗英华》在首次出版后历经了多次再版，汉学家魏玛莎曾指出，《汉诗英华》对中西诗学差异通脱而又条畅的诠释为更广泛的阅读群体提供了纯正的美学享受（Wagner 1978：292），使其成为历久弥新的经典之作。本文主要选取1997 年发行的《汉诗英华》增订版进行研究，该版本名称为Chinese Poetry: An Anthology of Major Modes and Genres，全书共380 页，以时间为序收纳诗经、楚辞、乐府诗、山水诗、田园诗、五律、七律、五绝、七绝、词、曲共151 首，含有译序、引论、插图、注释、参考文献等多种副文本元素。最值得一提的是，该版本不仅保留了百余幅与汉诗原文对应的书法作品图片，还在初版的基础上增加了说明翻译目的的再版序言。

深度翻译既是翻译策略也是研究方法，其本质在于通过注释、注解及评论等，重新建构源语文本的文化信息网络，尽可能将原作丰富的文化语境呈现给读者（王雪明、杨子2012：103）。然而，对于深度翻译的具体实现策略至今尚未有定论，Appiah（1993：817）本人也强调深度翻译策略应视具体语境而定，如何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运用深译策略则取决于具体译者。李雁（2014：617）依据深度翻译出现的位置将其大致划分为两类，即文本内深度翻译和副文本深度翻译（亦称文本外深度翻译），前者主要位于文内，后者则由译序、前言、目录、图片、后记、参考文献等非正文部分的副文本组成。具体而言，《汉诗英华》增订版的文本内深度翻译包括：逐字注释、注解和脚注；
文本外深度翻译则主要包含：再版译序、引论、篇章简介、书法插图及参考文献。

3.1 文本外深度翻译

3.1.1 再版译序

新增的再版译序是《汉诗英华》增订版的最大亮点。译序中阐明了叶维廉的个人诗学观点、汉诗语言特质、翻译缘由、翻译方法及翻译目的等。叶维廉在译序开头即借庞德的振聋发聩之语“wrong from the start”，直击西方译介古典汉诗之偏失的要害，犀利批判西方译者长期以来对中国诗歌的严重扭曲（Yip 1997：xiii）。他认为，古典汉诗与西方诗歌拥有截然不同的美学特质，汉诗的意义产生与阅读接受以纯粹感知为基础，汉语的语言特性与西方也存在着天壤之别，前者能够脱离僵化的语法束缚将诗意无限延展，而后者则难以摆脱严格的句法规则（同上）。这一点在古典汉诗中尤为明显，古典汉诗常常仅由名词构成，遗憾的是，大多来自西方世界的译者在翻译古典汉诗时，往往倾向于遵循目的语严格的语法体系和语言习惯为源语添加各种人称、动词和冠词，对原文进行大幅改编甚至再创造，使得汉诗完全失去自身独特的异趣，叶维廉的“三级译文模式“正是因此而诞生的。接着叶维廉又阐述了自己主张在翻译汉诗时减少语言干预、保留原诗模糊思维空间的原因，即汉诗的语言特质天然地促成了诗歌物象与阅读主体间的松散关系与感知距离，故降低译者对原诗物象性的干扰，将读者置于更广阔开放的含混意义空间之中才是更好的选择。在这一前提下，如若对原诗字词进行逻辑思维加工，迫使原本隐藏在字词之下的意义网络浮出表面，将会极大局限读者的思维空间。最后，叶维廉谈到自己的翻译目的就是要匡正西方译者将目的语凌驾于汉语之上的偏失，向西方读者完整重现古典汉诗的卓越美感，使更多西方人贴近并感受到古典汉诗的异质之美。

3.1.2 引论

再版译序之后是长达27 页的引论，充分展现了译者学识之渊博与中外文学修养之高。引论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举例介绍古典汉诗的语言特质及视觉性，同时对古典汉诗英译本的案例进行分析，指出译者基于个人意志和解读对原文所做的增译、改编完全遮蔽了汉诗的隐含美感，扭曲了原诗的时空关系，破坏了读者的审美体验；
第二部分探讨英美诗人和批评家诗歌语言论的发展与流变，以西方诗歌为观照剖析中西诗学在语言和美学层面的差异；
第三部分为后记，是对前两部分的总结，简要阐明了译者在中西诗学互照互省下得出的诗学理念，即汉诗吸收道家、儒家之精神，其突出的视觉表现性与感知审美方式和西诗崇尚的“三段论”式启蒙迥异，因此译者应当忠实地将汉诗不加干涉的纯粹诗质带给读者。叶维廉坦陈自己的目的在于通过诠释中西语言与诗学的异同，唤起目的语读者对汉诗美学特性的意识，呼吁学术界提高对中国传统美学对现代英美诗学之启示的重视。

3.1.3 篇章简介

叶维廉为每一个诗歌类别附上了专门的篇章简介，对诗歌的发生、发展、特征、技法以及主题进行说明，使读者在品鉴译文前能够获得对该诗类的大致了解。对于译本中的部分主要诗人，如李白、王维等，译者也撰写了关于诗人生平、创作经历和诗歌主题的简要叙述。

3.1.4 书法插图

全书选译的151 首古典诗词均配有人工誊抄的书法作品，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魅力。将源语文本以如此鲜明而独出心裁的方式呈现读者，也是《汉诗英华》有别于其他古典诗词英译本的独特价值所在。

3.1.5 参考文献

《汉诗英华》增订版的参考文献仅有5 页，但其中最为显著的特点是译者对参考文献作出的细致划分。叶维廉一方面提供了有关亚洲研究、汉诗研究的导论性参考书目，另一方面又针对不同的诗歌类别分别为读者介绍了大量研究材料。

3.2 文本内深度翻译

注释是文本内深度翻译的常见形式，包含脚注、尾注等，多见于页面底部或译本末尾。古典汉诗的语言风格简练而富有哲思，其独具特色的汉语句法结构、对意象的大量运用以及中西文化间巨大的社会历史文化差异，为西方读者理解汉诗译文带来不小的挑战。为了尽可能保留古诗的语韵，同时为读者带去别样的诗美体验，叶维廉运用了大量注释来重构源语文化语境，这些注释体式不一，具体可分为三种类型：逐字注释、注解和脚注，其功能也多种多样，一些注释甚至服务于多种用途。

逐字注释为叶维廉首创，即通过字对字直译将原诗中每个词转换为英语中的对等词，引导目标语读者完成对原诗表层涵义的初步吸收。该类注释属于叶维廉“三级译文模式”的第二级，模式以叶维廉东西文学比较“模子”理论为基础，旨在尊重原诗的语言特质，在翻译时最大限度减少对汉诗原文的人为干预，通过还原原诗的审美经验，充分给予读者自由解读原诗的空间。

注解则主要出现在逐字注释之间，起到补充信息、举例说明、深入解释三个方面的作用。大部分注解用于提示读者原诗字词的词性、语法功能，也有部分注解用于标记诗歌修辞手法，如拟声词等。对于一词多义的情况，叶维廉也会用注解注明词义。当诗中出现稍令人费解之处时，他则通过注解作简要解释说明。在使用注解时，叶维廉也做到尽量权衡，一方面尽可能少用注解，以免影响读者阅读体验，另一方面则适当对必要信息作补充说明，以防目的语读者迷失于汉诗复杂的意义迷宫。

《汉诗英华》增订版共出现脚注49 条，分散在各个年代的诗词译文下方，且大多集中于唐诗部分。叶维廉主要通过脚注向读者提供文化信息，并且标明信息出处，有意识地向读者引荐更多文化名著，如“霜钟”的脚注“According to an entry in the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There are nine bells in Feng Mountains which will ring when frost comes.’”（Yip 1997：182）中就对《山海经》有所提及。脚注还用于介绍诗歌的互文关系，如关于《山居秋暝》与楚辞互文的脚注：“Allusion to two lines in theCh"uTz"u, South of the South,‘Summoning the Recluse’: ‘O Prince, return! In the mountain,you should not tarry.’”（Yip 1997：188），也用于对文化专有词进行阐释，如将caps 注解为“Synecdoche for officials of high-ranking positions.”，解释官帽对官位的隐喻（Yip 1997：203）。一些脚注也用于解释人物，如简述“卧龙”诸葛亮的人物经历（Yip 1997：205），还有一些脚注介绍文化典故，如此处引用西方学者观点，诠释“望帝化杜鹃”的文化内涵：

Wangti sent Pieh Ling to deal with the floods, and debauched his wife. He was ashamed, and considering Pieh Ling a better man than himself, abdicated the state to him.At the time when Wangti left, the nightjar began to call.That is why the nightjar"s call is sad to the people of Shu and reminds them of Wangti. When Wangti died his soul turned into a bird called the ‘nightjar.’summarized from Yang Hsiung and others by A.C.Graham（Yip 1997：213）

这些脚注以其负载的多重功能极大地拓宽了读者的文化视野。此外，如叶维廉在《东门行》译文下方所附上的脚注“This translation is based on the authorative reading of this poem by Yu Kuan-ying（seeYueh-fu shih-hsuan1954：30）.”所 示（Yip 1997：85），脚注为读者标明了参考文献信息，无疑增加了译文权威性，也为乐于探究的读者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参考资料。

格尔茨（1999：18）指出，以不削弱其特质为前提的完整重现，才是对民族文化的真正理解。植根于文化人类学的“深度翻译”本质是一种深度阐释式的文化翻译策略，这种以尊重文化异质性为基础，使用注释和术语解释来引导读者探索、学习源语文化的翻译方法迎合了更多普通读者，因而为众多译者所采用。在这一过程中，译者有意识地构建丰厚的语言文化语境，使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和谐相融，对源语语言文化的充分挖掘与重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其能动性作出的文化抉择，是译者自觉的文化态度的体现。译者将文化认同熔铸于整个翻译行为之中，进而影响译文的效果和译本的接受。因此，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的文化身份可为我们解读深度翻译现象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文化身份”是个人、集体或民族在与其他个体、族群的比照之下生成的文化归属感或文化身份认同。个体具有多种文化身份交叠的特征，个体文化经验中的方方面面，如种族、信仰、阶级、审美心理等，均可以成为定义其文化身份的标签（赵巍2015：133）。孙艺风、欧阳之英（2007：23）指出，翻译是文化与政治的“过滤器”，翻译的一切形式都离不开文化身份的影响。在全球化语境下，翻译本质是两种文化相互协商对话的过程，当自我文化和他者文化发生冲突时，译者必须通过相应的文化抉择实现跨文化汇通，而此时译者的文化身份则与其所作的选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可以说，译者文化身份就如同一扇双面镜，是我们窥探译者背后的深层社会政治文化因素及其翻译目的、翻译方法的重要信息源。也即是说，欲了解叶维廉深度翻译策略选择背后的动因，就离不开对其人生轨迹与文化身份的追溯。随着人生命运的流转，叶维廉踏上了文化寻根之途，逐步形成了多重文化身份，这些文化身份则在其不同人生阶段中直接影响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4.1 文学创作者：动荡流离与家国情怀

叶维廉1937 年出生于广东中山县，在战争年月中度过了童年时期。1949 年，叶维廉全家为躲避战乱逃往香港，也正是在那里，他和汉诗结下了不解之缘。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时期，叶维廉如饥似渴地吸收前辈诗人留下的成熟果实，在16 岁时写下处女作《海里一朵花》，与人合办诗刊《诗朵》，惜未落实。这时他的诗多写生活所见的不公，揭露社会与时代的黑暗面。当时香港仍处在殖民文化笼罩下，殖民地复杂的社会面貌也令叶维廉深刻体察到中国人面对时代剧变与生存苦难而遭遇的文化身份危机。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叶维廉“为追寻和建立属于中国的自我”到台湾求学（朱徽1997：100），先后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和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研究所。在求学期间，叶维廉积极参与文学创作和诗歌运动，他认识到国人“需要治疗的是心，不是……由于民族流离、思想切断、思想错乱所引起的中国文化脱臼以后的危机，必须要通过……对这忧患所进行的历史的认识、哲学的思索和艺术的体验去掌握……在传统和现实切断的生活间重建文化的和谐感”（吴欢章1999：106），于是他以诗为器，在纷乱的世界中探索现代中国的道路。随时局动荡而颠沛流离的青年叶维廉对祖国有着深挚的爱，那时荒芜的中国文坛上洒满了异域情调的种子，叶维廉却仍然坚持创作怀念故土、抒发内心“郁结”的诗作。他在1956 年写下的《元旦》中，倾诉由空间隔断而产生的游离不定之感和文化焦虑：

窗格上玻璃不停的悸颤，/震碎我们每个新的愿望。/我们贫乏的力量再不敢/在想象和想象的事物间/实践太热切的旅行，不敢/迎接那些无力欲灭的灯光，不敢认知/我们尚未认知的城市，不敢计算我们将要来到哪一个分站，/或分清我们现在坐卧的地方。（杨匡汉1993：10）

他的成名作《赋格》（1959）写于“郁结”最为浓烈的人生阶段，“刻写了孤绝禁锢感、与原乡割切的愁伤、绝望、记忆的纠缠、恐惧和犹疑”（叶维廉2003b：200）。可以说，文学创作是叶维廉追索生存文化之意义、建构文化身份的寻根之路的起点。

4.2 海外汉学家：文化碰撞与学术选择

像“五四运动”以来的许多先辈一样，叶维廉也是既创作又从事文学研究。他坦言：“诗的创作就是自己投身比较文学研究的最重要动因之一”（叶维廉2003a：6）。在台湾大学修读本科期间，他曾写过《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与库莱的<愿>之比较》一文，体现其对比较文学研究的鲜明问题意识。1963 年，叶维廉赴美，先后在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 和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获得艺术学硕士学位和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旋即到加州大学任教。此后，叶维廉将一生精力最充沛的四十年献给进步的中西文学比较事业。作为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海外华人学者，叶维廉将中国文学置于广大的世界范围内，秉持对传统的信任、复活中国文化的信念，对中国文学重新加以认识和审视。他提出的“文化模子”论，意在破除文化绝对同一的理论幻想，强调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主张以中西文化互照、互识、互省为前提开展平等和开放的对话。

叶维廉心中充满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和对历史与文化的负责精神，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愈发强烈。早在青年时期，叶维廉就曾敏锐捕捉到海外华人所面临的文化身份危机，他指出海外华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具有思想启蒙作用，必须破除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推崇，“用理性的眼光看待自我，形成自我的价值观念”（刘毅青2012：118）。而在美国接受的西方理论系统教育更令叶维廉对西方文化的弊病有了清醒深刻的认识，转而从中国传统美学中找寻新的研究道路。在怀念母亲的文章中，叶维廉曾吐露自己对重现中国文化独特美感的殷切渴望与深切体悟：

当我再一度被迫离开我熟识的空间和文化的中心而流徙到外国的时候，这份对中国的固执的爱，忽然升华为一种无比的力量，把我推向新的领域，使我更清澈地认识到中国深层文化的美学形态和这形态所能在现代中国复活的民族风范。（吴欢章1999：107）

他力图跨越文化的时空边界，用古代中国的智慧观照现代，从中国文化的自我立场比照西方文化，实现二者间的汇通。

4.3 离散翻译家：空间离散与民族良知

不论是作为作者、学者还是离散译者，叶维廉的文化身份皆发生于他一以贯之的民族热忱，正是这份赤诚的情感推动他将创作与研究贯通于翻译实践，以诗人和学者的眼光向西方读者深度诠释中国诗学之美。在他的文化寻根之途中，学术研究与翻译实践是重要的两环，研究是翻译的铺垫，翻译则是对研究成果的呼应。在美国学习比较文学时，叶维廉就有了明确的规划：“一、通过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研讨，肯定中国特有的美学形式。二、通过翻译上的实践，肯定中国传统美学的表达形式”（萧乾1984：241）。叶维廉自觉身负一种文化使命感，在对外译介汉诗的过程中捍卫中国文学正统，将中国文学的异质之美推向世界。

叶维廉的译者身份起始于大学时代，他在台湾就曾翻译了艾略特的名著《荒原》。远赴美国求学后，有感于西方译者对中国汉诗固有情调和意趣的恣意扭曲，叶维廉的民族良知使他下定保护中华文化的决心，他的翻译实践也主要从译入转向译出。叶维廉在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译介台湾地区汉诗，成品诗集《中国现代诗歌》于1970问世，随后又相继出版了《王维诗选》（1972）、《汉诗英华》（1976；
1997）、《防空洞诗选》（1992）三部译本。对叶维廉来说，翻译不仅维系着他一贯充萦心间的广大情怀，更是对他的比较诗学理论体系的贯彻、丰富和完善。宇文所安（Owen）曾指出，《汉诗英华》就是叶维廉中国诗学理论的跨文化实践，这表现在他为译本所添加的引论和篇章简介（Owen 1977：100）上。此外，叶维廉的古典汉诗论以道家美学观为基础，认为读者与原诗间存在广泛的意义空间，读者能够在这些空间中自由穿梭，对原诗进行解读，所以他在编译《汉诗英华》时就有意识地选择“感物或体物诗歌”而较少收录“格致物理的叙事诗”（刘华文2015：73）。叶维廉所创的“三级译文模式”同样是其理论实践的例证，也是对古典汉诗异质美的复归，直译与意译的译文组合成功实现了忠实与务实的双重效果，既保证了读者接受，也重现了原作纯粹的诗意和诗质。

除了比较诗学观念以外，叶维廉对文学翻译的洞见也为他的汉诗英译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撑。他指出，翻译作为文化的“通驿港”，必然牵涉两种语言、文化系统以及意识形态间的协调，而译者的任务就在于努力调解、缩小两方的差距，在最大程度上达成汇通（朱徽1997：103）。这种汇通不仅表现在美学、语言层面，还表现在文化背景层面，为此叶维廉尽可能通过各种副文本手段向目标语读者传递原文中的文化信息，如通过脚注阐述典故、人物的相关细节，借助书法插图为读者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等。

本文从“深度翻译”视角审视叶维廉古典汉诗英译本《汉诗英华》增订版，并结合其文化身份的建构加以解读，发现叶维廉的离散经历是促使其采用深度翻译策略的重要动因，而深度翻译的运用也使得译本在学术性和可读性层面得到提升。在叶维廉不断流徙的前半生中，空间离散始终推动着他完成对自我文化身份的建构，进而通过作者、学者与译者的身份转变，突破流离“无根”的“郁结”，实现文化寻根的幻梦。正是出于对民族的热爱与期待，叶维廉秉着文化自信投身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中，继而在翻译实践中贯彻复活中国文化的崇高理想。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的《汉诗英华》，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也为未来的汉诗外译带来了新的启示。

注释：

1 4 篇期刊文章分别为：刘锦晖（2020）对叶译《念奴娇·赤壁怀古》语言、形式、内容及译者决策原因等的多维度分析；
洪越（2020）考察王维诗歌在美翻译与研究状况，指出叶维廉的《藏天下：王维诗》译本是对其诗学理论的实践；
刘性峰、刘华文（2013）系统研究了叶维廉“以物观物”的理论根源于批评方法，认为叶氏诗学主张对其诗歌翻译策略产生了深刻影响；
蒋洪新（2002）对叶维廉翻译理论、诗学观点与翻译成就进行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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