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籍文典中探寻蚕丝业和蚕丝文化

任梓仪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

家蚕起源于中国，迄今有超过5 000年的历史[1]。蚕桑丝绸业作为我国古代发明的一项重要产业，促进了我国历代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做出过突出贡献，因此“农桑并举”历来是中国古代的基本国策，“男耕女织”则是农耕社会的生活写照。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2]同时，人们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创造和积累蚕丝科学知识，且不断吸收和引进新理论和新技术，形成了完整的蚕丝业学科体系，成为人类文化知识宝库之一。另外，蚕桑丝绸也是我国与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名片，主要由丝绸贸易产生的“丝绸之路”成为中外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时代跨越至21世纪，“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秉承古代丝绸之路开放、包容、和平、合作、互学、互鉴的理念，促进了丝路沿线国家在经贸、科技、人文、生态上的互利共赢[3]，也是蚕丝业的精神内涵又一次起到的巨大社会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要建立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蚕丝业及蚕丝文化绵延了至少几千年，有关蚕桑、丝帛的论著和古籍浩如烟海，皇皇巨著也不足以概括其全貌。本文拟从历代的文献资料中抽出一鳞半爪，寻找、印证蚕丝业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文化印迹，希望借助这些小小的“贝壳”去充盈蚕桑丝绸业的浩瀚“大海”，但难免管中窥豹，只见一斑。

“西陵氏始蚕说”是流传于今关于蚕桑起源的传说之一，这是在文字未发明以前，人们从神话传说中传承下来的对历史的某些记忆。“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和织造丝绸的国家，并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4]这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夏鼐先生所言，并从很多考古实物中得到了证实，比如距今约7 000年的河姆渡遗址就呈现蚕茧利用的奥秘，5 6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碳化的丝麻制品等[1]。但文字发明以后，人们便可从现存的史料中较好地了解历史和文化。

毕生致力于蚕业史研究的周匡明先生认为《夏小正》是开启蚕文化研究的金钥匙[5]，目前学界考证也认为《夏小正》既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科学文献之一，也是最早的一部农事历法文献[6]，《史记·夏本纪》记载：“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7]，说明《夏小正》成书于春秋时代之前，其内容保留了许多夏代的东西。《夏小正》全文四百多字，文句简奥不下于甲骨文，按月记载星象、物候及生产方面的大事；
行事历三月事项里记载“摄桑委扬，妾子始蚕，执养宫事。”简短的12字高度概括了当时的蚕业生产现状，记述了我国从远古原始农业过渡到传统农耕文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史迹，可谓“开启蚕文化的金钥匙”[5]。

如果说夏代以前的历史无文字记载，也少有地下文物佐证，或者对《夏小正》的成书时间尚存疑虑的话，人们对甲骨文的评价确是相对一致的：是最早的成熟的汉字，为殷商时期的通用字体[8]。现存甲骨文单字约3 654个，已识字有1 301个[9]。据胡厚宣先生《殷代的蚕桑和丝织》称，甲骨文中有大量从桑、蚕、丝、帛、束等字；
且与“丝”字相关的总共100字[10]。李发等[11]综合各家意见，认为甲骨文中与“丝”相关的字有53个，比胡厚宜先生的少了接近一半的原因是归并了许多异体字。不管是胡厚宣先生认为的100字还是李发等统计归并的53字，都说明与“丝”相关的文字在甲骨文中的使用量很大，反映出在商代蚕丝业已经相当发达，蚕桑丝织已成为殷商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周匡明先生以“桑”字为例，分析出“桑”字在甲骨文中出现6种类型，从属3种剪伐树型，对照到现代的树型术语，分别为乔木桑、高干桑和低干桑[12]。这与战国时期铜器上的采桑图相互匹配，是否从侧面印证，我国的桑树栽培形式从乔木桑到高干桑，又到快速成林的低干桑的时代下限应上推到商代晚期？

甲骨文中的“蚕”字屡见不鲜，但是由于甲骨文多为卜辞，想要从中了解很多的蚕桑生产信息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乎省于蚕”出现了9次之众，周匡明先生推测可能是蚕发病了，催促朝廷“快派人去查看蚕事”[12]。蚕事的普及必伴随着丝绸业的发展，因此甲骨文中屡屡可见与“丝”字相关的文字。一般认为，甲骨文的象形文字绝大部分出自商朝后期，而商国的位置处于当时的地理中心地带，也给做买卖的带来了便利。《管子·轻重戊》中写道“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利民，而天下化之。”说明殷商时期的帝王就已经拥有大量的丝帛，足以建立仓库保存，是商品交换的主角，并提倡大力发展栽桑、养蚕。一般来说，一个事物从发生到发展总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和积累的，远古时代的通讯、交通都极不发达，从蚕丝业的开创到丝帛成为殷商时期商品交换的重要角色，必然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因此有理由相信蚕丝业的起源历史更加源远流长。

如果把夏代看作华夏民族进入文明门槛的启蒙期，又经过夏、商千余年的磨合，周代应该说进入了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大发展时期，而这个时代的《三礼》(指《仪礼》《周礼》和《礼记》)就是正统的“礼典”，里面记载“王亲耕，后亲蚕”，从“礼”中规定“中春，诏后帅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又说“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为之，筑宫，仞有三尺，棘墙而外闭之。”意思是仲春时节，帝后要率领公卿的妻子及有爵位的妇女去北郊准备蚕事，而且规定蚕室要建在靠水的区域(便于清洗)，但是地势要相对高且比较干爽、环境又能密闭的地方[1]。但是所谓的“后妃亲蚕”“夫人蚕缫”之礼只是一种仪式，是表示对上天和祖先的尊敬，而“后妃”和“夫人”们多半是不会亲自去劳作的，正如《堆雅》所言“王亲耕，三堆而止；
后亲蚕，三洒而已。”终日耕作和养蚕的只是普通民众或者说奴隶们[13]，因此栽桑养蚕已然进入寻常百姓家(尽管最后的丝绸产品多半不能被百姓享用)，这些蚕事活动都可从中华文化的瑰宝《诗经》中找到佐证。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由孔子筛选编辑，收录了我国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305篇诗歌，分为风、雅、颂3个部分。《诗经》内容涵盖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生活、劳动、治国、外交等各个方面，所以孔子曾对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内容丰富的《诗经》中关于蚕桑丝绸的文字也屡见不鲜。“国风”中《魏风·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反映了当时有大面积的桑园出现，勾画出清新恬淡的田园风光，体现了华夏先民的勤劳和乐观。《郑风·将仲子》则写道：“将仲子兮，无踰我墙，无折我桑”，大意是说小二哥啊，请你不要翻越我家墙院，弄折了我家的桑树，说明当时人们的房前屋后也是栽植桑树的[1]。

再看《诗经》里最长的《豳风·七月》，详细描绘了周代人生产、生活的场景，下面选取2段与蚕桑丝绸有关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14]这段话大体的意思如下：明媚的春光照着田野，莺声呖呖。妇女们背着筐儿，结伴前行去田间小路上采桑。她们的劳动似乎很愉快，但心中不免隐隐忧伤，因为她们看见贵族公子正朝这边走来，害怕被掳去而遭凌辱。接下来写妇女们的蚕桑纺织之事：修剪桑枝，采摘桑叶，纺纱织绸，再染成黑色或黄色，而最鲜亮的是朱红色。可惜这些都不是为自己，最后都给王公贵族做了衣裳。诗中描写的明媚的田园风光与清苦的劳动妇女形成强烈反差，反映出奴隶社会阶级压迫的不平等，同时也说明栽桑养蚕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只不过最后的绫罗绸缎即产出的成品都穿在了王公贵族的身上。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15]取自《诗经》中《卫风·氓》片段，记录了一个贼忒兮兮的男子，抱了一堆布匹来换丝，可他哪里是来换丝的呀，分明是来撩拨女子的，这女子偏偏还被这个油腔滑调的家伙迷惑了，还送他走远；
甚至娇嗔地埋怨：好歹找个媒人来走个过场呀，这么一埋怨，男子只好上前安抚，并约好秋天来提亲。这里的丝做了媒介和道具，串起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诗的第三节，“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是说桑树叶子未落时，绿萋萋的缀满枝头。嘘嘘那些斑鸠儿，别吃我的桑葚！再告诫那些年轻姑娘们，别对男人情依依！诗中女主无比沉痛地控诉婚后被丈夫虐待和遗弃的痛苦，尽管该女子非常难能可贵地冲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她依然与逆来顺受的妇女命运殊途同归。这里的桑叶和桑葚没有特殊的含义，只是生活中常见的植物叶片和果实，与“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的写法类同，可见在当时栽桑养蚕已经与平常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汉、唐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的鼎盛期，彼时“农桑并举”“耕织并重”已经成为国策，作为农业重要组成部分的蚕丝业已经非常发达，有关蚕丝业的史料也很丰富。在汉代发生的众多与蚕丝业相关的史实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便是张骞出使西域，开创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至此东西方文明通过“丝绸之路”展开了频繁的交流，丝绸也作为当时输出的大宗物资和文化名片而传到世界各地。其后，这条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以她的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精神，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了中国最具世界影响力和开放性的文化遗产[16]。其二便是西晋时的哲学家杨泉撰写了《蚕赋》，仅用127个字便概述了家蚕的饲养生产全过程，展现了距今1 800年前人们的养蚕生产面貌，为研究我国古代蚕丝业及蚕丝文化留下了一份厚重的历史遗产[17]。

唐朝作为后继者，基于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经济发展齐头并进，以一个更强大的封建帝国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据《资治通鉴》记载：“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1]可见唐代也是我国蚕桑丝绸大发展期。唐诗，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以其数量之众、内容之广、思想之深、情感之丰，又兼富意蕴和神韵，注定了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璀璨的明珠，因此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前文所述，以桑、蚕入诗在《诗经》中屡见不鲜，那么作为写尽天下事的唐诗就更常见了。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是盛唐诗人王维的《渭川田家》，诗人用白描的手法，描写了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恬然自得的田家晚归景致。听着那雉鸡鸣叫，看着那麦将抽穗，蚕又眠了，桑叶也所剩不多。农夫们结束了一天的农活，扛着锄头回到了村里，笑嘻嘻地相互招呼……如此安逸的生活真让我羡慕，禁不住吟起《式微》[18]。一幅栽桑养蚕、男耕女织的田园牧歌跃然纸上，也体现出盛唐时期农业经济的发达，因为当时蚕丝不仅解决穿的问题，也是实物货币，据史料记载，当时朝廷收受绢帛数量占全部赋税的三分之一[19]。“蚕桑之利十倍于农事”，在比较效益如此显著的情况下，蚕桑业必然迎来大发展。

作为唐朝最负盛名的诗人李白，也屡屡在诗中提及蚕、桑，如《五月东鲁行答汶上君》中写道“五月梅始黄，蚕凋桑柘空。鲁人重织作，机杼鸣帘栊。”[20]是说五月份梅子开始发黄，蚕也结茧化蛹，桑树叶也采光了。鲁国(今山东)人重视纺织，家家垂帘织布，机杼轰鸣。李白在另一首诗《陌上桑》中写道：“美女渭桥东，春还事蚕作。五马如飞龙，青丝结金络。不知谁家子，调笑来相谑。妾本秦罗敷，玉颜艳名都。绿条映素手，采桑向城隅。使君且不顾，况复论秋胡。寒螀爱碧草，鸣凤栖青梧。托心自有处，但怪傍人愚。徒令白日暮，高驾空踟蹰。”整首诗写的是秋胡戏妻的故事，大意是说：春天正值蚕作的时候，有个美女在渭桥东采桑。遇到1个乘坐五马之车的太守，竟然前来调笑采桑女。而这位采桑女名为秦罗敷，她的美貌名扬都城，连使君那样的高官的调戏都不为所动，何况秋胡那样的人呢，等等。全诗高度赞扬了罗敷的美貌以及坚贞自洁；
同时诗人也以此寄托自己对国家、对君王的忠诚[21]。史书记载，天宝年间，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称赞与推荐，唐玄宗读了李白的诗赋，十分仰慕便召其进宫。随后李白供奉翰林，主要任务是给皇上写诗文娱乐。这样一位才高八斗的诗人，他以采桑女来寄托自己的情感，虽说养蚕织布的女子处处可见，但依然是美好、坚贞的形象代表。

白居易是与李白齐名的诗人，但是因为身处晚唐，他诗作里又呈现出另一幅景象，比如白居易的《重赋》云：“织绢未成匹，缥丝未盈斤；
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揭示了中唐时期赋税严重的事实，当时刚经历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而衰，唐德宗用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法，变革了税制，加上官吏的巧取豪夺，出现聂夷中《咏田家》中描写的“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的悲惨境遇，即二月还未着手养蚕，五月的稻子还处于青苗期，然而，贫苦的农民迫于生计，竟不得不以未来的新丝、新谷作抵押，借上“驴打滚”的高利贷，以剜心头肉之痛来解燃眉之急，可悲可叹又无能为力；
同时也说明了“丝”与“谷”已成为流通领域中的商品。同样的社会场景还在杜荀鹤的《题所居村舍》可见，“家随兵尽屋空存，税额宁容减一分。衣食旋营犹可过，赋输长急不堪闻。蚕无夏织桑充寨，田废春耕犊劳军。如此数州谁会得，杀民将尽更邀勋。”[18]还有其另外一首《蚕妇》诗中云：“粉色全无饥色加，岂知人世有荣华。年年道我蚕辛苦，底事浑身着苎麻。”前者就是晚唐的战乱纪实，诗人将村居的耳闻目见和萧条凋敝写进诗里，揭露了社会政治的昏暗和民不聊生。后者是借1位养蚕妇的口吻，向不合理的社会发出控诉。这与宋代诗人张俞《蚕妇》中描写的“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人物命运如出一辙。这2首《蚕妇》都用对比的表现手法，写出了养蚕妇的贫穷无奈和统治阶级的不劳而获，虽写作年代不同，但是应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如田芝健[18]所言，从数首唐诗“可见唐代蚕桑兴衰之因由”，也见证了唐代社会的兴衰。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不管从思想内涵或题材表现上来看，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又经过世俗化的图解后，一改传统文化阳春白雪的形象，以动人的故事走进了千家万户。《红楼梦》位居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和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前八十回中就频繁地描述了与丝绸相关的服装、面料及陈设用品等，如《红楼梦》第五十一回：“凤姐命平儿将昨日那件石青刻丝八团天马皮褂子拿出来，给了袭人。”第七十一回：“内种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屏十二扇，是大红缎子缂丝满床笏，一面泥金百寿图的，是头等的。”[22]这些描写生动详实地展现了清代丝绸业的发展状况和各类丝绸制品的功能。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四十回，贾母叮嘱王夫人给黛玉换窗纱引发的一番议论：“那个软烟罗只有四样颜色,一样雨过天晴，一样秋香色，一样松绿的，一样就是银红的。若是作了帐子，糊了窗屉，远远地看着，就似烟雾一样，所以叫软烟罗。那银红的叫做霞影纱，如今上用的库纱也没有这样软厚轻密的了。”[22]老祖宗这种既为丝绸专家，又颇艺术性的描述震惊了在场所有人，就连作为皇商的薛姨妈也说“别说凤丫头没见，连我也没听见过”，可见软烟罗的珍贵稀有。据资料记载，“罗”在中国古代丝织品中排在绫之后，又分为生罗、熟罗、横罗、直罗、七彩罗、九丝罗等，而软烟罗只是其中的一种。别人想做衣裳都不能，而贾母发现黛玉的窗纱颜色旧了，与潇湘馆满院子翠竹撞色，不但影响美观，也给人有悲凉感，可见贾母对外甥女黛玉的细微又深沉的疼爱[23]。《红楼梦》中还有各种绫罗绸缎等丝织物品的描写，比如，第三回黛玉初进贾府，见宝玉的日常穿着为“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绫裤腿，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贾母正房有“锦茵绣屏”，贾母“穿着青绉绸一斗珠的羊皮褂子”[23]，第四十二回宝钗叫丫鬟向凤姐要一块“重绢”用于作画；
而丫鬟媳妇们背心的通用面料为青缎，第三回中黛玉只见“一个穿红绫袄青缎掐牙背心丫鬟走来”[24]。众所周知，《红楼梦》是以金陵贵族名门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的，而丝绸产品历来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书中出现如此多的丝绸相关服饰和饰品等就不足为怪了。另外，据历史考证，《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祖上曾为清代江宁织造局的世袭织造(官职名)，历任60年之久，这可能也是曹公能在著作中生动地展现浓郁的丝绸文化气息的原因之一吧。

清代传奇小说《镜花缘》是一部与海洋文化有关的名著，其中前半部分是写林之洋、唐敖、多九公3人乘船在海外游历30多个国家的故事。当他们来到大人国时，看到该国“官员的脚下多用彩绫遮”；
林之洋等到了长人国，卖了许多蚕茧出去，他们还在交流生意经时说道：“这两样(蚕茧、酒坛)都是并不值钱的，不想他们视如至宝，倒会获利。”[25]“又走几时，到了巫咸国，把船收口。林之洋发了许多绸缎去卖。”他们还碰上一个该国的棉花经纪人，要杀来自国内的宣氏和其侄女姚芷馨，原因是这2位将我国的栽桑养蚕及纺纱织绸技术传到了巫咸国，导致棉花经纪人失去了原来的生意而要杀她们。当然，唐敖一行救了她们，并带她们回到国内，这是后话。诸如此类的描写在小说中还有多处，从这些描写中可见在我国常见的蚕桑丝绸在其它国度(虽是虚构)确是很罕见、很珍贵的，这也印证了夏鼐先生所言的“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和织造丝绸的国家”[4]，因此《镜花缘》又可称为描绘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各国民俗风情的画卷。

嫘祖养蚕缫丝，始有绫罗衣锦及世。从此我们的古人就由“茹毛饮血，衣其羽毛”的蒙昧时代进入了锦衣绣服的文明社会。蚕桑文化的发展，使中华文明的纺织业领先于世界数千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认为丝绸或许是中国对于世界物质文化最大的一项贡献[26]。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蚕桑文化已深深地渗透到历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对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成为中华民族浩瀚文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他还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挖掘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践行文化自信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猜你喜欢 蚕丝蚕桑丝绸 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助推高县蚕桑高质量发展四川蚕业(2021年2期)2021-12-03东华大学研发出可体内吸收型蚕丝导线纺织科学研究(2021年1期)2021-03-19南部县蚕桑多业态发展探索四川蚕业(2021年4期)2021-03-08仪陇蚕桑园区化发展思考四川蚕业(2021年1期)2021-02-12普格县蚕桑产业扶贫的实践与成效四川蚕业(2021年1期)2021-02-12遥望“丝绸路”人大建设(2018年9期)2018-11-13春蚕丝尽便会死吗小学阅读指南·低年级版(2017年4期)2017-04-24丝绸般的黑发，盘旋少女顶上Coco薇(2015年5期)2016-03-29我的新发现作文与考试·小学低年级版(2015年24期)2016-02-25丝绸情调Coco薇(2015年12期)2015-12-10

推荐访问:蚕丝 探寻 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