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视域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的适应与选择

陈彦彦，陈圆圆，朱志远

(1.安徽开放大学 文法与教育学院，合肥 230022；
2.安徽开放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合肥 230022)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为使国际社会更全面地认识中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以下简称《治国理政》)一至三卷多语种版本于2014年—2020年陆续发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英语版本海外馆藏最多[1]，受到广泛好评，成为近年来我国外宣翻译的典范。因而，认真思索《治国理政》(一至三卷)英译本的成功译介经验，探讨译者译介政治文献的策略选择，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与重大的现实意义。

21世纪初，我国学者胡庚申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引入翻译领域，从生态学 “适应”与“选择”的角度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方法及原则等进行全新阐释，提出了一套系统理论——翻译适应选择论，进而创立了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

胡庚申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2]86。翻译过程包含“译者的适应”和“译者的选择”两个阶段。处于中心地位的译者集适应与选择为一身[3]97——一方面，译者须不断适应原文、原语和译语世界中由语言、文本、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动因素构成的翻译生态环境[2]224，受其选择和制约；
另一方面，译者选择在何种程度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构成要件，并代表翻译生态环境选择最终的译本行文。翻译以“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为原则，具体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原则上在翻译能力、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面力求多维度地适应，继而依此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3]129。而在适应性选择转换的过程中，译者的翻译操作相对集中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故其翻译方法也称作“三维转换”法。译文的质量取决于“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程度。最佳译文是译者在翻译中努力维持生态平衡和谐，不断优化适应与选择的结果。

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范式，生态翻译学“以‘适应/选择’为理论基石，从生态整体主义的角度研究翻译活动，系统探讨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关系和作用”[4]，帮助人们对翻译作品进行分析和解读，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故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适应选择论角度，考察和解读《治国理政》(一至三卷)英译过程，探讨在外宣生态环境下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分析高质量译文产生的原因或条件，并全面审视译者的翻译策略，希望能够给予其他译者启发。

根据翻译适应选择论，在“汰弱留强、适者生存”的法则下，译者具有本能的选择性适应能力[3]101。这种本能一方面使译者在能力上不断自我完善以适应特定翻译生态环境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使译者主动分析翻译生态环境众多要素间的互动关系，进而作出权衡和适应。

(一)译者对翻译能力的适应

作为翻译过程的操作者，译者的能力对译文的质量起到关键性作用。《治国理政》(一至三卷)收录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2012年11月至2020年1月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批示、指示、贺信等270篇，共计54个专题，高度凝练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深邃智慧和执政方略。《治国理政》(一至三卷)高屋建瓴、博大精深,以其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要求非常高。

《治国理政》(一至三卷)的翻译团队由来自中央编译局及其相关单位的20余位资深翻译专家组成[5]37。团队成员谙熟中西方语言文化，拥有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而且具备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文化素养。同时，翻译团队还制定出了科学严谨的翻译工作流程。据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定稿人王明杰介绍，从翻译到付印，共设有20多道工序，包括初译、外国专家改稿、中国专家核稿、多遍次校对清样等多个环节[5]38。中外译者联袂合作，以强烈的使命感、极强的责任心、精湛的专业素质和过硬的翻译能力，为译文的高质量水准提供了坚实保证。

(二)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

翻译生态环境是影响译者适应与选择的一切外在因素的总和[2]90，既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因素，也包括文本、语言、读者和作者等微观方面。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国际社会研究中国、学习中国的热情持续高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6]162。在此背景下，《治国理政》(一至三卷)的英译既适应了国际社会深度认识中国的现实需求，也契合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时代要求。

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文献，《治国理政》(一至三卷)有着鲜明的特色：内容博大丰富，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等多方面内容；
语言平实生动，既有传递治国理念的特色词汇和淳朴话语，又有表达治国情感、彰显文化自信的古文诗词；
受众极为广泛，对内是我国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对外是国家政要及普通民众。对译者来说，如何将党和国家的治国理念、习近平总书记的深邃思想特别是他极具特色的语言风格翻译转化成能够使他国读者入脑入心的文字，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正如翻译团队成员在接受在采访时所说：“我们对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要深刻理解，不能仅停留在字面上”“翻译中需要反复推敲、精雕细琢，找出最准确、最直接的对应词”[7]；
“读者对象是比较大众的……他们虽然对中国感兴趣，但对中国知识基本是空白。我们翻译的第一个目的是让别人看得明白”[8]。翻译团队对国内外需求、中外语言差异、原文意义、受众接受等多方面作出了精准把握，积极主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在翻译操作阶段作出了优化选择，是《治国理政》(一至三卷)译本获取巨大成功的奥秘所在。

生态翻译学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至少实现“三维”转换,即“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因而，我们从这三个维度也可以窥探出译者在不同体裁、不同语境下采用的具体翻译策略及其效果。

(一)语言维

语言是翻译的媒介和基础，翻译首先进行的是语言层面的操作。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对语言理解与表达的过程，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3]134。

政治文献用语往往体现国家方针政策，涉及国家主权、内政外交等多方面，政治性强、敏感度高。考察发现，译者用词高度严谨规范。如对“大国”一词的翻译，译者没有套用西方习惯用的“major power(s)/great power(s) ”，而是将其译为“major country”。译者的这种创新，为的是避免读者产生强权政治或霸权主义的联想，从而精准传递中国永远不争霸不称霸、谋求合作共赢的外交主张。再如，在关涉祖国和平统一政治立场翻译方面，译者用“reunification”而非“unification”对等“统一”2字，坚定表达港澳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不争事实。译者仔细推敲英文词义，掌握其轻重褒贬，精准无误地传达出了原文的政治立场。

话语风格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讲活中善于引经典、打比方，用质朴生动的语言讲述治国理政的道理。翻译中既要把握好这种风格，又要顾及汉英两种语言及思维模式的差异。

例1：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党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这样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则天下之势一矣。”[9]86

译文：The Central Committee,like the brain and main part of a body,must bethe sole authority that makes the final decisions,so that it can control the subordinate parts just as “the body employs the arms and the arms employ the fingers without any difficulty,then the country runs as a whole.”[10]108

原句意在阐明确保党中央的权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根本保障。句中“大脑”和“中枢”2个意象为汉英共有，译者采用直译方法将其移植入译语，毫无违和感。对于成语“定于一尊、一锤定音”，译者则根据意旨采用解释性翻译，译为“the sole authority that makes the final decisions”，语义表达十分准确。“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典故出自南宋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太祖皇帝》，意思是政令执行就像身体指挥手臂和手臂指挥手指一样灵活自如、行动无阻，这样治理国家就能够步调一致、行动统一。译文将2个“如”字整合为一，通过重复“employ”和“arms”达到语言的衔接和连贯，既符合英语语言的表达习惯又忠实于原文的节奏感。译者采用灵活的翻译方法，不仅保留了原文生动形象的话语风格，也让译语读者理解了原文的精髓要义和丰富内涵。

例2：坚持党的领导是方向性问题，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决不能羞羞答答、语焉不详，决不能遮遮掩掩、搞自我麻痹[9]85。

译文：It is a primary requirement to uphold CPC leadership.We must beclearandsteadfastin this stance,rather than beinghesitant,vague,evasive,or diffident[10]10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常用四字词语，语言铿锵有力，言简意赅。例2划线部分若按字面直译，译文就会拖沓冗长，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对此，译者紧扣每个四字结构的语义实质，采用意译方法缩减意群。这种简洁的表达既准确传达了原文语义，保留了质朴文风，更凸显出领导人的语言特质和个人魅力。

译文：We must use rules to supervise officials and their exercise of power in protecting blueskiesand increasing greencoverage[10]422.

不同于例2中四字结构的压缩译法，例3中划线部分采用增译方法将原文中隐而未言的部分显化出来，有助于读者理解“蓝”和“绿”的具体所指——护的是“蓝天”，增的是“绿植”，译者的信息补充准确到位。如果译文为blue and green，语义就会非常含糊，让读者不知所云。

例4：这些年，我国农业连年丰产，农民连年增收，农村总体和谐稳定[9]256。

译文：Withyears of bumper harvest,farmers have increased their incomes,generallyensuringstability and harmony in rural areas[10]300.

汉语表述如行云流水，语法上具有意合的特点。原文 “农业、农民、农村”形成并列， “丰产、增收、稳定”内涵层层推进，整句简洁流畅。虽无任何衔接词，但汉语读者能够读出隐藏在其中的逻辑关系。而英语重形合，句子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要借助连词、代词、介词或其他一些语法形式才能表达出来。译者准确把握住了原文语境下3个动词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增加介词with 和动词ensuring以打破原文的平行结构，将其译为含有复合结构和伴随状语的简单句，使原文隐含的因果逻辑显化出来。译者在句法层面的适应性转换和适当的信息补充，使译文更能被目标读者接受。

由此可见，《治国理政》(一至三卷)的译者主动适应原语和译语的翻译生态环境，认真考虑原文与译文在词汇、句法和修辞层面的对等程度，翻译时进行了动态的适应性选择。《治国理政》(一至三卷)的译文在语言层面既准确体现了原文内容，保留了原文风格，又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

(二)文化维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指译者不仅要熟悉原语文化生态，还要充分了解译语文化生态。在翻译中，译者要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以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3]136。文化维的整合适应度既要保证译文可读、可理解，又要在文化信息传递上实现与原文相契合[11]。《治国理政》(一至三卷)英译的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主要体现在对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中国特色词汇、成语、典故等的翻译上。

理论跟踪计算是通过监控EP电流来控制EP去除厚度的一种方法.EP去除厚度是每分钟EP去除速率的积累，去除速率可根据Faraday’s公式估算.假设溶解的Nb变成Nb5+，电流利用率100%，去除速率μ计算如下[5]：

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文化差异往往受关注较多，但文化共性亦不可忽视。研究发现，对于原文中那些容易得到译语读者认同的文化元素，直译是首选的方法。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倡导坚持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用到的典故“和羹之美，在于合异”[6]243，其译文为“Delicious soup is made by combing different ingredients”[12]595。制作羹汤的哲理源自生活，不同文化下的读者都容易理解。因此，译者在关照双语文化的基础上，根据典故的含义进行直译，形象地传递出原文的文化意象，话语朴实却易于引起译语读者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

对于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文化空缺现象，译者根据具体的翻译生态环境作出了灵活处理。

例5：小小红船承载千钧，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9]497。

译文：The Red Boat1sparked the flam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started the century-spanning voyage of the Party[10]575.

(1Starting in Shanghai in the late July 1921,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completed on a pleasure boat on the Nanhu Lake ……The pleasure boat has since been hailed as the “Red Boat in Chinese revolutionary history[10]577.)

对于熟悉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读者来说，“红船”的内涵及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但对于缺少“红船”文化背景的译语读者来说，“red boat”向他们传达的只是“红色船只”这样的概念意义，无法等效传递出“红船”重要的文化内涵，必然会给他们的理解带来一定困难。基于此，译者采用了“直译+文后加注”的译法。通过译语文化生态的补建，译者将“红船”深刻的文化内涵植入异国土壤，不仅为读者解疑释惑，也增加了其阅读兴趣，成功实现了跨文化传播。

例6：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营造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态[9]188。

译文：We must ensure that officials are honest,government is clean,and political affairs are handled with integrity,striving to build acorruption-freepolitical environment for further reform and opening up[10]222.

“海晏河清”出自薛逢《九日曲池游眺》,字面意思是黄河水清大海浪平，比喻天下太平。句中 “海晏河清”的语境意义是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党风廉政建设中铁腕反腐治腐，着力培养忠诚干净的政治队伍，为改革开放营造了良好政治生态。从译文可以看出，译者不仅了解这个成语的字面含义，还准确把握了其政治语境，“corruption-free”不仅精准传达出原文的核心内涵，也很好地平衡了成语的原义和特定语境中意译的关系。

例7：邯郸学步[13]286。

译文：In attempting to walk like a swan,the crow loses its own gait[14]3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借鉴国外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我们应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决不能邯郸学步[13]286。

“邯郸学步”语出一则寓言故事：燕国一少年到邯郸学当地人走路，非但没有学会，反而把自己原来的走路姿势也忘记了。后来此语常用于比喻盲目机械地模仿别人，不但没学到别人的长处，反而还失去了自己原有的能力。短短四个字，却展现出中国故事的深刻寓意、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文明的源远流长。如果按照字面翻译，对于中国文化不甚了解的读者定会一头雾水，若增加释译，译文又会冗长。此处译者作出了更优化的选择，采用套译替换方法，将英语文化中具有相似寓意的英语故事(故事说的是一只乌鸦羡慕天鹅的白色羽毛，于是离开赖以生存的祭坛到湖边居住，每天去湖边洗羽毛，结果不仅一点都没洗白自己的羽毛，反而因缺少食物饥饿而死)中的“天鹅”和“乌鸦”两个文化意象与原文典故完美嫁接起来。用译语读者熟悉的文化因子来阐释原文的文化内涵，更能引起读者共鸣，促进双语文化交流，非常巧妙传神。

可见，翻译亦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译者只有深化对原文的理解，精通双语文化，才能游刃有余地在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对原文进行重现、解构或重建，并根据文化侧重点的不同选择最佳的翻译策略，实现文化传递与译者接受的双向观照。

(三)交际维

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事实上，无论是前文所述的语言维的语义显化、顺应表达还是文化方面的增补文化内涵等，最终都是为了达到信息交流的最大化。而从交际维的角度审视翻译，译者要重点关注原文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到体现[3]138。作为政治外宣文本，《治国理政》(一至三卷)的交际意图在于传播我国的政治理念，展现国家和领导人形象，让世界客观地了解中国。译者在英译过程中十分注重语言的使用环境和表达方式的恰切性，力求取得最佳的交际效果。

1.补偿政治内涵意义及时间背景等信息。《治国理政》(一至三卷)包含大量政治内涵丰富的数字缩略词。初次出现时，译者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灵活地明晰其内涵意义。如“三农”[9]25译为“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Rural People”[10]33，采用的是文内阐释法；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9]50先直译为“the Five-sphere Integrated Plan”，再用“This refers to…”[10]77的句型进行文后注释说明具体内容。此外，很多原文中首次提到的朝代或中国发生的大事件，译文都相应增补了时间词语。如“秦”[13]299译为“the Qin (221-206 BC) dynasty”[14]327,“北京冬奥会”[9]34的译文中添加了“2022”[10]47，等等。译者努力为译语读者减轻认知负荷，使其在阅读时能同原文读者一样，轻松地认识和了解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

2.化动为静略译标题。《治国理政》(一至三卷)一些章节标题的中英文在形式上并不完全对应。如，“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13]5译为“New Development Concepts”[14]iii，“把人民军队全面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9]8译为“The People′s Armed Forces”[10]V。译者有意将原文标题的动宾结构转换为名词结构，并将一些形容词、副词省去不译。这种调整顺应了英语标题常用名词性结构的表达习惯，做到了语言维度的适应选择。更重要的是，译者深谙宣传风格选择之道。原文是为了激励中国读者加强理论学习并勇于付诸实践，标题中的动宾结构以及诸如“坚定不移”“世界一流”等修饰语具有定目标、表决心、提气势的内宣效果。而对于译语读者来说，标题只起提纲挈领的作用，若直译不但冗长且形式上也不像标题，会让译语读者感到不适。在这方面，译者努力协调翻译生态环境多方面因素，实现了标题交际生态的平衡。

3.意译具有敏感性的军事隐喻。《治国理政》(一至三卷)话语中常见一些军事隐喻。如，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年轻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 “真刀真枪干”[9]223；
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敢于亮剑”[10]227；
在污水防治方面，要“集中兵力”[9]366。这些鼓舞士气、增强斗志的话语能否直译？若直译，诸如sword、gun之类的敏感性词汇会不会使译语读者产生误解? 面对国际舆论环境中尚存在的“中国威胁论”，译者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将原文意译为“be field-trained”[10]261，“take an unequivocal stance”[10]265和“concentrate our strength”[10]425，既凝练了核心思想，又避免产生负面影响。译者积极维护国家形象，并充分考虑到译语读者的认知偏差。

4.转化或增加具有交际功能的人称代词。人称代词具有重要的人际功能，是说话人构建与受话人关系，并获取其情感认同的一种重要话语手段。有学者统计发现，《治国理政》(一至三卷)原文中人称代词使用频率较低，而译文中各类人称代词均有大幅增加[15]。译文大量增加人称代词，不仅符合英语表达习惯，而且能准确再现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意图，不但能够充分进行情感交流，还可增强交际效果。如，译者把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多次提及的“亚洲各国”“亚洲人民”[9]467分别译为“We Asian countries”“We Asian people”[10]542-543。通过增加we，译者将主语从第三人称转化为第一人称，构建了演讲人与受众的身份认同，拉进了彼此的心理距离。再如，译者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 “广大青年要坚定理信念…”[9]55一句译为 “To all our young people,you should have firm ideals and convictions…”[10]76。译文将主语从第三人称转为第二人称，同时在young people前面增加our，把读者代入习近平总书记与青年亲切谈话的画面，使总书记的亲民形象跃然纸上。

生态翻译学翻译适应选择论使得以往翻译研究中隐藏在幕后的译者走到舞台中央，帮助人们从一个新的视角全面深入地分析翻译现象，特别是译者的实践活动。在该理论框架下解读《治国理政》(一至三卷)英译过程发现，其英译的成功是译者对翻译能力、国内外宏观环境和文本、语言、作者以及读者等微观环境多维度适应，继而依此在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作出适应性选择的结果。译者游走在原语和译语、原文和译文、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作出的适应和选择都是基于原语生态和译语生态的综合考量。译者策略性地用直译、意译、增译、套译、略译等多种翻译手段，努力在三个维度的转换中寻找最佳的契合点，维持原语生态和译语生态的平衡和谐，以达到最好的翻译效果。

在中国影响力日益显著的今天，政治文献翻译研究有助于提升外宣翻译质量，更好地传播我国的治国理念，构建中国国家形象，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治国理政》(一至三卷)英译的成功译介经验，无疑为政治外宣翻译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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