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府旧藏明代赐服飞鱼纹装饰特征及文化内涵

任婧媛，束霞平

孔府旧藏明代赐服飞鱼纹装饰特征及文化内涵

任婧媛a，束霞平b

（苏州大学 a.应用技术学院，b.艺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明代飞鱼服是一种补色为飞鱼的袍服，地位仅次于蟒袍，是明代赐服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存于山东博物馆的孔府旧藏飞鱼服是研究明代乃至中国古代服饰史的重要实物资料，本文以孔府旧藏明代赐服飞鱼纹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物考证和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法，以分析孔府旧藏明代赐服飞鱼纹独特的装饰特征，探寻其背后的文化内涵。研究表明，明代赐服飞鱼纹布局严谨，色彩鲜丽，工艺精细，并且有着深远的寓意，隐含着古代人们礼制文化、织绣技术、崇拜观念以及文化蕴意。

孔府；
明代；
飞鱼纹；
装饰特征；
文化内涵

由于受明清朝代更替之政治因素影响，目前得以传世的明代赐服数量非常有限，已知的其他明代服装文物，因多出土墓葬，受时间、环境的影响，或色彩尽失、或残缺不全。孔府是历代衍圣公家族生活之地，衍圣公是北宋皇帝册封的孔子嫡系后代的爵位，在尊儒重教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孔府的地位举足轻重，得益于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即使在历经明清之际“改冠易服”等重大历史事件后，孔府仍妥善保存了一批明朝传世服装实物。这些明朝衣冠传承有序、色彩丰富、工艺精致，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明代沈德符撰写的《万历野获编》中有载到“绶自陈有捕盜功乞恩，上命赐以飞鱼服，日衣以坐堂，愈肆其虐，以郡守得此，真异事矣。”[1]《明史》有记，嘉靖帝巡幸承天，特命张爵“充前驱使事，—切机务悉倚毗焉，仍加食都指挥佥事俸。自发驾以至回銮，飞鱼蟒衣、帑金、厩马、酒饭之赐，及宣召面谕之优，不可枚举。”从以上文献描述都能看出明代飞鱼服属皇帝恩赐之服。

当前国内学者在有关明代赐服飞鱼纹的论著中，对于飞鱼纹饰的溯源均有所提及。吕健[2]《在孔府旧藏明代服饰中所见的纹样》一文中提出飞鱼从古印度神话中的摩羯演变而来，许晓[3]认为中国古代飞鱼是《山海经》中所描述的文鳐鱼形象，明代飞鱼是从蟒变化而来，鱼首有二角，形态似蟒，因此被归为蟒衣纹一类。陈一萍[4]对明代飞鱼纹的溯源及流变进行了梳理研究及考证，认为其源头最早是中国先秦时期的文鳐鱼，魏晋时期融合了印度魔竭纹的形象，历经数个朝代更替变迁，最终形成明代飞鱼纹的造型。学界目前对于飞鱼纹的溯源研究较多，对于明代赐服飞鱼纹装饰特征及其背后文化内涵的研究较少。本文以现存于山东博物馆的两件孔府旧藏明代飞鱼服实物为研究对象，通过实物图像和历史文献相互印证，梳理飞鱼纹渊源及衍变，辨析飞鱼服纹饰鲜明的造型特征、构图形式、色彩组合和工艺特色，探究明代飞鱼纹饰背后所包含的文化隐意，完善明代飞鱼纹的研究脉络。

《山海经・中次三经》中记载:“正回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飞鱼，其状如豚而赤文,服之不畏雷，可以御兵。”[9]可知飞鱼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太平御览》引《林邑国记》记载:“飞鱼身圆，长丈余，羽重沓，翼如胡蝉，出人群飞，游翔芸，而沉则泳海底。”[10]这里飞鱼被描述为是一种龙头、首有两角，有翼、鱼尾形的神话动物。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的传入，源于古印度的一种名为“摩羯”的神鱼形象开始流行。在古印度神话中，摩羯鱼是河水之精、神话之本的象征，拥有翻江倒海的神力，其造型结合了鲸鱼、鳄鱼等水生动物的特点，长鼻利齿，鱼身鱼尾。这一形象后被佛教所收纳，在大藏经中被描述为能够吞噬一切的海中之鱼。唐《一切经音义》：“摩羯者，梵语也，海中大鱼，吞啖一切诸水族类及吞船舶者是也。”佛教传入中国后，摩羯受到中国传统民俗文化里代表形象龙的影响，逐步演变为龙首、鱼尾、带有双翼的鱼龙合体的神兽，这一中国化的摩羯形象在唐宋时期基本成形，并逐渐作为图案纹饰广泛应用于工艺美术领域，此后摩羯作为龙的要素不断增强，在元代出现了身躯拉长的拟龙化造型，发展到明代，飞鱼纹最重要的作用是作为服装上的装饰纹样，服饰上的飞鱼纹，翼翅缩小或消失，生有四爪足，有腹鳍一对而无后肢，尾部是朝两边翻卷的“鱼尾”。

明代之后，飞鱼纹多见于民间器物装饰中，不同于明代以飞鱼纹为造型主体的设计，常以多组飞鱼纹组合的形式出现。清代飞鱼纹造型在继承传统造型基础之上，不再局限于明代飞鱼纹的等级象征性，进一步向民俗与世俗两方面发展，飞鱼纹成为民间实用的吉祥装饰纹样。

2.1 造型特征

鉴于明代关于飞鱼服的实物相对较少，在造型特征研究中将孔府旧藏飞鱼纹赐服装饰与其在明代织绣、瓷器、玉器、金银器等工艺品中飞鱼纹的使用进行横向比较，发现北京苇子坑明墓出土的明代红地飞鱼纹妆花缎的飞鱼图案，龙身窄短，前肢有翅膀，腹部有腹鳍一对，尾部末端保留“鱼尾”，而在宗教、陵寝等建筑装饰上的飞鱼的造型则特征大致相似，和明中后期服饰上的飞鱼还不完全一样，例如山西五台山塔院寺摩羯鱼（飞鱼）石刻有弯曲的象鼻、龙身更为短小，两胁及腰部以下的鱼尾艺术化特征明显，形似卷草纹，前肢有翅膀。明代万通墓出土的嵌宝石飞鱼纹金执壶上的飞鱼造型则较为中规中矩，具体表现为龙首、双翼、鱼尾、四爪，[14]且腹部有腹鳍一对，明嘉靖时期镶金嵌银飞鱼纹头箍中的飞鱼纹对鳍消失。从表1同时期器物中的飞鱼纹造型来看，通过文献研究及图像比对分析，可发现孔府旧藏明代赐服飞鱼的造型独特性，如孔府旧藏红纱飞鱼袍中的飞鱼纹的造型特征主要表现为：蟒身鱼尾，身上布满鳞片，四足四爪，无吐珠和火焰，鱼首相对来说更为秀气，上颚窄瘦，并且多了后肢的存在，鬃毛更为稀疏，无双翼和腹鳍，整体造型和蟒非常相似。

以飞鱼纹的纵向发展为主线，明之前，飞鱼纹多被称为摩羯纹，造型多以龙首鱼身为主，被广泛应用于工艺美术领域，发展到明代，飞鱼的造型逐步发生变化，身体逐渐拟龙化，在明代的舆服制度背景下，飞鱼纹作为赐服上的纹样而使用，成为等级地位的象征。此外通过对早期瓷器上的飞鱼纹样进行观察，发现早期的飞鱼纹动态特征明显，鼻似牛鼻，龙口大张，头部鬃毛直立，飞鱼腹部紧贴底部，尾巴上扬，有双翅，而明代孔府旧藏飞鱼纹饰与蟒纹非常相似，且造型更简易化，例如香色麻飞鱼贴里上的飞鱼纹属特殊夔化式，身躯并无类似于蟒身一样的密集鱼鳞，而是织有如浪花图案的装饰，均匀间隔分布在飞鱼身上，飞鱼整体如蟒，鱼身处从头到尾贯穿了一条蓝色曲线，整体流畅且瘦长，眼部鬃毛弯曲，鼻似猪鼻，上颚较长，龙爪较细，前肢后无翅/鳍,有后肢，鱼尾处稍作分叉并向两侧翻卷，无吐珠和火焰。

明之后，清朝建立，清入关后发布剃发易服令，因清代有自身的纹样发展体系，故飞鱼纹在清代并无广泛流行，即使有所使用，但并未作为主体纹样进行构图。

2.2 构图形式

中国传统纹样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纹样宝库，蕴含着深厚的哲学思想和美学价值。明代赐服的纹饰分布有一种典型的样式，即将主体图案分布在盘领周围的两肩和胸背部，图案呈十字形对称分布，因外形与柿子的宿萼相似，故现代研究者一般称之为“柿蒂形”或“柿蒂窠”，但在明代这种图案的标准称呼为“云肩”，如洪武四年曾规定二品命妇用“金绣云肩大杂花”，正统六年明英宗赐瓦剌可汗“红粉皮圈金云肩膝襕通袖衣”一件等等。纵观孔府旧藏明代赐服实物，可发现纹样布局多表现在前胸、后背及两肩处装饰柿蒂形“云肩”，在袖部和前后襟下摆分别装饰“袖襕”和“膝襕”，由此可见云肩、袖襕、膝襕是明代赐服最常见的装饰手法之一。如图1所示，明衍圣公香色麻飞鱼贴里整件袍服身长125厘米，腰宽57厘米，两袖通长252厘米，袖宽49厘米，直领，大襟右衽，阔袖，袖端收口，衣身前后襟上下分裁，腰部以下作褶，衣身左后侧开衩。通过文献查阅及图像分析可知：纹样主要分布在过肩、袖襕和膝襕处，过肩以柿蒂窠为大框架，主体纹样的布局遵循设计学中的均衡、节奏、重复、韵律等形式美法则。如图2所示，外形上宛如穿上披肩，袖襕和膝襕处的纹样则是长条构图式的布局，横襕处分布数只飞鱼，周边黄、绿、蓝色的流云呈散点式分布，膝襕内的纹样与上半身柿蒂窠的纹样主题相呼应，使得整个构图呈现出饱满完整，主次分明，繁而不乱、疏密有序的视觉效果。如图3所示，柿蒂窠框架内饰以飞鱼纹为主体，与云纹、海水江崖纹作组合设计，以人的脖子、面部为中轴线，将主体纹样以“喜相缝”的形式或排列于柿蒂形图案之内，[3]图案内飞鱼云纹作散点分布，纹饰丰富，海水江崖纹则均匀分布在框架边缘，整体呈现一种协调之感。

表1 孔府旧藏明代赐服飞鱼纹装饰图案横向比较

表2 孔府旧藏明代赐服飞鱼纹装饰图案纵向比较

图1 明衍圣公香色麻飞鱼贴里

图2 香色麻飞鱼贴里纹样布局

图3 局部纹样布局示意

2.3 色彩特征

《天工开物》卷上《彰施篇》记载了明代染色工艺的成熟发展，《明史・舆服志》有诸多对色彩的规定与限制，明代宫廷对于官服和吉服配色具有严格的规定，用色多以正色为主，间色为次，服饰主色为红色，其次为青色、绿、蓝、紫等色系。飞鱼服的整体配色主要有红、黄、白、绿、黑、蓝六种色系，在外轮廓勾线时常采用白、灰、金、银等中性色勾勒纹样边缘将纹样的对比色间隔开来，使整个画面感更显协调统一。飞鱼服纹饰具体配色主要使用的是“晕色”手法，即渐层色调的运用，不同纹样之间采用相近或邻近色系，这类用色手法打破了整幅图案常会出现的单调感，图案彼此相互呼应，线条纹理明了，色调浓艳鲜亮，繁而不乱。如图4所示，飞鱼的主体采用较高纯度、明度的红色进行表现，飞鱼头部的鬃毛则分别采用红色、绿色和蓝色的相近色系进行渐变表现，四合如意云纹样轮廓线条多采用和云纹主体同色系低明度的线条来勾勒，整体图案色彩结构层次分明，另外织金线的使用更为图案的色彩与整体效果增色，让整件织物更显亮丽华贵。

图4 香色麻飞鱼贴里（局部）色彩分析

2.4 工艺特色

明代飞鱼服专由国家织造局织造，材质主要来自于云锦中的妆花罗、妆花纱、妆花绢。“妆花”是明代最具特色的提花织作工艺，是运用束综提花、通梭织造和过管局部挖花盘织相结合的工艺生产的织物。由于采用过管挖花这一方法，花纹的局部配色非常丰富，色纹配色数可多达十几种甚至二三十种。[8]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对于花本的制作有描述到“凡工匠结花本者，心计最精巧。画师先画何等花色于纸上，结本者以丝线随画量度，筭计分寸秒忽，而结成之，张悬花楼之上。”[7]其将花本的制作程序分成：图案设计——挑花——倒花——拼花，即图案设计完成后，挑花匠要先将图描绘成1：1实际尺寸的图稿，计算经纬数，再在图稿上画出网格线，编出花本，再根据意匠图上经纬的浮沉交错点，以花本经线、纬线制成。织造时一人在花楼上拉花，一人坐机坑前织造，花纹繁复的匹料，[10]因挑花棚容纳经线数量有限，一般会将大的图案分割成数个小图分别挑好，倒花后再作拼花，妆花织物花多彩多，纹样不对称，因此对于拼花的技术要求非常高且用时较长。孔府旧藏明衍圣公香色麻飞鱼袍和大红色飞鱼纹妆花纱女长衫主面料都是二经绞底子上平纹组织显花，纹纬用的是红、白、黑、绿、蓝、黄、粉红等色彩绒丝，云肩处是平纹底子，工艺上采用明代典型的织金、织彩及织成技法，在底子上以1/5 S斜纹妆花方式织入片金，[8]过肩处的飞鱼纹、海水江崖纹，袖襕和膝襕处的流云飞鱼纹均采用局部挖花技法，即用色彩不同的梭子通过通经断纬的方法使飞鱼纹直接浮现于织物表面，不仅减少了织物层次，还节约原料，整体工艺风格雅致艳丽，同时具有很强的立体视觉效果。

3.1 “仁义”与“礼制”

《明史·舆服志》称：正德十三年，“赐群臣大红贮丝罗纱各一。其服色，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五品麒麟，六、七品虎、彪；
翰林科道不限品级皆与焉；
惟部曹五品下不与。”[5]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明代除了拥有较为严格的官服体系之外还有较为完备的赐服制度。《明史·职官志》载：“衍圣公，孔氏世袭，正二品。袍带、诰命、朝班一品”，“永乐二十二年，赐衍圣公宅于京师，加一品金织衣”。由此推知孔府旧藏飞鱼服属皇帝赐服，表面上是皇帝恩宠赏赐之物，是皇权意味的标志，实质则彰显国家以衣冠“明贵贱，辨等威”的治国之道，尊孔崇儒的治世之道。明代崇尚儒家“礼乐仁义”的道德思想，把五色与“仁、德、善”相结合，将五色定为正色，以五色中的红色为明代赐服主色调，例如孔府旧藏香色麻飞鱼贴里的主体飞鱼纹鱼身即为红色，孔府旧藏大红色飞鱼纹妆花纱女长衫衣料的主色也为红色，从服色来看孔府旧藏明代飞鱼服彰显了穿着者的身份与服饰等级，体现着 “仁义”与“礼制”，不仅是一种激励式服制文化，更多的是封建等级制的标识化，在维护大明王朝的国家统治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3.2 “心外无物”的人本意识

《明史·舆服志》:“嘉靖十六年，群臣朝于驻跸所，兵部尚书张瓒服蟒。帝怒，谕阁臣夏言曰：‘尚书二品，何自服蟒？’言对曰：‘瓒所服，乃钦赐飞鱼服，鲜明类蟒耳。’”[5]可知明晚期飞鱼纹与蟒纹非常相似，一眼看去很难区分。明晚期赐服飞鱼纹逐渐发生的蟒化、龙化现象实质是僭越的一种物化表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明后期皇帝不上朝，皇权旁落，思想自由；
另一方面，是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整个社会处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中，二者相互施力，共同推动了“陆王心学”的产生，“陆王心学”主张事物的法则并不在主体的意识之外，心就是事物的法则，即“心外无物”，其认为封建的伦理规范与道德准则并不是独立于道德主体之外的客观存在，而是依赖于道德主体意识“心”的存在。在这一社会背景下，飞鱼纹的异化现象逐渐产生，异化这一现象是明代匠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伦理道德关系和传统等级制度，却助推了市民文化的兴起，从解放人性的角度来看，飞鱼纹样异化现象具有积极正向的意义。

3.3 “天人合一”的造物思想

“天人合一”作为儒、道两家都认可的一种哲学观，肯定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和交融性。中国哲学主张天与人、理与气、心与物、体与质等多方面的对称关系，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第一部手工业工艺技术典籍《考工记》就提出了朴素的造物观，即“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18]这一观念也深刻影响着古代匠人们，好的工匠能够“敬天爱人”，手中造物，心中有天，物中有人。明代飞鱼服纹饰以飞鱼纹为主体，表现出对于传统图腾的崇拜，以植物纹、云纹为辅，植物纹样多以花卉为主要创作内容，将不同时节的牡丹、荷花、菊花、梅花组合在一起，打破固有的时空界限，充分体现出自然界万物之间相互依存、相伴相生的关系，云纹和水纹轻柔且富有变化，可以与任何题材搭配，可以装饰于任何形状的空间，更能传达宇宙大生命永恒律动的美感。

3.4 “祈福”“趋吉”的美好诉求

明代是吉祥纹样大发展时期，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吉祥纹样被广泛应用在明代纺织品图案中，因此吉服在明代成为了一个新的服饰分类。飞鱼服作为吉服的一类，其衣身上的纹饰除飞鱼纹作为主体纹样外，还由植物、花卉、动物、自然等辅助纹样组合在一起。在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中鱼一直都被认为是正义的化身，具有牺牲奉献的精神和除暴安良的品格，在民间的传说中鱼是龙的另一种化身，当龙困于险境时便转化为鱼，历经艰难险阻在进入大海的时刻便会再度变化成龙，其作为中国古代被普遍认定为的大自然最高等级的祥瑞，是最受欢迎与崇拜的神兽，也是古代众多部落的精神图腾。正如明书《三才图会》[19]解释飞鱼之形为“騩山河中多飞鱼，其状如豚，赤文有角，佩之不畏雷霆，亦可御兵”，以上之描述充分表明了先民们渴望神兽庇护，祈福之愿景。以孔府旧藏大红色飞鱼纹妆花纱女长衫为例，衣片上的纹饰由飞鱼纹、牡丹纹、菊花纹、如意云纹等纹样组合而成，图5(a)菊花折枝纹象征长寿，牡丹折枝纹象征富贵；
图5(b)海水江崖纹象征福山寿海；
图5(c)缠枝灵芝纹象征吉祥美好；
图5(d)如意云纹象征高升和如意。孔府旧藏飞鱼服纹饰不仅承载了明代时人“祈福”“趋吉”的美好诉求，还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的畏惧与崇拜，对生命的景仰，对真善美的追求。

图5 大红色飞鱼纹妆花纱女长衫局部

飞鱼纹历经嬗变逐渐形成龙头、四足、腹鳍消失、双翼或有或无、尾部保留鱼尾的特征，不仅具有装饰性，还具有礼制安邦的功能性和社会属性。飞鱼服纹饰色彩及结构布局遵循形式美法则，注重对比与色调之间调和，体现出中国传统道法自然的审美思维与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景，不仅向人们展现了中国华服的高超技艺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也让后人感受到明代服饰的艺术美学。本文通过深入解读明代飞鱼纹饰的装饰艺术特征，多维度、多视角地诠释飞鱼纹背后的礼制文化和织绣价值，一方面满足了当下民族精神与文化传承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为后期中国优秀传统纹饰的创新实践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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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Decoration of Flying Fish in the Ming Dynasty bestowed Clothes in the Old Collection of Confucius House

REN Jing-yuana, SHU Xia-pingb

(a. School of Applied Technology, b. School of Art,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China)

The flying fish suit of the Ming Dynasty is a kind of robe with the complementary color of flying fish. Second only to the manga robe in status, it was a vital part of the clothing system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flying fish suits in the old collection of the Confucius House, which are now in the Shandong Museum, are necessary material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clothing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even in ancient China. This paper takes the flying fish pattern on the clothes bestowed by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old collection of the Confucius Mans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ing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cultural relic textual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textual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unique decorative features of the flying fish pattern on the Ming Dynasty clothing collected by Confucius for a long time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behind i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flying fish pattern on the clothing was rigorous in layout, bright in color, and refined in craftsmanship in the Ming Dynasty. Moreover, it has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implying the ancient people"s ritual culture, weaving and embroidery techniques, worship concepts,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Confucius house; Ming Dynasty; flying fish pattern; decorative features; cultural connotation

TS941.12

A

2095－414X(2022)04－0083－08

任婧媛（1990-），女，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传统服饰文化与服装结构设计.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20BG119）；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21BG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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