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遗址博物馆与工业企业博物馆的文化塑造:同与不同

范陆薇 徐翠香

一、问题的提出

2021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推进工业文化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简称“方案”)，指出要“完善工业博物馆体系——发挥工业博物馆展示历史、展现当下、展望未来的作用……支持各地建设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工业博物馆，鼓励企业建设博物馆或工业展馆、纪念馆[1]。”新方案将包含工业遗址博物馆、工业企业博物馆在内的多类工业博物馆置于未来发展蓝图中，肯定了它们在推进工业文化方面的作用。以博物馆为载体推进工业文化发展的思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不过，不同类型的工业博物馆由于在外在特征、内在属性和发展定位上存在根本性差异，应遵循不同的发展路径。若对不同类型的工业博物馆遵循一样的发展路径，套用相同的策展理念，势必造成博物馆文化特质模糊、文化形象同质化，从而影响对工业文化价值内涵的彰显。文章试图以工业遗址博物馆和工业企业博物馆两类博物馆为例，探讨不同类型工业博物馆的建设路径的异同。

工业革命促使人类文明发生深刻变革，形成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第一次现代化[2]。随后，工业经济和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转型，人类社会步入第二次现代化阶段[3]。在时代更替的洪流中，第一次现代化以工业社会为脉络所形成的遗存在第二次现代化社会中不断面临挑战[4]。从工业生产的角度看，古旧的工业建筑、过时的生产线已经失去了生产工业产品的价值，但它们却是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变革的见证。它们所具备的塑造文化和传递精神的价值无可替代。2003年10月17日，国际工业遗产保护联合会通过的《下塔吉尔宪章》指出“工业革命是一个历史现象的开端，它影响了有史以来最广泛的人口，以及地球上所有其他的生命形式，……(工业遗产)是全人类的财富，研究和保护它们的重要性必须得到认识。[5]”在这一背景下，2008年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指出工业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利用，对于继承人类先进文化，维护和展示城市的文化底蕴和特色，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6]。同年4月18 日，中国首届工业遗产保护论坛在无锡召开，会议通过的《无锡建议》明确了我国工业遗产的价值与历史地位[7]。随着一系列工业遗存保护政策的出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历史学、社会学、生态环境伦理等角度剖析工业遗存的保护和利用[8,9]。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我国仍有一些工业遗存被废弃，一些关于“文化”与“工业遗存”的错位嫁接使工业遗产的精神文化价值不仅没有得到保护，反而遭到了破坏。

世界范围内，工业企业博物馆的创建要略早于工业遗址博物馆。工业企业博物馆成型于19世纪末的工业旅游[10]，以展示企业历史、创始人生平、企业发展伟绩为主题。在经历了市场的洗礼之后，一些工业企业博物馆放弃了传统的“自说自话”“自我标榜”的丰碑式展览模式，转而以观众需求为导向，以与社会建立联系为目标，积极塑造工业文化形象。

从时间尺度上看，工业遗址博物馆和工业企业博物馆仿佛是工业文明发展链条上的昨天和今天。当我们迫切关注昨天的工业遗存之时，又应该以何种方式培育当下正在生根的新的工业文明？工业遗址博物馆与工业企业博物馆在属性、价值、文化阐释方式、未来发展定位等诸多方面既有共性，又有差异。若要在此两类博物馆的建设中做到精准挖掘工业文化价值内涵，充分发挥文化赋能作用，就必须对二者进行可比性区分，明确它们在文化塑造方面的同与不同，方能对未来的建设方案做出适用性判断。

工业遗址博物馆与工业遗产密不可分。最初，工业遗产的概念仅局限于有形的工业生产场所、设备、遗址。《下塔吉尔宪章》中定义工业遗产由工业文化的遗存所组成，具有历史的、科技的、社会的、建筑的或科学的价值[11]。单霁翔认为，生产技术、工艺流程及其相关的文化表现形式，也都应该纳入广义的工业遗产范畴[12]。目前，国内外学者能够达成共识的工业遗产范畴是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的物质文化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存的总和[13]。在这一话语体系下，工业文化被定义为工业发展中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14]。工业遗址博物馆是将有形的工业遗存与工业遗址进行整体场景规划构思，以工业考古学为指导，展示地方工业资源特色，塑造区域工业文化，弘扬工业精神，以达成教育、展示、收藏、研究目的的工业类博物馆。

工业企业博物馆则是在工厂观光活动热潮中应运而生的事物。19世纪末，美国的一些工业企业为宣传企业文化，塑造社会形象，组织公众参观厂房和加工工艺流程，深受欢迎。于是，一些企业于20世纪初建设了专门的工业企业博物馆[15]。20世纪50年代，工业旅游在欧美国家发展迅速。为配合游客参观需求，各类工业企业，从能源产业、汽车制造业，到日用消费品制造业、传统手工业等，纷纷建起了企业博物馆。这类博物馆在当时深受民众喜爱，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各地政府将工业旅游作为重要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并鼓励工业企业博物馆的建设[16]。我国工业企业博物馆的建设起步较晚，但数量增长迅速。2018 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工业博物馆摸底调查显示，以云南白药博物馆、青岛啤酒博物馆、张裕酒文化博物馆为代表的工业企业博物馆多达342家，数量占工业博物馆总数的70%[17]。一些学者将工业企业博物馆定义为具有有形物品和/或展品的企业设施，在博物馆环境中展示，向员工、客人、客户、公众传达关于公司历史、企业运营信息、工业案例、科学知识的机构[18,19]。

工业遗址博物馆的发展以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研究成果为指导，经历了以理论指导实践的发展过程。而工业企业博物馆则是市场需求和公众选择下“自我进化”的结果。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工业考古学理论从萌芽走向成熟，引发了人们对于工业遗产价值的思考和再认识，促进了工业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发展。以德国鲁尔区工业文化之路博物馆群、英国铁桥峡谷博物馆群为代表的工业遗址博物馆，以工业遗产保护理论为指导，在当地政府自上而下的规划管理下，形成了以工业遗产保护为核心的价值诠释，产生了经济、文化、社会的综合效益。

相较工业遗址博物馆的发展历程， 工业企业博物馆的发展则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的自我进化过程。丹尼洛夫在《企业博物馆、展厅和游客中心规划指南》(PlanningGuideforCorporateMuseums,Galleries,andVisitorCenters)一书中曾用“常常被忽视和低估”来描绘工业企业博物馆的发展初期[18]。那时候工业企业文化的载体形式混杂，既有博物馆，也有游客中心、信息中心、展室等。这些工业企业文化组织松散，并未形成同时期工业遗址博物馆所具有的整体环境规划。正是由于这种自发性、松散性，最初的工业企业博物馆的生命线十分短暂。根据美国博物馆协会发布的报告，20世纪初，英国韦奇伍德陶瓷博物馆、德国戴姆勒汽车博物馆、美国联合太平洋火车博物馆等工业企业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当时的美国有83家工业企业博物馆“争奇斗艳”。但到了1943年，仅剩17家工业企业博物馆仍在运营[20]。经历市场洗牌之后的美国工业企业博物馆反思自身定位，突破以往仅以企业文化为展览核心的思路，改为更多地关注公众反馈、科学教育的展陈表达。美国工业企业博物馆在20世纪70～80年代再一次迎来了建设热潮，打造了可口可乐博物馆、荷美尔公司斯帕姆博物馆、好时巧克力小镇等一系列工业企业博物馆成功案例。

两类博物馆不同的建设目标和发展脉络决定了二者的特征差异。

(一) 区别一：驱力

“驱力”原本用于解释机械学中的机体行为动力。1910年，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伍德沃思将“驱力”概念引入心理学，用于表示由生理或心理方面的需要引起并推动机体从事满足这些需要的行动的内部唤醒状态。产业发展的驱力既可能来自于环境的影响，也可能来自于以“生命驱力”为前提的自我发展需求。

工业遗址博物馆发展的“驱力”更多地来源于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是社会对于记录变革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博物馆功能变迁赋予工业遗址博物馆的新的文化价值。国际博协给出的博物馆定义中博物馆收藏和展示的对象是“人类和人类环境的物证”[21]。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界、科学传播界的共识是，在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工程中，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的世界观的传播关乎公民品格塑造，关乎科学伦理、科技向善的选择，是培塑高尚情操、提升人文素养的重要内容。而工业化、工业文明及其与科技、经济、社会、生活的关系，本质上就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作为既保藏 “人类和人类环境的物证”，又可传播工业文化和精神的场所，工业遗址博物馆今天的建设和发展是水到渠成的结果。由于工业遗址博物馆是受外部环境驱使的产物，其建设定位必然需要响应时代发展与社会需求。

工业企业博物馆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但是，因为工业企业博物馆存在私有属性，其创建和发展更多受“内驱力”的驱使。瑞士著名哲学家，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将内驱力与集体无意识联系起来，认为内驱力是个体在环境和自我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的，具有驱动效应的，给个体以积极暗示的生物信号。简言之，工业企业的发展是出于宣传企业文化，培养职工身份认同感的目的，将企业在技术、文化方面的积累展示在工业企业博物馆中的行为结果。

从驱力视角看，工业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与社会环境需求、博物馆理念的进步密切相关，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和社会风格。工业企业博物馆则更多受内驱力驱使。它在建设形式上受限较少，所传达的展览信息也受工业企业展示定位的影响，具有极宽泛的灵活性，既可止步于展示企业文化，也可扩展至探讨行业前沿。决定工业企业博物馆文化展示层次的是由企业内驱力所产生的发展愿景。

(二) 区别二：载体

工业遗址博物馆的概念明确了其展陈载体是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遗留的器物和场所，既包括生产场所和工具，也包含生活场所和工具，例如工地景观、厂房、工人宿舍、生活用具等。工业遗址博物馆载体的特殊之处在于载体的相互关联性和整体性。它需要借助于对旧的生产生活场所的整体性复原来表达原工业产业与区域的复杂历史、社会、人文精神，从而使其文化特质可识别，其所承载的历史可追忆。诚如1977年的《马丘比丘宪章》中所述“今天不应当把城市当作一系列孤立的组成部分拼在一起来考虑，而是努力提供一个综合的、多元化的环境。”工业遗址博物馆的载体也应如此，它不是简单的物件拼凑，而是强调遗址认同感与可识别性的遗存物的整合。

与工业遗址博物馆不同，工业企业博物馆并不仅仅是存放历史物件的空间，它通过展示企业产品、生产线来反映企业历史，以及展望未来的方向。从这点上来说，工业企业博物馆展陈载体更追求特色与创新。工业企业博物馆的展陈空间往往极具识别度。例如美国纽约州的康宁玻璃博物馆采用连片的银色玻璃外墙来凸显公司玻璃产品的特色；
荷美尔公司斯帕姆博物馆(SPAM Museum)展厅内由3500个午餐肉罐头搭成的斯帕姆(SPAM)墙，使观众在步入博物馆之时就能迅速领会到品牌形象。工业企业博物馆的展品的可拓展性也较强。工业企业博物馆不仅可以展示企业产品和生产机械设备，还可以展示与该行业有关的文物藏品。例如，康宁玻璃博物馆就藏有距今3500年的玻璃文物。

(三) 区别三：文化特质

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梳理了社会变迁中的文明进程。在托夫勒看来，博物馆是制度化的人类记忆的保存机构[22]。从文化遗产的角度看，1964年《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第一条指出：“历史古迹的概念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23]。由此看来，工业遗址博物馆的博物馆属性和文化遗产属性，使其成为人工产物，社会产物，精神产物的综合体，它以博物馆空间联结实体(包含展品、建筑、景观)与集体记忆，形塑出一个具有共有属性和区域特色的文化系统。显而易见，工业遗址博物馆中的实物所蕴含的隐性信息的分量远超显性信息的分量。在一座工业遗址博物馆中，陈列品的区域历史再现价值远大于其文物价值；
陈列品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整体性也远大于其个体价值。英国布莱纳文大矿井遗址博物馆(Big Pit National Coal Museum)复原了上个世纪当地矿工的生活场所，如储物间、浴室等。这些陈列品是当时的矿工留下的生活、工作的痕迹，它们中的任何一件都不具备高昂的文物价值、审美价值。但当这些普通的陈列品被放在特定空间中，形成整体，它们就超越了实物展品的藏品价值，升华成了群体现象、集体回忆的载体。观众从这种氛围中看见实物，回忆历史，产生共鸣，从而形成多层次的文化印象。

工业遗址博物馆所形塑的文化其实是对集体记忆的建构和重组，它的本源是切实存在的过往历史、经验和回忆，所以工业遗址博物馆的文化具有历史性、真实性和客观性，它反映的是中立的工业文明进程，带给观众的既有对工业文明丰碑的颂扬也有对工业文明发展代价的反思。

反观工业企业博物馆，其展示载体所携带的信息主题明确且张扬。工业企业博物馆的展览构型、配色风格特色鲜明，观众通过感官可以轻松获取这些符号化的信息。与工业遗址博物馆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实的“修旧如旧”相比，工业企业博物馆的文化用“打造”一词来描述更为贴切。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好时巧克力小镇是创始人夫妇依照现代社区理念打造的巧克力主题乌托邦。小镇展示的既有真实的产品和生产线，还有在此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巧克力大道和可可街。同时，工业企业博物馆并不是被动的企业文物收藏，而是选择性的企业记忆。它被企业战略性地运用于企业身份和品牌形象的塑造、推广。也因此，工业企业博物馆在集体记忆的守护者之外还有一重身份——集体记忆的制造者。这也决定了工业企业博物馆在打造其文化形象的过程中对素材的取舍的主观性。大多数工业企业博物馆在展览中回避不利于营造正面形象的记忆，或者用工业企业的负面案例来表达企业勇于检视自身的正向态度。康宁玻璃博物馆的一个陈列柜中存放着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为帕洛玛山天文台制作的重20吨的镜片毛坯。该镜片毛坯有严重的瑕疵，康宁公司将其作为永久展出的展品，意在表达公司勇于尝试的精神和不断革新的态度。由此可见，工业遗址博物馆的文化展示比工业企业博物馆更为真实、客观。

(四) 区别四：功能定位

受收藏目的与动机的影响，本文所讨论的两类博物馆的收藏策略不尽相同。工业遗址博物馆的使命是保存和唤醒社会记忆，而非展示其稀有性或是文物价值。因而，判断物品是否能够成为工业遗址博物馆收藏品的条件是该物品能否唤醒观众记忆。这项收藏策略极大地扩张了工业遗址博物馆的收藏范围——任何与工业活动有关或见证工人生存状态的物品，都可能成为其藏品库中的一员。同时，这些具有见证效果的物品之间的关联性和系统性也尤为重要，它们将共同作用于观众的感官，反映出特色鲜明并且原汁原味的区域特征和时代变迁。工业遗址博物馆的展示功能同样是围绕唤醒集体记忆这个主题而开展的，需要本着“还原”的目的，让展品、展项各司其职、各就各位。而无论是收藏、展示或是研究功能都服务于工业遗址博物馆的教育功能，通过回顾工业文明，引发观众的反思，从而反哺值得现代人关注的生态文明教育。

工业企业博物馆是用于塑造企业身份和形象的战略资产。它们不强调再现某个时代的整体印象，而是更着力于突显时代片段或是某个与企业有关的事件。在斯帕姆博物馆中就有一个关于斯帕姆与二战的专题展区，该展区回顾了二战期间斯帕姆午餐肉作为军人食物这个历史片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业企业博物馆的展品不强求相互关联性和体系性，它们对于展览主题的聚焦是立足于产品或企业形象的，由点发散形成丰满的品牌形象。工业企业博物馆允许，甚至是鼓励展示内容和技术手段的大胆创新。

2015年，联合国实施《世界遗产公约》将文化遗产的价值解构为历史价值、科技价值、美学价值、经济价值、教育价值和精神价值[24]。依照该价值分类体系，工业遗址博物馆和工业企业博物馆都属于工业类博物馆；
均具备记录特定历史活动信息的功能；
工业遗址博物馆和工业企业博物馆陈列展示中均包含科技发明与创造；
体现了建筑之美和机械之美；
既可以产生经济效益，也具备教育意义；
同时，无论是工业遗址博物馆还是工业企业博物馆，都蕴含着独特的产业文化，是城市与公众、企业与公众的深层次精神纽带。二者在功能定位上的不同之处体现在收藏动机、展示策略和教育目标。工业遗址博物馆的教育是多层次、深层次的，工业遗址博物馆教育的最终落脚点在于弘扬工业文化价值内涵。工业企业博物馆则更多地是在普及工业知识、弘扬企业家精神、创新精神等的同时寓教于乐。

由工业社会到信息化社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乃至人们的生活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博物馆也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成为社会记忆的存储器，期待以物为载体的社会记忆在与现实的碰撞中发酵出公众对未来的思考。在对博物馆进行文化塑造时，受众需求是首要考虑的问题。

如前文所述，工业遗址博物馆通过再现特定时空的工业文明历史唤醒观众的集体记忆。设想工业遗址博物馆的观众中有这段经历的“亲历者”，也有并未亲身体验，但对历史有所耳闻的“听说者”，还有对历史毫无认识的“陌生者”，博物馆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来向不同的观众阐释工业遗产的文化价值？

1972年图尔文首次提出了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的划分，指出情景记忆是个体直接记录自己经历的事件，语义记忆则存储关于世界的一般知识，而情景记忆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从情景记忆中提取信息时伴随着情感。当人们回顾过去经历过的事件时，这种主观情感也会如影随形。与情景记忆不同，从语义记忆中提取信息时并不伴随情感的觉知。

对于“亲历者”而言，他们就是博物馆所要再现的历史的一部分，要唤醒他们的共情，需要真实还原历史场景，以唤醒“亲历者”对于过去的回忆，即情景记忆，从而产生情感上的回归。“听说者”通过多种渠道积累了一些关于工业遗址的信息，却由于是语义记忆，而无法在情感上产生与历史还原场景之间的联系。这时候，如果以历史还原场景为线索，在展陈内容上串联一系列同类事件或相关事件，则有可能帮助“听说者”在展览的衍生信息中寻找到与自身经历重合的情景记忆，从而产生情感共鸣。对于“陌生者”而言，亲身体验无疑是帮助他们建立自身与工业遗产联系的最佳方案。英国布莱纳文大矿井遗址博物馆中设计的“下矿”体验活动需要观众穿着矿工服，佩戴矿帽和矿灯，绑好安全绳，下降到矿道中，一边听工作人员讲解一边亲身体验19世纪英国矿工工作时的昏暗的光线、逼仄的空间、凸凹不平的路面以及马蹄声、机械声。对于“陌生者”，工业遗址博物馆的体验活动相当于一次记忆植入。他们将在现场的体验中，在多种感官的刺激下，领略工业文化。

当然，无论面对哪一类观众，工业遗址博物馆都应该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真实的场景复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工业遗址博物馆的文化塑造是刻板、静止的。塑造工业遗址博物馆文化的第一步应为对当地文化DNA的分析和解构，剥离出工业文化的表层信息和深层信息，结合现代社会价值观的特质，加以选择和重组，形成符合时代背景的工业历史回顾和工业文化基因刻画，从而形成现代社会与旧时工业文明跨时空对话。

如果说工业遗址博物馆的文化塑造在于“真”，那么工业企业博物馆的文化塑造就在于“幻”上。工业企业博物馆的文化是对当下企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的形象塑造，其塑造的目的在于引领企业或品牌未来的方向。在工业企业博物馆中，“亲历者”只是观众的一小部分，更多的观众是“听说者”，最多的观众是“陌生者”。博物馆需要帮助观众组织故事逻辑，激发参观兴趣，提升娱乐体验。所以，发展体验活动是工业企业博物馆策展的重要方向。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好时巧克力小镇是工业企业博物馆建设可以参考的案例，它仿佛是现实版的“查理的巧克力工厂”。小镇展示区里展示了巧克力制作的全过程，所有设施都张贴着好时巧克力产品形象，小镇的街道也以可可豆产地的名称命名。小镇还打造了一个巧克力主题乐园，提供观影、参观巧克力工厂、制作巧克力等体验服务。企业文化、品牌形象、企业家精神、创新精神等，被“润物细无声”地植入了小镇的陈列展览中。观众在参观工业企业博物馆时所留下的印象和对企业的期待也将成为激励企业发展的动力，最终形成工业企业博物馆文化特质的一部分。

此外，无论是工业遗址博物馆还是工业企业博物馆的展览定位都存在不同的层次。例如，工业企业博物馆的展览定位由低到高存在：(1)初级层次——企业宣传；
(2)中级层次——行业宣传与定位；
(3)高级层次——社会责任与影响。工业企业博物馆的主办者一般为企业自身。企业以赢利为第一目的，宣传自己的业绩和能力、推广自己的产品，扩大企业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动机。当企业及其博物馆发展到较为高级的阶段，他们的眼光将瞄准行业，展现行业的兴衰和未来。文中所提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好时巧克力小镇则是工业博物馆展览定位中级层次的一个典型案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好时巧克力小镇，策展人摒弃了“露骨”的宣传方式，而是用动漫故事包装了巧克力行业的有趣故事，将企业实力、企业形象和企业文化置于行业背景之中，以软性的方式输出。工业企业博物馆的最高层次则是放眼社会，从社会责任、社会影响力的角度去策划展览。2009年恰逢欧莱雅集团百岁诞辰，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欧莱雅集团在中国连续第八年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为此，欧莱雅集团策划了“破解头发的奥秘”科普展览以示庆贺和纪念。“破解头发的奥秘”展览由“从生命到物质”“产品背后的科学”“模拟发廊”“世界之发”四部分组成。展览放眼全球，融入了文化、教育、环保、艺术、科研的概念。“破解头发的奥秘”展览虽由企业推出，却跳出了企业宣传的固有思维，以展现科技成果、社会发展为主题。这样的展览无疑属于工业企业博物馆展览的高阶层次——不着点墨的企业宣传，更凸显了企业的行业地位和社会责任心。

无独有偶，工业遗址博物馆的展览定位也有层次之分，但工业遗址博物馆的层次之分多取决于对展览信息的选择。工业的发展无疑伴随着优胜劣汰，究竟是展示昔日辉煌，还是客观地以时代的眼光审视兴衰成败，亦或是着眼未来回顾历史、总结工业文明，展望发展趋势，是工业遗址博物馆在进行展览文化塑造之前就应明确的定位。

无论是工业遗址博物馆还是工业企业博物馆都记录着特定的历史活动信息，这些信息对于人类了解工业文明的价值、工业技术、工业组织、工业文化等，都是无可替代的宝藏。

其中，工业遗址博物馆的文化塑造应注意：(1)工业遗址博物馆可展示的文化包容度很高，它包含社会组织、经济架构、文艺、环境甚至是与政治之间耦合关系：(2)工业遗址博物馆所展示的文化并非封闭的、静止的文化系统，而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与行业、社区、社会形成多元互构的文化场域：(3)工业遗址博物馆的观众既有“亲历者”，也有“听说者”和“陌生者”。基于以上三点，对工业遗址博物馆进行文化塑造时，首先应梳理工业遗址的文化子系统，分析各文化子系统之间的协作、博弈与更替，再将文化子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关联置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背景中，形成工业遗址文化的隐性逻辑，最终，根据“亲历者”“听说者”“陌生者”不同的观众角色的观展需求，将其文化特质呈现出来。

如果说工业遗址博物馆的文化塑造需要综合考虑并把握社会文化向度、哲学文化向度、经济文化向度、区域文化向度之间的平衡，那么，工业企业博物馆所需要呈现的文化特质则要聚焦得多，它主要侧重经济文化向度和社会文化向度。工业企业博物馆的文化塑造是以企业的经济文化与社会文化为核心点，以点带面，构建工业生产线和产品的物理实体空间和作为企业与社会关系的虚拟空间的故事线，通过“重组”编制企业与行业、社会的发展关系网络，通过“再造”模拟产品的生产过程和环境，通过“赋值”塑造工业企业博物馆的文化空间。

两类博物馆所要呈现的文化均具有物质、精神、制度、哲学内涵，需要从属性、功能、建设目标出发，去分析各自的文化特质，依照“提取—筛选—再现或再造”的过程，将自身与经济社会发展、产业更替结合起来，让各自的文化形象易识别，耐回味，可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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