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与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新使命

李立国，田浩然

(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872)

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的重要战略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方面，高等教育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促进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区域协调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在新发展阶段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着力创造激励共同努力、共同奋斗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逐步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为此，国家层面先后出台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若干意见》等，支持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加快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优化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布局，推进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是我国新时代区域发展的重要方面，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体现，意在通过提升中西部的高等教育水平,提高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能力,以促进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通过解决东中西部的高等教育不平衡和中西部内部的高等教育不均衡来带动解决其他方面的不平衡。

在讨论并试图解决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文献中，主要形成了两种研究进路：一是以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差距为逻辑起点，主要工作包括呈现中西部高等教育与东部之间的指标差距[1][2][3]，并提出强干预[4]、反向歧视[5]、发展重心转移等针对措施，强调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二是以提高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内部造血能力为逻辑起点[6][7][8]，将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差距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的一种客观表现，强调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从“向外向上”到“向内向下”的转向。

解决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的失衡，需要跳出教育看教育，由紧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小逻辑转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发展的大逻辑上来。既不能就教育论教育，也不能就差距找差距。因此，有必要基于共同富裕这样一个新的视野，来讨论如何构建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的新格局，就是要把高等教育发展置于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中，建立起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相互协调的发展格局，建构起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向而行的高等教育体系。

由于历史、经济、环境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国中西部高等教育无论在规模、数量，还是在资源、投入等方面，都与东部地区有着较大差距。事实到底如何？中西部地区与东部相比较，究竟差距在何处？

从高等教育的历史发展看，自清末到民国时期，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很小，当时高等教育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除了武汉、西安、成都等少数大城市之外，其余区域的高等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虽然抗战时期，高校内迁，但是，当时一是高等学校数量少、规模小；
二是在抗战胜利后大部分又迁回到东部沿海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协调全国高等教育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了高校设置调整和区域调整，在中西部布局了大批高等院校，建立了以兰州大学等为代表的重点大学，特别是以交通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校西迁，有力促进了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国家也在大力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在扩大。

差距究竟在哪些方面？从高等学校数量、高等教育规模(每十万人口本专科在校生规模)来看，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并不明显。就普通高校数量看，中部地区的各省普遍都在100所以上，西部地区除了人口很少的西藏、宁夏、青海等，其他省份高校数量都在50所以上，其中，贵州、广西、云南、内蒙古、甘肃等高校数量偏少一些，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广西、贵州、云南等人口较多省份，高校数量偏少一些。东部地区的福建、海南，东北的吉林、黑龙江等高校数量也不足百所。从各省高校布局的数量看，中西部与东部比较，有差距，但是没有明显的差距。从每十万人口本专科在校生规模看，低于2 000人的省份有浙江(1 975人)、内蒙古(1 925人)、云南(1 991人)、青海、新疆、西藏等，高于3 000人的省份有天津、陕西。东部的人口、经济大省广东、山东的十万人口本专科在校生规模都刚超过2 000人，低于中部地区各个省份和西部的重庆、贵州等。从每十万人口本专科在校生规模看，东中西部的差距并不明显。从上述数据比较来看，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高校数量、规模有所差距，但差距不大(见表1)。

表1 全国2020年高校数量及规模的区域布局情况①

从国家重点建设、人才队伍、高校创新能力等维度看，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较大。

中西部高校学科实力弱。中西部布局的优质高等教育学科数量不足，大量中西部高校的学科实力薄弱。教育部2022年公布的“双一流”建设名单显示，东部入选99所，中西部入选49所，“双一流”建设学科主要集中于东部。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东部、中西部的A类学科占比分别为70.72%、29.28%。此外，博士学位授权点也集中分布于东部，东部占到全国博士点总数的63%，为中西部总博士点数的1.62倍(见表2)。

表2 博士授权点地区分布情况

高校科技创新水平区域差距大。以国家科技三大奖为例，2016-2018年，东部高校累计获得三大奖总数约为中部高校的3.6倍，西部高校的4.2倍，2020年依然差距显著，数据见表3。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数据测算，2020年东部高校的校均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数，约为中西部的2.46倍；
校均专利所有权转让及年收入，东部约为中西部的3.09倍。

表3 分地区2020年国家科技三大奖

高校科技创新成果产出的区际差距，背后是科技创新资源的区域分布不均衡。表4显示，东部高校的校均R&D全时人员当量，约为中部的1.95倍，西部的1.82倍；
东部高校的校均R&D经费内部支出，约为中部的2.02倍，西部的2.49倍；
高校的校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固定资产额，中部与西部的水平大致相当，东部为中西部的1.73倍。上述数据表明，在“人、钱、产”三类科技创新资源上，中西部高校都与东部之间整体存在较大的差距。其中，中部高校的校均R&D人员当量既与东部差距较大，也低于西部水平，高校科技人才分布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中部塌陷”现象。

表4 分地区2020年科技创新资源相关指标

中西部高校教师队伍中拥有博士学位的数量不足且比例低。博士学位是高校教师从教的基本要求。2020年东部高校专任教师队伍的博士化率为34.65%，而中部为21.35%，西部为21.73%(见表5)。东部高校的博士学历专任教师总数，大约是中部的3.08倍，是西部的3.17倍。中西部博士学历专任教师的人均在校生数明显高出东部，说明中西部高等教育持续在师资条件相对欠佳的基础上扩张，人才培养质量可能存在隐忧。东部高校的校均博士学历专任教师数，更是相当于一所中部高校与一所西部高校加总的88%。进一步从人才称号上看，2020年东部高校长江、杰青、优青占比超过60%，中西部总计不足40%。

表5 分地区2020年博士学历专任教师的规模及占比

经费投入差距较大且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东中西部普通高校之间存在显著的经费投入差距，加剧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区域布局失衡。分地区看，东部普通高校的生均经费高于西部，西部又高于中部，存在“中部塌陷”现象，且差距并无随时间缩小的趋势(见表6)。从全国高校对外公布的2022年预算总收入看②，教育经费排名全国前40的高校均为教育部或其他部委直属高校，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区域格局极大程度上由部属高校的分布决定。

表6 东中西部普通高校生均总经费③(单位：元)

由于缺少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中西部高等教育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不高，极大限制着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以及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的互促共进。从有关研究结论看，东、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84%、2.38%、2.71%[9]；
研究生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分别为8.7%、5.5%、0.4%，中西部地区明显低于东部地区[10]。中西部高等教育与区域社会经济之间的互促共进水平较低，故多数地方政府缺少振兴区域高等教育的内生动力。我国实行“中央与省级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94%的高校属于省属高校。地方政府是构建高等教育区域发展新格局的“绝对主力”，但当前这一力量仍未被充分调动。

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的确存在不均衡特征，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高校的人才队伍建设、重点学科建设、科研能力、经费投入及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度等方面，在高校布局的数据、规模等方面也有差距，但不是关注的重点和主要方面。

国际普遍经验与证据表明，高等教育是现代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条件。但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区域异质性极强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受人才流动及集聚的规律影响，高等教育不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绝对条件。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受区域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条件，尤其应作为惠及区域人民的生活质量改善并走向共同富裕的发展成果。从大致协调情况来看，可以发现布局失调的问题不仅存在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而且广东、浙江、山东等经济强省的布局也不足。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失调，既限制了经济及高等教育的建设成效由区域人民共享，不利于“分好蛋糕”，也导致高等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未得到充分释放，影响了“做大蛋糕”。

现在的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也存在问题。既有东中西部发展不均衡和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也有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的问题以及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缺乏特色、千篇一律的问题。在共同富裕视野下，构建一个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格局，不是要全国高等教育均衡化发展，也不是让中西部高等教育快速赶上东部，而是要把高等教育置于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中，建立起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相互协调的发展格局，建构起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向而行的高等教育体系，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愿望，共同把高等教育这块“蛋糕”做大做强。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国家政策有必要向中西部高等教育进一步倾斜，推动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

构建一个更有利于共同富裕的高等教育区域发展新格局，需要跳出就教育论教育的理论局限，跳出行政区划为本的视野局限，跳出单纯要求中央政策和发达地区支持的思维局限。为此，至少需要把握三大着力点。

(一)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区域高等教育布局

高等教育是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要从区域发展全局审视高等教育布局，建构起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区域高等教育布局。区域高等教育布局不平衡由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完全消灭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的不平衡，既无效率优势，更无质量的公平，与实现共同富裕背道而驰。区域高等教育布局要从不平衡走向“适度”的平衡，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而不是走向绝对的均衡。要力求适应人口或经济体量的协调分布，而不追求地理意义上的均匀分布。

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具有历史因素和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也具有现实的复杂性。高等教育的非均衡性是常态，高等教育不是基础教育，不可能做到均衡布局和发展。但差距大的布局是有问题的，尤其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的体量及需求后，仍呈现出相对差距过大问题。区域协调发展无须绝对的均衡布局，主要是需建构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布局体系，协调布局通常会表现为适度的均衡布局。

(二)构建与区域特色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内生发展体系

中西部高等教育要走符合自身特点的内生式发展道路，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而不一定照搬发达地区的经验。要重视比较优势的建立与自生能力的生成，而不要追求绝对水平的追赶与战略地位的替代。区域高等教育评价也需要实现从统一化向特色化的转变，将高等教育与所在地区社会经济的适应性作为评价标准，而不应仅关注规模和条件[11]。要通过改革统一化的高等教育评价与管理体制，撬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转向内生模式。要找准内生动力与发展活力的缺口并补齐，探索真正适应区域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要布局与区域人口或经济体量及发展需求相适应的高等教育规模，既要保证人均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资源“富裕”，促进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也要保证绝对意义上的高等教育优势发展、集聚发展，促进发展效率与服务能力的提升。

各个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形势不同，在发展中都要探索符合实际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要积极借鉴吸收东部发达地区的有益经验，但是绝不是照搬东部地区的发展模式。面向区域发展的新要求，要探索中西部高等教育自主发展的本土化路线，摆脱趋同化、模仿型发展路线，探索符合实际的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形成中西部高校内生型发展模式，要立足中西部发展的现实，对接一带一路、边疆建设、东南亚开放、中原崛起、各个主体功能区建设，来设计和谋划高等教育发展。东部高等教育要注重与中西部形成错位格局，尤其是人才战略。要面向拔尖创新领域，面向国际前沿，面向新兴市场，主动融入激烈开放的国际竞争，主动承担区域协同发展与跨区域扶助协作的任务，释放更大的辐射带动作用。

(三)构建与国家战略全局相适应的区域高等教育结构

从全国高等教育发展看待区域高等教育布局，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需要在更大范围考虑增长规模和优化结构体系，在更大范围和全局维度优化资源配置，在更广视野和更广阔领域推进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和历史因素，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一直存在，这不仅限制中西部发展，也制约全国整体发展。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实施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高质量现代化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把东中西部高等教育协调发展放在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格局中加以考量。

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必然处于非均衡的发展状态，大国更是如此。美国高等教育资源集中于东北部和西海岸，日本则集中于东京神户一带。通过数据比较和研究发现，中国的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的均衡化程度高于美国，博士生教育的集聚程度高于美国，硕士生教育的集聚程度则没有明显区别。这体现了中国、美国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的集聚程度呈现不同特点，体现了中美两国不同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发展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本科、专科布点的集聚程度并没有高于美国，即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布局的不均衡程度低于美国。考虑自然条件、经济水平、人口规模等的差异以及国家战略全局对于区域的不同定位及要求，中西部高等教育未必要达到与东部相同的发展水平，但也要面向现代化，充分考虑未来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集聚态势，科学预判发展动态。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重点不在于规模扩张，而在于结构调整与质量提升，即注重区域高校学科专业布局的调整、人才培养能力的提升，同时要增加对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增加人才政策的支持力度，增强学科建设尤其是博士点建设的支持力度，从而整体增强中西部高等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增强服务于国家战略全局的能力，在民族团结、边疆稳定与文化融合等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促进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区域协调发展，解决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的失衡问题，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依靠“迁校”等手段解决问题，而要依靠政策、财政、法律等手段，依靠高校面向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办出特色，办出水平，依靠高校走具有自身特点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探索自主发展模式，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加快发展，尽快缩小区域相对差距，实现全国高等教育的平衡发展。当然，平衡不等于均衡。区域高等教育平衡发展不是全国高校要像义务教育那样均衡布局，而是要高等教育的布局及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区域具体实际相结合，与国家发展战略相一致，从“失调、失衡”向“协调、平衡”迈进。

现阶段促进平衡发展的重点不在于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与数量增长，而在于结构调整与质量提升，需站在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把高等教育置于总体发展格局中，推动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相向而行的持续协调发展。

(一)充分发挥政府功能

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的失衡格局，一方面受区域发展的历史积淀及其循环累积过程的塑造，另一方面由建国七十多年以来的系列政策行动、财政行动和高层次人才培养行动等的实施加重[12]。国家及政府是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的决定性力量。从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失衡的成因、共同富裕的目标和手段的有效性等多个方面来看，政府须在促进区域高等教育的平衡发展中充分发挥其功能。

中央政府要构建系统的政策支持体系。中央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处于枢纽性地位，首先应当扫除发展障碍，释放地方和社会的发展动能，为各地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同时对发展中的不协调进行精准的制度纠偏[13]。

第一，中央政府要加大对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国家部委直属高校代表了国家力量，此类高校的办学理念和规制系统对所在区域高校能够产生较强的弥漫性和扩张性示范作用，带动高等教育水平整体提升[1]。大部分省份有教育部或其他部委的直属高校，但是部分省份特别是河南、山西、江西、河北、广西、云南等人口大省，没有央属高校，建议可以考虑在这些人口大省至少设立一所央属高校。同时，深化教育财政体制改革，强化中央财政的平衡性功能，加大并增列具有倾斜性、补偿性及引导性的专项转移支付，加大对薄弱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

第二，在中央的领导及统筹下，健全“全国一盘棋”的高等教育区域协同发展模式。健全区域高等教育合作机制，鼓励和支持各地开展多形式的区域高等教育协作、招生及院校合作，形成以东带西、东中西共同发展的格局。健全区域高等教育互助机制，发达地区要采取对口支援、高校招生指标倾斜、教师挂职等方式帮扶欠发达地区。健全区域教育扶持机制，按照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加大国家对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区域合作互助、区际利益补偿等机制，更好地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部和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协同发展。

地方政府要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积极谋划当地高等教育发展。一是切实提高地方领导干部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视。在设计科学合理的指标基础上，将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列为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及晋升评价的实际依据。二是深化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融合，支持及引导地方高校贴合地区需求进行建设。引导地方高等教育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加强对未来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动、人才需求的系统分析，特别要面向本区域的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的需求进行发展。地方政府之间加强区域协作，统筹规划，破除行政壁垒，根据地方经济社会的不同发展特点，探索从省域到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转变，实现区域联盟发展。

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管理体制[14]。理顺中央与地方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关系，优化各自的定位与职能，进一步调动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首先，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合理配置中央财力，释放地方效率优势。中央政府的教育投资应向“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转变[15]，着力将高等教育区域布局调整与共同富裕目标有效衔接。提高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经费中地方政府投资的占比，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经费中中央政府投资的占比。其次，中央财政应加强对于中西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动力支持，弥补地区由于人才外流引致的内在发展动能损失，助力打破经济欠发达地区内生出的“人才培养-流失-再培养-再流失”的恶性循环，地方政府及高校应更加注重提升区域高等教育的质量，主要承担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功能与责任[16]。

(二)构建与区域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系

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有不同的高等教育发展与人才需求。从有关数据来看，2018年，GDP排在前20位的城市(以下简称为“头部城市”)主要是在东部地区，其GDP总量占全国总量的34.7%；
从创新资源来看，我国专利授权总量为245万项，头部城市的专利授权总量为114万项，占全国总量的46.4%[17]。2021年，全国42个重点城市GDP总量为52.62万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46%；
其中，上海、深圳、重庆、苏州、广州、北京、宁波、佛山、无锡、泉州的第二产业产值位列全国前10名。这些头部城市的“专精特新”企业占比也位于全国前列，他们发展需要的人才更多是高科技、高技术、高层次的创新型、创造型人才。部分头部城市通过“腾笼换鸟”把一些较为低端的制造业转移到了中西部地区，这些制造业更加需要的是岗位型、技能型人才。与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中西部高等教育在重视普通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应该更加重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重视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建设，以培养与地方产业结构相适应的、留得住、用得上的各类人才。

(三)增强自我“造血”功能，强化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

高等学校要遵循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规律，主动进入到区域经济产业链中，根据不同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征完善高等教育的办学形式和机构类型，以区域战略性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集群打造优势学科集群，将自身体系及人才培养结构与经济产业结构契合，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首先，中西部高校要积极探索自主发展模式，融入当地社会经济需求，着力提升支撑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高校应建立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类型和产学研协同模式的调整机制；
应根据办学定位和社会需求，制定学科专业建设与调整规划，避免学科专业设置的盲目性和“碎片化”；
应根据区域发展需要，自主设置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改善民生急需的相关学科专业，自主设置学科交叉融合有利于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相关学科专业。

其次，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要借鉴吸收东部发达地区的有益经验，但绝不是照搬东部地区的发展模式。应面向区域发展的新要求，探索中西部高等教育自主发展的本土化路线，摆脱趋同化、模仿型的发展路线，探索符合实际的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中西部地区高校应切实将发展路径从“外输依赖、向外向上”转变为“内部造血、向内向下”，形成中西部高校内生型发展模式。在优势办学的基础之上，应依托区域优势禀赋，如自然环境、文化古迹、战略分工等，相应调整办学模式及结构，制定适宜本地高校重点发展的大类学科范畴或大类专业明细，提升专业人才培养适应产业动态的灵活性。

(四)加强高校教师与人才队伍建设

教师队伍是高校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只有具备一支质优量足、结构合理、流动有序的师资队伍，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是要加大中西部人才政策精准支持力度。国家重大人才项目要向中西部倾斜，单列人才项目指标，项目申报评审设置更有针对性的指向条件。支持成立不同层次的高校人才联盟，发挥行业自律作用。二是要设立中西部高校教师人事管理体制改革试验区。建议增加中西部高校人员编制总量，或者在编制数量不能突破的情况下，实施人才总量管理；
博士毕业生入职中西部高校，不受编制限制；
对人才引进实施特殊的社保政策，不受编制限制。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从改革人员编制、岗位设置、工资总额管理开始，改“审批”为“监管”，使高校真正具备用人自主权[18]。三是加快形成中西部高端人才聚集的“生态圈”。以西安、成都、重庆、武汉、郑州等城市为战略支点，积极发挥中心城市的人才聚集与辐射作用，依托高水平高校和优质国家资源，重点打造大项目、大团队和大平台，产生“以才聚才”的强磁场效应。四是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格局以及人才战略应与高等教育振兴的步调同频共振[19]。加强本土人才培养，鼓励新增博士点向中西部倾斜，扩大中西部高校博士生培养规模，新增招生计划重点向紧缺人才倾斜。将留住高校毕业生作为重要的人才战略选项，围绕高等教育资源培育吸引人才“扎根”，而东部吸引人才则主要面向海外拔尖人才，这样就与中西部形成了错位格局。

注释：

① 本文的地域划分如下：东部地区是指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辽宁、吉林和黑龙江13省(市)；
中部地区是指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省；
西部地区是指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12省(市、自治区)。

② 根据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公办本科高校目前已正式对外公布的2022年预算经费整理排名，为不完全统计，部分高校为教育厅数据。

③ 普通高校生均总经费=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收入/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专、本、硕、博)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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